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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惯所认为的军民鱼水关系在实质的物质关系上并不存在，军民之间是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反而更有可能存在于文人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物质关系层面，军民关系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再盲目乐观，而是要真正建设良好的军民关系。
关键词：军民关系；文民关系；社会支出；国防支出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245-05
引论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军队与社会看作是一种鱼水关系，军民一家、军民鱼水关系也常常形容于各期刊杂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所谓鱼水关系是我们良好的期许还是真的即使在物质关系上也还存在？军民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政权，而是由文人政府掌握着治理权，文人政府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更多，如果治理共同体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比较而言，文人政府似乎更有优势，鱼水关系应该发生于文人政府和民众之间，文—民之间是不是鱼水关系或者更接近于鱼水关系？本文即旨在寻求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着两大部门：治理共同体和市民社会，治理共同体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国家由两大部门构成：文官部门和武装部门即政府和军队。两大部门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并与社会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衡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财产、物质关系为社会最为本质的关系，因此，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关系用公共支出来衡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鉴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整个社会完全由治理共同体主导，即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共同体除对国家的运作和维持外，也还必须要维持社会体系的存在，保持对社会的开支，所以，公共开支总的看可以分为国家支出和非国家支出即社会支出两大部分。国家支出包括对文官部门的行政支出和对军人部门的国防支出。社会支出包括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等支出。我们假设资源有限即总开支是有限的，那么，各类开支之间应该为替代关系：一类开支增加可能会造成另一类开支的减少。因为这些开支是各个部门的开支，那么如果存在替代关系，这些部门无论表面上关系多么亲近，它们在事实上都是竞争关系。并且，一旦存在开支上的竞争关系，这些部门行动者会实施竞争性行为，我们假定各部门都有汲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并最大化地汲取公共资源，直到它们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者行动策略受到阻碍为止。又由于各部门支出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要素，而是政治选择、政治决策的结果[1～2]。在短期内，政策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使某两项或者某几项开支同时增长，但如果长期地看，必定会有其他部门开支下降，即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军人部门与市民社会应该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替代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国防优先。公共支出由治理共同体安排，武装部门又是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部门之一，出于治理者私性，对武装部门的支出即国防支出会被优先考虑。并且如果出现政治决策强调以国防为重心的情况，替代方向就会变成国防支出替代社会支出。
2.社会优先。由于政治决策的影响，优先发展社会而牺牲国防支出，替代方向为社会支出替代国防支出。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都是替代关系，武装部门与市民社会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提出一对假设：H0：长期地看，正如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国防开支与社会开支之间并无替代，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保持着鱼水关系。H1：长期地看，作为国家开支的国防支出与作为非国家开支的社会开支之间是替代关系，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为竞争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掌握政权，军人部门并不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日常关系，治理权由文人政府掌握，文人比军人更接近民众，如果治理共同体与民间社会存在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可能发生于文—民之间。于是我们又可以提出另一对假设：H10：长期地看，由于总开支总是有限的，文人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文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同样也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H11：长期地看，由于是文人掌权，文人政府长期与大众社会交往，比军人更易接近民间社会，鱼水关系可能发生在文民之间。
二、文献回顾
鲁塞特（Russett）提出与“谁从国防支出中受益？”相反的问题：“谁为国防付费？”当国防支出增长，哪种公共和私人支出被降低了或是不能维持以前的增长率了[3]？由此，开创了国防支出与其他非国防支出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他1969年的文章表明国防支出和社会类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无替代关系。1982年他又进一步修正了1969年的观点，认为国防支出和其他两项社会支出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也没有替代关系[1]。凯瑟琳·佩罗夫和玛格丽特·波多拉克—沃伦（Kathleen Peroff and Margaret Podolak-Warren），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检验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的替代关系：（1）国防新项目开支和健康总支出的替代关系；（2）国防新项目开支与联邦级别的健康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3）国防支出和联邦健康研究及发展支出间的替代关系；（4）国防和私人健康医疗设施和技术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国防预算与联邦健康支出没有替代关系[4]。罗伯特·E.卢尼和P.C弗雷德里克森（Robert E.Looney and P.C Frederiksen）早期的文献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拉美国家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的具体类别的替代关系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类型[5]。