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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象雄与嘉绒的族源关系、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以及象雄文化在藏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等诸多事实的考察发现，象雄十八王国作为象雄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其历史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被终结的同时，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得到了延续，最显著标志史称嘉绒十八王国。象雄王国的空间地理范围，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不尽一致，然而有一条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多么漫长，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仍然有不少远古象雄文化的印记。一句话，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关键词] 象雄十八王国;嘉绒十八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5）05-0015-13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5XWD-B0304）。
作者简介：同美（1964-）， 男，藏族，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本教。四川 成都 610041
一、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说回顾
2015年1月23-25日，首届西藏拉萨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拉萨召开。本人有幸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题为：“象雄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当代价值认识”的大会发言。认为象雄历史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其特点凸显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认识模糊等诸多方面。同时，围绕象雄空间地理范围勾勒、时间历史断代定位等基本问题，先后在《民族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5年第4期发表了《神鸟、象雄与嘉绒》。时间历史断代定位方面认为，象雄十八王中最有名的当属赤威拉杰，赤威拉杰曾是本教鼻祖幸饶弥沃的施主。象雄末代王李弥夏灭于赤松德赞时期。换句话说，象雄王朝的历史传说史可以上溯到本教鼻祖幸饶弥沃时代，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历史下线至少可以明确断代至赤松德赞时期。一句话，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落历史最终融化于吐蕃末代赞普残余势力的避难历史之中。空间地理涉及范围方面认为，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沿线，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金沙遗址，也能看到远古象雄文化的历史印记。①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这个部分在上篇“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中做了详尽论证。为了更好地承接下文，至此再进一步做一个总结性的简略阐释。象雄作为信仰神鸟琼的地方，藏文文献记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敦煌出土文献。从空间地理范围来看，从古至今学术界的看法至少有两大类，即广义象雄和狭义象雄两种认识，狭义象雄说的代表人物有日本佐藤长，他认为：象雄即羊同，羊同有大羊同小羊同，大羊同即江孜上娘域、小羊同即江孜下娘域。[1]（P.108-117）广义象雄说的代表人物有藏裔意大利藏学家南喀诺布先生，他认为：里象雄西面包括了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中象雄包括了现在的阿里、拉达克地区，外象雄包括了现在的卫藏、安多、康巴地区。[2]（P.520） 客观上，在藏语世界里大家最熟悉的有三个方面：一是，象雄分里、中、外三圈，每圈又分上中下三部，共计九个区域，其中心是现西藏阿里地区。二是，不同历史阶段象雄的地理界域和行政归属有所变化。三是，正如当代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所言：“大致到了公元六世纪，随着雅垄吐蕃王朝的崛起，象雄李米夏王朝被吐蕃所灭，过去广袤的象雄萎缩到古格（今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琼龙欧喀（噶县门土乡）等地区并成为了吐蕃王朝的辖区之一”。[3]（P.1762-1763）通览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交集点，这个基本交集点就是其空间范围认知最终历史地定格在了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从时间历史角度看，在象雄人历史记忆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象雄十八王国”说。关于“象雄十八王国”，正如嘉绒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的那样《五部遗教》已有此说端倪。《五部遗教》系伏藏类，自称发现于公元1285年。[4]（P.113）丹增南达先生认为该提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那个时候象雄人有自称60区80万户18角冠王之说。②如何确定“象雄十八王国”的时间坐标呢？按藏文文献记载，至少有两个时间坐标基本明确，第一是“象雄十八王国”中的其中一位称王者与幸饶弥沃系同一时代，第二，“象雄十八王国”的最后两个称王者分别被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所灭。③换句话说，“象雄十八王国”至少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事情，因为史学界研究认为松赞干布在位下线为公元650年，赤松德赞的具体在位时间为公元755-797年之间。[5]（P.275）
