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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榨坊的古柏
一棵柏树长成需一两个成人才能合抱，不知要多少年月？
今年夏天，仿佛受了某种感召，村人突然兴师动众，要给开村的第一代祖先重修墓园墓碑，嘱我撰写碑文和碑联。通过电子邮件传来信息，查黄纸老族谱，开村的先祖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二十来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由此算来，我出生的名叫八公分的村庄，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村北油榨坊的四棵古柏，也必定是这六百年中的某一天，由某个人栽种下去的，或者是它们各自在某个时候，从泥土里自生自长了出来。这已经无法确知，也无关紧要。四棵古柏已经彻底从这个村庄消失多年，它们差不多是同一天，或者是在连续的几天内，相继轰然倒下的。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所在。四棵古柏散在一块地坪里，树皮粗糙，枝叶交错。一条光滑发亮的石板小径从中穿过，连接广阔的稻田和黑瓦白墙的村庄。满圳的水流自此一分为二，一道流向稻田，一道流向油榨坊的大轱辘。油榨坊是一幢青砖黑瓦的院落，一年中多数日子是院门紧闭。冬天榨油茶的几个月里，这里便成了热闹的场所，院门洞开，挑油茶籽的，挑茶油的，送柴火的，洗菜做饭的，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浓浓的油茶芳香，原野上传递着榨油的木槌相互撞击的回响，“哒，哒……”均和，从容，极具穿透力。
童年里，我与它们的相处，已无法用次数来统计。在古柏下，我捡拾过黑绿的枝叶间掉落下来的种子，又黑又硬的球丸，比指头还大。我把脸仰得像曲尺一样，也望不见树顶，只看见从浓密的枝叶间漏下的零星天空。盛夏烈日，这里凉风习习。严寒的冬日，这里的风大特别冷，吹得枝叶摇晃，发出尖锐的呼啸，远远就能听见。
四棵古柏不是死在1981年的冬天，就是死在1982年。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我的书房抽屉里，保存一张写于1981年农历九月二十一的宅基地申请书。当时我是刚上初一的中学生，作为家里最高学历的读书人，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拿着刚刚用上不久的水笔，在父亲母亲二姐三姐一共四张嘴巴的联合口授下，我似懂非懂地写下了这份家庭历史文书。申请书由我父亲带着，到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几天时间，就签下了几行歪歪斜斜的同意审批之类的潦草文字，并盖了不同的红色图章。接下来就听到了信息，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四棵古柏作为整个村庄的公共财产，全部砍了，伐成木料卖钱。我的父母凑了钱，买下一副大门架子的柏木料，浑身通白，平滑又致密，芳香浓郁。
我不曾看见古柏轰然倒下的情景。但我却亲眼目睹过村人伐宗祠后的一棵古枫，先是两人的大锯在四周拉，木屑在推来拉去中纷纷扬扬落满一地，宛如厚厚的白雪。接着是大斧子砍，一块一块大过巴掌的木片从锯痕处斜斜劈下。这样折腾了两天，古枫终于轰然倒下，扬起高高的尘土，整个天空顿时亮了许多，明晃晃的，让人一下子无法适应。