委内瑞拉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服务支出、社会安全—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巴西国防支出和住房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无支出项目与国防支出存在正向关系；阿根廷国防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对12个中东、北非、地中海国家也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目的同样也是看，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部门受益伴随着另外一个部门受损的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国防支出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并无替代关系，反而还会随之上升；国防支出低的国家，健康支出并没有受损，但是如果国防预算支出升高，健康预算支出很可能被升高的国防支出削减[6]。杰弗里· 哈里斯、马克· 凯利和普拉诺沃（Geoffrey Harris，Mark Kelly and Pranowo）在希克斯和库比希（Hicks and Kubisch）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亚洲12个国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上不存在替代关系。12个国家中，只有尼泊尔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印尼、印度、新加坡在国防开支和健康支出上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关系[7]。皮特·赫斯、布伦丹·慕兰（ Peter Hess and Brendan Mullan）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检验中，分别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没有竞争关系[8]。并且在控制了国民收入变量和国外援助变量后，发现国防支出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倾向于升高。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将检验的对象作了颠倒。一般的检验是检验总的国防支出和具体的社会支出比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他检验总的社会支出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军事人事支出、军事采购支出、运转和维持费用支出、军事研发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在长期时段中，具体的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9]。 达贝尔克和麦考米克（Dabelko and McCormick）检验了国防支出对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认为国防的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都存在[10]，即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为替代关系。威廉K.多姆克、理查德C.艾肯伯格和凯瑟琳·M.凯莱赫（William K.Domke，Richard C.Eichenberg and Catherine·M.Kelleher）以政治决策的时间类型将替代关系分为三种时期中的替代关系：长时期、短期以及不连续决策点。三人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建立一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上采用了最复杂的估计技术——三阶段最小二乘。他们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技术检验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支出的长时期中的替代关系，变量指标为各项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检验证明：长时期中，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存在替代关系[11]。萨德特·德格（Saadet Deger）采集了5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检验。他分别建立增长率方程、国民储蓄率方程、教育支出方程、国防支出方程四个方程，然后进行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每提高1%，教育支出相应地降低0.8327%[12]。博比·E.阿波斯托拉基斯（Bobby E.Apostolakis）对美洲1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军事支出和健康支出之间（四个国家例外）、和教育支出之间（一个国家例外）、和社会安全福利之间（六个国家例外）存在替代关系[2]。朱利德·伊尔迪里姆和塞拉米·赛兹京（Jülide Yildirim and Selami Sezgin），采集了1924—1996年土耳其各项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修改了鲁塞特 （1982）的变量和模型并增加了一个军事支出方程，检验结果发现：国防支出和福利类的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但是在它的子项目上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与教育支出无替代关系[13]。奥努尔·厄兹索伊 （Onur zsoy）使用土耳其192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防支出和教育、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的检验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14]。中文文献中，刘思琦、胡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进行过检验，使用的数据为1953—2009年的国防支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两人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二者是替代关系[15]。
然而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文献都只是探究国防支出与社会支出的各项诸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福利支出等支出项类的关系，而没有把国防支出与作为社会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更没有把这对关系放置于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真正揭示出各支出所代表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在支出关系中的政治地位，研究均缺少政治学的分析。亚历克斯·明茨的验证，虽更近一步，但也只是验证社会支出整体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各项而不是与国防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50—2006年中央政府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1。
公式中：PED为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简化概称为社会文教类支出；PEC为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DE为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AD为行政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GFR为财政收入增长率；D0为虚拟变量，表示两大战略：“国防优先”、“社会优先”，D0=0表示“国防优先”的年份，D0=1表示“社会优先”。1978年以前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8%左右，但1978年后国防支出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萎缩[18]。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μ为随机扰动项。
