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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总有许多时间花费在无用之处。
我住在东五环，上班在北二环，每天用两个小时搭地铁，还不算是最久。我到公司时，家住大兴的同事往往才刚换上二号线，在宣武门的站台上，向微信里的我们发出无奈的信号。更夸张的是，有位住在石景山的朋友，先后换了几家公司都在东大桥，每天起早贪黑，先坐一段公交到一号线终点站，再坐个二十来站倒上两趟地铁才得解脱。路程漫长不说，还要在几个著名的交通枢纽排长队挤上车。
如此上班，堪比西天取经。磨难重重，却没有立地成佛的机会。
仿佛这座城市里，在无用处消磨时间、精力、梦想，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来的人，都得先学会墨守成规。
生活在北京的人，几乎都热衷于排队。
这座城市天生滋养着各种各样的秩序，时间长了，秩序就成了一种久治不愈的传染病。无论是什么时节，咖啡馆或者车站，不管七老八十还是黄齿小儿，总懂得如何收敛自私，忍耐急躁，手揣在兜里摇摇晃晃地等着。那些花费一下午时间去营业大厅办业务、在银行排号或者稻香村置办年货的人，明明装着一肚子无法消解的急不可耐，却因为大家都好好排着队这件事，不太好意思发脾气。
谁让这地方，就是人多呢。来的人，又学会了忍气吞声。
还好，生活也不总是堂课。
地铁上的两个小时，能遇到平白无故争执到动手，又在下车时和好的情侣，也有机会从旁人的电话中听到另一段呕心沥血的人生，或是因为拥挤，不得不凑到旁人手机屏幕面前，看几眼芈月或太子妃。
假的世界和真的人生，都在争相上演一样狗血的故事，让来路斗志满满，归途心平气和。
说起来，偷窥也算是一种在闹市中获取快乐的方法。它只在北京这座城市光明正大，因为人与人啊，总是被迫拉近，被迫亲密，我看你如何活着，无关道德。
这里到处是高矮胖瘦的楼，新的旧的蜂拥而上，但在楼里住过的人都该知道，隔音总是奢求。
被大家普遍认为供暖良心的1990年代老房子，却没在隔音这件事上花心思。六层楼上下买三台电视就够，住在楼下的，连每天楼上电视里的广告词都能背出来，用耳朵就把热播电视剧看了。至于我住过的新楼，跟隔壁邻居未曾谋面却了如指掌。
毕竟，对方哪天请了朋友来喝酒做客，哪天夫妻俩吵得翻天覆地我都听得真切，甚至于，晚上睡觉前按击墙上开关关灯的声音，也会每晚如期传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介入了旁人的生活，交织在过分丰富的爱恨情仇中。
若说以上情形是被迫，可在能给彼此留点余地的时候，人们又总不遵守距离产生美的原则。
在北京吃过一家日料，地方狭小，东西也不怎么好吃，可能因为身处簋街一头，又会起名字，人总是多得要死。说它局促，真是不冤枉的。无论是不是高峰期，那一排两人桌之间连一个80斤的姑娘都无法侧身通过，无需使用偷窥技能，就能遍观旁桌菜色，两边人的来龙去脉分别在你的左右耳里铺陈，一顿饭吃得人心情沉重。回头看看，这明明该是一顿让人清心寡欲的日料啊。
北京的文艺青年们，喜欢聚在一起听讲座、看电影。讲座尚有价值，毕竟喜欢的作家也不是每天都会在街头卖艺。可看电影这事儿，明明片源就存在自己电脑里，还要咣当咣当跨越半座城，跟着导航走一大段路，手脚冻得没了知觉，跑到一个并不舒服的咖啡馆里，跟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梗着脖子再看一遍是枝裕和。
