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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和青稞、酥油一样承载藏文化传统的物质材料之一，
在藏族生活与文化中，白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自白银成为贵重金属以来，
在人类生活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藏族也不例外。
什么是藏银
无论是在内地，还是拉萨八廓街，贩卖藏饰的人都会说，眼前漂亮但略显粗糙的白色金属制品是“藏银”制作的。很多游客也相信“藏银”这一说法，并为拥有这样的饰品感到高兴。但是，也有很多游客反复询问，到底什么是“藏银”？藏银和银子又有何区别？而这些大规模流通的白色金属藏饰品，到底是不是银子做的？
我们首先访问了位于八廓南街的一家古董店，店主旺堆是熟人，他告诉我们这些白色金属制品“很多不是银子的，‘藏银’是银，但有很多是仿冒的，是白铜。”我们在拉萨古建队也得到了相近的回答，古建队“金银铜匠组作坊”的雕刻手与银匠师傅也告诉我们，很多所谓的藏银不过是白铜，“如果是银子，怎么能卖到那么低廉的价格！”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市面上和小商贩那里买到的“藏银”饰品，很多并非银子制作，而是白铜掺以其他金属打造而成，其中不含任何银的成分，只是一种廉价的旅游工艺品。
但“藏银”一词也绝非如此简单。除了旅游产品开发商巧妙地借用了这个词而外，“藏银”却的的确确存在。在收藏界与学术研究刊物上，我们经常看到“藏银”一词，尤其是在研究清代货币的学术文章或专著中。换而言之，藏银不但存在，而且它一直就是在西藏被用于钱币与工艺品铸造的白银的简称，并且在藏族的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自白银成为贵重金属以来，它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藏民族也不例外。据王海燕先生的著作《西藏货币史》所述，在经济领域，西藏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制造银币的地区，这一话题也逐渐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热点。
藏银仍在继续流通
这里所说的“流通”，并非以货币形式，而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运用。与内地稍有不同，藏族是一个十分喜爱白银的民族。当然如果问普通藏族百姓，喜欢黄金还是白银，回答肯定会是黄金。但白银的流通却比黄金更为广泛一些，普通家庭就有购买白银的能力，家中使用银器也为家庭增色，所以在黄金和白铜之间，选择了白银。这也是古建队的工匠们为我们道出的一个理由。白银在西藏的日常运用是多方面的，小到耳环、汤匙、银筷、木碗包银、酥油茶杯、过年过节用的酒桶，大到几米高的佛像，都使用白银。
在拉鲁湿地一户藏民家里，当我们去做客时，热情好客的主人会请我们品尝家里自产的新鲜酸奶。为我们倒酸奶的碗就包着银子。家里的橱窗里，也陈列着一套豪华的银器，这是过年时候使用的，遇到盛大的节日也会取出来用。吃肉的时候，用来割肉的刀十分漂亮，手柄和刀鞘也用白银镶嵌饰纹。家里有一匹赛马，马脖子的环佩装饰着白银和绿松石。主人的媳妇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名叫央宗卓玛，当她母亲用氆氇背起她的时候，我们看到她胸前的银饰，孩子的母亲说这也是纯银打制的。家里佛龛上摆设的佛像除了镀银之外，也有的是纯银制成。这样的景况在西藏随处可见，如同一幅值得深入探讨的人类学图景。问题是，藏银的年使用量到底有多大？原银又来自哪里？于是我们不得不再去三个地方：拉萨古建队、太阳岛大理银匠商铺与作坊区、日喀则――全西藏最有名的出银匠的地方。
世代银匠
在古建队，为我们作介绍的便是两名来自日喀则的银匠，其中一个祖籍在日喀则，到父亲这一代迁居拉萨。他们的家族，都世代从事银匠行业。拥有这样一门手艺，不仅需要长期刻苦训练，也有不传之秘的家族技法，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声誉和客户源。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上的开放和大理银匠的大批量涌入，单独的作坊开始崩散，工匠们开始了联合作业。一间作坊里，七八个匠人正在同时打造器具，金属碰撞出的火花和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其中不仅有雕刻师，还有金匠、银匠、铜匠以及铁器浇铸师。“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来自日喀则的首席银匠扎西说。现在，他们不仅在同一个屋子里工作，而且银匠也不单单只是制作银器了，还参与制作金器铜器，“总之，能做的都做”，扎西说。由于在一起相互交流，彼此技艺也得到了提高。
