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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教学是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走向田野，是教学相长、“实践育人”的较好路径。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田野调查，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并在摸索中得到改善与提高。田野实习实现了教学侧重由知识到技能的转移、教学地点由书斋到田野的转换，学生们在集体协作的实践中掌握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搜集材料、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寓了解之同情，从了解到理解，提出自己对于各类、各层次学术问题的观点与看法。田野调查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与训练，也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
[关键词]实践，历史教学，厦门大学历史系，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55—06
当代大学的历史课堂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成了当今历史教学的核心与主体。但实践特别是野外实践环节较少，一些不足显而易见。比如：课堂教学中一般是老师唱主角，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的主动性与技能培养不够；教学主要是在校园之内进行，查阅资料也基本限于图书馆，偶尔会扩展到博物馆、档案馆等地，且除馆藏文献之外，对于其他场所、类型的材料比较忽视；小论文的写作不少是学生个人的应急之作，很少经过讨论、争论或修改；一些走出校园的所谓考察，不少实际是去古迹景点参观，动眼多、动手少，观赏多、思考少；一些史学方法的课程实际是史学方法论，或形而上学，或比较笼统，操作与实践性较差。这些现象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课程教学，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还更为严重。教育部有文件指出：
……实践育人特别是实践教学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还有差距。要切实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以强化实践教学有关要求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努力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若干探索，其中田野调查实习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从传授知识到掌握技能，主角由老师变为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由书面记载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从利用藏馆文献回到搜集各类文本，由注重文献到兼顾仪式、访谈与传说；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合作，由个人思考到集体讨论、分工协作以至修改统稿。从参观到参与，由了解到理解，较好地将实践与方法落到实处。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的悠久传统，搜集利用各类材料尤其是民间文献是其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史经验时讲道：“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史、政书这些史料多半涉及“公经济”，较少记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来搜集史料，“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这些民间文献值得重视，而走出书斋接触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翻。这一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其后继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在教学方面则表现为，厦大历史系的本科生在田野实习方面得到的探索与提高。
一、田野实习介绍与分析
在例行的课堂教学与相应实习之外，这种综合的、集体的课外实习一般放在第三学年进行，主要的考虑是：三年级本科生经过此前的学习与课堂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与理论方法，具有进行初步研究的一些基础；另一方面，三年级开始，大量的选修课开设，课程的教学更加专门化与纵深化。从专题来看更具体，而从技能与知识层面来看则更加综合与全面。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是四年级毕业论文的前奏与序曲，需要加强研究技能方面的训练。限于经费等条件，在田野的实习一般是两周左右时间，但出发之前在学校有准备工作，让学生初步掌握考察地点的自然、人文以及基本馆藏史料。整个考察实习由班主任老师带队，其他三至五名对于调查区域比较熟悉的教师亲临指导，同吃同住。返校后各实习小组分头撰写考察报告，集体讨论写成初稿，然后分头修改，最后统稿。一般有几个月，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最后由带队老师作序，汇辑而成一二十万字的总报告，打印成册，还以多媒体形式向全系老师汇报，接受评议。
