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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年)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胡适当成了只会“爱惜羽毛”的人、全盘西化论者、党派主义者,其实这是对他的误解。那么,胡适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
一、要率性,也要作圣
胡适在孩童时代不活泼,文雅得像个教书先生,老一辈开玩笑地称他为“穈先生”(胡适原名嗣穈)。一次,“穈先生”和乡野的顽童在玩掷铜板,一位老辈跟他开玩笑说:“穈先生也掷铜钱么?”胡适顿时面红耳赤,十分难为情。
胡适从不把自己的消极情绪传给他人。他说,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与人交往,他总给人如浴春风般的感觉。
胡适作圣的功夫极深,率性的一面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胡适青年时代在上海四所学校都未能毕业,全因某种程度的反叛个性使然。上海的中国公学对学生的管理较为放任,致使他与杨杏佛变成了狂奴与酒徒。在此期间,胡适还喝醉过一次酒,借着酒劲骂租界里的巡捕为外国的奴才。
他一向不喜欢律诗,因为律诗、对联、八股等皆最能体现出于法度之中的传统。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农学专业。选择此专业,一来是受其二哥实业报国说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农学专业的待遇颇好。然而胡适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专业,辨别苹果种类的测试令他焦头烂额。胡适率其性,转到了哲学系。
胡适一生都在率性和作圣之间徘徊,试图走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但当率性和作圣发生冲突时,胡适无论如何也会选择后者。这是受到其父胡传所编《学为人诗》中两句话的影响,“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在感情问题上更能看出胡适的这种心态。胡适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留洋博士,伴其一生的却是来自徽州乡下的一位小脚女子江冬秀。恋人曹佩声是胡适终身难以释怀的心上人,他与江冬秀结婚,是为了对其母尽孝,与江氏终其一生,则是为了作圣。
1918年胡母去世,胡适便对这名分造就的婚姻发泄不满。1919年他译了一首诗,名曰《关不住了》,专言爱情是关不住的。两日后,又译诗,“要和爱人一起把糊涂的世界打破,把世界重新造过。”1920年,作《一笑》的诗,“我不但忘不了她,而且还觉得她越久越可爱。”1924年初,胡适又作一诗,“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江冬秀对付多情青年名教授的办法则甚为简单,就是大吵大闹。胡适的老乡石原皋还在胡家亲眼目睹了江冬秀拿起剪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扔去,幸运的是没有击中目标。
胡适面临着爱情的抉择。虽与江氏的婚姻甚为勉强,但是为了能保住“暴得大名”之后更为华丽的羽毛,胡适不得不与向来反对离婚的中国文化传统妥协。
可见在感情问题上,“道德”的礼教虽然锁不住少年的心,但是“欲望”的少年也跳不出它的轨道。
二、“全盘西化”的本意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他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台湾的《民主评论》便讥讽道:“胡适曾以下流的辞句污蔑过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他用此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人卖俏,得了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其实,国学才是胡适的安身立命之本。胡适童年时代就在家乡绩溪接受国学教育。13岁那年,他去上海读书,入的是梅溪学堂,被编入水平最低的第五班。一日,国文老师将书里《易系词传》的引文说成是《左传》里的,小胡适指出了老师的错误,因此重新被编入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三班。
在康奈尔大学读农学一年级时,胡适在私下不断地自修与农学毫无瓜葛的中国旧学。
他所点读的旧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各部。
胡适作为庚款留学生,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从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在这张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个叫钟文鳌的人写的宣传单:“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
胡适总是把传单扔在纸篓里。1915年,他回敬了钟文鳌一次。胡适这样写道:“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而偏要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
胡适还在文化上持有一种国耻观。他到美国后不久,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生基督教会的夏令营,其中一天讨论的题目是“孔教之效果”,由传教士李佳白主讲。言孔教而由美国人主讲,胡适已觉是奇耻大辱。几年之后,他仍感慨地说,他所遇到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都懂本国的历史、政治、文学,只有中国和美国学生不懂各自国家的文明。他对中国学生少有通晓祖国文化传统深以为耻,认为中国必须建立传授国学的大学。
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文艺复兴便是最好的证明。输入的只是西方文化的学理,只是把输入的学理当作工具与方法,用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中一切的价值,以期达到整理国故、复兴中国文明的目的。
全盘西化只是胡适所主张的一种策略,一种口号而已。他和五四那一代人都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惰性,适中的主张往往得不到适中的结果,因此胡适扮演了文化上“激进主义者”的角色。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的本意是要化旧文学的“腐朽”为“神奇”,手段却是号召青年与旧文学决裂。
三、最爱国的“世界主义者”