二、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延续
（一）支撑材料列举之一：象雄与嘉绒的族源
古藏人非常重视自己的氏族渊源，《格萨尔王传》是广大藏族群众的创作作品，最能反映藏文化。想必大家知道，《格萨尔王传》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人们初次相见时有相互通报氏族姓氏的习惯，即便是打仗比武，事先必须相互通报氏族姓氏，英雄绝不会与无名鼠辈交手过招。《毛尔盖·桑木旦全集》第六卷提到了几种关于藏族原始氏族谱系书名，老人家曾校勘了其中一部藏族原始氏谱，此文刊载于1989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七辑（藏文第三辑）。可见，过去关于藏族原始氏族渊源关系的文献不少，其中被译作《黑头小矮人故事》的作品无疑是最有名的专著之一。④非专门讨论藏族原始氏族，但又涉及藏族原始氏族谱系的藏文文献也不少，如《佐普》、《朗氏氏族史》等。国际藏学界最早系统研究藏族原始氏族谱系的代表人物有石泰安、卡尔梅桑木丹等。石泰安的代表作有《汉藏走廊古部族》，卡尔梅桑木丹的代表作有《关于藏人族源的故事》。 通览藏族氏族渊源谱系及其研究，发现古藏人的氏族分类有很多种类，比如有二分法、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为了便于梳理，这里先说说四分法。关于四分法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毛尔盖·桑木旦先生。第一阶段的四分法分别为：耶桑族、耶牟族、姜赤族、摩孜族。其中，耶桑族信神，善于从事宗教法事。耶牟族信仰坚定，善于从政做官。姜赤族有神眼的美誉，善于做学问，如现分布于冈底斯周边地区的牧民，其女人的装束类似于藏东嘉绒地区。摩孜族善于放牧，乐于养狗，又称蓝色狗尾族，现主要分布于藏印交接地区，如现在的门巴族。第二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姜赤族派生出了噶、智、札、董四大氏族。其中，智与藏语牦牛同音。札氏下分黑色、白色、什色三类。董氏又有董后十八族，董侄十八族等。[6]（P.482-483）可见，从四分法的角度看象雄与嘉绒在氏族族源上有直接联系，这些氏族联系点主要集中在姜赤族及其派生出来的噶、智、札、董四大氏族。为进一步明确这一点，下面再翻译一段毛尔盖·桑木旦先生⑤的相关论述。毛尔盖·桑木旦在《藏族简史齐乐明镜》中写道[6]（P.181-247）：
有幸的是，公元2015年6月27日笔者应邀参加了中国·金川象雄本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在昌都寺与同仁们一道就《神鸟雄琼王传》抢救收藏事宜采访了年近古稀的泽旺坚赞老先生。《神鸟雄琼王传》
据《阿坝州志》记载，岷江上游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秦末汉初，岷江上游两岸就有土著居民开垦种地，从事农业生产，从游牧转向定居，逐渐形成了冉、駹为中心的两大部落。冉与駹在有的文献中称氐，有的文献中称夷，并说其地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有些史籍取冉、駹之名，以“冉駹夷”泛指岷江两岸的人，以“冉駹国”泛指岷江两岸地区。
这方面汉文献也有不少记载，如明季《松潘边图》以及围绕明季《松潘边图》的若干探讨文章，其中，特别要提的有一篇专门探讨图中关于黑人白人的文章，其作者为已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宗祥先生，该文题目叫“明季《松潘边图》初探——试证图中黑人、白人为两大部落群体”。又如《资治通鉴》（唐贞元九年793年）所说“剑南西山诸羌”包括了岷江两岸藏族在内的现今阿坝州境内众多部落。如据《阿坝州志》记载，在阿坝州境内被吐蕃征服统一的土著居民有“党项”、“嘉良”、“白狗”、“哥邻”和其它一些古代称之为“羌”、“氐”、“夷”的部落，并在这些地区安置移民和派军队驻守。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和长官便各据一方，成了当地的世袭土官。这些地区，主要以宗教文化为中心的吐蕃文化，维系着彼此间的密切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融合、同化，逐渐形成为今天州内的藏族。其实，在藏族传统史学的视野中， 这里所谓的“党项”、“嘉良”、“白狗”、“哥邻”、“羌”、“氐”等土著民族只是藏族的某一个小分支。
（二）支撑材料列举之二：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
语言学家非常关注嘉绒语与象雄语之间的关系研究，据初步观察发现，嘉绒口语中存在活态的象雄语词汇。要想说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说说象雄语，然后再说嘉绒口语中存在活态的象雄语词汇。象雄语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研究领域，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历时研究，还是共时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整体研究，还是微观的具体个案研究，象雄语研究现在仍然还处在初期阶段。为了明确这一话题，我想干脆借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的《象雄语研究》（以下简称托马斯），企图达到一举多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这里我要介绍的托马斯《象雄语研究》的蓝本是公元2000年由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编撰的系列调查报告第76辑。这本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凝聚着多位藏学巨匠的心血和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首先，托马斯作为古代象雄语研究的开荒者，其《象雄语研究》无疑凝聚了他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次，该蓝本不仅是以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为基础，这里还包含了武内绍人、长野泰彦、卡尔梅桑木丹等当代藏学泰斗对其进行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武内绍人、长野泰彦、卡尔梅桑木丹他们对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做了藏语英语的双语注释性研究;另一方面，在该文的前言里对其又做了最具权威的英文介绍。因此，为了让更多的藏学爱好者分享大师们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公元2014年，趁暑假期间特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级德语系本科生益卓同学汉译了这部分前言，现特引全文如下：