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很重要，也很关键。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呢？2005年7月，2002级同学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田野实习。之所以选择东龙村，指导教师饶伟新的解释是：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识了村里的一些干部和乡亲。此次调查活动的行前准备和行程安排，都得益于这些方面的熟悉关系，更主要是因为东龙村是一个非常合适、有“东西”可调查的村落：
其一，“东龙村有大量的历史实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即傅衣凌先生所谓的‘死文字’或‘死材料’）”。该地的民居建筑、祠堂、社坛、寺庙庵塔、隘口围寨等各类功能性建筑设施，其他如族谱、契约、碑刻等，在地方志、地名志及私人文集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其二，“东龙村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丰富的‘活材料’‘活历史’”。如带有浓厚特色的生计方式、礼仪习俗等。
其三，“聚落比较集中，其方圆皆在步程肉眼之内。对于我们这类短期的和经费有限的实习活动”，组织安排方便，调查对象内容集中。
可见，在易于接洽实习之外，更重要的是范围适中，且有大量的实物遗存、历史文献以及习俗仪式可供考察、调查、观察与分析。
怎样组织实施现场的田野考察？当然有实地调查、访谈、拍摄、扫描等具体操作，让当地人敞开心扉接受访谈、拿出珍藏的资料也需要调查与沟通方面的技巧。但几十人的实习，一哄而上，也不是办法。比较奏效的方法是根据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具体特色，分成若干小组，各有主题与侧重，以小组为单位分头进行。
从近十年的田野实习来看，比较多的情况下，大致分为：生态、环境、聚落，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社会构成、组织以及社会运行（其中特别关注东南的宗族、祠堂、族谱），信仰、习俗、仪式，公共事务等几个主题。每个小组一个主题，或是两个小组分担一个主题的不同方面。至于具体的小组报告题目，则根据执笔者的行文喜好与各地具体情况而定。例如2005级本科生2008年福建土楼之乡的调查报告，就体现了永定土楼这一特色，不过主题大体也是这几个方面，提交的《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历史调查报告》共分六章，即六个小组的报告： 第一章、土楼与土楼居民的历史——主要是侧重于聚落；
第二章、奔波，为揣在心中的信念——主要是讲生计与环境；
第三章、方与圆的世界——主要是关于高头乡的历史、宗族与宗祠；
第四章、在神与人之间——主要是关于神灵与仪式及其现实功用；
第五章、高头丧葬礼俗考察记——则直奔主题；
第六章、琐碎中的凝聚——实际是讲公共事务。
实习过程中，同学们想方设法考察了大量古迹与遗物，查找了大量地方文献。例如2007年在福建平和县九峰镇考察中，发现了散落在各处的30余块碑刻，年代从嘉靖年间直到民国，已经整理出14块；此外又搜集到25部家谱、地租册、白契、借据、完粮执照、信札、状纸、科仪书等民间文书。其他文物古迹如：城隍庙、文庙、古井、牌坊、骑楼、家庙和土楼等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特色东西则更为集中，比如永定高头乡现存土楼达149座，最早500年以上，最迟的只建了十几年时间。2010年7月在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宗教小组调查李氏家庙时，正赶上新一轮修谱，各类族谱齐聚，有刚刚修好的，还有正在编修的，根据同学们罗列的族谱清单，竟然多达100余部/种。
同学们根据这些文献与实物遗存，进行了若干的实证性考察与分析，订正此前其他调查、记载、观点的疏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与学术界的若干观点进行商榷。其中下面一段关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则显示了较好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水平。
众所周知，金融货币史是历史研究的难点，而道光之后较长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也是学界的讨论热点。同学们从最基本的史料着手，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结论。2010年在安溪湖头镇调查，发现了一本借贷账本。账本采集时，持有人李介眉先生尚在人世，并介绍了账本的相关情况，这无疑有助于对于该账本的认识。不数日李先生去世，可见及时采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该账本并无明确朝代或年号，只有多少年或干支记载，同学们根据各种信息包括账本实物与访谈进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廿四年”与“甲（辰）”这一关键记载，断定所谓的“廿四年”应为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干支纪年的甲辰年，参考其他证据链，推定该账本的年代为道光中后期。又根据部分账户所提供的铜钱与银两的对应关系，算出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的钱钱比价，得出道光后期“湖头银钱比重大约在一两折1.8至1.85千之间。较《清史稿》所言‘每两易钱常至二千’略有不足，然银贵钱贱的倾向依旧明显”的结论，具体回应了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这一当时社会经济大事。但是同学们并非只是将通史的知识地方化，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账本中借出，收回均是以银元的“元”为单位，但“账本除了标明银元的数量外，还全部标明银元的重量”。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更为根本的银元重量十分重视。同学们根据银元与重量的系列数据，算出银元与银两的实际比重，即银元一元平均在0.627—0.69两白银之间，不仅各银元的成色有异，且比当时的标准重量为轻。结合《清史稿》关于道光以来“番银”输入闽广的记载，与该账本相对照，同学们提出：
