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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中国际合作项目不断涌现，但由于中外化差异明显存在，导致合作效率、融合深度等受制约，同时给学校传统的管理带来较大的挑战。根据合作实践，总结归纳中瑞双方文化差异及带来的问题，实践有效项目管理方法，从而使项目得以顺利发展，希望能为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项目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中瑞合作；文化差异；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 G7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25-0014-02
我院与瑞典斯堪尼亚合作已经历近6年，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我院校企合作项目的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在师资队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中瑞双方磨合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导致项目进展有阻滞，为了提高合作效率，本文运用霍夫斯坦德文化维度角度分析我院中瑞合作项目，从而为学校如何正确处理跨文化冲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霍夫斯坦德文化维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开始，荷兰霍夫斯坦德教授在对跨国公司IBM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分析调查数据归纳总结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构建了其理论模型：即权力距离、价值观的男性度与女性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的四维度模型。20世纪90年代，他的这一理论在亚洲国家儒家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第五文化维度，霍夫斯坦德理论模型指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为中外合作项目中对文化冲突及其原因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国与瑞典的文化差异分析
在PDI—权利差距、IDV—个人主义、MAS—男性主义、UAI—不确定性规避、LTO-长期取向的文化四维度中，研究表明中国与瑞典的各维度指数中PDI、MAS、LTO三个维度都是中国比瑞典高出很多。
在中瑞两国的霍夫斯坦德的文化四维度指数表现情况，导致了合作项目中瑞双方明显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由于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
（一）价值文化差异冲突
项目的价值观渗透于管理活动的各层级、各方面，是文化的基础。好的价值观文化具有高度的凝聚力，能让参与者认同它、实践它、发扬它。在此，我把其分为“目标价值观”和“行动价值观”。目标价值观：中瑞双方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因为合作目标明确，即双方共同创造尽量好的环境、资源培养学生，将学成培养成具备一定斯堪尼亚技术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帮助学生在校期间用斯堪尼亚企业文化塑造成其“准员工”。双方在合作实践期间，从高层决策到执行者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充分认可这一价值文化，在这一点上该项目的冲突明显小于一般的合资企业所存在的冲突。行动价值观：按照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中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来衡量，瑞典以个人能力主义为价值取向；中国强调集体价值，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及管理中的“和谐”效应。因此，更注重强调企业的感情投资。瑞方表现出项目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而我方则喜欢对环境变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时制宜。因此，管理过程缺乏全面的制度，在执行已有制度时也常常因“人性化”而放弃。强硬制度被弱化，经常依赖于“人治”。
（二）制度文化差异冲突
制度文化是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法规和制度，是显性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北欧管理者一般是在法律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和管理。按照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中的“权力距离”来衡量，中国是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国家，因此中方管理者长期以来形成了按上级的指令办事的工作作风。而对现有制度的执行常常会出现偏离，即便是指令有所偏离制度情况下也会执行。比如，在激励制度方面，尤其是工资劳动补贴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激励的态度和政策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双方参与者积极性的不一致性。
（三）沟通文化差异冲突
文化是沟通的基础，文化差异越大，沟通的障碍越大。实际上，一个合作项目的全部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信息交换。因此，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对中外合作项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外合作项目中，跨文化的人际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各个参与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他在项目中融入的范围与深度、被他人接受的程度、工作业绩的好坏。在中外合作项目中，一个团队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团队就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建立更为融洽的合作关系，就会提高对任务等的领悟能力，同时也更好地建立自己对项目的建设信心，提高自信度和积极性。反之，团队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打交道时，往往会产生误解、摩擦和矛盾，甚至导致对合作产生负面情绪。
