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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为电视剧题材创新及表达提供了新的契机，话题与收视热度表明抗疫题材电视剧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和传播价值。以《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为代表的抗疫题材电视剧在塑造时代人物、讲述时代故事方面大胆创新，但也存在专业细节不严谨、刻意回避深层矛盾、情节设置欠缺推敲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创新维度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弘扬时代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抗疫题材;电视剧;创新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02
2020年初，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书写了伟大的抗疫故事。媒体人也迅速行动，在同年9月上线以抗疫为题材的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呈现抗疫故事。两部作品将现实与艺术相融，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审视与思考。
1 抗疫题材电视剧的创新维度
1.1 塑造时代人物
抗疫题材电视剧以单元剧的形式进行叙事，全剧并没有固定的主要人物，所以创作者要更加全面地选取类型人物丰富故事情节，完整呈现抗疫图景[1]。剧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医务工作者，他们是抗疫的主力军;二是在疫情中具有特殊身份或显著特点的人，如外卖员、志愿者、口罩工人等。其都是抗疫斗争中的典型人物，具有接近性和正面性的特征[2]。
第一，接近性。抗疫题材电视剧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有对应的原型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新闻报道和新闻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观众根据已发布的新闻报道，建立起原型人物的框架和故事模板，因此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容易对剧中角色产生亲切感，具有一定的接近性[3]。例如，在《最美逆行者》第一集《逆行》中，观众根据已发布的新闻报道，掌握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人物特征，再通过抗疫剧中的演员演绎加深人物印象——一个即使身患渐冻症但依旧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生，由此观众可以更清晰地实现对原型人物和剧中塑造人物两者的身份认同和艺术感知[4]。同时，相对于其他题材的电视剧，抗疫题材电视剧的特殊之处在于抗疫工作仍在进行时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反向审视电视剧中塑造的人物[5]。
第二，正面性。在抗疫题材电视剧中，并不存在人格缺陷或者价值观错误的“反面”人物形象，除部分推动故事情节的冲突人物之外，主要以传递正能量的人物为主[6]。在剧中，每一个人物的选择并非为了突出个体性，而是为了抓取其社会身份所代表的人物的典型特性。有不惧危险，为一线医生护士送餐，给独自一人隔离的平小安提供帮助的美团外卖小哥辜勇;有阴差阳错留在武汉当志愿者的宋小强。电视剧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各类群体在抗疫过程中的奉献精神[7]。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疫情期间正面人物的象征，剧作者给予每一个人物的话语文本具有转喻指示器的作用，能将所叙述的人物的正能量传递给观众，从而映射这一群体在时代故事中的整体风貌[8]。
1.2 讲述时代故事
第一，纪实元素的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入较强纪实元素的电视剧创作注重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秉承现实主义原则，借鉴历史剧创作中的“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创作手法，力图展现出普通人身上的崇高美与人性美[9]。抗疫题材电视剧充分利用纪实元素，在努力还原现场和生活场景的同时，直接引入新闻素材，将新闻报道、生活事实和影视艺术融合是抗疫剧的一大特色[10]。一方面，在真实的时代创作背景之下，其选用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实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基于事实材料;另一方面，将新闻资料和其他影像资料运用在剧情之中，能与演员演出画面实现无缝衔接[11]。