正是由于多种银元的不同成色，使得银元虽广为流通，而在百姓看来，却终归要以银两来核算才可靠，这无疑是削弱了银元的实际影响力。对国人而言，从银两到银元，更多是银子的形态的转变，而不是币制的改变。银元的流通，并没有对百姓的民间日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时中国货币、经济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白银外流，而不是西方银元地（的）输入。
这已经是学术视角的转换、观点的争鸣，探讨的是社会经济的运行问题了。
对于仪式与民间信仰方面的考察。历史学界近年来也对这方面予以关注，因为民间信仰的传承不易为少数人所垄断，更具有大众化与地方上的认同性，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另外“为一种表达方式，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常常相当稳定地保存着在其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该方面同学们不畏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甚至在现场详细记录了丧葬的每一个仪式过程。在2008年平和县高头乡的考察中，同学们分析了当地的丧葬习俗：在当地人的信仰体系中没有对单一宗教，信仰的绝对坚持，丧葬仪式中儒、释、道融合在一起，有的仪式甚至难以说明到底是属于何种宗教或信仰。不过，“撇开终极永恒、风水堪舆、福祸报应等抽象信仰不说”，这些丧葬习俗与仪式的实质与现实功用是“来为生者消灾避祸，趋吉避凶，让往生者的灵魂能够福荫后代。当然，这些仪式当中还包含了生者对死者的依恋、报恩的孝思之情”。这已是古今结合，透过现象看本质了。
二、在摸索中推进与提高
这种历史学本科生的田野实习，在当前中国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还较少，没有此前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厦门大学历史系在探索中逐渐完善与提高。
小组划分的变化及其问题。上文提及，关于考察小组的划分，是以同一考察地点的不同专题进行的。其优势是效率高，以专题而非材料为导向，便于同学们根据各种材料集中讨论主题中的学术问题。但其不足之处也已为大家所认识：各小组在调查时，材料与问题只关注与自己主题相关的，甚至先入为主，套入部分资料，视野受到限制、资料的完整性受到影响。鉴于此，2009年夏天的诏安县官陂镇调查进行了试点调整，分配给各个小组的不再是特定的主题，而是特定的调查区域，另外第六小组被单独设定为“资料组，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扫描、整理等工作”。经过资料组的辛苦工作与不懈努力，汇集了调查所得的族谱、契约文书、日用杂书、宗教文献、其它等107种之多。当时资料组忙于扫描各种资料，没有多少时间来阅读理解这些资料，尽管在扫描的同时也要记录各资料的基本信息，如收藏地/者、年代、使用状况等，但实际上只是“重复其他小组的说法”。间或发现一些问题，由于不参与实地调查，使得该小组无法对这些疑问“进行印证探讨”。这种单纯收集史料的路径受到本组同学的强烈质疑：
我们身处历史文化调查的现场，可是却缺乏“历史”的感觉。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资料，但却又难以把它们与时代背景，现实人群对应起来。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其他小组中也是存在的。我们调查收集到了许多资料，包括文献的、口述的。但对于何以要收集这些资料，其意义何在，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却知之甚少。其结果，我们的实习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与人沟通技巧的实习。而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与人们生活的联系却并没有通过实习增长多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上述情况表明，要克服田野实习中的一些问题、提高实习的效果与考察研究报告的水平，需要视野广阔、分析全面、资料共享，但更说明如果要真正地发挥田野调查的功能，将田野调查落到实处，就不能仅是找资料，也不应该是找资料。如何在考察过程中综合分析各类材料、加深对于这些材料的鉴别与理解，从而深化对于历史的理解与研究，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专设资料小组以后遂被放弃。
实际上指导老师们早已注意到此类问题，饶伟新老师在前述东龙村调查《序言：在历史现场发现历史》中，就曾经强调这种社会历史调查的目的，即发现两类“历史”：一是学会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法”，将考察地历史文献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与当地现场考察（包括对有关口述材料的访问收集）有机结合起来，互为分析和解读；另一个是发现“历史的内容（或问题或意义）”，即在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之下，去思考和发现考察地的历史内容及其意义。他坦言：“调查要达到和实现上述目标，并非轻易之事。”这种社会调查方法与区域史研究的学术旨趣，恐怕今天的一些老师们也难以领会与驾驭。
