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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人都有过应激的体验，坐过山车时心跳加快、手心冒汗，考试失败时难过沮丧、内疚悔恨，约会迟到时心急火燎、焦躁不安，与朋友吵架时怒火冲天、情绪激越，工作压力太大时失眠多梦。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应激的时代，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杜波伊斯（Dubios）曾经感言：“现代人已经不太需要去对抗饥寒交迫的窘境和其他有伤身体的危险，但是他们必须对付排得满满的日程表、繁忙的交通、噪声、拥挤、竞争和其他人为的紧张情境。”
那么，什么是应激呢？
加拿大著名生理学家塞里（Selye H）于1956年最早提出“应激（Stress）”这一术语，认为应激是有机体在遭受到各种有害刺激侵袭时所发生的非特异性的生理和生化方面的反应。他将引起应激的刺激称作应激源，并提出了应激的一般适应综合征模型，即应激包括警觉期、抵抗期和衰竭期三个阶段，当发展至衰竭时，机体便会被自身的防御力量所损害，结果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甚至死亡。
目前在应激研究领域颇受推崇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应激问题研究专家拉扎勒斯（Lazarus RS）于1976年提出的心理应激理论。
拉扎勒斯认为应激是以认知评价为核心的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个体把环境事件评价为有害的、有威胁或有挑战性的，就会损耗个体的适应性资源，导致个体的心身紧张状态。在他看来，应激既不是环境刺激，也不仅仅是一种反应，而是当所遇到的事件和所担负的责任超过了人的应对能力的范围所而产生的心身紧张状态，应激的本质就是个体对内外环境的需求的适应。根据心理应激理论，引起应激的刺激（即应激源）既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环境，如心理冲突、躯体疾病等；应激反应包括生理、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三者是并存的。认知评价在应激的产生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因此，应激是有机体通过认知评价确定在生理或心理上受到威胁时出现的一种带有适应性的身心紧张状态。
塞里说：“应激是生活的调味品。”说明应激不一定是消极的，应激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短时记忆等，但是现代社会确实有许多疾病与应激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点也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应激与健康以及疾病的关系的实验研究是健康心理学中一个极受关注又很高产的研究领域。
二、陶特曼的“认知失调、心理应激与病毒诱发感冒”实验
有时候，我们同时有几个目标，就会为作选择而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动机冲突。常见的动机冲突有：
双趋冲突，即两个目标对个人具有相同的吸引力，二者必选其一。例如有的人既想减轻体重以改善健康，但又挡不住美味的诱惑。
双避冲突：即两个威胁或厌恶的事物，但必须接受一个，才能避免另一个，即“前怕狼，后怕虎”的左右为难状态。如一个有牙科恐惧症的人在牙疼时，就必须在忍受牙疼还是去看牙医之间作出选择。
趋避冲突：对单一的事物一方面是好而趋之，一方面又恶而避之。如既想吸烟又想戒烟。
那么，动机冲突也是应激源吗？会使人产生应激反应吗？
陶特曼（Richard Totman）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感冒病毒接种实验模型，即让志愿者被试先暴露于感冒病毒，然后制造一个动机冲突的情境，观测和评估动机冲突是否会对感染病毒及发展成真正的感冒产生影响。陶特曼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研究目的：动机冲突是否会产生心理应激进而导致感冒。
被试：通过广告招募了48名志愿者，所有被试自我报告没有慢性或急性疾病，没有在常规服用药物。经医学检查和感冒病毒检测，身体健康，没有感染感冒病毒，也没有感冒症状。所有被试都同意接受病毒暴露。随机安排24名被试进入实验组，另24名被试则进入对照组。
方法：所有被试都接受含有2种感冒病毒（鼻病毒）的鼻滴液，即把含病毒的溶液滴入鼻腔。紧接着，实验组的被试要选择是否服用一种试验性的抗病毒药丸（其实是一种安慰剂），并被告之，如果服用了这个药丸，那么在实验结束的时候就要通过一根胃导管获取胃酸样本，实验组的被试均作了自己的选择。对照组的被试不需要作这样的选择，也不需要服用抗病毒药丸。然后，所有的被试都被隔离，每天进行病毒感染和感冒症状的监测。