例如，在《在一起》的《摆渡人》中，有两处插入了新闻画面。第一处是外卖小哥辜勇对小姑娘说她得了新冠肺炎的父亲抢救成功后，画面切入了武汉人民为武汉加油的新闻画面;第二处是片尾辜勇看到援鄂医疗队后，插入了新闻画面[12]。抗疫题材电视剧中纪实元素的凸显并不仅仅只有事实，它更是一种情理交融的多元纪实，在呈现客观事实的同时，加入戏剧化、虚构性的意象表达[13]。在抗疫题材中，观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发生事件的整体认知相对较高，因此在观看过程中其心理定式的变化更小，如果想要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剧作者就要在虚构表达的部分中设置更多的“意料之外”，而不仅仅局限在“情理之中”[14]。
第二，速写特色的体现。“速写”原是绘画术语，这里借用到电视劇叙事模式里，可以理解为简明扼要地叙述实在事件的发生情况，没有冗余描写，通过直观的塑造和快速的情节推进，直接撰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从而揭示生活真相、凸显叙事主题的手法[15]。抗疫题材电视剧作为重大疫情事件催生的产物，所叙述的不是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而是社会现象中心的人、实在的事件，为了更迅速、更准确地讲述时代故事，创作主体在时空安排和叙事节奏方面都凸显了速写这一特征，营造出了一种电影化的效果[16]。相较于以往的系列剧和连续剧在整体故事线上采用的单一叙事结构，目前播出的抗疫题材电视剧主要依照单元剧的形式叙述，不同的单元篇章会根据故事内容和表达内涵采用不同的叙事结构[17]。就抗疫题材本身来说，创作者创新地运用速写模式，每一单元的开篇情绪、情节激化点的分布都比较集中，能用紧凑的节奏营造强烈的悬念感，也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交代清楚[18]。例如，《在一起》的《救护者》将武汉封城的消息、入城高速拥堵着的满满的车辆、医院里无法救治的新冠肺炎患者、紧急混乱的抢救场面都放在开头，用多重紧急的情况加快叙事的节奏[19]。将情绪、情节激化点放在开篇，不仅能加快全剧叙事进程，而且能使观众自然地进入叙述主题的视野与体验状态，产生一种紧张感和体验感[20]。
2 抗疫题材电视剧的问题审视
2.1 专业细节不严谨
在抗疫题材电视剧中，医生是主要塑造的形象，也是主要讲述的故事对象，因此医疗是抗疫剧的主要内容[21]，无论是救治的过程还是医生形象的塑造等，都对创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2]。虽然创作人员力求做到完美，但是仍存在瑕疵[23]。例如，在《最美逆行者》中，医生为病人注射药物，在镜头中针管内只有空气，这个小细节不仅破坏了电视剧的艺术真实，也损害了观众的观感[24]。另外，在一些紧急而又迫切的抢救过程中，插入了医生之间非救治内容的交流，使整体节奏断裂，同时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大大降低了艺术感染力[25]。因此，制作抗疫题材电视剧需要保持耐心，用更加专业的创作队伍和创作理念匠心制作，在精品叙事上下功夫[26]。 2.2 真实事件的生硬堆砌
抗疫题材的电视剧不仅展现疫情期间的社会现象，也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是通常只是堆砌原型事件反映这些问题，并没有直面疫情期间更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更深入地反映客观事实[27]。例如，抗疫初期一床难求、资源不均等问题，在剧中只有一带而过的镜头，解决也非常容易，“有问题就能解决”。创作者在剧本创作时刻意回避了这些深层矛盾，对疫情中真正弊病的揭露还不够到位[28]。同时，抗疫题材内容多以“小窗口”的形式呈现，这些虽然都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抗疫剧对这些问题的表现只局限于表面，只是将其作为呈现抗疫景象的“跳板”，导致剧集思考的深度较浅，破坏了其艺术价值[29]。
2.3 内容冗杂
抗疫题材电视剧体现了“报告”的本质，同时用单元剧的表达形式丰富地展现了抗疫镜像。但是剧目中包含的单元过多，同时每一个单元所要表现的内容不明晰，会导致叙事的侧重点发生偏移[30]。在《最美逆行者》的单元篇章《婆媳战争》中，创作者的初始意图是借助婆媳关系反映疫情期间医护与家属、病患与家属之间的矛盾，但是最后的侧重点却偏离到了婆媳关系上。可视性决定了观众的关注程度，当前的抗疫题材电视剧从整体呈现上来说可视性不足。其在刻画人物方面存在雷同，更趋向完美化、理想化的塑造，虽然没有回避人性弱点，但也不能全面、真实、立体地展现人性本质。
3 结语
抗疫题材电视剧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呈现了抗疫前线的社会景象，虽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但在整体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伟大关怀，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宣传效用。
参考文献：
[1] 卫欣，王勇.时代的审美与审美的时代[J].黄河之声，2018（21）：144-145.