对于继承祖业的扎西来说，这一行业并不是他的最初选择。曾经在学徒时期，他干了几年便放弃了，同朋友去外地打工，但由于在打工期间所做的事与自己的专长不靠边，所以也没有挣到钱。于是，又回过头来重操旧业。此后再经过几年刻苦的训练，从练习素描，再到浅浮雕、镂刻和浇铸，迄今扎西几乎熟悉了这个行业的所有技法。现在，他已经成为这里最好的银匠之一。他觉得，自己没有辱没自己父辈的名声。扎西的祖父，是业内名望赫赫的工艺设计师。这种心路历程使他变得更加热爱自己的职业，他已经意识和理解到：“所有这些工艺作品，都是藏文化传统里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精美的那部分。”
古建队目前主要承接宗教制品如佛像的铸造、雕刻等。当我们进入古建队时，正遇上他们眼下正在进行的工程：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的金顶从布达拉宫拆卸下来，放在库房里，准备重新镀上金银。镀金作品必须要先镀银，然后再镀金，但是，“这里需要区分一下，镀银用的是水银，即汞，外加硝酸。”扎西说。通常，这些东西扎西在藏药店就可以买到。对于纯银，他们则从银商那里购买，这些银商来自云南、北京以及青海等地。
古建队的银匠们向我们坦承：“我们同太阳岛大理银匠接触较少，这里面的确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不过，西藏本地银匠接的都是大宗活，而太阳岛大理银匠接下的都是小件，基本上平分了生意。不仅仅只在太阳岛，大理银匠也分布到了全藏各个地区，以拉萨太阳岛为总的大后方。对银器大规模的使用，从事制作和销售白银工艺品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事情。在过去，只有贵族才更多的使用得上银器。对于旧银品质好坏的看法，也各说不一，有的银匠说旧银好塑造，因为比较纯。也有人说新银更好使用。
大理银匠族群
太阳岛金融大道的东侧一片密集的平房是金属加工区，而大理银匠占据了这里的绝大部分店面。这里几经变化，只有大理银匠们的商铺全部还在营业。在“彩云银饰”的门面前，一位银匠正坐在马凳上专注地打制银器，旁边有一个高大的炉子，一把铁钳放在地上。他没有与我们交谈，这时老银匠洪金树笑嘻嘻地从外面进来，与我们高兴地交谈。我们得知门口工作的人是他的女婿。洪金树的女儿也在附近经营着一间自己的银器铺子。洪金树的弟弟洪金峰，则在日喀则经营自己的银器作坊。
洪金树是一位典型的白族银匠，也是世代祖传。当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到西藏来，他说：“凡是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就有需要银匠的地方。我自己是白族，我当然知道啦。像广西啊，贵州啊，这些地方都需要银匠。”他一边说，一边豪爽地大笑。洪金树来拉萨已经二十年，一直做银匠。他为自己是银匠感到十分自豪。首先，他认为这是祖传的技艺，自己得以继承，而自己的弟弟、儿子女儿女婿也都是银匠，他们的家庭仍然是银匠之家；其次，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件重活，“敲敲打打就可以了”，他说，另外重要的原因还是银匠是一件“无本万利的行业”，他说，“不会亏本的。”
为什么“不会亏本”，对此我们十分好奇。洪金树说：“因为我们卖的是手艺嘛。”而白银原料有时是他们自己向银商购买，也有时是雇主自己拿旧的银制品来，以旧换新。刚说到这里，正好有一位外地来的藏族老阿妈进门，拿着一只袋子打开给洪金树看，里面是一件马鞍上的饰物，镶有一块很大的包银，还有一只旧的银碗。一番交涉后的结果是，老阿妈要用鞍子上的银饰换些新的银具，而那个碗要换一个新的银酥油茶杯子，因为她要在雪顿节瞻佛时，去哲蚌寺作供奉。
有时顾客不愿意以旧换新，洪金树就收购他们带来的旧银。价钱则根据银色而定，不同的银色有不同的价格。“西藏有很多旧银，那些古银钱币、碎银、还有一些饰品等等”，洪金树说。它们的成色也不一样。“如果顾客不相信我们的判断”，洪金树说，“我就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在炉子上化给他们看，化完之后再秤量。这是实实在在的，做不了假的。”
说完他回屋把他那头盔一样的坩锅拎出来，放进门口那个高炉里面，生起火，拉开风箱。洪金树兴致勃勃地，把熔化银子的过程简单演示给我们看。
