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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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学的基本问题中最根本的是价值本质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有人想要将众多的价值学问题化约成单一的论题,那么价值本质的问题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价值本质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的根本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各种具体价值如使用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人生价值的共性,即一般性质;二是价值的存在根据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价值由以产生的根源。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是表层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才是深层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和根据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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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学的基本问题中最根本的是价值本质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有人想要将众多的价值学问题化约成单一的论题,那么价值本质的问题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价值本质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的根本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各种具体价值如使用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人生价值的共性,即一般性质;二是价值的存在根据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价值由以产生的根源。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是表层问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才是深层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和根据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通过归纳各种价值现象的共性揭示价值的本质是必要的,然而这是不够充分的,还需要进一步揭示价值的存在根据。只有揭示了价值的存在根据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价值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把对价值本质的探索引向对价值的存在根据即价值根源的追问,解答本来作为事实而存在的事物何以具有价值的问题。
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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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论是逻辑学界和认知科学界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逻辑学界熟知的支持理论是由英国著名哲学家L.J.科恩(L.J.Cohen)在20世纪70—80年代首先提出的。它曾经成为当时的一个热门论题,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毁誉参半。实际上,作为一种非经典概率逻辑的支持理论,
中国古典美学是否有体系,这是理解中国古典美学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人们的认知里,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都是感受性的,缺乏逻辑性。这一点前人有过不同的论述: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它是“点到即止”的;钱钟书则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则指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
巴尔塔萨思想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美”作为其神学论证的开端,并将“真”在先、“善”次之、“美”最后的传统顺序颠倒过来,以“美”、“善”、“真”的顺序展开其思想架构。^[1]虽然巴氏着力恢复美这一“存在的先验属性”在神学中的重要地位,但他不是在现代美学框架下讨论问题,
现代美学崛起因其颠覆古典美学存有论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现代美学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美学的复兴,首先必须奠立美学存有论的牢固根基。巴尔塔萨(HansUrsvonBalthasar,1905—1988)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存有论为基础的美的神学形而上学,为其神学美学体系建构夯实了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了神学传统中古典美学的现代复兴。
西方反科学思潮是人类文明史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它与科学相伴而生,又尖锐对立。西方反科学思潮在哲学层面激化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人文的分裂。然而,要化解冲突,消除裂痕,圆融分歧,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便是返回中世纪,
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主办、广西大学哲学系承办的第一届国际心性现象学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4月17—19日在广西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1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围绕“心性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显著特征就是通俗化。于光远曾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他进而解释了“通俗”的意思:“通俗者,沟通世俗世界,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沟通群众之谓也。”尽管于光远在这里没有对“群众”进行界定,但他说明了大众与通俗之间的联系。但何谓“哲学的大众化”仍然需要界定。其实,艾思奇眼里的“大众”具体有所指。1938年2月他在《大众哲学》“四版代序”中这样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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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1913年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正式确定,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哲学作为现代一个学科得以建立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至今恰恰是一百周年。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说明:一是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称的含义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学”、“理学”之类的传统哲思,而是专指参以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后经日本哲学家西周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以后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并建立起的自己的现代哲学学科;二是近现代中国的哲学犹如中国的科学技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