如何将口述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考察报告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可供参考。比如江西宁都县东龙村，下辖若干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现在东龙村以李姓为主，还有少量的陈姓及温姓。关于李姓与陈姓之间的关系，当地流传的两个传说体现了两姓之间的强弱关系。而对于其他姓氏，则有一首民谣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李到曾要破，刘也留不住”。据村民讲，李姓来到东龙之后，发展迅速，当地承受巨大压力的曾姓、刘姓分别举族外迁。同学们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曾姓祖先同治年间所立碑石资料（原碑文资料没有标点）：
清显祖考曾公口祥鹄字绍鸿老先生之墓
公口详鹄字绍鸿乃小涧村曾昆一公之孙呈六曾公之次子也生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月初七子时殁于清成丰元年辛亥九月初一日未时原葬本村屋后杉子窝因地不吉今迁葬东龙祖山龙骨地肖虎口山乾之原……
从而验证了曾姓乾隆年间在此居住这一史实。不过也有遗憾。一是名字之前的“口”，按照此类文本的传统行文惯例，应该是“讳”，当时应该就此查证清楚。二是，该资料还反映了当地风水观念的盛行与迁葬习俗。诸此该调查报告均未指出，即使其中的《丧葬习俗》一节也没有就此给予论述。实际上该村的一些传说即基于风水观念。历次考察报告中的一些不足，在后来的实习调查中得到加强。比如2006年福建福安溪潭镇廉村调查中，谈到了风水对于当地墓址选择与迁移的直接影响。2007年福建平和县九峰镇调查报告中，第三章专列一节论述风水。在随后的《背着传统行走——九峰人的生存状态》中探讨了“二次葬”，并分析说：“有人将其起源归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移的历史原因，或归因于争风水，环境变化等原因，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简言之，是“客家人习俗与当地土著习俗融合的结果”，故学生论述的这部分标题为——“文化的交叉”。
这种田野实习尽管存在一些遗憾与不足，但平心而论，老师与同学们全力以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使得同学们的潜力得到很大的发挥，技能培养也得到了提高。这些带队老师们深有感触：“第一次几个同学为了弄清一个遥远的事实，可以汗流浃背走上几公里路；第一（次）坐着尘土飞扬的摩的穿梭于人来人往的山间公路上；第一次蹲在一个让人有点后怕的葬礼仪式上默默记录每一个仪式过程。”“走向田野，他们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但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深入下去，依据扎实的调查资料，完成一篇自己见解的报告，并敢于跟权威论短长，虽然还嫌稚嫩，已经让人感觉到后生可畏了，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执著的态度，似乎没有他们弄不明白的事情。”
这种考察与实习，对于老师们是教学相长；对于没有条件去当地考察的学者来说，这些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一些信息也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随着年代的消逝而更加珍贵。比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嫁妆礼金等，根据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实习报告所提供的材料：1986年《李瑞芬出嫁礼簿》：亲友一般是送“涤纶”“袜子”或“香皂”两样实物而已；重要的亲戚则多一些，如大舅父“涤纶、袜子、线、鞋、绳”。而到了2004年《李步达之女出嫁礼簿》则由实物全部改为现金，一般为20元，姻亲五六十元，最多为100元。此为出嫁。比较娶妻，1996年《（李）方明结婚礼簿》，则实物、礼金皆有，且数额比后来2004年的嫁女还多，除毛毯、爆竹等之外，其他绝大部分是现金，一般为30元，多者超过100元。可见，男与女、娶与嫁的礼金礼物方面是有侧重与区别的。但娶妻出嫁的礼金，比起修谱时各家的现金数量，则是小巫见大巫了。1995年东龙李氏十修族谱时，各家捐款大多为100元，少亦50元，二三十元少见，最多一两千元。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男女观念与家族观念等等及其变化，在这些记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上可见，走向田野，是教学相长、“实践育人”的较好路径。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田野实习，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推进与发扬。