胡适青年时代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世界学生会并任会长,经常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他还坚信“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理念。胡适的言行使人觉得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但是胡适的“世界主义”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与欧美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平等的地位,蕴含着一种典型的民族关怀。胡适生于中国衰落之时,他要用世界主义来反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强权主张,特别是强势的西方对中国在种族、国家上的压迫。
可见胡适的“世界主义”实质上仍是爱国主义,只不过主张在爱国的同时不要违背人道主义原则。他曾说道:“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这种爱国主义是胡适心目中的理想。但是胡适对带有偏见、违背人道的爱国主义也能容忍。胡适期望自己的祖国永远正直,但无论她是对是错,是曲是直,毕竟是自己的国家。
由于胡适和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一些人为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 “小骂大帮忙”,以此来形容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显然他们把胡适当成了党派主义者。
这批人往往只看到胡适与国民党交好的一面,而很少言及两者的冲突。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便送了一本《淮南子》给蒋介石。《淮南子》是一部阐发道术与无为的书,胡适送此书给蒋,希望蒋明白为政大体,明定权限,不亲细事。1935年,胡适指出蒋介石有侵官、揽事、“事必躬亲”的缺点,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万知万能之人,不可能做好身兼百官之事。
胡适批判“国父”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术,认为“行易知难”学术会使国家陷入崇拜先知、走向独裁的危险境地。然而这一学说为国民党钳制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提供了护身符。
与其说胡适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不如说他是为国尽力。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了把中国这个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为一个活泼的民族,4年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大约15万字催国人奋进的文章与诗词。
20世纪30年代,国家危难日益加深,胡适打破1917年归国后所立的“20年不参与政治”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奔走游说。
在国人面前,胡适大骂我们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罪孽深重,中国不亡天理难容。然而在国外,胡适则执笔报国,为宗国讳。他处处为中国诸如八股、骈文、姨太太、小脚、包办婚姻等陋习辩护。1915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比较了中国的包办婚姻与西方的自由婚姻,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女子无需像西洋女子那样为了婚姻的缘故献媚于男人,不会媚人的女子也不会像西洋女子那样会孤独终身。
胡适是时代风气的开创者,但又与时代相隔了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胡适所处的时代要么不能了解他的思想,要么误解了他的思想。■
一、要率性,也要作圣
胡适在孩童时代不活泼,文雅得像个教书先生,老一辈开玩笑地称他为“穈先生”(胡适原名嗣穈)。一次,“穈先生”和乡野的顽童在玩掷铜板,一位老辈跟他开玩笑说:“穈先生也掷铜钱么?”胡适顿时面红耳赤,十分难为情。
胡适从不把自己的消极情绪传给他人。他说,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与人交往,他总给人如浴春风般的感觉。
胡适作圣的功夫极深,率性的一面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胡适青年时代在上海四所学校都未能毕业,全因某种程度的反叛个性使然。上海的中国公学对学生的管理较为放任,致使他与杨杏佛变成了狂奴与酒徒。在此期间,胡适还喝醉过一次酒,借着酒劲骂租界里的巡捕为外国的奴才。
他一向不喜欢律诗,因为律诗、对联、八股等皆最能体现出于法度之中的传统。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农学专业。选择此专业,一来是受其二哥实业报国说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农学专业的待遇颇好。然而胡适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专业,辨别苹果种类的测试令他焦头烂额。胡适率其性,转到了哲学系。
胡适一生都在率性和作圣之间徘徊,试图走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但当率性和作圣发生冲突时,胡适无论如何也会选择后者。这是受到其父胡传所编《学为人诗》中两句话的影响,“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在感情问题上更能看出胡适的这种心态。胡适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留洋博士,伴其一生的却是来自徽州乡下的一位小脚女子江冬秀。恋人曹佩声是胡适终身难以释怀的心上人,他与江冬秀结婚,是为了对其母尽孝,与江氏终其一生,则是为了作圣。
1918年胡母去世,胡适便对这名分造就的婚姻发泄不满。1919年他译了一首诗,名曰《关不住了》,专言爱情是关不住的。两日后,又译诗,“要和爱人一起把糊涂的世界打破,把世界重新造过。”1920年,作《一笑》的诗,“我不但忘不了她,而且还觉得她越久越可爱。”1924年初,胡适又作一诗,“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江冬秀对付多情青年名教授的办法则甚为简单,就是大吵大闹。胡适的老乡石原皋还在胡家亲眼目睹了江冬秀拿起剪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扔去,幸运的是没有击中目标。
胡适面临着爱情的抉择。虽与江氏的婚姻甚为勉强,但是为了能保住“暴得大名”之后更为华丽的羽毛,胡适不得不与向来反对离婚的中国文化传统妥协。
可见在感情问题上,“道德”的礼教虽然锁不住少年的心,但是“欲望”的少年也跳不出它的轨道。
二、“全盘西化”的本意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他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台湾的《民主评论》便讥讽道:“胡适曾以下流的辞句污蔑过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他用此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人卖俏,得了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其实,国学才是胡适的安身立命之本。胡适童年时代就在家乡绩溪接受国学教育。13岁那年,他去上海读书,入的是梅溪学堂,被编入水平最低的第五班。一日,国文老师将书里《易系词传》的引文说成是《左传》里的,小胡适指出了老师的错误,因此重新被编入第二班,一天之中升了三班。
