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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是英国社会学者彼特.马丁从社会学角度对音乐及音乐与社会文化的研究，文章分六个部分逐个探讨，以18、19世纪曼彻斯特古典音乐建制研究为前提下，将社会学、音乐学和音乐史作为理论基础，来阐述音乐趣味与社会阶层等一系列复杂关系，对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启发。笔者分三点进行讨论：第一简述文章主要内容并探讨音乐社会学的学科特点；第二分析文章，解读关键词；第三，厘清关键词的相互关系，看音乐社会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音乐社会学；工业城市；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音乐建制； 严肃音乐与资产阶级
音乐社会学是研究与音乐相关的人的行为与社会，音乐作品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与音乐内在结构相比，它更主要是把音乐在社会中的问题，社会与音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把作为社会行为的音乐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在许多地方有着与音乐学和社会学相同或相近性，但由于对象和方法的特殊性，让音乐社会学能有解决音乐研究中不同类型问题的优势。
《“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出自英国社会学者彼特.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一书，作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任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卸任后作为自由撰稿人从事社会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是非音乐学者，而是社会学者，在西方，许多音乐社会学研究者均供职于社会学系，他们有着与音乐学者不一样的学术背景和话语系统，从本文我们就能发现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
“首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作为闻名全球的纺织业中心，是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曼城走向兴盛昌达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产业工人群体的快速迁徙和迅速隆起，1720年，该城市居民不足一万人，在工业革命发生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它迅速变成拥有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工业化对城市的彻底改造，其一是不自觉的社会阶层清晰显现，音乐在此发挥的功能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活动再也不受贵族统治的宫廷或传统的干扰和限制，他们能自由且大胆的选择自己所爱好的音乐类型。
第一个问题：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
马丁关注威廉·韦伯的观点：“上流阶层的人们通过对过去杰出音乐的崇拜来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音乐品味。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在一方面彼此强化，一方面彼此冲突。”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彼此“强化”应主要指明的是音乐与身份的关系，这在本文后面将会有探讨；而“冲突”，应当是指马丁质疑的“音乐形式和音乐组织之间存在可确任的”结构一致性“的观点。马丁认为，历史研究展示了”资产阶级世界“内部的差异性，引导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音乐趣味的多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音乐趣味已不再偏狭，他们同时接受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在讨论“音乐建制的发展”部分，他举例探讨的社会发展、变迁引起的意识形态转变，推翻了严肃音乐和较高社会关系简单化和对应性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音乐与身份的关系。
人们可通过选择特定的音乐类型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定的音乐不仅能体现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特定群体的人。在排外的绅士音乐会中，认为部分的参与者对音乐是漠不关心的，“当时的听众并未高度尊重音乐，也并为对音乐中至深的价值表达做出反应”，造成这种局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的音乐会参与者是为了展示社会差别、区分社会等级而已。这时的音乐所发挥的功能是确认社会身份。另一方面，许多流行音乐爱好者，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音乐，激情洋溢的讨论这些音乐，构建自己的理想模式和社会身份，“由此来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安全感及对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音乐在此时创造了特定人群和这个群体的价值观。
第三个问题：严肃音乐和文化创办人的关系。
作者认为哈勒属扮演者文化创办者的角色，它使得音乐会不再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包容性的，由于本身社会阶层对音乐趣味的选择界线上并不十分清晰，所以公众对音乐趣味的趋向，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创办者主动的、“竭力去塑造的”结果。
哈勒成功的促成了一套特殊的审美观和为音乐会招揽了大量的听众，意味着“我们不应将人们对古典音乐的逐渐接受理解为潜在的社会结构力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而应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在此，存在着一种群体的、多方面的、受意识驱动的努力……”，这说明严肃音乐并非一蹴而就的赢得其“高雅”的地位，而是一些群体如出版商、印刷者、经纪人等积极行为的结果。
第四：严肃音乐与社会阶层等问题。
在第三点的基础上来说，哈勒培养了大批严肃音乐会的听众，促进了评论话语，同时他的音乐会包含了各个阶层的人，作者在此对布尔迪厄的音乐趣味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理论提出了反例。他认为更令人满意的去解释社会群体和音乐风格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艺术音乐与主流社会阶级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已在举例绅士音乐会、哈勒管弦乐或文化创办者的例子中充分显示，“这些建制的运作是理解严肃音乐和较高阶层之间关系的基础”，强调音乐会生活、音乐趣味不可通过“结构对应性”来解释，且并非如此简单。
马丁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意识，让我们看到了音乐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交融，通过大量的事例、引证和评论，综合多位学者的重要论断而对论点做出成因解释，让我们关注到了社会学与史学的亲密无间。最后，马丁还提出需要关注音乐媒介物本身属性的鉴赏、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在不同情况下的强化和排斥，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论题和焦点，展现了音乐社会学对于更全面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研究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与学科认识》.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09
[2]方德生.《阿多诺对马克思.韦伯音乐社会学的翻转》.南京社会科学，2007.04