我以找点信仰的念头，在方家胡同的某间咖啡馆里又看了一遍《如父如子》。那天不巧，馆儿里的咖啡机坏了，只能喝花果茶，蛋糕也被饿的人抢购一空。我坐在一张没靠背的椅子上，悔不当初。
我猜，在座的人哪怕都跟我一样别扭，却还会义无反顾地再去下一个咖啡馆看下一场别扭的电影。可能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都是在学会跟自己独处之后，鼓起相當大的勇气来过集体生活。他们明白从书桌前走出来会有多失望，明白文艺是一件孤独才美好的事，却还是忍不住一再地体验这种失望，不作到尽头不死心。
就像觉得日子难捱的人，需要聚在一起诉苦，好像这样苦就会被冲淡。等到风光无限的时候，就扬长而去，在各自的舞台上唱生末净丑，反正这时候已经各自有了捧场的观众，无需再肩并肩，手搭手，嗑着瓜子怨气冲天。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被需要时会自行解散。
所以，等文艺青年一路晋级变成了加V的高级的文艺青年，买得起投影仪和MUJI的沙发，用德龙的咖啡机和不知从哪儿来的进口咖啡豆搞出一壶咖啡，有了心力尽兴招待三五好友，也就不会再跟陌生人一起挤在咖啡馆里看电影了。说到底，穷才是人们抱团的根源。
以前写过逢年过节聚在一起喝大酒的朋友，在春节面前也不得不望而却步。1月底2月初这几天，人们纷纷拉着箱子迅速离去，无论这一年风光还是黯淡，都要钻回到那个土苍苍的壳里躲一躲，准备来年再战。而北京这个胖子，就这样在短时间内成功减肥，血脉凸显，江山明媚。美是美，却没了生气。
地铁不再拥挤，珍贵的私人空间变得稀松平常；去哪儿都不再需要排队，竟也索然无味。可能就像那套被鸡汤们嚼烂了的道理——正因为你雾霾，你拥堵，你浪费生命，你生产无用，你不留给人和事足够的余地，你让人们的好与坏暴露无遗，你有一整晚都数落不尽的不完美，你才成为那个大家竞相奔赴的北京啊。
（珊妮摘自《萌芽》）
我住在东五环，上班在北二环，每天用两个小时搭地铁，还不算是最久。我到公司时，家住大兴的同事往往才刚换上二号线，在宣武门的站台上，向微信里的我们发出无奈的信号。更夸张的是，有位住在石景山的朋友，先后换了几家公司都在东大桥，每天起早贪黑，先坐一段公交到一号线终点站，再坐个二十来站倒上两趟地铁才得解脱。路程漫长不说，还要在几个著名的交通枢纽排长队挤上车。
如此上班，堪比西天取经。磨难重重，却没有立地成佛的机会。
仿佛这座城市里，在无用处消磨时间、精力、梦想，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来的人，都得先学会墨守成规。
生活在北京的人，几乎都热衷于排队。
这座城市天生滋养着各种各样的秩序，时间长了，秩序就成了一种久治不愈的传染病。无论是什么时节，咖啡馆或者车站，不管七老八十还是黄齿小儿，总懂得如何收敛自私，忍耐急躁，手揣在兜里摇摇晃晃地等着。那些花费一下午时间去营业大厅办业务、在银行排号或者稻香村置办年货的人，明明装着一肚子无法消解的急不可耐，却因为大家都好好排着队这件事，不太好意思发脾气。
谁让这地方，就是人多呢。来的人，又学会了忍气吞声。
还好，生活也不总是堂课。
地铁上的两个小时，能遇到平白无故争执到动手，又在下车时和好的情侣，也有机会从旁人的电话中听到另一段呕心沥血的人生，或是因为拥挤，不得不凑到旁人手机屏幕面前，看几眼芈月或太子妃。
假的世界和真的人生，都在争相上演一样狗血的故事，让来路斗志满满，归途心平气和。
说起来，偷窥也算是一种在闹市中获取快乐的方法。它只在北京这座城市光明正大，因为人与人啊，总是被迫拉近，被迫亲密，我看你如何活着，无关道德。