四、假设检验
本文对1950—2006年数据用上述的三个方程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列于下页表（见下页表1）的三个纵列模型中：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PED模型中，即第二个模型中，社会支出与国防支出存在着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看社会支出和国防类支出之间为替代关系，即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在财政支出游戏中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非鱼水关系。因此，可以拒绝H0假设，H1假设成立。
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是替代关系，社会部门和经济建设部门同样为竞争关系，但是与国防支出相比替代性较低，因此，国防支出不但与社会支出是替代关系而且还是社会支出的主要替代者，也就是说军人部门与民众社会不但不存在鱼水关系，相反竞争还最为激烈。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行政支出为正相关，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部门与行政部门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共同进退，相对于军民关系来说，文—民之间更可能是鱼水关系。由此，可以拒绝H10假设，H11假设成立。
五、讨论
本文的检验证明，长期地看，军民之间并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相反存在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可能存在于文—民关系中而不是军民关系中，军—民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
社会支出与战略变量呈正相关，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战略变迁为社会优先战略，社会部门的确会从中受益。但本文的模型中并没有反映出战略变迁是否与国防支出呈负相关，即出现一种使社会部门受益而使军人部门受损的情况，倘若如此，本文可以推论认为战略变迁会成为拉大军民鸿沟而使军民之间离鱼水关系越来越远。但各模型并未反映出这一点，因此，本文尚未找到什么因素会影响军民之间拉大竞争关系或者降低竞争强度去趋向于鱼水关系，本文的结论只限于战略变迁会有利于社会部门。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表1中，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能通过1%的显著检验；但与社会文教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地看会带来行政支出的增长，但会带来社会支出的相对下降。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会拉开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是支出性地破坏文—民鱼水关系的因素。然而，囿于模型所限，我们尚不知财政支出增长会拉大军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促进军民之间朝鱼水关系的方向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论所带来的启示。如果从物质关系层面看，军民关系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不能盲目乐观，以鱼水关系自欺欺人，而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对社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增加；随着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军事压力也在增加，加快军队力量建设、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建设一支能保障国家崛起成果的军队也是迫在眉睫。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使军队支出和社会支出互益而不是互斥并在实质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今后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军民关系；文民关系；社会支出；国防支出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245-05
引论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军队与社会看作是一种鱼水关系，军民一家、军民鱼水关系也常常形容于各期刊杂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所谓鱼水关系是我们良好的期许还是真的即使在物质关系上也还存在？军民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政权，而是由文人政府掌握着治理权，文人政府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更多，如果治理共同体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比较而言，文人政府似乎更有优势，鱼水关系应该发生于文人政府和民众之间，文—民之间是不是鱼水关系或者更接近于鱼水关系？本文即旨在寻求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着两大部门：治理共同体和市民社会，治理共同体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国家由两大部门构成：文官部门和武装部门即政府和军队。两大部门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并与社会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衡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财产、物质关系为社会最为本质的关系，因此，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关系用公共支出来衡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鉴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整个社会完全由治理共同体主导，即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共同体除对国家的运作和维持外，也还必须要维持社会体系的存在，保持对社会的开支，所以，公共开支总的看可以分为国家支出和非国家支出即社会支出两大部分。国家支出包括对文官部门的行政支出和对军人部门的国防支出。社会支出包括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等支出。我们假设资源有限即总开支是有限的，那么，各类开支之间应该为替代关系：一类开支增加可能会造成另一类开支的减少。因为这些开支是各个部门的开支，那么如果存在替代关系，这些部门无论表面上关系多么亲近，它们在事实上都是竞争关系。并且，一旦存在开支上的竞争关系，这些部门行动者会实施竞争性行为，我们假定各部门都有汲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并最大化地汲取公共资源，直到它们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者行动策略受到阻碍为止。又由于各部门支出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要素，而是政治选择、政治决策的结果[1～2]。在短期内，政策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使某两项或者某几项开支同时增长，但如果长期地看，必定会有其他部门开支下降，即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军人部门与市民社会应该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替代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国防优先。公共支出由治理共同体安排，武装部门又是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部门之一，出于治理者私性，对武装部门的支出即国防支出会被优先考虑。并且如果出现政治决策强调以国防为重心的情况，替代方向就会变成国防支出替代社会支出。