[2] 张嫚.社会化媒体对家庭伦理剧的撕裂与弥合——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J]. 艺海，2020（08）：96-97.
[3] 吴静怡.自媒体平台新冠疫情题材戏谑话语的批判分析——基于艺术生产视角[J].艺海，2020（4）：5-6.
[4] 安晓燕.《一路书香》的叙事创新与问题审视[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11）：103-105.
[5] 朱霜.国内情感传播研究的范式演进[J].今传媒，2018，26（03）：74-76.
[6] 张祁.论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三重叙事维度——以《安家》为例[J].艺海，2020（07）：63-65.
[7] 段德宁.中国美学范畴亚范畴化探析[J].大众文艺，2018（20）：247-249.
[8] 殷文，张杰.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自我、叙事与读者关系的民族志新进路[J].新闻记者，2017（12）：79-86.
[9] 张欢.对社会题材类电影引起情绪共振的思考——以《我不是药神》为例[J].东南传播，2019（02）：43-45.
[10] 黄霁风.议程设置理论下的电影话语分析[J].东南传播，2019（01）：40-43.
[11] 万丽唯，阮立.顛覆性的满足：爱情类网络自制剧的受众研究[J].新闻知识，2018（08）：42-45.
[12] 王卫池.拟态环境下网红的传播符号学研究[J].东南传播，2019（03）：93-94.
[13]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14] 卫欣.瞬间即永恒：微影像的审美困顿及经典重构[J].当代电视，2019（08）：94-99.
[15] 毛子钰.情感观察类真人秀节目的创新表达与价值构建[J].汉字文化，2020（11）：50-52.
[16] 黎婷.网络新闻标题中网络流行语的应用探究[J].汉字文化，2020（19）：5-6.
[17] 郁子笛.网络短视频的拟态环境研究[J].戏剧之家，2019（34）：224-225.
[18] 李曼婷，顾雨怡，刘灵钰.自媒体庸俗化视频传播现象解读[J].戏剧之家，2019（26）：202-203，221.
[19] 曹青云.解读《水形物语》的意象化表达及主旨内涵[J].艺术评鉴，2019（14）：153-154.
[20] 赵呈晨.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流动与再生产研究[J].东南传播，2020（1）：16-19.
[21] 吴启越，刘雯.从《芳华》看电影商业差异化营销策略[J].艺海，2019（04）：57-59.
[22] 张雅璇， 张艳祯.《卖花女》中伊莉莎的身份转变和身份危机[J].艺术科技，2020（33）：68-71.
[23] 安晓燕.对国内“慢综艺”节目的创作思考[J].中国电视，2018（8）：43-46.
[24] 吴静怡，吴妍，王昱硕.大学生微公益认知与参与现状研究[J].东南传播，2018（06）：98-102.
[25] 梁明洁.浅析电视剧《红楼梦》（2010版）对梦境的还原及艺术处理[J].汉字文化，2020（06）：83-84.
[26] 陈雨萌.传播视域下红色文化空壳化的成因与规制[J].艺术科技，2019，32（05）：158，190.
[27] 张祁.纪实摄影语境中的“偷拍”行为[J].戏剧之家，2019（11）：116-117.
[28] 周潇斐，陈莹.从“心”出发，做有温度的营销——华为品牌情感营销研究[J].戏剧之家，2019（34）：212-213.
[29] 陈瑞娟.反射式纪录片《童心无归处》的真实表达[J].电影文学，2019（14）：102-105.
[30] 张伟博.从熵理论解读“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自媒体传播乱象[J].东南传播，2020（03）：24-26.