三、影响合作项目的特征表现
由于影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跨文化管理的因素是文化差异特征体现，而以上所列差异冲突只是将典型做枚举，实际文化差异是不可穷尽的。故中瑞双方合作的特征表现也只是列举主要的：
（一）语言的不同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该民族文化的内涵。合作双方用“英语”进行交流沟通，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运用上的偏差而造成一些误会，出现用词或理解上不准确的问题。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有声的语言外，每个民族还有另一种无声的交流语言，即肢体语言。通过肢体语言，人们向他人传递个人愿望、态度、对事物的认同。形体语言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不同民族对肢体语言（包括手势）理解存在差异，相同的手势、面部表情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意义变化。
（二）国家的政策导向不同，极大地影响了对文化的理解
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体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使参与人员觉得项目变得更复杂。例如，合作项目作为广州市政府的项目之一，有时需要瑞方人员参与有关政府开展的项目活动，但在他们看来项目是校企双方的，为何还要参与政方活动，以为是不必要的，会有不理解的情绪出现。另外，作为校方参与项目建设的老师，也会因业绩等需要，在经过瑞方进行的技术培训并考核通过之后，提出对方发放相关证书的建议，对方同样难以理解。 （三）沟通与思维方式不同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语境是指两人在交流之前所需要了解与共享的背景知识，把语境分成“高语境”与“低语境”。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都属于高语境国家。
语境与思维方式息息相关。直觉思维倾向于高语境交流方式，而分析思维则倾向于低语境交流方式。直觉思维者表达含蓄、迂回，以语境为导向；而分析思维者表达直白，以计划或理论为导向。所以在合作过程中，由于表达沟通不同、思维不同，有时不能同时到达同一个层面，从而导致单方或双方的不满，产生矛盾冲突。
四、认识冲突，实施该项目管理
（一）双方共同成立专门的项目管理机构
机构由双方一定级别的领导、组织实施、事物的执行者以及企方的一线技术人员、校方的一线教师组成。成立管理制度，机构严格执行。这一机构对比我院原有的管理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1）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较为严重的等级观念，无论是哪方都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或者意见，然后讨论采纳与否，如何解决等，更好地体现尊重个人，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2）项目中涉及的报告、财务等事宜，直接由项目的管理人员审批通过，尤其是校方固有的事业单位性质比较突出，审批流程繁琐，效率较低，但是该项目为了降低矛盾冲突，学校专门成立制度进行管理。
（二）组织培训，增强成员自身缩小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意识
合作项目开展后，瑞方对我院项目相关人员做了多方位的培训，涵盖了语言、品牌认知、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健康与职业安全、领导力、教学能力等。（1）语言培训，语言是文化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由于语言不同，沟通也会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有所偏差，即使是翻译过来也未必和原意完全相同，开展语言培训有助于消除由于语言差异而引起的沟通和障碍。（2）业务相关培训，使项目成员更好地理解瑞方对项目的定位，乃至他方的发展的目标以及增强各项技能、提高工作能力，在共同参加培训活动、自身得到提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双方人员“共事”的机会与时间，更好地强化作为一个团队的整体的意识，加深彼此的联系和团队意识。
（三）通过项目组织活动，扩大行为互动范围
双方共同参与或组织大型活动，例如，合作项目的开学典礼、斯堪尼亚班学生毕业典礼、斯堪尼亚TOPTEAM比赛的中国选拔赛、斯堪尼亚新车型巡展、斯堪尼亚驾驶员大赛中国各赛区的比赛、学生的MIN-TOPTEAM比赛、在中国新的工厂开业典礼等活动，活动承载着文化背景，双方通过参与、组织活动，为项目成员创造更广泛的文化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增加共识，拉进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增进感情，从而形成更广泛文化空间的行为互动范围。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走向世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好途径。由于文化差异导致合作磨合期较一般合作会更长，矛盾冲突也是时常显现的，但是只要相互明确双方的差异，共同协调，采取消除或缩小差异的积极态度和管理办法，将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静.跨国经营中融合中外文化差异的跨文化管理[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09.
[2]童放.合資企业的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管理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3]姚玲.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跨文化管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9）.