我上初中的那几年，依然要从油榨坊的石板小径上来来去去。四棵古柏的树桩先前还在，之后，成了四个大坑。油榨坊的黑墙上刷上了白底红字的大标语：“苦战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家的新瓦房在1982年底建成了，作为大门架子，不知是哪一棵古柏的一部分枝干，与我家房屋融为了一体。26年后，武广高速铁路经过村庄。同村里大多数瓦房一样，我家的瓦房也在拆迁范围，夷为平地。那副在风吹雨飘中，已经有点腐朽开裂的古柏大门，作为废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村庄的田野不但没有实现机械化，反而愈见荒芜。那句刷在墙上的标语连同油榨坊的院落，整个湮灭在村庄的大地上，就如同那四棵曾经比邻而居的古柏。
我没有兴趣向村人追问，为什么突然想起要给开村的先祖修葺墓园？是他们不自觉地感到，已经距离先祖太远，太陌生？还是因这方土地败坏得面目全非而心惊，需要企求先祖的荫庇？我不知道他们当中，那些当年毫不犹豫操锯轮斧的人，如今是否对那些在他们手下轰然倒下的，一辈辈的祖先们留下来的，曾经庇佑村庄和土地的古枫古柏，有了一丝后悔和愧意？
柏树挂灯
我们总是毫不犹豫摧毁一片又一片森林，却又喜爱挖几棵小树小苗装点自己的庭院。
柏树挂灯，就是这样摧毁的，就如同村北的那一片茂密的枞山，那片春日里白花招展的桐树坪。
我自小就对这个山名心存疑问，现在依然，只是我却不愿再想去向村人问个明白。也许年纪比我大很多的老人能说个一二三四，而同我一般年纪甚至比我还小的人，问了也是白问。
柏树挂灯在村庄最北的山边，靠近河流的转弯处。沿着山脚河边的石板小径拐过石头嶙峋的山嘴，过了一座凉亭和一个石灰窑，就到了另一个叫西冲的村庄。柏树挂灯是我们村庄与西冲的分界岭，我们童年里的脚步边界。这是一座遍布石头的荒山，零散地长着大大小小的柏树，远远地看来，就是一座柏树山。这片山上，曾留下过许多次我细小的脚印和高呼小叫。春夏里，我与伙伴们在林间蜿蜒而下的一尺来宽的淺溪，踩水，捉上溯的蝌蚪小鱼小泥鳅，采摘溪岸边丛生的火红的杜鹃花。
1980年前后，村庄像起了恶性疱疹，逐渐向村北蔓延，一座座碉堡一样的砖窑在大地上耸立，一栋栋新的红砖瓦房次第建起。疱疹扩张的速度迅速加快，饲养场推倒了，古墓群挖平了，古枫古樟砍了，种植高粱的旱田旱土被侵占了，稠树坪没了，桐树坪没了，之后是整个枞山也没了。与此同时，疱疹也在村南的旱田菜园里恣意扩张，最终下了水田，才慢慢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与时间一同消亡的，是茂密的森林和流泉，当然包括柏树挂灯那一团团大大小小的浓绿。村庄像一片巨大的溃疡，赫然耸立在赤裸的大地上，杂乱又刺眼。
柏树挂灯还在，柏树没有了。那些柏树去了哪里？是做了房梁椽子？还是在疯狂的挖掘中断了成活的希望被当场弃尸荒野？或者是移栽中干枯死了？村庄的溃疡里，偶尔也能看见柏树的身影，但那是零星的，孤独的。
河岸遍布的柏树
有河必有岸，有岸必有柏树。
村前的小河从上游的上游流来，蜿蜒流过我们村庄，又向着下游的下游一路流去。在我们村前两道长长的弯弯扭扭的河岸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柏树，大的如腰杆，小的也胜过粗胳膊大腿，间杂着高耸的白杨，阔叶的梧桐，把一河满满的流水遮盖得严严实实，碧绿如染。 河的两岸，是大片的水田。小时候，村庄周边的山山岭岭，泉眼广布，溪流潺湲，一条条溪渠支江宽宽窄窄曲曲折折而来，汇聚入河，水量丰沛，再干旱的年成，这里的稻田也是灌溉无虞。倒是每年的春夏之交，雨天频繁，常有山洪暴发，淹过河岸，淹没两岸附近的稻田，冲走村前两墩三跨的木板桥。黄汤漫漫之中，唯有两行突兀高耸的苍柏高杨和梧桐，断续地标记着河道的走向。洪水退去，粗大的树干上印着差不多一人高的水痕，挂着干枯的残枝杂草，宛如胡乱系在颈脖上的烂丝巾。
