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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鸡大战
【美】凯瑟琳·谷德哈马
这已经是我一周内第五次上日用杂货店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女儿打来的。她的语气在电话里听起来惊慌失措，“卫生厅有一个人到咱们家里来检查，她说有人向卫生厅举报咱家私自养鸡！”
就在几周前，我刚刚恢复了久违的单身身份，我的收入也从税务局的申报表格上连降了三级。我不得不搬家，离开了我和女儿住了十几年的家，搬到了新英格兰东部，离大西洋300米远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个很小的房子，破烂不堪，就像整容前的照片，急切地等待整容后的容光焕发。房子外面有一圈甲板，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塘，水是咸的。风景倒是不错，能看到海景。夏天的时候，院子里飞满了像小鸟一样的蜻蜓，院子的南边是一片密密的松林，我当时看着松林，心里想，也许这里就是我的家。
可是，我那聪明伶俐12岁的女儿却不以为然，她喜欢我们原来住的房子，不愿意搬家。我觉得自己是个称职的好母亲，于是，我同天下所有的好母亲一样，耐心地倾听女儿的意见，同情地点着头，尊重她的感情。不过，我也同所有的好母亲一样给女儿下了诱饵，我对她说我们如果搬家的话可以养鸡。对我来说，养鸡并不是件我真要做的事，只不过是脑子里想随口说的事。可是，女儿却为此兴奋不已，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不久我们就真的买了6只母鸡。
我和女儿把她们搬到了我们后院的小棚子里。我问过四周的邻居，好像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养鸡。
所以，女儿的电话让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住在我对面街上的邻居菲碧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她对我说：“昨天卫生厅动物管理员来你们家拜访了。”我问她：“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她告诉我说住在这条街头上的一个人向卫生厅举报说我非法养鸡，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人，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给卫生厅的护士打了电话，她叫南希，就是她昨天来我们家视察的。在电话里，她对我说我得参加一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来决定是否能让我养鸡。接下来她就给了我一连串养鸡的达标要求。这些达标要求就像是从拜占庭时代流传下来的。首先，鸡窝必须离我的房子15米远，而且同周围所有的房产都必须保持6米的距离。更有甚者，与任何公共场所的距离一定要有15米远。我撂下电话，就拿出了米尺，来到院子里实地测量起来。
我们家的鸡窝离我们的房子太近了，离菲碧家的房子的距离也不达标，可是，她对这一切都不在意。因此，在我给卫生厅写的申请养鸡执照的信里，我这样写道：“我的母鸡从来都不大声喧哗，她们爱清洁，讲卫生，没有异味。我确信她们对人类的健康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我们的鸡窝非常隐蔽，邻居们在他们家里什么都看不见，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邻居菲碧写了一封支持我的信。我的另外一位邻居阮波也写了一封支持我的信。我的另外一位邻居，L先生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从前是理发师，现在退休在家总是把自己的院子收拾得利利索索，他自己也养了几只鸡，他一遍一遍重复地对我说：“你就告诉他们，你养的是宠物！”
不久，我看见那位举报我的邻居在他的院子里干活，我想如果我同他交谈的话，也许他会理解我的处境。我对他挥挥手，走了过去，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同他解释了我的处境。他对我说：“你应该有许可证后才能养鸡。”我对他说：“我知道，我正在申请许可证。”“你知道，我为了保养自己的房子花了不少精力，如果在这里有一个鸡窝的话，我的房子就不好出租了。”我对他解释说，如果他是对鸡窝的美观大方担心的话，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不久就会给鸡窝挡上栅栏，在鸡窝周围种上灌木，这样的话，他想看鸡窝都看不见了。可是，他却对我的话半信半疑。
为了参加听证会，我开始收集资料，邻居们写的信、动物监察机构的报告、母鸡们的照片、修鸡窝栅栏的报价和承诺。与此同时，我的母鸡们自由自在地成长着，她们在院子里四处找虫子吃。当卫生厅的主任来到我们家视察的时候，他指着鸡窝上的门闩说：“你最好上把锁，不然L先生说不定会来偷你的鸡呢！”他边说边笑了起来。我对他说：“L先生可是一位好人！”他点点头说：“他是个大好人！”他看了看我的鸡窝和母鸡，说道：“这真是个养鸡的好地方！别太为这事担心了！”说完他就走了，我感觉很好，可是这事还没结束。
我和女儿搬进这所房子一个月后，卫生厅决定召开一个听证会，来决定我们家母鸡的命运。小镇上的市政厅很小，我和女儿坐在会议室里，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几个人来到了会议室，过了一会儿，我的邻居进来了，他走过来对我们做了非常正式的自我介绍。女儿把我的手抓疼了。