《〈象雄语言研究〉注释》前言：这本书包含了部分关于“日本政府与日本学术振兴会”（拥有海外研究资金支助），“西藏本教”（ 财政年度1996-1998;编号：08041040），“象雄语言的重构和藏语书面语的形成”（财政年度1999-2001;编号：11691050），还有“藏区语言的基础”（财政年度2004-2008;编号16102001）几项研究的结果。
象雄语是一种被藏区西部的本教信徒使用并还未被破解的藏缅语。它源于藏区西部象雄下区的岗仁波切山北部的穆氏部落，穆氏部落和其他的部落通过表亲联姻的方式加强了与在藏区中部日益崛起的雅砻王朝的联系。然后他们从公元四世纪向东迁徙，直到公元5世纪定居在现四川西北区域。后来，雅砻王朝掌握大权后就摈弃了穆氏部落信仰的本教，并选择佛教作为民族凝聚的意识形态。最后中央使用政权解除了与他们一直合作管理的象雄官员，并将其边缘化。此外，随着中央管理机制的不断“本”化，象雄语在公元10世纪左右，也就是在藏族统治了敦煌的那段时期，越来越被淡化。破解象雄语的手稿本身对于语言学家就是一个挑战，但是，同时，象雄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像是代表了那个地区的一种语言基础，并且它对藏语书面语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从敦煌挖掘出来的文献是一项重大成就与突破。研究发现存放在大英图书馆的部分敦煌文献中有些文章是用藏语字母书写，但并不是标准完整的藏文。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猜想这有可能是象雄语或是“南木语”。考虑到这些被发现的词条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他设想到：（1）文中的这两个残片（后来加上的另一片）是当时象雄人已知的草药资料。（2）它的形式不同于源于书面藏文或是梵文的外来词，它和被代词化了的西部藏区的语言有着渊源关系。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另外三个被视为与上面两个相似的残片，总共组成了现有的五个。我们视之为“古象雄语”，来把它与从十四世纪开始重构的象雄语区别开来。 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是古象雄语研究的开荒者，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指出：它很明显是藏缅语，并且很多迹象表明就算它不是一种很古老的语言形式，它也与雷布查语有很近的关系。（1926年两种来自亚洲中部的语言 JRAS 3：506）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真实的证据来支撑他的推论。由于托马斯在完成他的研究前就逝世，全部的设想都还模糊不清，存在很多疑点。然而，参与了我们项目的武内绍人教授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这本包含了象雄语研究结果的研究笔记。在与大英图书馆的合作下，我们开始编辑和发布这些材料，以便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托马斯的研究。经过了好几轮的编辑，我们才达到了现在的模样。
我希望这次的发表能够拓宽藏缅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并促进象雄语研究的发展。我向大英图书馆对于具有重大意义的托马斯的作品的理解致以最深的感谢。最后，我想对提供帮助的铃木智子女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无论是以图齐、石泰安为代表的老一辈藏学家，还是郎杰尼玛、尼玛维色为代表的当代留外青年藏学工作者，他们都非常关注象雄语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除了对敦煌文献、本教文献的考察，还对冈底斯山周边有可能使用象雄语的相关地带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些地区涉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的部分边缘接合部。通过他们多年来的努力，象雄语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作品有郎杰尼玛的《象雄语英语合璧词典》、尼玛维色的《论在象雄和吐蕃山川找到的象雄语词汇》[12]（P.92-104）、《论与象雄语相关的库陆语》 [12]（P.113-125）等。同时，不少专家认为，嘉绒现代口语中含有不少象雄语词汇。大家知道，日本长野泰彦先生长期从事嘉绒语研究，2013年他老人家途经成都时，本人有幸当面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直接回答说嘉绒口语中至少有21个象雄语单词。鉴于当时的条件我不可能将21个单词逐一记录下来，为弥补这一缺憾，这里现将白湾·华尔登先生在其《嘉绒藏族历史》一书中列举的象雄语单词列表如下，以资证明，并供大家参考。[13]（P.58）
（三）支撑材料列举之三：象雄与嘉绒的十八王国之说
上篇就象雄十八王国及其分布做了详尽论证说明，为了便于与嘉绒十八王国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研究，现将“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中的两个一览表复制如下，供大家参考。
首先，按《丹增南达文集》和《远古象雄与吐蕃史》就象雄十八王国及其分布列举是这样的：
其次，曼日寺导师丹增南达先生和南喀诺布先生就以上所列部分都城城堡位置进行了考证，其中5个地方非常明确，现列表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汉文献统称嘉绒十八土司（以下按此统称），嘉绒十八土司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仅仅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嘉绒地区的形成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634年以前。这里的十八这个数具有浓郁的藏族本土文化特色，与远古藏族创世认知有直接关系。《佐普》是一本象雄语与吐蕃语合璧的古文献，其中人类繁衍认知环节里提及了九男九女，以及18后代。这个数字在后来的藏人区域认知、氏族分支中得到普遍反映。比如空间地理区域概念中有大家熟知的“十八学钦”说，又比如董氏氏族分支有“十八董钦”说等。换句话说，就像象雄十八王国的形成历史一样，嘉绒十八王国的说法不仅是嘉绒十八土司形成历史的文化基础，同时也是整个嘉绒历史线条末端逆推出来的统计结果，也就是说“十八”这个数字不是同一时段的产物，而是历经很长时间历时纵向统计出来的数字。所以，每个历史阶段，史学界对“嘉绒十八土司”统计略有差异也是不难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史学界对“象雄十八王国”认识有差异也是很自然的了。新近发现不少涉及嘉绒土司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明确嘉绒地区各个土司历经多少代具体在世时段等很有帮助。下面为了更进一步具体细说嘉绒十八土司与象雄十八王国的关系，首先根据白湾·华尔登《嘉绒藏族历史》（藏文）一书就嘉绒十八土司及其相关信息梳理列表举例如下，供大家参考。