作者简介：朱可璇（1998—），女，山西晋中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传播。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抗疫题材;电视剧;创新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02
2020年初，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书写了伟大的抗疫故事。媒体人也迅速行动，在同年9月上线以抗疫为题材的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呈现抗疫故事。两部作品将现实与艺术相融，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刻内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审视与思考。
1 抗疫题材电视剧的创新维度
1.1 塑造时代人物
抗疫题材电视剧以单元剧的形式进行叙事，全剧并没有固定的主要人物，所以创作者要更加全面地选取类型人物丰富故事情节，完整呈现抗疫图景[1]。剧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医务工作者，他们是抗疫的主力军;二是在疫情中具有特殊身份或显著特点的人，如外卖员、志愿者、口罩工人等。其都是抗疫斗争中的典型人物，具有接近性和正面性的特征[2]。
第一，接近性。抗疫题材电视剧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有对应的原型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新闻报道和新闻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观众根据已发布的新闻报道，建立起原型人物的框架和故事模板，因此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容易对剧中角色产生亲切感，具有一定的接近性[3]。例如，在《最美逆行者》第一集《逆行》中，观众根据已发布的新闻报道，掌握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人物特征，再通过抗疫剧中的演员演绎加深人物印象——一个即使身患渐冻症但依旧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生，由此观众可以更清晰地实现对原型人物和剧中塑造人物两者的身份认同和艺术感知[4]。同时，相对于其他题材的电视剧，抗疫题材电视剧的特殊之处在于抗疫工作仍在进行时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反向审视电视剧中塑造的人物[5]。
第二，正面性。在抗疫题材电视剧中，并不存在人格缺陷或者价值观错误的“反面”人物形象，除部分推动故事情节的冲突人物之外，主要以传递正能量的人物为主[6]。在剧中，每一个人物的选择并非为了突出个体性，而是为了抓取其社会身份所代表的人物的典型特性。有不惧危险，为一线医生护士送餐，给独自一人隔离的平小安提供帮助的美团外卖小哥辜勇;有阴差阳错留在武汉当志愿者的宋小强。电视剧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各类群体在抗疫过程中的奉献精神[7]。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疫情期间正面人物的象征，剧作者给予每一个人物的话语文本具有转喻指示器的作用，能将所叙述的人物的正能量传递给观众，从而映射这一群体在时代故事中的整体风貌[8]。
1.2 讲述时代故事
第一，纪实元素的运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入较强纪实元素的电视剧创作注重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秉承现实主义原则，借鉴历史剧创作中的“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创作手法，力图展现出普通人身上的崇高美与人性美[9]。抗疫题材电视剧充分利用纪实元素，在努力还原现场和生活场景的同时，直接引入新闻素材，将新闻报道、生活事实和影视艺术融合是抗疫剧的一大特色[10]。一方面，在真实的时代创作背景之下，其选用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实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基于事实材料;另一方面，将新闻资料和其他影像资料运用在剧情之中，能与演员演出画面实现无缝衔接[11]。例如，在《在一起》的《摆渡人》中，有两处插入了新闻画面。第一处是外卖小哥辜勇对小姑娘说她得了新冠肺炎的父亲抢救成功后，画面切入了武汉人民为武汉加油的新闻画面;第二处是片尾辜勇看到援鄂医疗队后，插入了新闻画面[12]。抗疫题材电视剧中纪实元素的凸显并不仅仅只有事实，它更是一种情理交融的多元纪实，在呈现客观事实的同时，加入戏剧化、虚构性的意象表达[13]。在抗疫题材中，观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发生事件的整体认知相对较高，因此在观看过程中其心理定式的变化更小，如果想要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剧作者就要在虚构表达的部分中设置更多的“意料之外”，而不仅仅局限在“情理之中”[14]。