[3]曾遂今.《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要》.中国音乐学，1996.08
[4]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中国音乐学，1997.12
[5]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
关键词：音乐社会学；工业城市；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音乐建制； 严肃音乐与资产阶级
音乐社会学是研究与音乐相关的人的行为与社会，音乐作品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与音乐内在结构相比，它更主要是把音乐在社会中的问题，社会与音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把作为社会行为的音乐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在许多地方有着与音乐学和社会学相同或相近性，但由于对象和方法的特殊性，让音乐社会学能有解决音乐研究中不同类型问题的优势。
《“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出自英国社会学者彼特.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一书，作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任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卸任后作为自由撰稿人从事社会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是非音乐学者，而是社会学者，在西方，许多音乐社会学研究者均供职于社会学系，他们有着与音乐学者不一样的学术背景和话语系统，从本文我们就能发现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
“首个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作为闻名全球的纺织业中心，是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曼城走向兴盛昌达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产业工人群体的快速迁徙和迅速隆起，1720年，该城市居民不足一万人，在工业革命发生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它迅速变成拥有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工业化对城市的彻底改造，其一是不自觉的社会阶层清晰显现，音乐在此发挥的功能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其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活动再也不受贵族统治的宫廷或传统的干扰和限制，他们能自由且大胆的选择自己所爱好的音乐类型。
第一个问题：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
马丁关注威廉·韦伯的观点：“上流阶层的人们通过对过去杰出音乐的崇拜来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音乐品味。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在一方面彼此强化，一方面彼此冲突。”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彼此“强化”应主要指明的是音乐与身份的关系，这在本文后面将会有探讨；而“冲突”，应当是指马丁质疑的“音乐形式和音乐组织之间存在可确任的”结构一致性“的观点。马丁认为，历史研究展示了”资产阶级世界“内部的差异性，引导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音乐趣味的多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音乐趣味已不再偏狭，他们同时接受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在讨论“音乐建制的发展”部分，他举例探讨的社会发展、变迁引起的意识形态转变，推翻了严肃音乐和较高社会关系简单化和对应性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音乐与身份的关系。
人们可通过选择特定的音乐类型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定的音乐不仅能体现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特定群体的人。在排外的绅士音乐会中，认为部分的参与者对音乐是漠不关心的，“当时的听众并未高度尊重音乐，也并为对音乐中至深的价值表达做出反应”，造成这种局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的音乐会参与者是为了展示社会差别、区分社会等级而已。这时的音乐所发挥的功能是确认社会身份。另一方面，许多流行音乐爱好者，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音乐，激情洋溢的讨论这些音乐，构建自己的理想模式和社会身份，“由此来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安全感及对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音乐在此时创造了特定人群和这个群体的价值观。
第三个问题：严肃音乐和文化创办人的关系。
作者认为哈勒属扮演者文化创办者的角色，它使得音乐会不再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包容性的，由于本身社会阶层对音乐趣味的选择界线上并不十分清晰，所以公众对音乐趣味的趋向，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创办者主动的、“竭力去塑造的”结果。
哈勒成功的促成了一套特殊的审美观和为音乐会招揽了大量的听众，意味着“我们不应将人们对古典音乐的逐渐接受理解为潜在的社会结构力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而应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在此，存在着一种群体的、多方面的、受意识驱动的努力……”，这说明严肃音乐并非一蹴而就的赢得其“高雅”的地位，而是一些群体如出版商、印刷者、经纪人等积极行为的结果。
第四：严肃音乐与社会阶层等问题。
在第三点的基础上来说，哈勒培养了大批严肃音乐会的听众，促进了评论话语，同时他的音乐会包含了各个阶层的人，作者在此对布尔迪厄的音乐趣味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理论提出了反例。他认为更令人满意的去解释社会群体和音乐风格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艺术音乐与主流社会阶级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已在举例绅士音乐会、哈勒管弦乐或文化创办者的例子中充分显示，“这些建制的运作是理解严肃音乐和较高阶层之间关系的基础”，强调音乐会生活、音乐趣味不可通过“结构对应性”来解释，且并非如此简单。
马丁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意识，让我们看到了音乐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交融，通过大量的事例、引证和评论，综合多位学者的重要论断而对论点做出成因解释，让我们关注到了社会学与史学的亲密无间。最后，马丁还提出需要关注音乐媒介物本身属性的鉴赏、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在不同情况下的强化和排斥，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论题和焦点，展现了音乐社会学对于更全面的音乐与社会文化的研究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与学科认识》.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09
[2]方德生.《阿多诺对马克思.韦伯音乐社会学的翻转》.南京社会科学，2007.04
[3]曾遂今.《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要》.中国音乐学，1996.08
[4]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中国音乐学，1997.12
[5]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