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个男人从一间靠角落的屋子里推出一个白板，四散于场馆蹲坐的人疾步围过去。几张A4的纸横着贴在白板上，下面两个角没有粘稳，被场馆内送风机的风吹得扑腾。纸上的字不大，需要凑上去才能看清。不到十秒钟，有人瘫倒在白板前，哭声在场馆内回荡。
这是一份DNA比对名单，上面有死者也有伤者。8月2日，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随后有媒体披露了当日打卡的工人名单。这份DNA比对名单相较此前的名单，多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们后面写着“未打卡”。
厂里的工人说，这些“未打卡”的人应该是当天去找主管辞职。但他们终没能走出厂子的大门，一场爆炸将其吞噬于浓烟中，生命永远静止在了这狭小的天地中。
他们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从年龄来看，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赚钱外出打工，为了赚多点钱，他们一天中2/3的时间在工厂度过。
白板摆放的地方是昆山国际会展中心，建筑总面积16.5万平方米。中心正门口醒目地写着“上海浦东机场昆山航站楼”，这里有到上海浦东机场的专线大巴。硕大的字提醒过往的人们这是一座和国际大都市接轨的城市，近30年的开放发展让这座城市列于全国百强县级市之首。
等待消息的家属们四散在场馆内，皮肤黝黑，目光呆滞，一眼就可以辨别出来。单从着装上便可看到，他们还尚未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在城市的飞速发展中，这些进城务工者能拿到的大概只有一份高于老家打工的工资，还是用巨大的工作量和长时间的加班换来的。
开发区的第二代打工者
王福进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被央视改变的。
王福进原来是河南一家酒厂的员工，厂子效益好，生活过得比较有滋味。90年代，央视曝光了王福进所在厂的问题，厂子订单减少，效益一年不如一年，陷入破产的境地。王福进随时都可能随着厂子的破产而成为下岗工人。
厂子发不起工资，女儿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家里老人需要赡养。1995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福进离开河南老家到上海打工，在一家小厂里做木工。没有木工技能，跟着厂里师傅一点点学，肯吃苦上手倒也快。
王福进在厂里包吃包住，每天工资15元，最多时能拿到19元。王福进平时几乎不外出，怕花钱。每年回家一趟，除去给女儿交中专学费的钱，剩下的留给媳妇。
在王福进第一次外出上海打工时，和上海接壤的昆山还远未达到今天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对打工者和工厂主的吸引远没有上海来得强烈。
1985年，昆山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的对方开放县，那时的昆山还是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县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发展需求，昆山在没有任何政策和授意的情况下，在县城东部靠近上海的地方划地6.18平方公里，自费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开放发展靠着30万元启动资金艰难起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要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跟上海接壤的昆山抓住此次机会，成为了国家级开发区。有了国务院的“正名”，昆山仍然没有在轨道上以加速度前行。王福进这样的工人仍不愿意离开上海，工厂主也不愿意在地价、人力更便宜的昆山设厂。
昆山的命运在1996年金融危机中发生转机。原来昆山吸引的外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撤资，昆山政府考察后发现以加工业为主的台湾经济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小，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的想法又很强烈。昆山政府开始主攻台资，游说其到昆山投资办厂。“昆山模式”开始飞速发展。
台资到昆山开发区办厂，属劳动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加上工资高于一些小厂，王福进们开始被吸引到昆山的台资工厂打工，务工者们从劳务输出大省蜂拥到昆山。随着台资的增多，昆山得名“小台北”。
车从昆山市中心往东行驶，十多分钟后路开始颠簸，那是被进出厂的货车压坏的，车速快的话，甚至会有失重的感觉。马路两旁工厂一家挨着一家，中间没有间隙。方正的工厂和道路两旁堆满灰尘的树，几乎是开发区的全部。这个曾经作为发展前沿的地方如今已是年轻人不愿踏入的郊区，开发区的工厂更多是有点年岁的打工者。
王福进大部分时间在工厂上班，和这座城市的交集不过是周末偶尔进城转转。女儿原在老家的乡镇府工作，后在裁员时被裁掉，如今也在昆山打工，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第三代打工者。