木桥边有一眼老水井，井台低于河岸，长宽各一丈有余，满嵌着青石板。沿河岸及南北两面筑着比成人还高的三道青石条围墙，十余级青石台阶自井台平缓地延伸而上，通过一条笔直的石板路，与村庄连接起来。水井的外围，是一圈高大的柏树。地势低，这眼水井每年都被洪水带来的泥沙掩埋。尽管村前还有一口水井足以供给一村的饮用，但这眼井的泉水特别甘冽又清凉，每次洪水过后，村人都要花费几天功夫，将全部的泥沙淘洗干净。一眼洁净的泉水又汩汩流淌，乌黑发亮。
一河秀水深树，成了飞禽和鱼虾的天堂。时有白鹭沿着河面一路飞过，宽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一沉一浮，不急不慢。灰黑的野鴨停在水面上，像一只静止的鞋，突然间如同受了惊吓，身子一提，两蹼点水，飞速向前面滑去不见了。尖嘴又小巧的翠鸟，冷不及防从树枝间俯冲入水，旋即冲水而去，叼一条腰尾摇晃的小鱼，窜进了树上，只在河面留下一圈圈细细的波纹。麻雀成群结队，像一阵疾风，呼呼啦啦，一忽而落下稻田，一忽而弹向空中，扑进河岸的深树隐藏了起来。天晴的日子，常有山外的煤矿工人，戴着白草帽，提着鱼篓和装了鱼饵的竹筒，肩膀扛几根细长的竹子鱼竿，三五成群，来这里钓鱼。因了好奇的吸引，我们常围去观看，那细长的丝线，一沉一浮的红白相间的浮标，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神往。大概是嫌我们吵闹，他们有时就把我们驱赶开。我们的嘴里便有了骂这些钓鱼工人的歌谣：“钓鱼的钓鱼的你不要来，钓一条花花蛇。钓鱼的钓鱼的你不要丑，钓一只花花手。”
夏日里，碧空如洗，南风阵阵。一朵一朵的白云，是如此之低，仿佛就在柏树的枝头上，似乎只要一个弹跳，就能伸手抓住。亮晃晃的碧绿稻田，快速掠过巨大的阴影，寂然无声。也有巨大的阴影长久地停留在河岸两旁的稻田上，那便是深树的影子。太阳东升，浓厚的树影倒向河面和西岸的稻田；太阳西斜，又重重地倒过去。因此，在早稻和晚稻收割的时候，岸边的禾苗总是熟得晚，黄得迟。
这个原因，成人是明白的，并且深知它的危害性。当时是大集体，这点轻微的危害被忽略了，谁也不会在意。可是一旦到了分田到户，这危害就被无限扩大，谁家也不愿自己的水稻受树影的影响而少了收成。办法是有的，谁家都能想到，谁都不会手软，——砍树。
河岸上的深树，是哪一棵最先倒下？又是哪一棵最终殿后？谁也不曾留意，谁也不会关心，就像我们浑浑噩噩间就过去了的乡村岁月。
插柏的呻吟
听着哔哔啵啵断折的声音，看着修长苍翠的树干树叶被一寸寸碾碎填埋，我的心头一阵阵紧缩，难受。20多年的缘分，尽了。
我家的新瓦房建成那年，我13岁。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终于有了我的专属地方，能够栽种树木了。之前，我家蜗居在老厅屋的一角，前后左右不是连着别人家的房子，就是紧挨着石板巷子。每年春上，看到别的伙伴到河边砍杨树枝，到柏树挂灯挖柏树苗，种在自己的庭院或者房前屋后，只有羡慕的份。
第二年的春上，我迫不及待砍了杨树枝条，密密地插在房前的溪岸和房侧禾场边的塘岸。当年就长得绿叶如掌，亭亭玉立。
有一年，舅舅来到我家。看到这些杨树，他说塘岸边最好种一些柏树，四季青色，大了，既挡风护屋，又风景好。过了些日子，他带来了一些柏树的小枝条。我们正疑惑间，他说，这是他村里的插柏，很稀少，插在泥土里就能活，一年四季都能插活，就是长得慢，日后长高长大了，树形很漂亮，就可以砍掉这些杨树。依照舅舅的话，我把插柏的小枝剪一斜口，密密地插在杨树间的缝隙里。一年下来，插柏的成活率并不高，大多数死了。但终究有几棵绿油油的，活了下来。
插柏实在是长得太慢，就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好几年了，还没有我的屁股高，分开的枝桠倒是长了一丛。我们生怕别人知道后，或明或偷来剪枝，一家人守口如瓶，从不在村人面前提及，这是村里从没有过的新树种。