对于白银的成色洪金树凭借自己多年经验，认为越好的白银手感越软。在他的印象中，尽管碰到过的好银有很多，比如香港的、瑞士的，他都在拉萨碰到过。但尤其对瑞士白银印象深刻。“我从上海的银交所购买白银，需要多少，他们给我发多少货过来。”然后，他掏出手机，说，“他们每天都会给我发来银价信息，白银的价钱跟股票是一样的，每分钟都在变。这段时间银价在下跌，和股票一样。”
洪金树引以骄傲的一件事情是，电视剧《茶马古道》里银器道具——服饰、餐具、藏刀、马具银饰、头饰等，绝大部分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在他这里订做的。由于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大理白族银匠们的名气也跟着水涨船高。洪金树的店铺虽然不算大，但是满屋子整整齐齐地都摆满了闪亮的银器。在太阳岛，这样的店铺不在少数。尽管不一定都是来自大理，但拉萨人都统称他们为大理银匠。银匠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片区，偶尔也夹杂有一两家青海藏族银匠的店铺——这些青海藏族银匠同古建队一样，也只接纳大宗的佛教造像。
当我们问到一个看来是敏感的问题，即大理银匠与拉萨本地银匠之间的竞争关系时，洪金树说：“啊呀，藏族银匠里面可是有很多厉害的高手！他们也是从小就开始干这个的，他们做得好的东西，我们还赶不上。”这话里面有一种对同行的真诚尊敬和赞美。洪金树的拉萨朋友中就有不少藏族银匠，“我常去拜访他们。刚开始不熟，不让进屋（工作作坊），后来熟悉了就成了好朋友，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们来我这里也是一样。”
藏银并非产自藏区，除了旧银，大部分是内地输送过来的，也有的来自尼泊尔。西藏产银吗？从走访中，我们始终感觉到，日喀则是银匠们共同“敬畏”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那里银匠众多、高手众多，还拥有全西藏最著名的传统金银制作民间组织――“扎西吉彩”；并且，人们说那里有自己的银源。但不论是古建队的师傅们还是大理银匠，他们对日喀则是否产银，都很难说得清楚，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就来自日喀则。
在日喀则
拉萨到日喀则之间270公里的路程，因为限速，高速大巴需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扎西吉彩”，现在有另一个名字是“日喀则金银铜器厂”，是日喀则闻名中外的金银铜器加工厂，当记者找到时，觉得其所在地略显冷僻。九月中旬，已是收青稞的季节，厂里的大多数工匠都回家抢收去了。厂里只留有四个人，厂长，出售与管理银器和库房的管理员，以及两名日喀则市里的银匠：一老一少。
“扎西吉彩”是日喀则最古老的金银铜器加工制作的民间组织。“乾隆时候就有了”，厂长告诉记者。厂长本人也是银匠出身。“扎西吉彩”的旧址已经成为公路，现在的厂址是新搬迁过来的，一片平房，金、银、铜作坊划分清晰。在厂长引荐下，记者认识了厂里年纪最老的银匠，也叫扎西，和太阳岛大理老银匠洪金树一般年纪，留着一部胡子，穿一件休闲西装，进入作坊后便换了工作服，并且很配合地接受记者的拍摄。在老扎西那间低矮的作坊里，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照着他的炉子，他一边工作，一边为客人展示他那个黝黑的工具箱（旁边则堆放着不少啤酒瓶），一一介绍工具的名称和用途，有刻纹路用的、有塑形用的、以及各种各样古怪的锤子，就像介绍自己的老伙计。这些东西记者在拉萨古建队时也看到过一些，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仔细的看过。
老扎西的炉子上有一只小坩锅，像一个黑乎乎的小茶杯。这是老扎西自己制作的，也是银厂特制的一种坩锅，他们叫它“罗锅”。为了让记者相信他的说法，老扎西从外面来拿进来一个坩锅土坯，土坯刚做好，现在正置于太阳下暴晒。老扎西说，材料很简单，是产自本地的一种叫“亚里”的暗红色黏土，以及一种叫“格亚”的藏青色石头，石头要碾碎成粉末，与黏土粉末掺水混合，做成杯状，放在太阳下晒干水分，再高温烧制就成了。这种坩锅很好用，“也不吃银”，老扎西说。随即他带记者去库房看“亚里”和“格亚”这两种材料，装了好几麻袋。关于坩锅吃银的问题，据拉萨太阳岛的老银匠洪金树说，铁坩锅比较吃银，除非不得已不用铁锅，他认为混合钢坩锅、以及尼泊尔生产的一种石棉坩锅都好，一点也不吃银。也许，他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坩锅也不吃银。