这不仅实现了教学侧重由知识到技能的转移、教学地点由书斋到田野的转换，而且从各类材料的搜集、鉴定与解读层层推进，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集体协作的实践中掌握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层层实践中搜集材料、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寓了解之同情，从了解到理解，提出自己对于各类、各层次学术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与训练，也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对于身临其境的指导教师来说，也增强了他们对于历史知识、教研方法的感受与认知；对于未能亲临现场的老师与研究者来说，这些来自基层的厚厚的现场调查报告，也许成为他们进行教学与研究的非常有特色的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钞晓鸿，男，1968年生，陕西渭南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环境史的研究与教学。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实践，历史教学，厦门大学历史系，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55—06
当代大学的历史课堂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成了当今历史教学的核心与主体。但实践特别是野外实践环节较少，一些不足显而易见。比如：课堂教学中一般是老师唱主角，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的主动性与技能培养不够；教学主要是在校园之内进行，查阅资料也基本限于图书馆，偶尔会扩展到博物馆、档案馆等地，且除馆藏文献之外，对于其他场所、类型的材料比较忽视；小论文的写作不少是学生个人的应急之作，很少经过讨论、争论或修改；一些走出校园的所谓考察，不少实际是去古迹景点参观，动眼多、动手少，观赏多、思考少；一些史学方法的课程实际是史学方法论，或形而上学，或比较笼统，操作与实践性较差。这些现象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课程教学，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还更为严重。教育部有文件指出：
……实践育人特别是实践教学依然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还有差距。要切实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观念……以强化实践教学有关要求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努力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若干探索，其中田野调查实习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从传授知识到掌握技能，主角由老师变为学生；从书斋走向田野，由书面记载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从利用藏馆文献回到搜集各类文本，由注重文献到兼顾仪式、访谈与传说；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合作，由个人思考到集体讨论、分工协作以至修改统稿。从参观到参与，由了解到理解，较好地将实践与方法落到实处。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的悠久传统，搜集利用各类材料尤其是民间文献是其特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史经验时讲道：“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史、政书这些史料多半涉及“公经济”，较少记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来搜集史料，“方志、族谱、账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这些民间文献值得重视，而走出书斋接触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翻。这一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其后继者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在教学方面则表现为，厦大历史系的本科生在田野实习方面得到的探索与提高。
一、田野实习介绍与分析
在例行的课堂教学与相应实习之外，这种综合的、集体的课外实习一般放在第三学年进行，主要的考虑是：三年级本科生经过此前的学习与课堂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与理论方法，具有进行初步研究的一些基础；另一方面，三年级开始，大量的选修课开设，课程的教学更加专门化与纵深化。从专题来看更具体，而从技能与知识层面来看则更加综合与全面。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是四年级毕业论文的前奏与序曲，需要加强研究技能方面的训练。限于经费等条件，在田野的实习一般是两周左右时间，但出发之前在学校有准备工作，让学生初步掌握考察地点的自然、人文以及基本馆藏史料。整个考察实习由班主任老师带队，其他三至五名对于调查区域比较熟悉的教师亲临指导，同吃同住。返校后各实习小组分头撰写考察报告，集体讨论写成初稿，然后分头修改，最后统稿。一般有几个月，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最后由带队老师作序，汇辑而成一二十万字的总报告，打印成册，还以多媒体形式向全系老师汇报，接受评议。
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很重要，也很关键。如何选择实习地点呢？2005年7月，2002级同学在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田野实习。之所以选择东龙村，指导教师饶伟新的解释是：自己曾在那里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识了村里的一些干部和乡亲。此次调查活动的行前准备和行程安排，都得益于这些方面的熟悉关系，更主要是因为东龙村是一个非常合适、有“东西”可调查的村落：