在康奈尔大学读农学一年级时,胡适在私下不断地自修与农学毫无瓜葛的中国旧学。
他所点读的旧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各部。
胡适作为庚款留学生,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从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在这张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个叫钟文鳌的人写的宣传单:“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
胡适总是把传单扔在纸篓里。1915年,他回敬了钟文鳌一次。胡适这样写道:“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而偏要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
胡适还在文化上持有一种国耻观。他到美国后不久,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生基督教会的夏令营,其中一天讨论的题目是“孔教之效果”,由传教士李佳白主讲。言孔教而由美国人主讲,胡适已觉是奇耻大辱。几年之后,他仍感慨地说,他所遇到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都懂本国的历史、政治、文学,只有中国和美国学生不懂各自国家的文明。他对中国学生少有通晓祖国文化传统深以为耻,认为中国必须建立传授国学的大学。
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文艺复兴便是最好的证明。输入的只是西方文化的学理,只是把输入的学理当作工具与方法,用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中一切的价值,以期达到整理国故、复兴中国文明的目的。
全盘西化只是胡适所主张的一种策略,一种口号而已。他和五四那一代人都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惰性,适中的主张往往得不到适中的结果,因此胡适扮演了文化上“激进主义者”的角色。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的本意是要化旧文学的“腐朽”为“神奇”,手段却是号召青年与旧文学决裂。
三、最爱国的“世界主义者”
胡适青年时代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世界学生会并任会长,经常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他还坚信“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理念。胡适的言行使人觉得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但是胡适的“世界主义”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与欧美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平等的地位,蕴含着一种典型的民族关怀。胡适生于中国衰落之时,他要用世界主义来反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强权主张,特别是强势的西方对中国在种族、国家上的压迫。
可见胡适的“世界主义”实质上仍是爱国主义,只不过主张在爱国的同时不要违背人道主义原则。他曾说道:“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这种爱国主义是胡适心目中的理想。但是胡适对带有偏见、违背人道的爱国主义也能容忍。胡适期望自己的祖国永远正直,但无论她是对是错,是曲是直,毕竟是自己的国家。
由于胡适和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一些人为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 “小骂大帮忙”,以此来形容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显然他们把胡适当成了党派主义者。
这批人往往只看到胡适与国民党交好的一面,而很少言及两者的冲突。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便送了一本《淮南子》给蒋介石。《淮南子》是一部阐发道术与无为的书,胡适送此书给蒋,希望蒋明白为政大体,明定权限,不亲细事。1935年,胡适指出蒋介石有侵官、揽事、“事必躬亲”的缺点,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万知万能之人,不可能做好身兼百官之事。
胡适批判“国父”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术,认为“行易知难”学术会使国家陷入崇拜先知、走向独裁的危险境地。然而这一学说为国民党钳制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提供了护身符。
与其说胡适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不如说他是为国尽力。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了把中国这个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为一个活泼的民族,4年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大约15万字催国人奋进的文章与诗词。
20世纪30年代,国家危难日益加深,胡适打破1917年归国后所立的“20年不参与政治”的誓言,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奔走游说。
在国人面前,胡适大骂我们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罪孽深重,中国不亡天理难容。然而在国外,胡适则执笔报国,为宗国讳。他处处为中国诸如八股、骈文、姨太太、小脚、包办婚姻等陋习辩护。1915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比较了中国的包办婚姻与西方的自由婚姻,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女子无需像西洋女子那样为了婚姻的缘故献媚于男人,不会媚人的女子也不会像西洋女子那样会孤独终身。
胡适是时代风气的开创者,但又与时代相隔了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胡适所处的时代要么不能了解他的思想,要么误解了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