但村人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个秘密。大约是我的姐姐来剪枝的时候，或者是我剪插枝条的时候，无意间被邻居发现了，我们也就只得实说，不再隐瞒。从此，这几棵插柏遭了殃，时常有大人孩子趁我们不在家，偷偷来剪枝，有一棵被剪得光光秃秃，有两棵先后被折断了主干，死了。最后只剩下塘岸正中的三棵插柏，正对着我家瓦房的侧门。
又过了多年，我们把塘岸一排高杨砍了，腾出空间，以便这三棵插柏恣意生长。我在塘岸两端，各栽了一棵苦楝的幼苗，期待日后苦楝长大了，护卫在三棵插柏的左右。
2008年秋，武广高速铁路线巨大的水泥桥墩，有如两根巨大的脊骨，更像两条灰白饥饿的巨蟒，由南北两端，向着瘫坐一团发出最后喘息的村庄围猎。村庄加速了拆迁的进程，我家的瓦房在村庄南端，首当其冲。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已先后辞世。塘岸的两棵苦楝高过了屋瓦，干粗如腿。三棵插柏笔立清瘦，干修如臂。
瓦房拆下了，一地狼藉。两棵高大的苦楝没有护卫住三棵依然弱小的插柏，作为没有用处的木材，倒是先被砍了。工程队的挖掘机发出巨大的轰鸣，迫不及待开了过来，前后左右乱哄哄地站满了地方各级指指点点大喊大叫的官员和看热闹的村人。我心里急得打鼓，我想要挖掘机师傅帮个忙，小心地挖出这三棵插柏，以便能够移栽。可是能栽到哪里去呢？到处都在施工，安置的建房宅基又还没有落实好。连树带土那么重的东西，怎么移？怎么送？面对不断地催促，我手足无措，无能为力。
挖掘机发出怒吼，伸展巨臂和挖斗。三棵苍翠的插柏，在挖斗下一挖一提，轻易就倒在地上。它们像突然遭到致命扼杀的菁华少年，向我这个老主人投来最后含混的一眼。宽大的履带沉重地推进，传来哔哔啵啵断折的声音，分明是插柏无力绝望的呻吟。
最后一棵老柏
国皇是有福的，他的名字至少将与水井边这棵村庄里唯一幸存下来的老柏同在。我之所以称这棵柏树为老柏，是因为这棵树是国皇年少时栽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经常挂在嘴边炫耀，几十年了，讲得村人大多耳朵都起了老茧。倘若国皇还健在，也该80来岁，老得满脸皱纹，步态蹒跚，勾头曲背像一株熟透的老禾了吧。可他亲手所栽的这棵老柏，至今依然挺挺直直，枝繁叶茂。
这棵老柏也是有福的，它被有福之手带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它没有生长在油榨坊，没有生长在柏树挂灯，没有生长在河岸，也没有生长在如今已成拆迁废墟的房前屋后。它就生长在村前的水井边，与水井，与青石台阶和井台日夜相伴，无干旱洪灾之患，也无被杀伐之忧。即便它是国皇栽的，也已经不属于国皇个人所有，它是整个村庄的灵魂所在。它的粗糙的树干上，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有人贴上菱形的红纸，写着保佑孩子平安的祷词。它的树根处，四时八节，总有人摆上供品，虔诚鞠躬，焚纸插香。整个村庄，只有这一处小地方，公与私不甚分明，贪婪与算计暂且遗忘。
仍然要说，这棵老柏是有福的。它见证了这个村庄的繁盛与败落，多少疱疹般不断涌现的房屋最终化作了尘土。它见证了它的所有的同伴和同类，比它高寿的古柏，比它年幼的插柏，没有一棵享尽天年。老柏是幸运的，它成了村庄最后一棵柏树。
曾经有几年，我对老柏深怀担忧。武广高铁修建的时候，巨大的桥墩在看不见的地下阻断了水井的泉流。水井干涸，像大地骷髅空洞的眼。村庄里谁也没有想到要疏通泉流，大家都忙于数钱挣钱，忙于在新村建新房，便是没有搬迁的人家，也在各自的庭院和房前打压水井。每次回到村庄，我隐隐地忧虑，长此下去，这棵老柏终将不保。让我释怀的是，两年前，村庄终于有人记起了这口水井，大家一齐努力，找到了泉流截断的地方，重新挖掘接通了。水井又恢复了咕咕流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劫后余生的老柏，也愈见苍翠和挺拔。
在这片日渐荒芜的土地上，老柏孤独吗？它能安享天年吗？