听证会开始了，会议桌前坐着3个人，主任在左边，B先生在中间，N女士在右边。这时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被他们的善良所感动，我也被他们那些慈善的面孔所感动，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胜诉。主任介绍了一下大概的案情，接下来我开始了我的陈述。然后是我的邻居的陈述，他说他为了维修自己的房子花了不少心血，希望能卖出个好价钱，可是有一天他开车经过我们家的鸡窝，让他大吃一惊，他觉得我们家的鸡窝会大煞风景，影响他的房价。
B先生说：“我今天去看了看那些母鸡，没什么原因，正好我想出去遛遛，就顺便去看一眼，我觉得她们挺好看的。我有两个小孙子，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些母鸡的。”我的邻居反问道：“如果因为这些母鸡，我的房子卖不出好价钱该怎么办呢？”B先生说：“我觉得这些母鸡会给附近的房产增价而不是减价。”N女士赞同地点点说：“没错，我们家街上挨着猪圈的那家刚刚把房子卖了，他们可是卖了一个好价钱！”
我的邻居不服气地问道：“可是，如果我看到母鸡在我的院子里乱跑怎么办？”N女士说：“不用担心，如果她们乱跑的话，黄鼠狼会替你对付她们的。”“可是，如果我听到公鸡打鸣怎么办？”“她们家也没养公鸡呀！”“这么说她们就可以永远养鸡了？”主任说：“只要她们住在那里，她们就可以永远养鸡！”这时，好像是趁火打劫一样，B先生说：“我们是不是表决一下就散会吧！”主任说：“按照法律表决是否同意发放养鸡许可证。”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继续养鸡。
这一切就这么轻松结束了，我的邻居是位绅士，他输得心甘情愿。我的女儿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们决定去海滩吃蛤肉和冰激凌。就在这时，我灵机一动，为了我们家母鸡的安全，我去商店为鸡窝买了一把锁。
朋友
文·【美】苏珊·马森
那年我11岁，正是踌躇满志的年龄。我记得那是1964年2月份，我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部海岸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我终于成了“大孩子”了，因为那年我上了小学最高的年级。我的新老师是柯里斯赫莫先生，他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课常常以高唱《雪河来客》而告终。
可是，那天柯里斯赫莫先生给我们讲的却是学校选举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的事。我们得先提名候选人，获得提名的那些候选人要在下次全校集会上进行演讲，然后全校投票选举。首先柯里斯赫莫先生让我们班里的女生提名候选人，一些人的名字开始在落满粉尘的破旧黑板上出现了。我和我们这个班里的同学在一起相处了将近7年的时间，理所当然，朋友应该为朋友提名。如果有一位同学被提名了，柯里斯赫莫先生会问有没有另外一位同学支持这个提名。马上就会有一些积极的小手举起来，她们会大声说道：“是的，我也提名詹妮！”“我提名丽萨！”
渐渐的，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提名的程序都快要结束了，全班几乎所有女孩子的名字都上了黑板，可是惟独我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女孩子在展示她们的毒刺的时候，是非常狡猾和微妙的。她们不用互相挤眉弄眼，也不用推推搡搡，但是我的不幸处境是她们幸灾乐祸的来源，这种气氛在教室里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所有的女孩子都认为我既漂亮又聪明，现在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不怀好意的小女孩儿们是有意让我为漂亮和聪明而付出代价的。我们班上一个聪明的男孩子看出了门道，他转过头来假笑着对我说：“哈！马森！她们这次可得逞了！”我真应该那时候就把他的眼睛戳出来。
那天下午，我心不在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种被伤害和背叛的感觉让我接受不了。这些人是我在过去7年里认为是自己朋友的人，她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的喉咙发干，心口发堵，脑子里胡思乱想，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同家里人说。那是一个不讲究感情交流的年代，另外，我也认为我们家的光荣传统需要有人继承，我的大哥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的大队长，我的大姐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的副大队长。我一想到明天，心里就犯嘀咕，因为我无论如何也骗不了我那明察秋毫的老妈，没病装病不上学，一点门都没有。可是，我怎么向她解释其实我是心里有病呢？