（四）支撑材料列举之四：嘉绒土司是象雄王室的后裔
新近发现不少关于嘉绒土司祖籍渊源的藏汉文献，其中《嘉绒藏族文史资料续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收录不少。下面根据这些资料选择几个特殊视角，梳理一下嘉绒土司是象雄王室后裔的说法。大家知道，自有藏文献关于藏文明的记载以来，嘉绒地区已经成为历代宗教宗派势力集团的血腥角斗场，清乾隆二平金川是这种历史闹剧的高潮部分。藏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且其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僧人的藏译阐释作品居多，因此读者往往深感异族作品涉及藏事太少，就像职业僧人的作品不便反映俗人生活是一个道理。尽管如此，由于嘉绒地区的独特原因，过去藏族史学界就嘉绒地区土司族源的讨论不少，但是，大多直接引用了《安多政教史》涉及的那一点点东西。《安多政教史》成书于公元1865年，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嘉绒早期三个代表性王族势力：第一位是多协纳保王族，第二位是象雄王象嘉王族，第三位是嘉绒王科潘王族;并认为第一位多协纳保王与公元8世纪毗卢遮那系同一时期人。同时，《安多政教史》认为嘉绒三大王族代表势力族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饶丹王后裔说，另一种是吐蕃法王后裔说。[15]（P.724） 前者饶丹王后裔说认为嘉绒四土王族源于大金川土司祖先。后者吐蕃法王后裔说认为嘉绒四土王族源于梭木土司祖先。 从《安多政教史》作者叙述语气及其详略来看，两种说法中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其实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因为，那时正值清乾隆灭金川不久，无数死者尸骨未寒冤魂未散，活见鬼的怪事不少。犹如《安多政教史》作者所言：鬼魂作祟，地方遭殃。[15]（P.729）大家知道，远古吐蕃王室是象雄王室的后裔，从这个角度讲无论饶丹王后裔说，还是吐蕃法王后裔说，从源头上看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后来，嘉绒十八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联姻关系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撰写《安多政教史》时民间有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就其早期历史而言，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以上三个王族间最初属于君王与臣子间的关系。这里的象雄王象嘉的汉语对音，实为促浸饶丹嘉波，其余两个人位居促浸饶丹嘉波四大名臣之列。[13]（P.624-625）下面我们进一步细说促浸饶丹嘉波，即大金川土司的历史记载。 据资料显示，大金川土司藏语称促浸饶丹嘉波，历经几十代人，其历史传说史可以追溯到幸饶弥沃施主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时代，其历史下线明确断代之公元1776年6月。有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曾支持幸饶弥沃布道传法而名垂于世;第二，其王统截止时间为公元1776年6月，标志事件为清乾隆在北京凌迟处死了索诺木土司等12人。[16]（P.80）该王统历经多少代人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其家族谱系资料中具体罗列了不少历代掌门人的姓名。然而，后人对其总数统计却略有差异。如白湾·华尔登先生在《嘉绒藏族历史》中统计认为此王统历经45代人。《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认为此王统历经59代人。《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记载认为这些人大多不仅统领政教事务，不少人先后接受过元明清三朝演化禅师的封号，其政教活动中心史称雍仲拉丹寺。[16]（P.1-2） 同时，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大金川土司系象雄王室赤威拉杰的后裔，而初到嘉绒地区的大金川土司祖先史称勒威南喀嘉波。换句话说，赤威拉杰系象雄十八王之首，勒威南喀嘉波是象雄王室赤威拉杰的第8代人。金川土司家谱不仅有详尽的名册，而且其历代王统（土司）姓氏无不散发出浓郁的象雄语特色。勒威南喀嘉波是象雄语藏语合成语的汉语对音，藏文被写作〖XC同116.tif;%120%120〗。按《象雄语研究》分析，勒威是象雄语的汉语对音，意思是指世间王，南喀嘉波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意思是指天下王，合起来世间天王。B14
综合这些材料，我们明确这样几个信息：勒威南喀嘉波此人其实就是大金川土司祖先初到嘉绒地区的历史上线，而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的第22代与公元8世纪的詹巴南喀系同一时代人。如果这个断代成立，则象雄王赤威拉杰的第7代噶达把嘉绒划分成了18个区域，第8代勒威南喀嘉波接管了嘉绒18区域，扩建了玉孜红宫。B15第22代玛喀贡嘉于公元8世纪扩建了雍仲拉丹寺。B16
关于金川土司的后代，《阿坝州志》、《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记载有莎罗奔（？-1760）、勒乌南喀杰波、索诺本（？-1776）三位大金川土司的人物略传。大家知道，清乾隆打金川多年，使得这三位土司被世人所了解。其中，勒乌南喀杰波曾拜耿珠札巴（1700-1766）为导师，组织编辑雕刻了本教大藏。勒乌南喀杰波把自己的公主许配给了小金土司，扩展了势力范围。通览藏古历史，通过对这些零碎记忆的梳理，我们似乎明白了古人为何说那句话：嘉绒是维护佛法的钢铁长城。[15]（P.724）
（五）支撑材料列举之五：象雄文化在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
这里不说嘉绒地区遗存至今的服装、锅庄等世人皆知活态证据，暂且举几个人们未曾留意的几个例子。松潘的热务沟藏人以及汶川县的瓦寺土司、金川的卓斯甲土司、雅安宝兴的穆坪土司等也有来自于西藏的族谱记载。现在的藏区东部河名地名中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古代象雄历史的印记。如九寨沟一带地名历史上叫“羊峒”。流经松潘县元坝乡东北村东北沟的大河系岷江源之一，历史上叫“羊峒河”。这种区域文化的特点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中也有所反映。