关于银源，老扎西尽管一面说“这是厂长管的事情”，一面告诉记者，日喀则目前不产银。银子都是外面买回来的。厂长的回答也同老扎西一样，这令记者稍微感到有些失望，这之前，记者想象着能看到日喀则原产的白银。厂长打开柜子，搬出一块银子，其几十斤重的分量使记者觉得，这是这辈子看到过的最大的白银。这块银子是厂长在拉萨买的，并且，厂里的银子也都是从拉萨购买。当记者问及拉萨银商的白银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是内地。”傍晚，扎西老银匠带领我去造访当地年岁最高的银匠，但是不巧的是老人不在家，去拉萨过雪顿节去了。而他本人不使用手机，最终无法取得联系。
回到拉萨之后，记者采访了拥有四个金矿的矿商扎西次仁，他说：“银矿是混合型矿，没有单独开采的。现在国家管制，民间不可能独自开采银矿。”因为这两个因素，记者对寻找银矿开采地的计划似乎得暂时放弃了。而历史上西藏本地是否有过自己的银矿开采，也不再作为本文追索的方向。而“藏银”这种称呼，是在研究“宝藏银币”时开始的现代称呼，主要文献是王海燕先生的《西藏货币史》与曹刚先生的《中国西藏地方货币》两本专著。
作为白银铸造的货币，乾隆宝藏银币是中国境内最早流通的正式银币，它最早也在西藏实现流通。
藏银的另一副面孔：宝藏银币
在布达拉宫下，雪城东南角，有一幢不算太大的两层藏式建筑，建筑面积670平米，这就是曾经的旧西藏宝藏局——雪造币厂。当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聚集在此的人们迁移到了现在的雪新村，而坐落在雪城中的这座往日的雪造币厂，也显得更加孤寂了。现在它已经成为展现西藏货币制造史的博物展览馆，这里不但展示了宝藏银币的铸造流程，还让我们看到以它为线索的历史。18世纪末，为抵制英、印、尼泊尔等国外币入侵，清朝中央政府下令在西藏设立宝藏局，下设雪造币厂。当时的情况较为复杂，英国欲侵入西藏，但被乾隆派出的大将军福康安逐出边界。而后，不甘失败的英国利用被其掌控的印度、尼泊尔银币大肆侵入藏区，企图破坏西藏金融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在西藏成立宝藏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宝藏局开始铸造出第一批宝藏银币，即乾隆宝藏银币。该银币的铸造发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境内最早流通的属于本国制造的正式银币，接下来的嘉庆宝藏银币、道光宝藏银币、直到宣统宝藏银币的官币都是依此惯例而颁行，前后流通有一百多年。钱币收藏界称此为宝藏币。宝藏币使用库平银制，这种制度对以后的西藏货币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长达二百多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西藏地方铸造银币横制和平色虽为中央库平，但不一定和中央完全一致。《有泰驻藏日记》（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即1907年3月29日）记载:“番银四两合内地银二两四钱”。据此，藏银每两只合内地银约6钱。
早期宝藏银币的形态，保持了中国古代铜钱外圆内方的样式，但方孔已经明显缩小。银币正反两面，汉藏两种文字合铸，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藏文。到鸦片战争前后，宝藏币的形态发生了一些改变。清朝政府为驱逐英国印度的卢比，改革了乾隆以来的宝藏银币，铸行了一种新银币，该银币主要针对泛滥成灾的卢比，所以在形态上恰似卢比，无论是图案――光绪皇帝的侧面头像，大小、轻重都与卢比近似，纯白银制造，有大中小三种，这种银币称之为“藏元”，实际上是在成都铸造、而广泛流通于西藏的一种银币。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宝藏银币铸行，这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批宝藏银币，银币背面中心的位置铸上了龙的图案，这时的银币形态与全国流通的银币已经大致相似了。
在宝藏银币的制作方法上，雪造币厂采用的是锤击钱模冲压的方式。整个工序大致如下：铸币师先在炉子上将银子熔化，然后将银水倒入模型盒子当中，得到银薄片。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把银薄片放在铁砧上，一人手护钱模，一人举锤击打钱模，在银薄片上打击冲压出银币的正面和反面。一块薄片上可以击打冲压出多块银币坯子。工匠再进行剪切、修边、打磨。这样就算完成了一枚银币的制造。但是还有一道关卡，因为这是货币，其成色与横制必须符合规定。所以，制造出来的银币必须过秤。只有过完秤的银币才能装箱，入市流通。
具体的历史过程比这要复杂得多。宝藏银币的设计与铸造，体现了藏族人民在这方面具有的开拓精神，表现出藏族人民的智慧。它也一度成为驱逐和抵制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功勋卓越的功臣。这就是白银，西藏的白银。