结果：两组被试在病毒感染上没有差异，但是，实验组被试在感冒症状上远比对照组被试严重，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动机冲突会造成心理应激；心理应激会加重感冒症状。
评价：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被试由于需要选择是否服用抗病毒药丸，如果服用了，也许就不会感冒，但是一旦服用就要接受令人痛苦的医疗程序（在胃里插入导管），选择是艰难的，因此，被试发生了强烈的动机冲突（趋避冲突），无论作怎样的决定，他们都产生了心理应激。而对照组被试因为不需要作选择，所以没有产生心理应激。而心理应激又对感冒症状产生了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动机冲突，小到去电影院看电影时选择看哪一部电影，大到大学毕业时在读研究生深造与工作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不仅给我们带来情绪上的痛苦与困扰，还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在以上研究中，陶特曼等人首创的这个感冒病毒接种实验模型，在方法学上具有较大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心理应激的实验研究思路，因为它在心理社会因素和人类疾病之间直接架起了一座研究的桥梁。当然，正如硬币总有两面，这个实验模型需要人类被试以患上感冒这样的代价为研究作出牺牲，因而遭到许多伦理学方面的批评。实验组被试的感冒症状更重，无论是动机冲突还是认知失调导致的心理应激显然加重了感冒症状。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在实验过程中对被试的应激反应程度（如主观情绪指标、客观生理指标等）以及被试的人格特征等进行评估，因而，实验组被试心理应激的产生，只是一种推断，没有实证，这样对于结果的解释就相对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此外，样本数偏小也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弱点。（摘自董奇、边玉芳教授主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书系》之《健康心理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编辑/于 洪 黄才玲 终校/杨 怡
人人都有过应激的体验，坐过山车时心跳加快、手心冒汗，考试失败时难过沮丧、内疚悔恨，约会迟到时心急火燎、焦躁不安，与朋友吵架时怒火冲天、情绪激越，工作压力太大时失眠多梦。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应激的时代，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杜波伊斯（Dubios）曾经感言：“现代人已经不太需要去对抗饥寒交迫的窘境和其他有伤身体的危险，但是他们必须对付排得满满的日程表、繁忙的交通、噪声、拥挤、竞争和其他人为的紧张情境。”
那么，什么是应激呢？
加拿大著名生理学家塞里（Selye H）于1956年最早提出“应激（Stress）”这一术语，认为应激是有机体在遭受到各种有害刺激侵袭时所发生的非特异性的生理和生化方面的反应。他将引起应激的刺激称作应激源，并提出了应激的一般适应综合征模型，即应激包括警觉期、抵抗期和衰竭期三个阶段，当发展至衰竭时，机体便会被自身的防御力量所损害，结果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甚至死亡。
目前在应激研究领域颇受推崇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应激问题研究专家拉扎勒斯（Lazarus RS）于1976年提出的心理应激理论。
拉扎勒斯认为应激是以认知评价为核心的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个体把环境事件评价为有害的、有威胁或有挑战性的，就会损耗个体的适应性资源，导致个体的心身紧张状态。在他看来，应激既不是环境刺激，也不仅仅是一种反应，而是当所遇到的事件和所担负的责任超过了人的应对能力的范围所而产生的心身紧张状态，应激的本质就是个体对内外环境的需求的适应。根据心理应激理论，引起应激的刺激（即应激源）既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环境，如心理冲突、躯体疾病等；应激反应包括生理、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三者是并存的。认知评价在应激的产生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因此，应激是有机体通过认知评价确定在生理或心理上受到威胁时出现的一种带有适应性的身心紧张状态。