我不能确信。唯有祈求。
责任编辑 杨丽秀
一棵柏树长成需一两个成人才能合抱，不知要多少年月？
今年夏天，仿佛受了某种感召，村人突然兴师动众，要给开村的第一代祖先重修墓园墓碑，嘱我撰写碑文和碑联。通过电子邮件传来信息，查黄纸老族谱，开村的先祖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二十来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由此算来，我出生的名叫八公分的村庄，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村北油榨坊的四棵古柏，也必定是这六百年中的某一天，由某个人栽种下去的，或者是它们各自在某个时候，从泥土里自生自长了出来。这已经无法确知，也无关紧要。四棵古柏已经彻底从这个村庄消失多年，它们差不多是同一天，或者是在连续的几天内，相继轰然倒下的。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所在。四棵古柏散在一块地坪里，树皮粗糙，枝叶交错。一条光滑发亮的石板小径从中穿过，连接广阔的稻田和黑瓦白墙的村庄。满圳的水流自此一分为二，一道流向稻田，一道流向油榨坊的大轱辘。油榨坊是一幢青砖黑瓦的院落，一年中多数日子是院门紧闭。冬天榨油茶的几个月里，这里便成了热闹的场所，院门洞开，挑油茶籽的，挑茶油的，送柴火的，洗菜做饭的，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浓浓的油茶芳香，原野上传递着榨油的木槌相互撞击的回响，“哒，哒……”均和，从容，极具穿透力。
童年里，我与它们的相处，已无法用次数来统计。在古柏下，我捡拾过黑绿的枝叶间掉落下来的种子，又黑又硬的球丸，比指头还大。我把脸仰得像曲尺一样，也望不见树顶，只看见从浓密的枝叶间漏下的零星天空。盛夏烈日，这里凉风习习。严寒的冬日，这里的风大特别冷，吹得枝叶摇晃，发出尖锐的呼啸，远远就能听见。
四棵古柏不是死在1981年的冬天，就是死在1982年。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我的书房抽屉里，保存一张写于1981年农历九月二十一的宅基地申请书。当时我是刚上初一的中学生，作为家里最高学历的读书人，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拿着刚刚用上不久的水笔，在父亲母亲二姐三姐一共四张嘴巴的联合口授下，我似懂非懂地写下了这份家庭历史文书。申请书由我父亲带着，到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几天时间，就签下了几行歪歪斜斜的同意审批之类的潦草文字，并盖了不同的红色图章。接下来就听到了信息，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四棵古柏作为整个村庄的公共财产，全部砍了，伐成木料卖钱。我的父母凑了钱，买下一副大门架子的柏木料，浑身通白，平滑又致密，芳香浓郁。
我不曾看见古柏轰然倒下的情景。但我却亲眼目睹过村人伐宗祠后的一棵古枫，先是两人的大锯在四周拉，木屑在推来拉去中纷纷扬扬落满一地，宛如厚厚的白雪。接着是大斧子砍，一块一块大过巴掌的木片从锯痕处斜斜劈下。这样折腾了两天，古枫终于轰然倒下，扬起高高的尘土，整个天空顿时亮了许多，明晃晃的，让人一下子无法适应。