这里到处是高矮胖瘦的楼，新的旧的蜂拥而上，但在楼里住过的人都该知道，隔音总是奢求。
被大家普遍认为供暖良心的1990年代老房子，却没在隔音这件事上花心思。六层楼上下买三台电视就够，住在楼下的，连每天楼上电视里的广告词都能背出来，用耳朵就把热播电视剧看了。至于我住过的新楼，跟隔壁邻居未曾谋面却了如指掌。
毕竟，对方哪天请了朋友来喝酒做客，哪天夫妻俩吵得翻天覆地我都听得真切，甚至于，晚上睡觉前按击墙上开关关灯的声音，也会每晚如期传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介入了旁人的生活，交织在过分丰富的爱恨情仇中。
若说以上情形是被迫，可在能给彼此留点余地的时候，人们又总不遵守距离产生美的原则。
在北京吃过一家日料，地方狭小，东西也不怎么好吃，可能因为身处簋街一头，又会起名字，人总是多得要死。说它局促，真是不冤枉的。无论是不是高峰期，那一排两人桌之间连一个80斤的姑娘都无法侧身通过，无需使用偷窥技能，就能遍观旁桌菜色，两边人的来龙去脉分别在你的左右耳里铺陈，一顿饭吃得人心情沉重。回头看看，这明明该是一顿让人清心寡欲的日料啊。
北京的文艺青年们，喜欢聚在一起听讲座、看电影。讲座尚有价值，毕竟喜欢的作家也不是每天都会在街头卖艺。可看电影这事儿，明明片源就存在自己电脑里，还要咣当咣当跨越半座城，跟着导航走一大段路，手脚冻得没了知觉，跑到一个并不舒服的咖啡馆里，跟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梗着脖子再看一遍是枝裕和。
我以找点信仰的念头，在方家胡同的某间咖啡馆里又看了一遍《如父如子》。那天不巧，馆儿里的咖啡机坏了，只能喝花果茶，蛋糕也被饿的人抢购一空。我坐在一张没靠背的椅子上，悔不当初。
我猜，在座的人哪怕都跟我一样别扭，却还会义无反顾地再去下一个咖啡馆看下一场别扭的电影。可能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都是在学会跟自己独处之后，鼓起相當大的勇气来过集体生活。他们明白从书桌前走出来会有多失望，明白文艺是一件孤独才美好的事，却还是忍不住一再地体验这种失望，不作到尽头不死心。
就像觉得日子难捱的人，需要聚在一起诉苦，好像这样苦就会被冲淡。等到风光无限的时候，就扬长而去，在各自的舞台上唱生末净丑，反正这时候已经各自有了捧场的观众，无需再肩并肩，手搭手，嗑着瓜子怨气冲天。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被需要时会自行解散。
所以，等文艺青年一路晋级变成了加V的高级的文艺青年，买得起投影仪和MUJI的沙发，用德龙的咖啡机和不知从哪儿来的进口咖啡豆搞出一壶咖啡，有了心力尽兴招待三五好友，也就不会再跟陌生人一起挤在咖啡馆里看电影了。说到底，穷才是人们抱团的根源。
以前写过逢年过节聚在一起喝大酒的朋友，在春节面前也不得不望而却步。1月底2月初这几天，人们纷纷拉着箱子迅速离去，无论这一年风光还是黯淡，都要钻回到那个土苍苍的壳里躲一躲，准备来年再战。而北京这个胖子，就这样在短时间内成功减肥，血脉凸显，江山明媚。美是美，却没了生气。
地铁不再拥挤，珍贵的私人空间变得稀松平常；去哪儿都不再需要排队，竟也索然无味。可能就像那套被鸡汤们嚼烂了的道理——正因为你雾霾，你拥堵，你浪费生命，你生产无用，你不留给人和事足够的余地，你让人们的好与坏暴露无遗，你有一整晚都数落不尽的不完美，你才成为那个大家竞相奔赴的北京啊。
（珊妮摘自《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