2.社会优先。由于政治决策的影响，优先发展社会而牺牲国防支出，替代方向为社会支出替代国防支出。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都是替代关系，武装部门与市民社会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提出一对假设：H0：长期地看，正如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国防开支与社会开支之间并无替代，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保持着鱼水关系。H1：长期地看，作为国家开支的国防支出与作为非国家开支的社会开支之间是替代关系，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为竞争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掌握政权，军人部门并不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日常关系，治理权由文人政府掌握，文人比军人更接近民众，如果治理共同体与民间社会存在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可能发生于文—民之间。于是我们又可以提出另一对假设：H10：长期地看，由于总开支总是有限的，文人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文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同样也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H11：长期地看，由于是文人掌权，文人政府长期与大众社会交往，比军人更易接近民间社会，鱼水关系可能发生在文民之间。
二、文献回顾
鲁塞特（Russett）提出与“谁从国防支出中受益？”相反的问题：“谁为国防付费？”当国防支出增长，哪种公共和私人支出被降低了或是不能维持以前的增长率了[3]？由此，开创了国防支出与其他非国防支出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他1969年的文章表明国防支出和社会类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无替代关系。1982年他又进一步修正了1969年的观点，认为国防支出和其他两项社会支出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也没有替代关系[1]。凯瑟琳·佩罗夫和玛格丽特·波多拉克—沃伦（Kathleen Peroff and Margaret Podolak-Warren），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检验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的替代关系：（1）国防新项目开支和健康总支出的替代关系；（2）国防新项目开支与联邦级别的健康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3）国防支出和联邦健康研究及发展支出间的替代关系；（4）国防和私人健康医疗设施和技术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国防预算与联邦健康支出没有替代关系[4]。罗伯特·E.卢尼和P.C弗雷德里克森（Robert E.Looney and P.C Frederiksen）早期的文献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拉美国家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的具体类别的替代关系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类型[5]。委内瑞拉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服务支出、社会安全—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巴西国防支出和住房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无支出项目与国防支出存在正向关系；阿根廷国防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对12个中东、北非、地中海国家也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目的同样也是看，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部门受益伴随着另外一个部门受损的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国防支出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并无替代关系，反而还会随之上升；国防支出低的国家，健康支出并没有受损，但是如果国防预算支出升高，健康预算支出很可能被升高的国防支出削减[6]。杰弗里· 哈里斯、马克· 凯利和普拉诺沃（Geoffrey Harris，Mark Kelly and Pranowo）在希克斯和库比希（Hicks and Kubisch）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亚洲12个国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上不存在替代关系。12个国家中，只有尼泊尔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印尼、印度、新加坡在国防开支和健康支出上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关系[7]。皮特·赫斯、布伦丹·慕兰（ Peter Hess and Brendan Mullan）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检验中，分别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没有竞争关系[8]。并且在控制了国民收入变量和国外援助变量后，发现国防支出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倾向于升高。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将检验的对象作了颠倒。一般的检验是检验总的国防支出和具体的社会支出比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他检验总的社会支出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军事人事支出、军事采购支出、运转和维持费用支出、军事研发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在长期时段中，具体的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9]。 达贝尔克和麦考米克（Dabelko and McCormick）检验了国防支出对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认为国防的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都存在[10]，即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为替代关系。威廉K.多姆克、理查德C.艾肯伯格和凯瑟琳·M.凯莱赫（William K.Domke，Richard C.Eichenberg and Catherine·M.Kelleher）以政治决策的时间类型将替代关系分为三种时期中的替代关系：长时期、短期以及不连续决策点。三人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建立一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上采用了最复杂的估计技术——三阶段最小二乘。他们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技术检验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支出的长时期中的替代关系，变量指标为各项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检验证明：长时期中，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存在替代关系[11]。萨德特·德格（Saadet Deger）采集了5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检验。