我上初中的那几年，依然要从油榨坊的石板小径上来来去去。四棵古柏的树桩先前还在，之后，成了四个大坑。油榨坊的黑墙上刷上了白底红字的大标语：“苦战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家的新瓦房在1982年底建成了，作为大门架子，不知是哪一棵古柏的一部分枝干，与我家房屋融为了一体。26年后，武广高速铁路经过村庄。同村里大多数瓦房一样，我家的瓦房也在拆迁范围，夷为平地。那副在风吹雨飘中，已经有点腐朽开裂的古柏大门，作为废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村庄的田野不但没有实现机械化，反而愈见荒芜。那句刷在墙上的标语连同油榨坊的院落，整个湮灭在村庄的大地上，就如同那四棵曾经比邻而居的古柏。
我没有兴趣向村人追问，为什么突然想起要给开村的先祖修葺墓园？是他们不自觉地感到，已经距离先祖太远，太陌生？还是因这方土地败坏得面目全非而心惊，需要企求先祖的荫庇？我不知道他们当中，那些当年毫不犹豫操锯轮斧的人，如今是否对那些在他们手下轰然倒下的，一辈辈的祖先们留下来的，曾经庇佑村庄和土地的古枫古柏，有了一丝后悔和愧意？
柏树挂灯
我们总是毫不犹豫摧毁一片又一片森林，却又喜爱挖几棵小树小苗装点自己的庭院。
柏树挂灯，就是这样摧毁的，就如同村北的那一片茂密的枞山，那片春日里白花招展的桐树坪。
我自小就对这个山名心存疑问，现在依然，只是我却不愿再想去向村人问个明白。也许年纪比我大很多的老人能说个一二三四，而同我一般年纪甚至比我还小的人，问了也是白问。
柏树挂灯在村庄最北的山边，靠近河流的转弯处。沿着山脚河边的石板小径拐过石头嶙峋的山嘴，过了一座凉亭和一个石灰窑，就到了另一个叫西冲的村庄。柏树挂灯是我们村庄与西冲的分界岭，我们童年里的脚步边界。这是一座遍布石头的荒山，零散地长着大大小小的柏树，远远地看来，就是一座柏树山。这片山上，曾留下过许多次我细小的脚印和高呼小叫。春夏里，我与伙伴们在林间蜿蜒而下的一尺来宽的淺溪，踩水，捉上溯的蝌蚪小鱼小泥鳅，采摘溪岸边丛生的火红的杜鹃花。
1980年前后，村庄像起了恶性疱疹，逐渐向村北蔓延，一座座碉堡一样的砖窑在大地上耸立，一栋栋新的红砖瓦房次第建起。疱疹扩张的速度迅速加快，饲养场推倒了，古墓群挖平了，古枫古樟砍了，种植高粱的旱田旱土被侵占了，稠树坪没了，桐树坪没了，之后是整个枞山也没了。与此同时，疱疹也在村南的旱田菜园里恣意扩张，最终下了水田，才慢慢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与时间一同消亡的，是茂密的森林和流泉，当然包括柏树挂灯那一团团大大小小的浓绿。村庄像一片巨大的溃疡，赫然耸立在赤裸的大地上，杂乱又刺眼。
柏树挂灯还在，柏树没有了。那些柏树去了哪里？是做了房梁椽子？还是在疯狂的挖掘中断了成活的希望被当场弃尸荒野？或者是移栽中干枯死了？村庄的溃疡里，偶尔也能看见柏树的身影，但那是零星的，孤独的。
河岸遍布的柏树
有河必有岸，有岸必有柏树。
村前的小河从上游的上游流来，蜿蜒流过我们村庄，又向着下游的下游一路流去。在我们村前两道长长的弯弯扭扭的河岸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柏树，大的如腰杆，小的也胜过粗胳膊大腿，间杂着高耸的白杨，阔叶的梧桐，把一河满满的流水遮盖得严严实实，碧绿如染。 河的两岸，是大片的水田。小时候，村庄周边的山山岭岭，泉眼广布，溪流潺湲，一条条溪渠支江宽宽窄窄曲曲折折而来，汇聚入河，水量丰沛，再干旱的年成，这里的稻田也是灌溉无虞。倒是每年的春夏之交，雨天频繁，常有山洪暴发，淹过河岸，淹没两岸附近的稻田，冲走村前两墩三跨的木板桥。黄汤漫漫之中，唯有两行突兀高耸的苍柏高杨和梧桐，断续地标记着河道的走向。洪水退去，粗大的树干上印着差不多一人高的水痕，挂着干枯的残枝杂草，宛如胡乱系在颈脖上的烂丝巾。
木桥边有一眼老水井，井台低于河岸，长宽各一丈有余，满嵌着青石板。沿河岸及南北两面筑着比成人还高的三道青石条围墙，十余级青石台阶自井台平缓地延伸而上，通过一条笔直的石板路，与村庄连接起来。水井的外围，是一圈高大的柏树。地势低，这眼水井每年都被洪水带来的泥沙掩埋。尽管村前还有一口水井足以供给一村的饮用，但这眼井的泉水特别甘冽又清凉，每次洪水过后，村人都要花费几天功夫，将全部的泥沙淘洗干净。一眼洁净的泉水又汩汩流淌，乌黑发亮。
