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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5名成员之一。
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激励的陈公培赴北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当年秋，他进入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这是一所专门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在这里陈公培有幸结识了赵世炎、鲁易等先进青年，还与李大钊、吴玉章等革命前辈有了联系。
1919年12月，由王光祈发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支持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大批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响应，陈公培与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很快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该组设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4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费用，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团员们一边坚持读书，或是在北京大学等校选修课程，一边坚持劳动。然而，由于团内每个人对工读互助社会的理解不同，很快引发了冲突，后又产生了经济危机，该团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
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为了留法勤工俭学，陈公培很快到了上海，并与先期抵达上海的俞秀松、施存统等先进分子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维经斯基等人也正好由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在星期评论社、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多次举行座谈，与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陈公培在不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实践活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6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商讨建党事宜，起草了党的纲领，确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据俄罗斯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1956年12月，陈公培撰写《关于上海建党和旅欧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对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勤工俭学进行了回顾，大致内容如下：1920年春，施存统去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里。不久，我因想到法国去，也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在上海。孙中山先生当时也在上海。星期评论社里，有沈玄庐、李汉俊等。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他大概找孙中山先生谈过话。我在这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过他。他和我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有他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戴季陶、沈玄庐、陈独秀、徐谦（徐是临时碰上的）和我。他和我们谈苏俄的情况（那时我们很想知道苏俄的情况，极想和苏俄取得联系）。此后，我们在陈独秀家里（《新青年》编辑部）又座谈过一次，那次共有10个人参加，除陈独秀外，有沈玄庐、刘大白（后来反动）、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议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当晚，施存统去日本（不是会上决定他去的，他是因肺病到日本去疗养），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存统介绍给日本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施存统在日本做过些串联工作，李达、周佛海当时都在日本。我不久去法国，法国后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有很多好同志……
陈公培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还是抓紧一切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我们应当作什么工？》《欲望与道德》等文章和数首赞美劳动人民的詩歌，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文中，他鲜明地指出当前社会是被少数资本家寄生虫所垄断，资本家掠夺被雇用人的剩余价值，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
（作者系陈公培外甥女）
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激励的陈公培赴北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当年秋，他进入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这是一所专门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在这里陈公培有幸结识了赵世炎、鲁易等先进青年，还与李大钊、吴玉章等革命前辈有了联系。
1919年12月，由王光祈发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支持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大批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响应，陈公培与何孟雄、俞秀松、施存统等很快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该组设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4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费用，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团员们一边坚持读书，或是在北京大学等校选修课程，一边坚持劳动。然而，由于团内每个人对工读互助社会的理解不同，很快引发了冲突，后又产生了经济危机，该团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
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为了留法勤工俭学，陈公培很快到了上海，并与先期抵达上海的俞秀松、施存统等先进分子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维经斯基等人也正好由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在星期评论社、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多次举行座谈，与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陈公培在不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实践活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6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商讨建党事宜，起草了党的纲领，确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据俄罗斯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1956年12月，陈公培撰写《关于上海建党和旅欧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对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勤工俭学进行了回顾，大致内容如下：1920年春，施存统去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里。不久，我因想到法国去，也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在上海。孙中山先生当时也在上海。星期评论社里，有沈玄庐、李汉俊等。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他大概找孙中山先生谈过话。我在这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过他。他和我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有他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戴季陶、沈玄庐、陈独秀、徐谦（徐是临时碰上的）和我。他和我们谈苏俄的情况（那时我们很想知道苏俄的情况，极想和苏俄取得联系）。此后，我们在陈独秀家里（《新青年》编辑部）又座谈过一次，那次共有10个人参加，除陈独秀外，有沈玄庐、刘大白（后来反动）、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议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当晚，施存统去日本（不是会上决定他去的，他是因肺病到日本去疗养），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存统介绍给日本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施存统在日本做过些串联工作，李达、周佛海当时都在日本。我不久去法国，法国后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有很多好同志……
陈公培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还是抓紧一切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我们应当作什么工？》《欲望与道德》等文章和数首赞美劳动人民的詩歌，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文中，他鲜明地指出当前社会是被少数资本家寄生虫所垄断，资本家掠夺被雇用人的剩余价值，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
（作者系陈公培外甥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