在藏族生活与文化中，白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自白银成为贵重金属以来，
在人类生活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藏族也不例外。
什么是藏银
无论是在内地，还是拉萨八廓街，贩卖藏饰的人都会说，眼前漂亮但略显粗糙的白色金属制品是“藏银”制作的。很多游客也相信“藏银”这一说法，并为拥有这样的饰品感到高兴。但是，也有很多游客反复询问，到底什么是“藏银”？藏银和银子又有何区别？而这些大规模流通的白色金属藏饰品，到底是不是银子做的？
我们首先访问了位于八廓南街的一家古董店，店主旺堆是熟人，他告诉我们这些白色金属制品“很多不是银子的，‘藏银’是银，但有很多是仿冒的，是白铜。”我们在拉萨古建队也得到了相近的回答，古建队“金银铜匠组作坊”的雕刻手与银匠师傅也告诉我们，很多所谓的藏银不过是白铜，“如果是银子，怎么能卖到那么低廉的价格！”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市面上和小商贩那里买到的“藏银”饰品，很多并非银子制作，而是白铜掺以其他金属打造而成，其中不含任何银的成分，只是一种廉价的旅游工艺品。
但“藏银”一词也绝非如此简单。除了旅游产品开发商巧妙地借用了这个词而外，“藏银”却的的确确存在。在收藏界与学术研究刊物上，我们经常看到“藏银”一词，尤其是在研究清代货币的学术文章或专著中。换而言之，藏银不但存在，而且它一直就是在西藏被用于钱币与工艺品铸造的白银的简称，并且在藏族的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自白银成为贵重金属以来，它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藏民族也不例外。据王海燕先生的著作《西藏货币史》所述，在经济领域，西藏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制造银币的地区，这一话题也逐渐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热点。
藏银仍在继续流通
这里所说的“流通”，并非以货币形式，而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运用。与内地稍有不同，藏族是一个十分喜爱白银的民族。当然如果问普通藏族百姓，喜欢黄金还是白银，回答肯定会是黄金。但白银的流通却比黄金更为广泛一些，普通家庭就有购买白银的能力，家中使用银器也为家庭增色，所以在黄金和白铜之间，选择了白银。这也是古建队的工匠们为我们道出的一个理由。白银在西藏的日常运用是多方面的，小到耳环、汤匙、银筷、木碗包银、酥油茶杯、过年过节用的酒桶，大到几米高的佛像，都使用白银。
在拉鲁湿地一户藏民家里，当我们去做客时，热情好客的主人会请我们品尝家里自产的新鲜酸奶。为我们倒酸奶的碗就包着银子。家里的橱窗里，也陈列着一套豪华的银器，这是过年时候使用的，遇到盛大的节日也会取出来用。吃肉的时候，用来割肉的刀十分漂亮，手柄和刀鞘也用白银镶嵌饰纹。家里有一匹赛马，马脖子的环佩装饰着白银和绿松石。主人的媳妇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名叫央宗卓玛，当她母亲用氆氇背起她的时候，我们看到她胸前的银饰，孩子的母亲说这也是纯银打制的。家里佛龛上摆设的佛像除了镀银之外，也有的是纯银制成。这样的景况在西藏随处可见，如同一幅值得深入探讨的人类学图景。问题是，藏银的年使用量到底有多大？原银又来自哪里？于是我们不得不再去三个地方：拉萨古建队、太阳岛大理银匠商铺与作坊区、日喀则――全西藏最有名的出银匠的地方。
世代银匠
在古建队，为我们作介绍的便是两名来自日喀则的银匠，其中一个祖籍在日喀则，到父亲这一代迁居拉萨。他们的家族，都世代从事银匠行业。拥有这样一门手艺，不仅需要长期刻苦训练，也有不传之秘的家族技法，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声誉和客户源。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上的开放和大理银匠的大批量涌入，单独的作坊开始崩散，工匠们开始了联合作业。一间作坊里，七八个匠人正在同时打造器具，金属碰撞出的火花和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其中不仅有雕刻师，还有金匠、银匠、铜匠以及铁器浇铸师。“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来自日喀则的首席银匠扎西说。现在，他们不仅在同一个屋子里工作，而且银匠也不单单只是制作银器了，还参与制作金器铜器，“总之，能做的都做”，扎西说。由于在一起相互交流，彼此技艺也得到了提高。