其一，“东龙村有大量的历史实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即傅衣凌先生所谓的‘死文字’或‘死材料’）”。该地的民居建筑、祠堂、社坛、寺庙庵塔、隘口围寨等各类功能性建筑设施，其他如族谱、契约、碑刻等，在地方志、地名志及私人文集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
其二，“东龙村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丰富的‘活材料’‘活历史’”。如带有浓厚特色的生计方式、礼仪习俗等。
其三，“聚落比较集中，其方圆皆在步程肉眼之内。对于我们这类短期的和经费有限的实习活动”，组织安排方便，调查对象内容集中。
可见，在易于接洽实习之外，更重要的是范围适中，且有大量的实物遗存、历史文献以及习俗仪式可供考察、调查、观察与分析。
怎样组织实施现场的田野考察？当然有实地调查、访谈、拍摄、扫描等具体操作，让当地人敞开心扉接受访谈、拿出珍藏的资料也需要调查与沟通方面的技巧。但几十人的实习，一哄而上，也不是办法。比较奏效的方法是根据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具体特色，分成若干小组，各有主题与侧重，以小组为单位分头进行。
从近十年的田野实习来看，比较多的情况下，大致分为：生态、环境、聚落，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社会构成、组织以及社会运行（其中特别关注东南的宗族、祠堂、族谱），信仰、习俗、仪式，公共事务等几个主题。每个小组一个主题，或是两个小组分担一个主题的不同方面。至于具体的小组报告题目，则根据执笔者的行文喜好与各地具体情况而定。例如2005级本科生2008年福建土楼之乡的调查报告，就体现了永定土楼这一特色，不过主题大体也是这几个方面，提交的《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历史调查报告》共分六章，即六个小组的报告： 第一章、土楼与土楼居民的历史——主要是侧重于聚落；
第二章、奔波，为揣在心中的信念——主要是讲生计与环境；
第三章、方与圆的世界——主要是关于高头乡的历史、宗族与宗祠；
第四章、在神与人之间——主要是关于神灵与仪式及其现实功用；
第五章、高头丧葬礼俗考察记——则直奔主题；
第六章、琐碎中的凝聚——实际是讲公共事务。
实习过程中，同学们想方设法考察了大量古迹与遗物，查找了大量地方文献。例如2007年在福建平和县九峰镇考察中，发现了散落在各处的30余块碑刻，年代从嘉靖年间直到民国，已经整理出14块；此外又搜集到25部家谱、地租册、白契、借据、完粮执照、信札、状纸、科仪书等民间文书。其他文物古迹如：城隍庙、文庙、古井、牌坊、骑楼、家庙和土楼等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特色东西则更为集中，比如永定高头乡现存土楼达149座，最早500年以上，最迟的只建了十几年时间。2010年7月在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宗教小组调查李氏家庙时，正赶上新一轮修谱，各类族谱齐聚，有刚刚修好的，还有正在编修的，根据同学们罗列的族谱清单，竟然多达100余部/种。
同学们根据这些文献与实物遗存，进行了若干的实证性考察与分析，订正此前其他调查、记载、观点的疏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与学术界的若干观点进行商榷。其中下面一段关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则显示了较好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水平。
众所周知，金融货币史是历史研究的难点，而道光之后较长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也是学界的讨论热点。同学们从最基本的史料着手，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结论。2010年在安溪湖头镇调查，发现了一本借贷账本。账本采集时，持有人李介眉先生尚在人世，并介绍了账本的相关情况，这无疑有助于对于该账本的认识。不数日李先生去世，可见及时采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该账本并无明确朝代或年号，只有多少年或干支记载，同学们根据各种信息包括账本实物与访谈进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廿四年”与“甲（辰）”这一关键记载，断定所谓的“廿四年”应为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干支纪年的甲辰年，参考其他证据链，推定该账本的年代为道光中后期。又根据部分账户所提供的铜钱与银两的对应关系，算出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的钱钱比价，得出道光后期“湖头银钱比重大约在一两折1.8至1.85千之间。较《清史稿》所言‘每两易钱常至二千’略有不足，然银贵钱贱的倾向依旧明显”的结论，具体回应了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这一当时社会经济大事。但是同学们并非只是将通史的知识地方化，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账本中借出，收回均是以银元的“元”为单位，但“账本除了标明银元的数量外，还全部标明银元的重量”。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更为根本的银元重量十分重视。同学们根据银元与重量的系列数据，算出银元与银两的实际比重，即银元一元平均在0.627—0.69两白银之间，不仅各银元的成色有异，且比当时的标准重量为轻。结合《清史稿》关于道光以来“番银”输入闽广的记载，与该账本相对照，同学们提出：