（六）支撑材料列举之六：新近一系列考古发现
笔者曾在2014年四川省藏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2015年西藏拉萨首届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部分出土文物做了藏文化解读。通过解读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也能找到象雄文化的痕迹。大家知道，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解读“青铜神树”、“太阳神鸟”等远古文明所象征的蕴义。然而，只要我们尝试通过本教文献资料给予解读，则完全可以使人耳目一新。本教有一本很古老的祭祀用书，书名叫《夏娃日吉基杜》。该书认为，世人是由王、臣、民等三类人构成，人死是因为灵魂被魔鬼偷走。同时还认为，通过送“儡”的祭祀活动可以招回被偷走的灵魂，其中通过鸟可以招回“王”魂，通过树可以招回“民”魂，通过鹿可以招回“臣”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其实与人的灵魂有关。同样，《夏娃日吉基杜》一书在谈到鸟、鹿、树为什么可以招魂时，该书认为黑夜代表恶，白昼代表善，鸟鸣预示天亮，太阳带来光明。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其实与善业有关，不仅如此，太阳神鸟（虚线）的十三个光齿以及青铜立人的十三根发髻分别与斯巴本的十方三时无中生有观念有关。又如以石棺葬文化遗址为例，新华社成都曾对这种区域文化有这样的报道：汶、理、茂三县，无论高山、河坝，分布密集。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铜、铁、木、漆器及其它质地的杂器、装饰品等。岷江两岸这些墓葬的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明清。文化性质皆属同一系统，只是岷江上游地区同大小金川流域的略有不同，但二者为同一系统，其间的渊源极深。大小金川流域的石、棺葬明显地系嘉绒藏族古代墓葬，因此也表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是嘉绒藏族古代先民的文化遗存。理县薛城至汶川县克枯，以及汶川七盘沟的崖墓，出土文物主要是西汉时期石棺葬文化物品，有西汉五铢钱，它表明杂谷河流域的崖墓也属西汉时石棺葬文化系统。B21从汉藏文化关系的角度讲，斯巴本在岷江上游的传播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霍巍博士在《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西藏和四川自远古时代始，便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未曾间断，并且不断得到发展，为唐以后西藏与四川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P.272）
三、余论
综上可见，象雄文化的中心一度是明确的，总体历史线条是清晰的，边沿交界线是模糊的。从举证方法的角度看，如何理解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在东南部的延续，既涉及一般的方法问题，又涉及具体的微观材料的举证实证问题，这是本话题涉及的原因所造成的。具体一点讲：一是，古藏文文献译文阐释多，在遥远的过去异族作者很难反映藏族历史文化;二是，古藏文文献大多出自职业僧人之手，不便反映世俗人的斗争生活;三是，宗教宗派隔阂不亚于地广人稀的客观时空隔阂;四是，相关学科研究滞后，特别是以考古为代表的专业学科研究滞后。正因为这些原因的综合发酵，致使今天的我们也很难顾及藏文化的整体性、全面性。尽管如此，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是不言而喻的。虽说象雄文化在青藏高原西北部尘封多年，自我修复难度很大，然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自信，通过对青藏高原西北部尘封多年的象雄文化记忆残片的修复，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活态象雄文化的深度解读，我们一定能够重构象雄文化，彰显藏文化的整体特点。 注释：
①俗话说得好，名正才能言顺。为了在以下的行文中便于表情达意，这里必须回顾一下历史上藏汉文献对藏族的统称。大家知道，历史上汉文文献对藏族的统称屡生变化，大致说来周秦称绒、汉魏称羌、唐宋称吐蕃、元明称西番、清初称吐伯特或唐古特，民国以后才统称藏。在藏文文献的视野里，象雄与吐蕃既指不同区域，同时也指不同部族集团。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一定历史阶段象雄与吐蕃疆域互不统属，文化各具特色。
③南喀诺布著《远古象雄与吐蕃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80或82页。《 丹增南达文集》（藏文，共计13卷）尼泊尔2005年版第3卷第30-34页。
⑤毛尔盖·桑木旦（1914-1993年），藏族，四川省松潘县人。民国14年（1925年），桑木旦入毛尔盖寺院当和尚，后去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院深造佛学，民国32年（1943年），获格西学位。曾在夏河县喇嘛职业学校任教。1950年松潘解放，桑木旦历任中央民委翻译，州文教处副处长，《阿坝报》藏文版编辑，历任州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州、省佛教协会理事，第五、六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协会地方少数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民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文字专业因明学名誉教授，西南民院名誉院长，阿坝州藏文翻译中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1990年1月获藏语文教授职务。桑木旦生平著述颇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在著书立说、从事翻译、新闻出版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长期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藏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1993年，毛尔盖·桑木旦因病去世，享年89岁。