一河秀水深树，成了飞禽和鱼虾的天堂。时有白鹭沿着河面一路飞过，宽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一沉一浮，不急不慢。灰黑的野鴨停在水面上，像一只静止的鞋，突然间如同受了惊吓，身子一提，两蹼点水，飞速向前面滑去不见了。尖嘴又小巧的翠鸟，冷不及防从树枝间俯冲入水，旋即冲水而去，叼一条腰尾摇晃的小鱼，窜进了树上，只在河面留下一圈圈细细的波纹。麻雀成群结队，像一阵疾风，呼呼啦啦，一忽而落下稻田，一忽而弹向空中，扑进河岸的深树隐藏了起来。天晴的日子，常有山外的煤矿工人，戴着白草帽，提着鱼篓和装了鱼饵的竹筒，肩膀扛几根细长的竹子鱼竿，三五成群，来这里钓鱼。因了好奇的吸引，我们常围去观看，那细长的丝线，一沉一浮的红白相间的浮标，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神往。大概是嫌我们吵闹，他们有时就把我们驱赶开。我们的嘴里便有了骂这些钓鱼工人的歌谣：“钓鱼的钓鱼的你不要来，钓一条花花蛇。钓鱼的钓鱼的你不要丑，钓一只花花手。”
夏日里，碧空如洗，南风阵阵。一朵一朵的白云，是如此之低，仿佛就在柏树的枝头上，似乎只要一个弹跳，就能伸手抓住。亮晃晃的碧绿稻田，快速掠过巨大的阴影，寂然无声。也有巨大的阴影长久地停留在河岸两旁的稻田上，那便是深树的影子。太阳东升，浓厚的树影倒向河面和西岸的稻田；太阳西斜，又重重地倒过去。因此，在早稻和晚稻收割的时候，岸边的禾苗总是熟得晚，黄得迟。
这个原因，成人是明白的，并且深知它的危害性。当时是大集体，这点轻微的危害被忽略了，谁也不会在意。可是一旦到了分田到户，这危害就被无限扩大，谁家也不愿自己的水稻受树影的影响而少了收成。办法是有的，谁家都能想到，谁都不会手软，——砍树。
河岸上的深树，是哪一棵最先倒下？又是哪一棵最终殿后？谁也不曾留意，谁也不会关心，就像我们浑浑噩噩间就过去了的乡村岁月。
插柏的呻吟
听着哔哔啵啵断折的声音，看着修长苍翠的树干树叶被一寸寸碾碎填埋，我的心头一阵阵紧缩，难受。20多年的缘分，尽了。
我家的新瓦房建成那年，我13岁。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终于有了我的专属地方，能够栽种树木了。之前，我家蜗居在老厅屋的一角，前后左右不是连着别人家的房子，就是紧挨着石板巷子。每年春上，看到别的伙伴到河边砍杨树枝，到柏树挂灯挖柏树苗，种在自己的庭院或者房前屋后，只有羡慕的份。
第二年的春上，我迫不及待砍了杨树枝条，密密地插在房前的溪岸和房侧禾场边的塘岸。当年就长得绿叶如掌，亭亭玉立。
有一年，舅舅来到我家。看到这些杨树，他说塘岸边最好种一些柏树，四季青色，大了，既挡风护屋，又风景好。过了些日子，他带来了一些柏树的小枝条。我们正疑惑间，他说，这是他村里的插柏，很稀少，插在泥土里就能活，一年四季都能插活，就是长得慢，日后长高长大了，树形很漂亮，就可以砍掉这些杨树。依照舅舅的话，我把插柏的小枝剪一斜口，密密地插在杨树间的缝隙里。一年下来，插柏的成活率并不高，大多数死了。但终究有几棵绿油油的，活了下来。
插柏实在是长得太慢，就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好几年了，还没有我的屁股高，分开的枝桠倒是长了一丛。我们生怕别人知道后，或明或偷来剪枝，一家人守口如瓶，从不在村人面前提及，这是村里从没有过的新树种。
但村人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个秘密。大约是我的姐姐来剪枝的时候，或者是我剪插枝条的时候，无意间被邻居发现了，我们也就只得实说，不再隐瞒。从此，这几棵插柏遭了殃，时常有大人孩子趁我们不在家，偷偷来剪枝，有一棵被剪得光光秃秃，有两棵先后被折断了主干，死了。最后只剩下塘岸正中的三棵插柏，正对着我家瓦房的侧门。