对于继承祖业的扎西来说，这一行业并不是他的最初选择。曾经在学徒时期，他干了几年便放弃了，同朋友去外地打工，但由于在打工期间所做的事与自己的专长不靠边，所以也没有挣到钱。于是，又回过头来重操旧业。此后再经过几年刻苦的训练，从练习素描，再到浅浮雕、镂刻和浇铸，迄今扎西几乎熟悉了这个行业的所有技法。现在，他已经成为这里最好的银匠之一。他觉得，自己没有辱没自己父辈的名声。扎西的祖父，是业内名望赫赫的工艺设计师。这种心路历程使他变得更加热爱自己的职业，他已经意识和理解到：“所有这些工艺作品，都是藏文化传统里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精美的那部分。”
古建队目前主要承接宗教制品如佛像的铸造、雕刻等。当我们进入古建队时，正遇上他们眼下正在进行的工程：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的金顶从布达拉宫拆卸下来，放在库房里，准备重新镀上金银。镀金作品必须要先镀银，然后再镀金，但是，“这里需要区分一下，镀银用的是水银，即汞，外加硝酸。”扎西说。通常，这些东西扎西在藏药店就可以买到。对于纯银，他们则从银商那里购买，这些银商来自云南、北京以及青海等地。
古建队的银匠们向我们坦承：“我们同太阳岛大理银匠接触较少，这里面的确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不过，西藏本地银匠接的都是大宗活，而太阳岛大理银匠接下的都是小件，基本上平分了生意。不仅仅只在太阳岛，大理银匠也分布到了全藏各个地区，以拉萨太阳岛为总的大后方。对银器大规模的使用，从事制作和销售白银工艺品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事情。在过去，只有贵族才更多的使用得上银器。对于旧银品质好坏的看法，也各说不一，有的银匠说旧银好塑造，因为比较纯。也有人说新银更好使用。
大理银匠族群
太阳岛金融大道的东侧一片密集的平房是金属加工区，而大理银匠占据了这里的绝大部分店面。这里几经变化，只有大理银匠们的商铺全部还在营业。在“彩云银饰”的门面前，一位银匠正坐在马凳上专注地打制银器，旁边有一个高大的炉子，一把铁钳放在地上。他没有与我们交谈，这时老银匠洪金树笑嘻嘻地从外面进来，与我们高兴地交谈。我们得知门口工作的人是他的女婿。洪金树的女儿也在附近经营着一间自己的银器铺子。洪金树的弟弟洪金峰，则在日喀则经营自己的银器作坊。
洪金树是一位典型的白族银匠，也是世代祖传。当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到西藏来，他说：“凡是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就有需要银匠的地方。我自己是白族，我当然知道啦。像广西啊，贵州啊，这些地方都需要银匠。”他一边说，一边豪爽地大笑。洪金树来拉萨已经二十年，一直做银匠。他为自己是银匠感到十分自豪。首先，他认为这是祖传的技艺，自己得以继承，而自己的弟弟、儿子女儿女婿也都是银匠，他们的家庭仍然是银匠之家；其次，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件重活，“敲敲打打就可以了”，他说，另外重要的原因还是银匠是一件“无本万利的行业”，他说，“不会亏本的。”
为什么“不会亏本”，对此我们十分好奇。洪金树说：“因为我们卖的是手艺嘛。”而白银原料有时是他们自己向银商购买，也有时是雇主自己拿旧的银制品来，以旧换新。刚说到这里，正好有一位外地来的藏族老阿妈进门，拿着一只袋子打开给洪金树看，里面是一件马鞍上的饰物，镶有一块很大的包银，还有一只旧的银碗。一番交涉后的结果是，老阿妈要用鞍子上的银饰换些新的银具，而那个碗要换一个新的银酥油茶杯子，因为她要在雪顿节瞻佛时，去哲蚌寺作供奉。
有时顾客不愿意以旧换新，洪金树就收购他们带来的旧银。价钱则根据银色而定，不同的银色有不同的价格。“西藏有很多旧银，那些古银钱币、碎银、还有一些饰品等等”，洪金树说。它们的成色也不一样。“如果顾客不相信我们的判断”，洪金树说，“我就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在炉子上化给他们看，化完之后再秤量。这是实实在在的，做不了假的。”
说完他回屋把他那头盔一样的坩锅拎出来，放进门口那个高炉里面，生起火，拉开风箱。洪金树兴致勃勃地，把熔化银子的过程简单演示给我们看。
对于白银的成色洪金树凭借自己多年经验，认为越好的白银手感越软。在他的印象中，尽管碰到过的好银有很多，比如香港的、瑞士的，他都在拉萨碰到过。但尤其对瑞士白银印象深刻。“我从上海的银交所购买白银，需要多少，他们给我发多少货过来。”然后，他掏出手机，说，“他们每天都会给我发来银价信息，白银的价钱跟股票是一样的，每分钟都在变。这段时间银价在下跌，和股票一样。”