第二天，我强迫自己来到学校，坐在座位上，心里充满了恐惧。终于那个让我害怕的时刻来临了，柯里斯赫莫先生开始了选举的程序，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列着所有候选人的名字。我看了看手里的纸，我又看了一遍，天呀！我的名字在上面！柯里斯赫莫先生在解释候选人要在下周一面对全校师生进行演讲，表明我们当上大队长后要为学校做些什么好事，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我的名字怎么会上了候选人的名单呢？我想这可能是柯里斯赫莫先生暗中进行了干涉，但是事情却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样。那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马格丽特边走边聊，像平常一样，只是不是特别上心。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都没有把马格丽特当成自己的朋友。她是在我们年级的另外一个班里。我不知道学校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班，马格丽特所在的班好像是为土著人和家境贫寒的白人设立的。他们本来就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低人一等，这样一分班，好像他们就被我们一笔勾销了，离我们越来越远。
马格丽特属于“穷白人”，她的衣着不整，身上的味道也不新鲜，当然了，她所住的房子也不在什么显赫的地段。可是恰恰就是她在提名的时候想到了我，她提名我当学校大队长。从此，真实的世界和我开始形成了一种终身的关系。
星期一终于来了，我非常兴奋。我已经准备好了演讲的稿件。在全校大会上，斯达夫妮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无法讲下去了。詹尼讲得前言不搭后语，不得不从头开始。所有的候选人都非常紧张。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全校300多名师生面前演讲一点都不胆怯，反而感觉良好。我准备得很充分，吐字清晰，情绪饱满。结果可想而知，全校同学一致通过选举我当大队长。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班上那些可恶的小女孩们拼命地巴结我，她们为了能参加我的12岁生日晚会，把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踩平了。那个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困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是，我终于慢慢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朋友是非常稀少的，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存在什么社会地位差异的。马格丽特可能比我更需要朋友的友情和关怀。这也是我为什么40多年之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虽然为时已晚，但我还是想说：马格丽特，谢谢你！谢谢你给予我的友情和关怀，这份友情和关怀本应该是我送给你的！
注：苏珊·马森是一名退休教师，她曾经执教水上体操，业余时间乐于写作。
田玮东编译自【美】《读者文摘》
【美】凯瑟琳·谷德哈马
这已经是我一周内第五次上日用杂货店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女儿打来的。她的语气在电话里听起来惊慌失措，“卫生厅有一个人到咱们家里来检查，她说有人向卫生厅举报咱家私自养鸡！”
就在几周前，我刚刚恢复了久违的单身身份，我的收入也从税务局的申报表格上连降了三级。我不得不搬家，离开了我和女儿住了十几年的家，搬到了新英格兰东部，离大西洋300米远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个很小的房子，破烂不堪，就像整容前的照片，急切地等待整容后的容光焕发。房子外面有一圈甲板，院子里有一个小池塘，水是咸的。风景倒是不错，能看到海景。夏天的时候，院子里飞满了像小鸟一样的蜻蜓，院子的南边是一片密密的松林，我当时看着松林，心里想，也许这里就是我的家。
可是，我那聪明伶俐12岁的女儿却不以为然，她喜欢我们原来住的房子，不愿意搬家。我觉得自己是个称职的好母亲，于是，我同天下所有的好母亲一样，耐心地倾听女儿的意见，同情地点着头，尊重她的感情。不过，我也同所有的好母亲一样给女儿下了诱饵，我对她说我们如果搬家的话可以养鸡。对我来说，养鸡并不是件我真要做的事，只不过是脑子里想随口说的事。可是，女儿却为此兴奋不已，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不久我们就真的买了6只母鸡。
我和女儿把她们搬到了我们后院的小棚子里。我问过四周的邻居，好像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养鸡。
所以，女儿的电话让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住在我对面街上的邻居菲碧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她对我说：“昨天卫生厅动物管理员来你们家拜访了。”我问她：“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她告诉我说住在这条街头上的一个人向卫生厅举报说我非法养鸡，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人，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给卫生厅的护士打了电话，她叫南希，就是她昨天来我们家视察的。在电话里，她对我说我得参加一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来决定是否能让我养鸡。接下来她就给了我一连串养鸡的达标要求。这些达标要求就像是从拜占庭时代流传下来的。首先，鸡窝必须离我的房子15米远，而且同周围所有的房产都必须保持6米的距离。更有甚者，与任何公共场所的距离一定要有15米远。我撂下电话，就拿出了米尺，来到院子里实地测量起来。