⑥笔者注：毗卢遮那是8世纪中期藏族大译师，早期为信仰本土宗教的本教徒。生于前藏尼木地方更甲巴阁家中，故称巴阁·毗卢遮那，是吐蕃王赤松德赞时最初预试出家的七人之一，后世称其为西藏早期三大译师之一。又被称为君臣三友（吐蕃王赤松德赞、译师毗卢遮那和益西措杰）之一以及得道君臣二十五人之一。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丛书很大部分是他翻译的。他在其中用了不同的笔名，其中，译经藏的笔名是“悦希德”，译密乘的笔名是“毗卢遮那”，译历算学的笔名是“英扎毗卢”，译医学书的笔名是“秋巴尔”。另外，他译本教经书的笔名是“更甲汤达”。
B11智观巴·贡却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等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728页。藏文原文见第776页。
B12白湾·华尔登（1915-2002），男，藏族，马尔康县生人，12岁出家为僧，广学显密教法，28岁时已成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喇嘛。1953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投身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直至1956年任马尔康县松岗区人民政府干事，期间曾赴西南民族政治系学习。1956年起历任马尔康县政协藏文秘书、县政协历届委员、常委，八、九、十、十一届县政协副主席，第九届州政协委员，马尔康县佛教协会长等职。发表了《嘉绒藏族的起源》、《关于嘉绒藏戏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先后编写了马尔康寺﹑让古寺﹑直波寺﹑阿坝查理寺等寺院史;与他人合作编写了《藏汉对照嘉绒口语词典》、《四土藏族历史》、《藏传佛教简史》等;其编写的嘉绒藏戏《阿米格督》剧本，使嘉绒藏戏在戏剧界最终得到肯定，并纳入《中华戏剧大全》。代表作为《嘉绒藏族历史》，1989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B13大金川土司的世袭历史：据金川版本教《大藏经般若十万颂目录》记载，南卡杰波是刻印金川版本教《大藏经》的施主。他从小聪明伶俐，才思敏捷，信仰本教。晚年在更珠扎巴大师（1700-1766）处受居士戒，又在具三种戒律的索朗坚赞处受别解脱戒出家，取法名为南卡耶喜……南卡杰波的世袭历史是： 在远古象雄地方，象雄王本教创始祖师辛绕弥沃切之施主勒乌·南吉杰波在阳土寅（虎）年（公元前900年）左右，娶王妃赞琼玛，生三子。 其中长子赤杰为上部雅砻之王。小王子绰德为玉泽王宫之王。绰德之子为耶奔噶波，耶奔噶波之子为协噶尔，协噶尔之子为玉柯尔，玉柯尔之子为仓益，仓益之子为噶达。噶达创建了噶杰玉泽颇章，又在原有辛绕庙中建造了光神虎忿怒像，并拜其为守护神，派遣强悍的十八个守卫军队到嘉绒十八域。 噶达之子为勒乌，勒乌之子为尼乌，尼乌之子为鼎乌，鼎乌之子为列乌，列乌之子为仲坚，仲坚之子为雍仲，雍仲之子为色尔奔，色尔奔之子为玉仁，玉仁之子为仁青，仁青之子为额柯尔，额柯尔之子为色尔真，色尔真之子为芒卡尔，芒卡尔之子为贡洛，贡洛之 子为贡嘉。贡嘉扩建了玉泽颇章，重修了早期的辛绕本教寺庙，并改寺名为雍仲拉登寺，邀请詹巴南卡师徒对其进行开光。 贡嘉之子为麦巴达约，麦巴达约之子为阿嘉，阿嘉之子为卡德尼奔，卡德尼奔之子为绰沃奔，绰沃奔之子为扎杰，扎杰之子为阿旺，阿旺之子为雍奔， 雍奔之次子为兰杰扎巴，兰杰扎巴之次子为绰沃杰波，绰沃杰波之子为泽旺东珠，泽旺东珠之子为亚忠，亚忠之长子为扎杰，扎杰之次子为多杰嘉，多杰嘉之子为达瓦，达瓦之长子为奔杰，奔杰之子为阿罗， 阿罗之子为杰瓦拉奔，杰瓦拉奔之子为额松，额松之次子为拉旺多杰，拉旺多杰之次子为多杰嘉。此多杰嘉王建造了无数寺庙，功业显赫，有儿女五人，长子为勒乌·南卡杰波，公主阿扣嫁给了赞拉（今阿坝州小金地区）王。勒乌·南卡杰波有贡达、 杰波、鲁旺嘉措和索朗旺嘉三子。以上资料摘译自华尔登著《嘉绒藏族历史明镜》。
B14 象雄语勒有世间的意思，威有王的意思;同时勒与威系一个词组时也有风王的意思，结合语境这里是指“世间王”，按远古象雄语与藏语，藏语与梵语的混合使用习惯，这里应该理解为“世间天王”。
B15玉孜红宫，藏语称〖XC同015.tif;%130%130〗其遗址现位于金川县咯尔乡。
B16世称此人是象雄王赤威拉杰的第25代人，然而，本人所掌握的族谱里是第22代。详见白湾·华尔登《嘉绒藏族历史》（藏文）阿临2001年字第025号第38-39页。 B17《松潘县志》，地图，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又如“白马河同羊洞河汇流的地方……”见《平武白马藏族》（萧猷源著，中共平武县县委编。2001年。）第166页。
B18白马藏族“创世传说”中关于“立目人”的故事，详见《平武白马藏族》（萧猷源著，中共平武县县委编。2001年。）第53页
B20【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二版第4页第6组图。
B21岷江上游“重现”古蜀对外文化通道：新华社成都12月2日电（记者刘谨）新近“重见天日”的一条连接四川盆地与西北地区的古文化通道，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人们已在“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上“踏”出了条条与外界紧密相连的文化“走廊”。这个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地处岷江上游的四川省茂县凤仪镇营盘山上。考古学家们从营盘山新发掘的280平方米古文化遗址推测，这里的古文化“足迹”面积大概有10多万平方米。目前从这里出土了近千件古文化遗物，其中有各种陶器、石器、玉器等，还有许多房屋、灰坑等古遗迹现象。据成都市考古工作队成员陈剑介绍，过去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的四川盆地有与外界联系的文化走廊主要有：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文化走廊（岷江上游地区）、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走廊（嘉陵江地区）、四川盆地与云南地区的文化走廊（西昌安宁河谷）、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文化走廊（三峡地区）等。据悉，从这里出土的众多遗物中，彩陶最具代表性。经考古专家证实，它们并非产于成都平原，而是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同类彩陶相似，与成都平原古城遗迹所发现的夹砂陶器等共存。专家们认为这足以表明当时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相互交融的现象，由此可以判定这一地区正是联系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的古文化枢纽。根据文献记载，古蜀人是沿着岷江上游河谷迁入成都平原的，秦灭巴蜀后又逐步南迁，进入云南、越南。古人们一直把岷江上游视为长江的源头，由此考古学家们分析，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发展过程具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这次“重现”的文化走廊为后人们进一步了解四五千年前古蜀国的文化发展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新华社2000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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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象雄十八王国;嘉绒十八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5）05-0015-13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5XWD-B0304）。