综合保税区的第三代打工者
在意工厂是否人性化，要求更多更高
昆山人力资源网的热词搜索排行榜第一是“普工”，这个工种的要求是“能适应两班倒制，连班制度”。部分厂会注明缴纳社保、公积金，极少的厂会写明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如今的年轻人不愿像王福进一样到配套不完善、只有工厂的开发区打工，他们的要求更高。更愿意到配套更完善的综合保税区打工。
19岁的唐笑梦想是考河南财经大学，学习商务英语。这个梦想是受邻居的影响，邻居从河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了名会计，过着让村民羡慕的生活。
今年高考放榜后，唐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在屋里哭了一天。随后决定跟同村的人外出打工，几个女孩花200元从河南漯河坐了12小时大巴车到昆山，径直跑到富士康工厂的直招点应聘。
富士康要招有经验的工人，唐笑在跟招聘的人撒了谎，说自己原来在超市工作过。对方甚至細问到哪条街。在唐笑之后，富士康把招工年龄限定在了23岁以上。
富士康的厂区像个“小社会”。通过门禁刷卡进入，厂区内摄像头遍布，监控设备在富士康警务室内，富士康有着很严密的安保。除去车间外，厂区内最多的就是宿舍楼。唐笑的宿舍有6个人住，和学校的宿舍类似，“但条件好点”。唐笑每月的住宿费只需花100元，“比外面便宜点些”。
自动购物机被放在一个角落里，后面的白墙上已沾满蜘蛛网。自动购物机所在的一楼有冷饮店和小饭馆，消费均比外面低不少。即便如此，唐笑也舍不得在这里消费。食堂的饭菜便宜，2块钱能吃到不错的早餐，4块5能吃上菜品丰富的正餐。
唐笑所在的车间实行两班倒，她入厂第一个月上的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工人们通常都主动加两个小时的班，挣点加班费。1800元的底薪加上加班费，唐笑一个月能拿2000多。自己周末出去吃吃喝喝，再买些穿的，所剩无几。唐笑说这个月得开始攒点钱寄给家里。
工厂的工作枯燥而重复，唐笑有时做着做着就莫名烦躁起来。从高中开始，唐笑就爱随身带个小本和一支笔，记下看到的励志话语，她心中暗藏着开小店的梦想。下班回到宿舍，她从网上摘抄励志语句，靠此支撑自己。工友们觉得工作虽然单调但不辛苦，所以愿意呆在厂里。她们平时回到宿舍看韩剧，伴着剧情哭与笑。
23岁的姜波在一个小型台资工厂工作，在一个皮革厂干了3年，后因受不了旁边工厂的气味辞职，后又辗转换了两个工作。
姜波的朋友们也在昆山打工，各自都忙，休息时间也凑不到一块，几乎不见面不打电话，偶尔在QQ上聊聊。姜波爱看新闻，见人聊得都是国家大事。他爱把“[尽] [吊]丝”一次挂嘴上，常说“[尽] [吊]丝们不都这样吗”。
姜波说自己说不定下一秒就决定换工作了，“人总是往高处走的嘛”。
这是一份DNA比对名单，上面有死者也有伤者。8月2日，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随后有媒体披露了当日打卡的工人名单。这份DNA比对名单相较此前的名单，多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们后面写着“未打卡”。
厂里的工人说，这些“未打卡”的人应该是当天去找主管辞职。但他们终没能走出厂子的大门，一场爆炸将其吞噬于浓烟中，生命永远静止在了这狭小的天地中。
他们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从年龄来看，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赚钱外出打工，为了赚多点钱，他们一天中2/3的时间在工厂度过。
白板摆放的地方是昆山国际会展中心，建筑总面积16.5万平方米。中心正门口醒目地写着“上海浦东机场昆山航站楼”，这里有到上海浦东机场的专线大巴。硕大的字提醒过往的人们这是一座和国际大都市接轨的城市，近30年的开放发展让这座城市列于全国百强县级市之首。
等待消息的家属们四散在场馆内，皮肤黝黑，目光呆滞，一眼就可以辨别出来。单从着装上便可看到，他们还尚未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在城市的飞速发展中，这些进城务工者能拿到的大概只有一份高于老家打工的工资，还是用巨大的工作量和长时间的加班换来的。
开发区的第二代打工者
王福进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被央视改变的。
王福进原来是河南一家酒厂的员工，厂子效益好，生活过得比较有滋味。90年代，央视曝光了王福进所在厂的问题，厂子订单减少，效益一年不如一年，陷入破产的境地。王福进随时都可能随着厂子的破产而成为下岗工人。
厂子发不起工资，女儿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家里老人需要赡养。1995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福进离开河南老家到上海打工，在一家小厂里做木工。没有木工技能，跟着厂里师傅一点点学，肯吃苦上手倒也快。
王福进在厂里包吃包住，每天工资15元，最多时能拿到19元。王福进平时几乎不外出，怕花钱。每年回家一趟，除去给女儿交中专学费的钱，剩下的留给媳妇。
在王福进第一次外出上海打工时，和上海接壤的昆山还远未达到今天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对打工者和工厂主的吸引远没有上海来得强烈。