正是由于多种银元的不同成色，使得银元虽广为流通，而在百姓看来，却终归要以银两来核算才可靠，这无疑是削弱了银元的实际影响力。对国人而言，从银两到银元，更多是银子的形态的转变，而不是币制的改变。银元的流通，并没有对百姓的民间日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时中国货币、经济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白银外流，而不是西方银元地（的）输入。
这已经是学术视角的转换、观点的争鸣，探讨的是社会经济的运行问题了。
对于仪式与民间信仰方面的考察。历史学界近年来也对这方面予以关注，因为民间信仰的传承不易为少数人所垄断，更具有大众化与地方上的认同性，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另外“为一种表达方式，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常常相当稳定地保存着在其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该方面同学们不畏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甚至在现场详细记录了丧葬的每一个仪式过程。在2008年平和县高头乡的考察中，同学们分析了当地的丧葬习俗：在当地人的信仰体系中没有对单一宗教，信仰的绝对坚持，丧葬仪式中儒、释、道融合在一起，有的仪式甚至难以说明到底是属于何种宗教或信仰。不过，“撇开终极永恒、风水堪舆、福祸报应等抽象信仰不说”，这些丧葬习俗与仪式的实质与现实功用是“来为生者消灾避祸，趋吉避凶，让往生者的灵魂能够福荫后代。当然，这些仪式当中还包含了生者对死者的依恋、报恩的孝思之情”。这已是古今结合，透过现象看本质了。
二、在摸索中推进与提高
这种历史学本科生的田野实习，在当前中国大学的教学实践中还较少，没有此前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厦门大学历史系在探索中逐渐完善与提高。
小组划分的变化及其问题。上文提及，关于考察小组的划分，是以同一考察地点的不同专题进行的。其优势是效率高，以专题而非材料为导向，便于同学们根据各种材料集中讨论主题中的学术问题。但其不足之处也已为大家所认识：各小组在调查时，材料与问题只关注与自己主题相关的，甚至先入为主，套入部分资料，视野受到限制、资料的完整性受到影响。鉴于此，2009年夏天的诏安县官陂镇调查进行了试点调整，分配给各个小组的不再是特定的主题，而是特定的调查区域，另外第六小组被单独设定为“资料组，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扫描、整理等工作”。经过资料组的辛苦工作与不懈努力，汇集了调查所得的族谱、契约文书、日用杂书、宗教文献、其它等107种之多。当时资料组忙于扫描各种资料，没有多少时间来阅读理解这些资料，尽管在扫描的同时也要记录各资料的基本信息，如收藏地/者、年代、使用状况等，但实际上只是“重复其他小组的说法”。间或发现一些问题，由于不参与实地调查，使得该小组无法对这些疑问“进行印证探讨”。这种单纯收集史料的路径受到本组同学的强烈质疑：
我们身处历史文化调查的现场，可是却缺乏“历史”的感觉。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资料，但却又难以把它们与时代背景，现实人群对应起来。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其他小组中也是存在的。我们调查收集到了许多资料，包括文献的、口述的。但对于何以要收集这些资料，其意义何在，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却知之甚少。其结果，我们的实习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与人沟通技巧的实习。而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与人们生活的联系却并没有通过实习增长多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上述情况表明，要克服田野实习中的一些问题、提高实习的效果与考察研究报告的水平，需要视野广阔、分析全面、资料共享，但更说明如果要真正地发挥田野调查的功能，将田野调查落到实处，就不能仅是找资料，也不应该是找资料。如何在考察过程中综合分析各类材料、加深对于这些材料的鉴别与理解，从而深化对于历史的理解与研究，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专设资料小组以后遂被放弃。
实际上指导老师们早已注意到此类问题，饶伟新老师在前述东龙村调查《序言：在历史现场发现历史》中，就曾经强调这种社会历史调查的目的，即发现两类“历史”：一是学会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法”，将考察地历史文献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与当地现场考察（包括对有关口述材料的访问收集）有机结合起来，互为分析和解读；另一个是发现“历史的内容（或问题或意义）”，即在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之下，去思考和发现考察地的历史内容及其意义。他坦言：“调查要达到和实现上述目标，并非轻易之事。”这种社会调查方法与区域史研究的学术旨趣，恐怕今天的一些老师们也难以领会与驾驭。
如何将口述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考察报告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可供参考。比如江西宁都县东龙村，下辖若干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现在东龙村以李姓为主，还有少量的陈姓及温姓。关于李姓与陈姓之间的关系，当地流传的两个传说体现了两姓之间的强弱关系。而对于其他姓氏，则有一首民谣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李到曾要破，刘也留不住”。据村民讲，李姓来到东龙之后，发展迅速，当地承受巨大压力的曾姓、刘姓分别举族外迁。同学们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曾姓祖先同治年间所立碑石资料（原碑文资料没有标点）：