他分别建立增长率方程、国民储蓄率方程、教育支出方程、国防支出方程四个方程，然后进行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每提高1%，教育支出相应地降低0.8327%[12]。博比·E.阿波斯托拉基斯（Bobby E.Apostolakis）对美洲1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军事支出和健康支出之间（四个国家例外）、和教育支出之间（一个国家例外）、和社会安全福利之间（六个国家例外）存在替代关系[2]。朱利德·伊尔迪里姆和塞拉米·赛兹京（Jülide Yildirim and Selami Sezgin），采集了1924—1996年土耳其各项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修改了鲁塞特 （1982）的变量和模型并增加了一个军事支出方程，检验结果发现：国防支出和福利类的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但是在它的子项目上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与教育支出无替代关系[13]。奥努尔·厄兹索伊 （Onur zsoy）使用土耳其192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防支出和教育、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的检验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14]。中文文献中，刘思琦、胡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进行过检验，使用的数据为1953—2009年的国防支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两人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二者是替代关系[15]。
然而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文献都只是探究国防支出与社会支出的各项诸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福利支出等支出项类的关系，而没有把国防支出与作为社会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更没有把这对关系放置于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真正揭示出各支出所代表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在支出关系中的政治地位，研究均缺少政治学的分析。亚历克斯·明茨的验证，虽更近一步，但也只是验证社会支出整体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各项而不是与国防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50—2006年中央政府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1。
公式中：PED为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简化概称为社会文教类支出；PEC为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DE为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AD为行政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GFR为财政收入增长率；D0为虚拟变量，表示两大战略：“国防优先”、“社会优先”，D0=0表示“国防优先”的年份，D0=1表示“社会优先”。1978年以前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8%左右，但1978年后国防支出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萎缩[18]。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μ为随机扰动项。
四、假设检验
本文对1950—2006年数据用上述的三个方程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列于下页表（见下页表1）的三个纵列模型中：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PED模型中，即第二个模型中，社会支出与国防支出存在着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看社会支出和国防类支出之间为替代关系，即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在财政支出游戏中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非鱼水关系。因此，可以拒绝H0假设，H1假设成立。
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是替代关系，社会部门和经济建设部门同样为竞争关系，但是与国防支出相比替代性较低，因此，国防支出不但与社会支出是替代关系而且还是社会支出的主要替代者，也就是说军人部门与民众社会不但不存在鱼水关系，相反竞争还最为激烈。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行政支出为正相关，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部门与行政部门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共同进退，相对于军民关系来说，文—民之间更可能是鱼水关系。由此，可以拒绝H10假设，H11假设成立。
五、讨论
本文的检验证明，长期地看，军民之间并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相反存在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可能存在于文—民关系中而不是军民关系中，军—民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
社会支出与战略变量呈正相关，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战略变迁为社会优先战略，社会部门的确会从中受益。但本文的模型中并没有反映出战略变迁是否与国防支出呈负相关，即出现一种使社会部门受益而使军人部门受损的情况，倘若如此，本文可以推论认为战略变迁会成为拉大军民鸿沟而使军民之间离鱼水关系越来越远。但各模型并未反映出这一点，因此，本文尚未找到什么因素会影响军民之间拉大竞争关系或者降低竞争强度去趋向于鱼水关系，本文的结论只限于战略变迁会有利于社会部门。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表1中，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能通过1%的显著检验；但与社会文教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地看会带来行政支出的增长，但会带来社会支出的相对下降。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会拉开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是支出性地破坏文—民鱼水关系的因素。然而，囿于模型所限，我们尚不知财政支出增长会拉大军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促进军民之间朝鱼水关系的方向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论所带来的启示。如果从物质关系层面看，军民关系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不能盲目乐观，以鱼水关系自欺欺人，而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对社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增加；随着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军事压力也在增加，加快军队力量建设、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建设一支能保障国家崛起成果的军队也是迫在眉睫。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使军队支出和社会支出互益而不是互斥并在实质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今后要重视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