第二，速写特色的体现。“速写”原是绘画术语，这里借用到电视劇叙事模式里，可以理解为简明扼要地叙述实在事件的发生情况，没有冗余描写，通过直观的塑造和快速的情节推进，直接撰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从而揭示生活真相、凸显叙事主题的手法[15]。抗疫题材电视剧作为重大疫情事件催生的产物，所叙述的不是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而是社会现象中心的人、实在的事件，为了更迅速、更准确地讲述时代故事，创作主体在时空安排和叙事节奏方面都凸显了速写这一特征，营造出了一种电影化的效果[16]。相较于以往的系列剧和连续剧在整体故事线上采用的单一叙事结构，目前播出的抗疫题材电视剧主要依照单元剧的形式叙述，不同的单元篇章会根据故事内容和表达内涵采用不同的叙事结构[17]。就抗疫题材本身来说，创作者创新地运用速写模式，每一单元的开篇情绪、情节激化点的分布都比较集中，能用紧凑的节奏营造强烈的悬念感，也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交代清楚[18]。例如，《在一起》的《救护者》将武汉封城的消息、入城高速拥堵着的满满的车辆、医院里无法救治的新冠肺炎患者、紧急混乱的抢救场面都放在开头，用多重紧急的情况加快叙事的节奏[19]。将情绪、情节激化点放在开篇，不仅能加快全剧叙事进程，而且能使观众自然地进入叙述主题的视野与体验状态，产生一种紧张感和体验感[20]。
2 抗疫题材电视剧的问题审视
2.1 专业细节不严谨
在抗疫题材电视剧中，医生是主要塑造的形象，也是主要讲述的故事对象，因此医疗是抗疫剧的主要内容[21]，无论是救治的过程还是医生形象的塑造等，都对创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2]。虽然创作人员力求做到完美，但是仍存在瑕疵[23]。例如，在《最美逆行者》中，医生为病人注射药物，在镜头中针管内只有空气，这个小细节不仅破坏了电视剧的艺术真实，也损害了观众的观感[24]。另外，在一些紧急而又迫切的抢救过程中，插入了医生之间非救治内容的交流，使整体节奏断裂，同时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大大降低了艺术感染力[25]。因此，制作抗疫题材电视剧需要保持耐心，用更加专业的创作队伍和创作理念匠心制作，在精品叙事上下功夫[26]。 2.2 真实事件的生硬堆砌
抗疫题材的电视剧不仅展现疫情期间的社会现象，也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是通常只是堆砌原型事件反映这些问题，并没有直面疫情期间更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更深入地反映客观事实[27]。例如，抗疫初期一床难求、资源不均等问题，在剧中只有一带而过的镜头，解决也非常容易，“有问题就能解决”。创作者在剧本创作时刻意回避了这些深层矛盾，对疫情中真正弊病的揭露还不够到位[28]。同时，抗疫题材内容多以“小窗口”的形式呈现，这些虽然都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抗疫剧对这些问题的表现只局限于表面，只是将其作为呈现抗疫景象的“跳板”，导致剧集思考的深度较浅，破坏了其艺术价值[29]。
2.3 内容冗杂
抗疫题材电视剧体现了“报告”的本质，同时用单元剧的表达形式丰富地展现了抗疫镜像。但是剧目中包含的单元过多，同时每一个单元所要表现的内容不明晰，会导致叙事的侧重点发生偏移[30]。在《最美逆行者》的单元篇章《婆媳战争》中，创作者的初始意图是借助婆媳关系反映疫情期间医护与家属、病患与家属之间的矛盾，但是最后的侧重点却偏离到了婆媳关系上。可视性决定了观众的关注程度，当前的抗疫题材电视剧从整体呈现上来说可视性不足。其在刻画人物方面存在雷同，更趋向完美化、理想化的塑造，虽然没有回避人性弱点，但也不能全面、真实、立体地展现人性本质。
3 结语
抗疫题材电视剧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呈现了抗疫前线的社会景象，虽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但在整体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伟大关怀，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宣传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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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可璇（1998—），女，山西晋中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