[4]胡冰，张瑾.从文化维度视角解读跨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J].河北学刊，2012（32）.
[5]刘晶晶.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与组织绩效[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
[关 键 词] 中瑞合作；文化差异；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 G7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25-0014-02
我院与瑞典斯堪尼亚合作已经历近6年，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我院校企合作项目的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在师资队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中瑞双方磨合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导致项目进展有阻滞，为了提高合作效率，本文运用霍夫斯坦德文化维度角度分析我院中瑞合作项目，从而为学校如何正确处理跨文化冲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霍夫斯坦德文化维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开始，荷兰霍夫斯坦德教授在对跨国公司IBM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分析调查数据归纳总结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构建了其理论模型：即权力距离、价值观的男性度与女性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的四维度模型。20世纪90年代，他的这一理论在亚洲国家儒家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第五文化维度，霍夫斯坦德理论模型指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为中外合作项目中对文化冲突及其原因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国与瑞典的文化差异分析
在PDI—权利差距、IDV—个人主义、MAS—男性主义、UAI—不确定性规避、LTO-长期取向的文化四维度中，研究表明中国与瑞典的各维度指数中PDI、MAS、LTO三个维度都是中国比瑞典高出很多。
在中瑞两国的霍夫斯坦德的文化四维度指数表现情况，导致了合作项目中瑞双方明显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由于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
（一）价值文化差异冲突
项目的价值观渗透于管理活动的各层级、各方面，是文化的基础。好的价值观文化具有高度的凝聚力，能让参与者认同它、实践它、发扬它。在此，我把其分为“目标价值观”和“行动价值观”。目标价值观：中瑞双方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因为合作目标明确，即双方共同创造尽量好的环境、资源培养学生，将学成培养成具备一定斯堪尼亚技术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帮助学生在校期间用斯堪尼亚企业文化塑造成其“准员工”。双方在合作实践期间，从高层决策到执行者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充分认可这一价值文化，在这一点上该项目的冲突明显小于一般的合资企业所存在的冲突。行动价值观：按照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中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来衡量，瑞典以个人能力主义为价值取向；中国强调集体价值，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及管理中的“和谐”效应。因此，更注重强调企业的感情投资。瑞方表现出项目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而我方则喜欢对环境变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时制宜。因此，管理过程缺乏全面的制度，在执行已有制度时也常常因“人性化”而放弃。强硬制度被弱化，经常依赖于“人治”。
（二）制度文化差异冲突
制度文化是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法规和制度，是显性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北欧管理者一般是在法律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和管理。按照霍夫斯坦德的文化维度中的“权力距离”来衡量，中国是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国家，因此中方管理者长期以来形成了按上级的指令办事的工作作风。而对现有制度的执行常常会出现偏离，即便是指令有所偏离制度情况下也会执行。比如，在激励制度方面，尤其是工资劳动补贴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激励的态度和政策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双方参与者积极性的不一致性。
（三）沟通文化差异冲突
文化是沟通的基础，文化差异越大，沟通的障碍越大。实际上，一个合作项目的全部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信息交换。因此，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对中外合作项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外合作项目中，跨文化的人际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各个参与者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他在项目中融入的范围与深度、被他人接受的程度、工作业绩的好坏。在中外合作项目中，一个团队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团队就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建立更为融洽的合作关系，就会提高对任务等的领悟能力，同时也更好地建立自己对项目的建设信心，提高自信度和积极性。反之，团队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打交道时，往往会产生误解、摩擦和矛盾，甚至导致对合作产生负面情绪。