洪金树引以骄傲的一件事情是，电视剧《茶马古道》里银器道具——服饰、餐具、藏刀、马具银饰、头饰等，绝大部分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在他这里订做的。由于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大理白族银匠们的名气也跟着水涨船高。洪金树的店铺虽然不算大，但是满屋子整整齐齐地都摆满了闪亮的银器。在太阳岛，这样的店铺不在少数。尽管不一定都是来自大理，但拉萨人都统称他们为大理银匠。银匠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片区，偶尔也夹杂有一两家青海藏族银匠的店铺——这些青海藏族银匠同古建队一样，也只接纳大宗的佛教造像。
当我们问到一个看来是敏感的问题，即大理银匠与拉萨本地银匠之间的竞争关系时，洪金树说：“啊呀，藏族银匠里面可是有很多厉害的高手！他们也是从小就开始干这个的，他们做得好的东西，我们还赶不上。”这话里面有一种对同行的真诚尊敬和赞美。洪金树的拉萨朋友中就有不少藏族银匠，“我常去拜访他们。刚开始不熟，不让进屋（工作作坊），后来熟悉了就成了好朋友，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们来我这里也是一样。”
藏银并非产自藏区，除了旧银，大部分是内地输送过来的，也有的来自尼泊尔。西藏产银吗？从走访中，我们始终感觉到，日喀则是银匠们共同“敬畏”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那里银匠众多、高手众多，还拥有全西藏最著名的传统金银制作民间组织――“扎西吉彩”；并且，人们说那里有自己的银源。但不论是古建队的师傅们还是大理银匠，他们对日喀则是否产银，都很难说得清楚，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就来自日喀则。
在日喀则
拉萨到日喀则之间270公里的路程，因为限速，高速大巴需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扎西吉彩”，现在有另一个名字是“日喀则金银铜器厂”，是日喀则闻名中外的金银铜器加工厂，当记者找到时，觉得其所在地略显冷僻。九月中旬，已是收青稞的季节，厂里的大多数工匠都回家抢收去了。厂里只留有四个人，厂长，出售与管理银器和库房的管理员，以及两名日喀则市里的银匠：一老一少。
“扎西吉彩”是日喀则最古老的金银铜器加工制作的民间组织。“乾隆时候就有了”，厂长告诉记者。厂长本人也是银匠出身。“扎西吉彩”的旧址已经成为公路，现在的厂址是新搬迁过来的，一片平房，金、银、铜作坊划分清晰。在厂长引荐下，记者认识了厂里年纪最老的银匠，也叫扎西，和太阳岛大理老银匠洪金树一般年纪，留着一部胡子，穿一件休闲西装，进入作坊后便换了工作服，并且很配合地接受记者的拍摄。在老扎西那间低矮的作坊里，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照着他的炉子，他一边工作，一边为客人展示他那个黝黑的工具箱（旁边则堆放着不少啤酒瓶），一一介绍工具的名称和用途，有刻纹路用的、有塑形用的、以及各种各样古怪的锤子，就像介绍自己的老伙计。这些东西记者在拉萨古建队时也看到过一些，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仔细的看过。
老扎西的炉子上有一只小坩锅，像一个黑乎乎的小茶杯。这是老扎西自己制作的，也是银厂特制的一种坩锅，他们叫它“罗锅”。为了让记者相信他的说法，老扎西从外面来拿进来一个坩锅土坯，土坯刚做好，现在正置于太阳下暴晒。老扎西说，材料很简单，是产自本地的一种叫“亚里”的暗红色黏土，以及一种叫“格亚”的藏青色石头，石头要碾碎成粉末，与黏土粉末掺水混合，做成杯状，放在太阳下晒干水分，再高温烧制就成了。这种坩锅很好用，“也不吃银”，老扎西说。随即他带记者去库房看“亚里”和“格亚”这两种材料，装了好几麻袋。关于坩锅吃银的问题，据拉萨太阳岛的老银匠洪金树说，铁坩锅比较吃银，除非不得已不用铁锅，他认为混合钢坩锅、以及尼泊尔生产的一种石棉坩锅都好，一点也不吃银。也许，他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坩锅也不吃银。
关于银源，老扎西尽管一面说“这是厂长管的事情”，一面告诉记者，日喀则目前不产银。银子都是外面买回来的。厂长的回答也同老扎西一样，这令记者稍微感到有些失望，这之前，记者想象着能看到日喀则原产的白银。厂长打开柜子，搬出一块银子，其几十斤重的分量使记者觉得，这是这辈子看到过的最大的白银。这块银子是厂长在拉萨买的，并且，厂里的银子也都是从拉萨购买。当记者问及拉萨银商的白银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是内地。”傍晚，扎西老银匠带领我去造访当地年岁最高的银匠，但是不巧的是老人不在家，去拉萨过雪顿节去了。而他本人不使用手机，最终无法取得联系。