塞里说：“应激是生活的调味品。”说明应激不一定是消极的，应激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短时记忆等，但是现代社会确实有许多疾病与应激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点也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应激与健康以及疾病的关系的实验研究是健康心理学中一个极受关注又很高产的研究领域。
二、陶特曼的“认知失调、心理应激与病毒诱发感冒”实验
有时候，我们同时有几个目标，就会为作选择而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动机冲突。常见的动机冲突有：
双趋冲突，即两个目标对个人具有相同的吸引力，二者必选其一。例如有的人既想减轻体重以改善健康，但又挡不住美味的诱惑。
双避冲突：即两个威胁或厌恶的事物，但必须接受一个，才能避免另一个，即“前怕狼，后怕虎”的左右为难状态。如一个有牙科恐惧症的人在牙疼时，就必须在忍受牙疼还是去看牙医之间作出选择。
趋避冲突：对单一的事物一方面是好而趋之，一方面又恶而避之。如既想吸烟又想戒烟。
那么，动机冲突也是应激源吗？会使人产生应激反应吗？
陶特曼（Richard Totman）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和同事设计了一个感冒病毒接种实验模型，即让志愿者被试先暴露于感冒病毒，然后制造一个动机冲突的情境，观测和评估动机冲突是否会对感染病毒及发展成真正的感冒产生影响。陶特曼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研究目的：动机冲突是否会产生心理应激进而导致感冒。
被试：通过广告招募了48名志愿者，所有被试自我报告没有慢性或急性疾病，没有在常规服用药物。经医学检查和感冒病毒检测，身体健康，没有感染感冒病毒，也没有感冒症状。所有被试都同意接受病毒暴露。随机安排24名被试进入实验组，另24名被试则进入对照组。
方法：所有被试都接受含有2种感冒病毒（鼻病毒）的鼻滴液，即把含病毒的溶液滴入鼻腔。紧接着，实验组的被试要选择是否服用一种试验性的抗病毒药丸（其实是一种安慰剂），并被告之，如果服用了这个药丸，那么在实验结束的时候就要通过一根胃导管获取胃酸样本，实验组的被试均作了自己的选择。对照组的被试不需要作这样的选择，也不需要服用抗病毒药丸。然后，所有的被试都被隔离，每天进行病毒感染和感冒症状的监测。
结果：两组被试在病毒感染上没有差异，但是，实验组被试在感冒症状上远比对照组被试严重，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动机冲突会造成心理应激；心理应激会加重感冒症状。
评价：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被试由于需要选择是否服用抗病毒药丸，如果服用了，也许就不会感冒，但是一旦服用就要接受令人痛苦的医疗程序（在胃里插入导管），选择是艰难的，因此，被试发生了强烈的动机冲突（趋避冲突），无论作怎样的决定，他们都产生了心理应激。而对照组被试因为不需要作选择，所以没有产生心理应激。而心理应激又对感冒症状产生了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动机冲突，小到去电影院看电影时选择看哪一部电影，大到大学毕业时在读研究生深造与工作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不仅给我们带来情绪上的痛苦与困扰，还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在以上研究中，陶特曼等人首创的这个感冒病毒接种实验模型，在方法学上具有较大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心理应激的实验研究思路，因为它在心理社会因素和人类疾病之间直接架起了一座研究的桥梁。当然，正如硬币总有两面，这个实验模型需要人类被试以患上感冒这样的代价为研究作出牺牲，因而遭到许多伦理学方面的批评。实验组被试的感冒症状更重，无论是动机冲突还是认知失调导致的心理应激显然加重了感冒症状。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在实验过程中对被试的应激反应程度（如主观情绪指标、客观生理指标等）以及被试的人格特征等进行评估，因而，实验组被试心理应激的产生，只是一种推断，没有实证，这样对于结果的解释就相对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此外，样本数偏小也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弱点。（摘自董奇、边玉芳教授主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书系》之《健康心理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编辑/于 洪 黄才玲 终校/杨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