三、影响合作项目的特征表现
由于影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跨文化管理的因素是文化差异特征体现，而以上所列差异冲突只是将典型做枚举，实际文化差异是不可穷尽的。故中瑞双方合作的特征表现也只是列举主要的：
（一）语言的不同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该民族文化的内涵。合作双方用“英语”进行交流沟通，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运用上的偏差而造成一些误会，出现用词或理解上不准确的问题。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有声的语言外，每个民族还有另一种无声的交流语言，即肢体语言。通过肢体语言，人们向他人传递个人愿望、态度、对事物的认同。形体语言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不同民族对肢体语言（包括手势）理解存在差异，相同的手势、面部表情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意义变化。
（二）国家的政策导向不同，极大地影响了对文化的理解
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体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使参与人员觉得项目变得更复杂。例如，合作项目作为广州市政府的项目之一，有时需要瑞方人员参与有关政府开展的项目活动，但在他们看来项目是校企双方的，为何还要参与政方活动，以为是不必要的，会有不理解的情绪出现。另外，作为校方参与项目建设的老师，也会因业绩等需要，在经过瑞方进行的技术培训并考核通过之后，提出对方发放相关证书的建议，对方同样难以理解。 （三）沟通与思维方式不同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语境是指两人在交流之前所需要了解与共享的背景知识，把语境分成“高语境”与“低语境”。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都属于高语境国家。
语境与思维方式息息相关。直觉思维倾向于高语境交流方式，而分析思维则倾向于低语境交流方式。直觉思维者表达含蓄、迂回，以语境为导向；而分析思维者表达直白，以计划或理论为导向。所以在合作过程中，由于表达沟通不同、思维不同，有时不能同时到达同一个层面，从而导致单方或双方的不满，产生矛盾冲突。
四、认识冲突，实施该项目管理
（一）双方共同成立专门的项目管理机构
机构由双方一定级别的领导、组织实施、事物的执行者以及企方的一线技术人员、校方的一线教师组成。成立管理制度，机构严格执行。这一机构对比我院原有的管理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1）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较为严重的等级观念，无论是哪方都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或者意见，然后讨论采纳与否，如何解决等，更好地体现尊重个人，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2）项目中涉及的报告、财务等事宜，直接由项目的管理人员审批通过，尤其是校方固有的事业单位性质比较突出，审批流程繁琐，效率较低，但是该项目为了降低矛盾冲突，学校专门成立制度进行管理。
（二）组织培训，增强成员自身缩小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意识
合作项目开展后，瑞方对我院项目相关人员做了多方位的培训，涵盖了语言、品牌认知、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健康与职业安全、领导力、教学能力等。（1）语言培训，语言是文化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由于语言不同，沟通也会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有所偏差，即使是翻译过来也未必和原意完全相同，开展语言培训有助于消除由于语言差异而引起的沟通和障碍。（2）业务相关培训，使项目成员更好地理解瑞方对项目的定位，乃至他方的发展的目标以及增强各项技能、提高工作能力，在共同参加培训活动、自身得到提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双方人员“共事”的机会与时间，更好地强化作为一个团队的整体的意识，加深彼此的联系和团队意识。
（三）通过项目组织活动，扩大行为互动范围
双方共同参与或组织大型活动，例如，合作项目的开学典礼、斯堪尼亚班学生毕业典礼、斯堪尼亚TOPTEAM比赛的中国选拔赛、斯堪尼亚新车型巡展、斯堪尼亚驾驶员大赛中国各赛区的比赛、学生的MIN-TOPTEAM比赛、在中国新的工厂开业典礼等活动，活动承载着文化背景，双方通过参与、组织活动，为项目成员创造更广泛的文化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增加共识，拉进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增进感情，从而形成更广泛文化空间的行为互动范围。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走向世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好途径。由于文化差异导致合作磨合期较一般合作会更长，矛盾冲突也是时常显现的，但是只要相互明确双方的差异，共同协调，采取消除或缩小差异的积极态度和管理办法，将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静.跨国经营中融合中外文化差异的跨文化管理[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09.
[2]童放.合資企业的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管理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3]姚玲.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跨文化管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9）.
[4]胡冰，张瑾.从文化维度视角解读跨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J].河北学刊，2012（32）.
[5]刘晶晶.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与组织绩效[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