我们家的鸡窝离我们的房子太近了，离菲碧家的房子的距离也不达标，可是，她对这一切都不在意。因此，在我给卫生厅写的申请养鸡执照的信里，我这样写道：“我的母鸡从来都不大声喧哗，她们爱清洁，讲卫生，没有异味。我确信她们对人类的健康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我们的鸡窝非常隐蔽，邻居们在他们家里什么都看不见，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我的邻居菲碧写了一封支持我的信。我的另外一位邻居阮波也写了一封支持我的信。我的另外一位邻居，L先生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从前是理发师，现在退休在家总是把自己的院子收拾得利利索索，他自己也养了几只鸡，他一遍一遍重复地对我说：“你就告诉他们，你养的是宠物！”
不久，我看见那位举报我的邻居在他的院子里干活，我想如果我同他交谈的话，也许他会理解我的处境。我对他挥挥手，走了过去，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同他解释了我的处境。他对我说：“你应该有许可证后才能养鸡。”我对他说：“我知道，我正在申请许可证。”“你知道，我为了保养自己的房子花了不少精力，如果在这里有一个鸡窝的话，我的房子就不好出租了。”我对他解释说，如果他是对鸡窝的美观大方担心的话，那大可不必，因为我不久就会给鸡窝挡上栅栏，在鸡窝周围种上灌木，这样的话，他想看鸡窝都看不见了。可是，他却对我的话半信半疑。
为了参加听证会，我开始收集资料，邻居们写的信、动物监察机构的报告、母鸡们的照片、修鸡窝栅栏的报价和承诺。与此同时，我的母鸡们自由自在地成长着，她们在院子里四处找虫子吃。当卫生厅的主任来到我们家视察的时候，他指着鸡窝上的门闩说：“你最好上把锁，不然L先生说不定会来偷你的鸡呢！”他边说边笑了起来。我对他说：“L先生可是一位好人！”他点点头说：“他是个大好人！”他看了看我的鸡窝和母鸡，说道：“这真是个养鸡的好地方！别太为这事担心了！”说完他就走了，我感觉很好，可是这事还没结束。
我和女儿搬进这所房子一个月后，卫生厅决定召开一个听证会，来决定我们家母鸡的命运。小镇上的市政厅很小，我和女儿坐在会议室里，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几个人来到了会议室，过了一会儿，我的邻居进来了，他走过来对我们做了非常正式的自我介绍。女儿把我的手抓疼了。
听证会开始了，会议桌前坐着3个人，主任在左边，B先生在中间，N女士在右边。这时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我被他们的善良所感动，我也被他们那些慈善的面孔所感动，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胜诉。主任介绍了一下大概的案情，接下来我开始了我的陈述。然后是我的邻居的陈述，他说他为了维修自己的房子花了不少心血，希望能卖出个好价钱，可是有一天他开车经过我们家的鸡窝，让他大吃一惊，他觉得我们家的鸡窝会大煞风景，影响他的房价。
B先生说：“我今天去看了看那些母鸡，没什么原因，正好我想出去遛遛，就顺便去看一眼，我觉得她们挺好看的。我有两个小孙子，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这些母鸡的。”我的邻居反问道：“如果因为这些母鸡，我的房子卖不出好价钱该怎么办呢？”B先生说：“我觉得这些母鸡会给附近的房产增价而不是减价。”N女士赞同地点点说：“没错，我们家街上挨着猪圈的那家刚刚把房子卖了，他们可是卖了一个好价钱！”
我的邻居不服气地问道：“可是，如果我看到母鸡在我的院子里乱跑怎么办？”N女士说：“不用担心，如果她们乱跑的话，黄鼠狼会替你对付她们的。”“可是，如果我听到公鸡打鸣怎么办？”“她们家也没养公鸡呀！”“这么说她们就可以永远养鸡了？”主任说：“只要她们住在那里，她们就可以永远养鸡！”这时，好像是趁火打劫一样，B先生说：“我们是不是表决一下就散会吧！”主任说：“按照法律表决是否同意发放养鸡许可证。”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继续养鸡。
这一切就这么轻松结束了，我的邻居是位绅士，他输得心甘情愿。我的女儿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们决定去海滩吃蛤肉和冰激凌。就在这时，我灵机一动，为了我们家母鸡的安全，我去商店为鸡窝买了一把锁。
朋友
文·【美】苏珊·马森
那年我11岁，正是踌躇满志的年龄。我记得那是1964年2月份，我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部海岸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我终于成了“大孩子”了，因为那年我上了小学最高的年级。我的新老师是柯里斯赫莫先生，他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课常常以高唱《雪河来客》而告终。
可是，那天柯里斯赫莫先生给我们讲的却是学校选举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的事。我们得先提名候选人，获得提名的那些候选人要在下次全校集会上进行演讲，然后全校投票选举。首先柯里斯赫莫先生让我们班里的女生提名候选人，一些人的名字开始在落满粉尘的破旧黑板上出现了。我和我们这个班里的同学在一起相处了将近7年的时间，理所当然，朋友应该为朋友提名。如果有一位同学被提名了，柯里斯赫莫先生会问有没有另外一位同学支持这个提名。马上就会有一些积极的小手举起来，她们会大声说道：“是的，我也提名詹妮！”“我提名丽萨！”