作者简介：同美（1964-）， 男，藏族，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本教。四川 成都 610041
一、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说回顾
2015年1月23-25日，首届西藏拉萨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拉萨召开。本人有幸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题为：“象雄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当代价值认识”的大会发言。认为象雄历史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其特点凸显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认识模糊等诸多方面。同时，围绕象雄空间地理范围勾勒、时间历史断代定位等基本问题，先后在《民族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5年第4期发表了《神鸟、象雄与嘉绒》。时间历史断代定位方面认为，象雄十八王中最有名的当属赤威拉杰，赤威拉杰曾是本教鼻祖幸饶弥沃的施主。象雄末代王李弥夏灭于赤松德赞时期。换句话说，象雄王朝的历史传说史可以上溯到本教鼻祖幸饶弥沃时代，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历史下线至少可以明确断代至赤松德赞时期。一句话，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落历史最终融化于吐蕃末代赞普残余势力的避难历史之中。空间地理涉及范围方面认为，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沿线，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金沙遗址，也能看到远古象雄文化的历史印记。①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这个部分在上篇“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中做了详尽论证。为了更好地承接下文，至此再进一步做一个总结性的简略阐释。象雄作为信仰神鸟琼的地方，藏文文献记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敦煌出土文献。从空间地理范围来看，从古至今学术界的看法至少有两大类，即广义象雄和狭义象雄两种认识，狭义象雄说的代表人物有日本佐藤长，他认为：象雄即羊同，羊同有大羊同小羊同，大羊同即江孜上娘域、小羊同即江孜下娘域。[1]（P.108-117）广义象雄说的代表人物有藏裔意大利藏学家南喀诺布先生，他认为：里象雄西面包括了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中象雄包括了现在的阿里、拉达克地区，外象雄包括了现在的卫藏、安多、康巴地区。[2]（P.520） 客观上，在藏语世界里大家最熟悉的有三个方面：一是，象雄分里、中、外三圈，每圈又分上中下三部，共计九个区域，其中心是现西藏阿里地区。二是，不同历史阶段象雄的地理界域和行政归属有所变化。三是，正如当代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所言：“大致到了公元六世纪，随着雅垄吐蕃王朝的崛起，象雄李米夏王朝被吐蕃所灭，过去广袤的象雄萎缩到古格（今在阿里地区札达县）、琼龙欧喀（噶县门土乡）等地区并成为了吐蕃王朝的辖区之一”。[3]（P.1762-1763）通览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交集点，这个基本交集点就是其空间范围认知最终历史地定格在了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从时间历史角度看，在象雄人历史记忆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象雄十八王国”说。关于“象雄十八王国”，正如嘉绒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的那样《五部遗教》已有此说端倪。《五部遗教》系伏藏类，自称发现于公元1285年。[4]（P.113）丹增南达先生认为该提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那个时候象雄人有自称60区80万户18角冠王之说。②如何确定“象雄十八王国”的时间坐标呢？按藏文文献记载，至少有两个时间坐标基本明确，第一是“象雄十八王国”中的其中一位称王者与幸饶弥沃系同一时代，第二，“象雄十八王国”的最后两个称王者分别被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所灭。③换句话说，“象雄十八王国”至少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事情，因为史学界研究认为松赞干布在位下线为公元650年，赤松德赞的具体在位时间为公元755-797年之间。[5]（P.275）
二、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延续
（一）支撑材料列举之一：象雄与嘉绒的族源