清显祖考曾公口祥鹄字绍鸿老先生之墓
公口详鹄字绍鸿乃小涧村曾昆一公之孙呈六曾公之次子也生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月初七子时殁于清成丰元年辛亥九月初一日未时原葬本村屋后杉子窝因地不吉今迁葬东龙祖山龙骨地肖虎口山乾之原……
从而验证了曾姓乾隆年间在此居住这一史实。不过也有遗憾。一是名字之前的“口”，按照此类文本的传统行文惯例，应该是“讳”，当时应该就此查证清楚。二是，该资料还反映了当地风水观念的盛行与迁葬习俗。诸此该调查报告均未指出，即使其中的《丧葬习俗》一节也没有就此给予论述。实际上该村的一些传说即基于风水观念。历次考察报告中的一些不足，在后来的实习调查中得到加强。比如2006年福建福安溪潭镇廉村调查中，谈到了风水对于当地墓址选择与迁移的直接影响。2007年福建平和县九峰镇调查报告中，第三章专列一节论述风水。在随后的《背着传统行走——九峰人的生存状态》中探讨了“二次葬”，并分析说：“有人将其起源归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移的历史原因，或归因于争风水，环境变化等原因，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简言之，是“客家人习俗与当地土著习俗融合的结果”，故学生论述的这部分标题为——“文化的交叉”。
这种田野实习尽管存在一些遗憾与不足，但平心而论，老师与同学们全力以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使得同学们的潜力得到很大的发挥，技能培养也得到了提高。这些带队老师们深有感触：“第一次几个同学为了弄清一个遥远的事实，可以汗流浃背走上几公里路；第一（次）坐着尘土飞扬的摩的穿梭于人来人往的山间公路上；第一次蹲在一个让人有点后怕的葬礼仪式上默默记录每一个仪式过程。”“走向田野，他们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但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深入下去，依据扎实的调查资料，完成一篇自己见解的报告，并敢于跟权威论短长，虽然还嫌稚嫩，已经让人感觉到后生可畏了，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执著的态度，似乎没有他们弄不明白的事情。”
这种考察与实习，对于老师们是教学相长；对于没有条件去当地考察的学者来说，这些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一些信息也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随着年代的消逝而更加珍贵。比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嫁妆礼金等，根据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实习报告所提供的材料：1986年《李瑞芬出嫁礼簿》：亲友一般是送“涤纶”“袜子”或“香皂”两样实物而已；重要的亲戚则多一些，如大舅父“涤纶、袜子、线、鞋、绳”。而到了2004年《李步达之女出嫁礼簿》则由实物全部改为现金，一般为20元，姻亲五六十元，最多为100元。此为出嫁。比较娶妻，1996年《（李）方明结婚礼簿》，则实物、礼金皆有，且数额比后来2004年的嫁女还多，除毛毯、爆竹等之外，其他绝大部分是现金，一般为30元，多者超过100元。可见，男与女、娶与嫁的礼金礼物方面是有侧重与区别的。但娶妻出嫁的礼金，比起修谱时各家的现金数量，则是小巫见大巫了。1995年东龙李氏十修族谱时，各家捐款大多为100元，少亦50元，二三十元少见，最多一两千元。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男女观念与家族观念等等及其变化，在这些记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上可见，走向田野，是教学相长、“实践育人”的较好路径。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田野实习，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推进与发扬。这不仅实现了教学侧重由知识到技能的转移、教学地点由书斋到田野的转换，而且从各类材料的搜集、鉴定与解读层层推进，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集体协作的实践中掌握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层层实践中搜集材料、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寓了解之同情，从了解到理解，提出自己对于各类、各层次学术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用与训练，也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对于身临其境的指导教师来说，也增强了他们对于历史知识、教研方法的感受与认知；对于未能亲临现场的老师与研究者来说，这些来自基层的厚厚的现场调查报告，也许成为他们进行教学与研究的非常有特色的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钞晓鸿，男，1968年生，陕西渭南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环境史的研究与教学。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