回到拉萨之后，记者采访了拥有四个金矿的矿商扎西次仁，他说：“银矿是混合型矿，没有单独开采的。现在国家管制，民间不可能独自开采银矿。”因为这两个因素，记者对寻找银矿开采地的计划似乎得暂时放弃了。而历史上西藏本地是否有过自己的银矿开采，也不再作为本文追索的方向。而“藏银”这种称呼，是在研究“宝藏银币”时开始的现代称呼，主要文献是王海燕先生的《西藏货币史》与曹刚先生的《中国西藏地方货币》两本专著。
作为白银铸造的货币，乾隆宝藏银币是中国境内最早流通的正式银币，它最早也在西藏实现流通。
藏银的另一副面孔：宝藏银币
在布达拉宫下，雪城东南角，有一幢不算太大的两层藏式建筑，建筑面积670平米，这就是曾经的旧西藏宝藏局——雪造币厂。当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聚集在此的人们迁移到了现在的雪新村，而坐落在雪城中的这座往日的雪造币厂，也显得更加孤寂了。现在它已经成为展现西藏货币制造史的博物展览馆，这里不但展示了宝藏银币的铸造流程，还让我们看到以它为线索的历史。18世纪末，为抵制英、印、尼泊尔等国外币入侵，清朝中央政府下令在西藏设立宝藏局，下设雪造币厂。当时的情况较为复杂，英国欲侵入西藏，但被乾隆派出的大将军福康安逐出边界。而后，不甘失败的英国利用被其掌控的印度、尼泊尔银币大肆侵入藏区，企图破坏西藏金融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在西藏成立宝藏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宝藏局开始铸造出第一批宝藏银币，即乾隆宝藏银币。该银币的铸造发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境内最早流通的属于本国制造的正式银币，接下来的嘉庆宝藏银币、道光宝藏银币、直到宣统宝藏银币的官币都是依此惯例而颁行，前后流通有一百多年。钱币收藏界称此为宝藏币。宝藏币使用库平银制，这种制度对以后的西藏货币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长达二百多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西藏地方铸造银币横制和平色虽为中央库平，但不一定和中央完全一致。《有泰驻藏日记》（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即1907年3月29日）记载:“番银四两合内地银二两四钱”。据此，藏银每两只合内地银约6钱。
早期宝藏银币的形态，保持了中国古代铜钱外圆内方的样式，但方孔已经明显缩小。银币正反两面，汉藏两种文字合铸，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藏文。到鸦片战争前后，宝藏币的形态发生了一些改变。清朝政府为驱逐英国印度的卢比，改革了乾隆以来的宝藏银币，铸行了一种新银币，该银币主要针对泛滥成灾的卢比，所以在形态上恰似卢比，无论是图案――光绪皇帝的侧面头像，大小、轻重都与卢比近似，纯白银制造，有大中小三种，这种银币称之为“藏元”，实际上是在成都铸造、而广泛流通于西藏的一种银币。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宝藏银币铸行，这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批宝藏银币，银币背面中心的位置铸上了龙的图案，这时的银币形态与全国流通的银币已经大致相似了。
在宝藏银币的制作方法上，雪造币厂采用的是锤击钱模冲压的方式。整个工序大致如下：铸币师先在炉子上将银子熔化，然后将银水倒入模型盒子当中，得到银薄片。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把银薄片放在铁砧上，一人手护钱模，一人举锤击打钱模，在银薄片上打击冲压出银币的正面和反面。一块薄片上可以击打冲压出多块银币坯子。工匠再进行剪切、修边、打磨。这样就算完成了一枚银币的制造。但是还有一道关卡，因为这是货币，其成色与横制必须符合规定。所以，制造出来的银币必须过秤。只有过完秤的银币才能装箱，入市流通。
具体的历史过程比这要复杂得多。宝藏银币的设计与铸造，体现了藏族人民在这方面具有的开拓精神，表现出藏族人民的智慧。它也一度成为驱逐和抵制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功勋卓越的功臣。这就是白银，西藏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