又过了多年，我们把塘岸一排高杨砍了，腾出空间，以便这三棵插柏恣意生长。我在塘岸两端，各栽了一棵苦楝的幼苗，期待日后苦楝长大了，护卫在三棵插柏的左右。
2008年秋，武广高速铁路线巨大的水泥桥墩，有如两根巨大的脊骨，更像两条灰白饥饿的巨蟒，由南北两端，向着瘫坐一团发出最后喘息的村庄围猎。村庄加速了拆迁的进程，我家的瓦房在村庄南端，首当其冲。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已先后辞世。塘岸的两棵苦楝高过了屋瓦，干粗如腿。三棵插柏笔立清瘦，干修如臂。
瓦房拆下了，一地狼藉。两棵高大的苦楝没有护卫住三棵依然弱小的插柏，作为没有用处的木材，倒是先被砍了。工程队的挖掘机发出巨大的轰鸣，迫不及待开了过来，前后左右乱哄哄地站满了地方各级指指点点大喊大叫的官员和看热闹的村人。我心里急得打鼓，我想要挖掘机师傅帮个忙，小心地挖出这三棵插柏，以便能够移栽。可是能栽到哪里去呢？到处都在施工，安置的建房宅基又还没有落实好。连树带土那么重的东西，怎么移？怎么送？面对不断地催促，我手足无措，无能为力。
挖掘机发出怒吼，伸展巨臂和挖斗。三棵苍翠的插柏，在挖斗下一挖一提，轻易就倒在地上。它们像突然遭到致命扼杀的菁华少年，向我这个老主人投来最后含混的一眼。宽大的履带沉重地推进，传来哔哔啵啵断折的声音，分明是插柏无力绝望的呻吟。
最后一棵老柏
国皇是有福的，他的名字至少将与水井边这棵村庄里唯一幸存下来的老柏同在。我之所以称这棵柏树为老柏，是因为这棵树是国皇年少时栽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经常挂在嘴边炫耀，几十年了，讲得村人大多耳朵都起了老茧。倘若国皇还健在，也该80来岁，老得满脸皱纹，步态蹒跚，勾头曲背像一株熟透的老禾了吧。可他亲手所栽的这棵老柏，至今依然挺挺直直，枝繁叶茂。
这棵老柏也是有福的，它被有福之手带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它没有生长在油榨坊，没有生长在柏树挂灯，没有生长在河岸，也没有生长在如今已成拆迁废墟的房前屋后。它就生长在村前的水井边，与水井，与青石台阶和井台日夜相伴，无干旱洪灾之患，也无被杀伐之忧。即便它是国皇栽的，也已经不属于国皇个人所有，它是整个村庄的灵魂所在。它的粗糙的树干上，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有人贴上菱形的红纸，写着保佑孩子平安的祷词。它的树根处，四时八节，总有人摆上供品，虔诚鞠躬，焚纸插香。整个村庄，只有这一处小地方，公与私不甚分明，贪婪与算计暂且遗忘。
仍然要说，这棵老柏是有福的。它见证了这个村庄的繁盛与败落，多少疱疹般不断涌现的房屋最终化作了尘土。它见证了它的所有的同伴和同类，比它高寿的古柏，比它年幼的插柏，没有一棵享尽天年。老柏是幸运的，它成了村庄最后一棵柏树。
曾经有几年，我对老柏深怀担忧。武广高铁修建的时候，巨大的桥墩在看不见的地下阻断了水井的泉流。水井干涸，像大地骷髅空洞的眼。村庄里谁也没有想到要疏通泉流，大家都忙于数钱挣钱，忙于在新村建新房，便是没有搬迁的人家，也在各自的庭院和房前打压水井。每次回到村庄，我隐隐地忧虑，长此下去，这棵老柏终将不保。让我释怀的是，两年前，村庄终于有人记起了这口水井，大家一齐努力，找到了泉流截断的地方，重新挖掘接通了。水井又恢复了咕咕流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劫后余生的老柏，也愈见苍翠和挺拔。
在这片日渐荒芜的土地上，老柏孤独吗？它能安享天年吗？
我不能确信。唯有祈求。
责任编辑 杨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