渐渐的，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提名的程序都快要结束了，全班几乎所有女孩子的名字都上了黑板，可是惟独我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女孩子在展示她们的毒刺的时候，是非常狡猾和微妙的。她们不用互相挤眉弄眼，也不用推推搡搡，但是我的不幸处境是她们幸灾乐祸的来源，这种气氛在教室里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所有的女孩子都认为我既漂亮又聪明，现在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不怀好意的小女孩儿们是有意让我为漂亮和聪明而付出代价的。我们班上一个聪明的男孩子看出了门道，他转过头来假笑着对我说：“哈！马森！她们这次可得逞了！”我真应该那时候就把他的眼睛戳出来。
那天下午，我心不在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种被伤害和背叛的感觉让我接受不了。这些人是我在过去7年里认为是自己朋友的人，她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的喉咙发干，心口发堵，脑子里胡思乱想，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同家里人说。那是一个不讲究感情交流的年代，另外，我也认为我们家的光荣传统需要有人继承，我的大哥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的大队长，我的大姐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的副大队长。我一想到明天，心里就犯嘀咕，因为我无论如何也骗不了我那明察秋毫的老妈，没病装病不上学，一点门都没有。可是，我怎么向她解释其实我是心里有病呢？
第二天，我强迫自己来到学校，坐在座位上，心里充满了恐惧。终于那个让我害怕的时刻来临了，柯里斯赫莫先生开始了选举的程序，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列着所有候选人的名字。我看了看手里的纸，我又看了一遍，天呀！我的名字在上面！柯里斯赫莫先生在解释候选人要在下周一面对全校师生进行演讲，表明我们当上大队长后要为学校做些什么好事，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我的名字怎么会上了候选人的名单呢？我想这可能是柯里斯赫莫先生暗中进行了干涉，但是事情却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样。那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马格丽特边走边聊，像平常一样，只是不是特别上心。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都没有把马格丽特当成自己的朋友。她是在我们年级的另外一个班里。我不知道学校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班，马格丽特所在的班好像是为土著人和家境贫寒的白人设立的。他们本来就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低人一等，这样一分班，好像他们就被我们一笔勾销了，离我们越来越远。
马格丽特属于“穷白人”，她的衣着不整，身上的味道也不新鲜，当然了，她所住的房子也不在什么显赫的地段。可是恰恰就是她在提名的时候想到了我，她提名我当学校大队长。从此，真实的世界和我开始形成了一种终身的关系。
星期一终于来了，我非常兴奋。我已经准备好了演讲的稿件。在全校大会上，斯达夫妮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无法讲下去了。詹尼讲得前言不搭后语，不得不从头开始。所有的候选人都非常紧张。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全校300多名师生面前演讲一点都不胆怯，反而感觉良好。我准备得很充分，吐字清晰，情绪饱满。结果可想而知，全校同学一致通过选举我当大队长。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班上那些可恶的小女孩们拼命地巴结我，她们为了能参加我的12岁生日晚会，把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踩平了。那个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困惑。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是，我终于慢慢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朋友是非常稀少的，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存在什么社会地位差异的。马格丽特可能比我更需要朋友的友情和关怀。这也是我为什么40多年之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虽然为时已晚，但我还是想说：马格丽特，谢谢你！谢谢你给予我的友情和关怀，这份友情和关怀本应该是我送给你的！
注：苏珊·马森是一名退休教师，她曾经执教水上体操，业余时间乐于写作。
田玮东编译自【美】《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