1985年，昆山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的对方开放县，那时的昆山还是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县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发展需求，昆山在没有任何政策和授意的情况下，在县城东部靠近上海的地方划地6.18平方公里，自费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开放发展靠着30万元启动资金艰难起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要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跟上海接壤的昆山抓住此次机会，成为了国家级开发区。有了国务院的“正名”，昆山仍然没有在轨道上以加速度前行。王福进这样的工人仍不愿意离开上海，工厂主也不愿意在地价、人力更便宜的昆山设厂。
昆山的命运在1996年金融危机中发生转机。原来昆山吸引的外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撤资，昆山政府考察后发现以加工业为主的台湾经济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小，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的想法又很强烈。昆山政府开始主攻台资，游说其到昆山投资办厂。“昆山模式”开始飞速发展。
台资到昆山开发区办厂，属劳动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加上工资高于一些小厂，王福进们开始被吸引到昆山的台资工厂打工，务工者们从劳务输出大省蜂拥到昆山。随着台资的增多，昆山得名“小台北”。
车从昆山市中心往东行驶，十多分钟后路开始颠簸，那是被进出厂的货车压坏的，车速快的话，甚至会有失重的感觉。马路两旁工厂一家挨着一家，中间没有间隙。方正的工厂和道路两旁堆满灰尘的树，几乎是开发区的全部。这个曾经作为发展前沿的地方如今已是年轻人不愿踏入的郊区，开发区的工厂更多是有点年岁的打工者。
王福进大部分时间在工厂上班，和这座城市的交集不过是周末偶尔进城转转。女儿原在老家的乡镇府工作，后在裁员时被裁掉，如今也在昆山打工，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第三代打工者。
综合保税区的第三代打工者
在意工厂是否人性化，要求更多更高
昆山人力资源网的热词搜索排行榜第一是“普工”，这个工种的要求是“能适应两班倒制，连班制度”。部分厂会注明缴纳社保、公积金，极少的厂会写明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如今的年轻人不愿像王福进一样到配套不完善、只有工厂的开发区打工，他们的要求更高。更愿意到配套更完善的综合保税区打工。
19岁的唐笑梦想是考河南财经大学，学习商务英语。这个梦想是受邻居的影响，邻居从河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了名会计，过着让村民羡慕的生活。
今年高考放榜后，唐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在屋里哭了一天。随后决定跟同村的人外出打工，几个女孩花200元从河南漯河坐了12小时大巴车到昆山，径直跑到富士康工厂的直招点应聘。
富士康要招有经验的工人，唐笑在跟招聘的人撒了谎，说自己原来在超市工作过。对方甚至細问到哪条街。在唐笑之后，富士康把招工年龄限定在了23岁以上。
富士康的厂区像个“小社会”。通过门禁刷卡进入，厂区内摄像头遍布，监控设备在富士康警务室内，富士康有着很严密的安保。除去车间外，厂区内最多的就是宿舍楼。唐笑的宿舍有6个人住，和学校的宿舍类似，“但条件好点”。唐笑每月的住宿费只需花100元，“比外面便宜点些”。
自动购物机被放在一个角落里，后面的白墙上已沾满蜘蛛网。自动购物机所在的一楼有冷饮店和小饭馆，消费均比外面低不少。即便如此，唐笑也舍不得在这里消费。食堂的饭菜便宜，2块钱能吃到不错的早餐，4块5能吃上菜品丰富的正餐。
唐笑所在的车间实行两班倒，她入厂第一个月上的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工人们通常都主动加两个小时的班，挣点加班费。1800元的底薪加上加班费，唐笑一个月能拿2000多。自己周末出去吃吃喝喝，再买些穿的，所剩无几。唐笑说这个月得开始攒点钱寄给家里。
工厂的工作枯燥而重复，唐笑有时做着做着就莫名烦躁起来。从高中开始，唐笑就爱随身带个小本和一支笔，记下看到的励志话语，她心中暗藏着开小店的梦想。下班回到宿舍，她从网上摘抄励志语句，靠此支撑自己。工友们觉得工作虽然单调但不辛苦，所以愿意呆在厂里。她们平时回到宿舍看韩剧，伴着剧情哭与笑。
23岁的姜波在一个小型台资工厂工作，在一个皮革厂干了3年，后因受不了旁边工厂的气味辞职，后又辗转换了两个工作。
姜波的朋友们也在昆山打工，各自都忙，休息时间也凑不到一块，几乎不见面不打电话，偶尔在QQ上聊聊。姜波爱看新闻，见人聊得都是国家大事。他爱把“[尽] [吊]丝”一次挂嘴上，常说“[尽] [吊]丝们不都这样吗”。
姜波说自己说不定下一秒就决定换工作了，“人总是往高处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