古藏人非常重视自己的氏族渊源，《格萨尔王传》是广大藏族群众的创作作品，最能反映藏文化。想必大家知道，《格萨尔王传》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人们初次相见时有相互通报氏族姓氏的习惯，即便是打仗比武，事先必须相互通报氏族姓氏，英雄绝不会与无名鼠辈交手过招。《毛尔盖·桑木旦全集》第六卷提到了几种关于藏族原始氏族谱系书名，老人家曾校勘了其中一部藏族原始氏谱，此文刊载于1989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七辑（藏文第三辑）。可见，过去关于藏族原始氏族渊源关系的文献不少，其中被译作《黑头小矮人故事》的作品无疑是最有名的专著之一。④非专门讨论藏族原始氏族，但又涉及藏族原始氏族谱系的藏文文献也不少，如《佐普》、《朗氏氏族史》等。国际藏学界最早系统研究藏族原始氏族谱系的代表人物有石泰安、卡尔梅桑木丹等。石泰安的代表作有《汉藏走廊古部族》，卡尔梅桑木丹的代表作有《关于藏人族源的故事》。 通览藏族氏族渊源谱系及其研究，发现古藏人的氏族分类有很多种类，比如有二分法、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为了便于梳理，这里先说说四分法。关于四分法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毛尔盖·桑木旦先生。第一阶段的四分法分别为：耶桑族、耶牟族、姜赤族、摩孜族。其中，耶桑族信神，善于从事宗教法事。耶牟族信仰坚定，善于从政做官。姜赤族有神眼的美誉，善于做学问，如现分布于冈底斯周边地区的牧民，其女人的装束类似于藏东嘉绒地区。摩孜族善于放牧，乐于养狗，又称蓝色狗尾族，现主要分布于藏印交接地区，如现在的门巴族。第二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姜赤族派生出了噶、智、札、董四大氏族。其中，智与藏语牦牛同音。札氏下分黑色、白色、什色三类。董氏又有董后十八族，董侄十八族等。[6]（P.482-483）可见，从四分法的角度看象雄与嘉绒在氏族族源上有直接联系，这些氏族联系点主要集中在姜赤族及其派生出来的噶、智、札、董四大氏族。为进一步明确这一点，下面再翻译一段毛尔盖·桑木旦先生⑤的相关论述。毛尔盖·桑木旦在《藏族简史齐乐明镜》中写道[6]（P.181-247）：
有幸的是，公元2015年6月27日笔者应邀参加了中国·金川象雄本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在昌都寺与同仁们一道就《神鸟雄琼王传》抢救收藏事宜采访了年近古稀的泽旺坚赞老先生。《神鸟雄琼王传》
据《阿坝州志》记载，岷江上游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秦末汉初，岷江上游两岸就有土著居民开垦种地，从事农业生产，从游牧转向定居，逐渐形成了冉、駹为中心的两大部落。冉与駹在有的文献中称氐，有的文献中称夷，并说其地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有些史籍取冉、駹之名，以“冉駹夷”泛指岷江两岸的人，以“冉駹国”泛指岷江两岸地区。
这方面汉文献也有不少记载，如明季《松潘边图》以及围绕明季《松潘边图》的若干探讨文章，其中，特别要提的有一篇专门探讨图中关于黑人白人的文章，其作者为已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宗祥先生，该文题目叫“明季《松潘边图》初探——试证图中黑人、白人为两大部落群体”。又如《资治通鉴》（唐贞元九年793年）所说“剑南西山诸羌”包括了岷江两岸藏族在内的现今阿坝州境内众多部落。如据《阿坝州志》记载，在阿坝州境内被吐蕃征服统一的土著居民有“党项”、“嘉良”、“白狗”、“哥邻”和其它一些古代称之为“羌”、“氐”、“夷”的部落，并在这些地区安置移民和派军队驻守。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和长官便各据一方，成了当地的世袭土官。这些地区，主要以宗教文化为中心的吐蕃文化，维系着彼此间的密切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融合、同化，逐渐形成为今天州内的藏族。其实，在藏族传统史学的视野中， 这里所谓的“党项”、“嘉良”、“白狗”、“哥邻”、“羌”、“氐”等土著民族只是藏族的某一个小分支。
（二）支撑材料列举之二：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
语言学家非常关注嘉绒语与象雄语之间的关系研究，据初步观察发现，嘉绒口语中存在活态的象雄语词汇。要想说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说说象雄语，然后再说嘉绒口语中存在活态的象雄语词汇。象雄语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研究领域，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历时研究，还是共时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整体研究，还是微观的具体个案研究，象雄语研究现在仍然还处在初期阶段。为了明确这一话题，我想干脆借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的《象雄语研究》（以下简称托马斯），企图达到一举多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这里我要介绍的托马斯《象雄语研究》的蓝本是公元2000年由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编撰的系列调查报告第76辑。这本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凝聚着多位藏学巨匠的心血和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首先，托马斯作为古代象雄语研究的开荒者，其《象雄语研究》无疑凝聚了他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次，该蓝本不仅是以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为基础，这里还包含了武内绍人、长野泰彦、卡尔梅桑木丹等当代藏学泰斗对其进行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武内绍人、长野泰彦、卡尔梅桑木丹他们对托马斯的《象雄语研究》做了藏语英语的双语注释性研究;另一方面，在该文的前言里对其又做了最具权威的英文介绍。因此，为了让更多的藏学爱好者分享大师们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公元2014年，趁暑假期间特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级德语系本科生益卓同学汉译了这部分前言，现特引全文如下：
《〈象雄语言研究〉注释》前言：这本书包含了部分关于“日本政府与日本学术振兴会”（拥有海外研究资金支助），“西藏本教”（ 财政年度1996-1998;编号：08041040），“象雄语言的重构和藏语书面语的形成”（财政年度1999-2001;编号：11691050），还有“藏区语言的基础”（财政年度2004-2008;编号16102001）几项研究的结果。
象雄语是一种被藏区西部的本教信徒使用并还未被破解的藏缅语。它源于藏区西部象雄下区的岗仁波切山北部的穆氏部落，穆氏部落和其他的部落通过表亲联姻的方式加强了与在藏区中部日益崛起的雅砻王朝的联系。然后他们从公元四世纪向东迁徙，直到公元5世纪定居在现四川西北区域。后来，雅砻王朝掌握大权后就摈弃了穆氏部落信仰的本教，并选择佛教作为民族凝聚的意识形态。最后中央使用政权解除了与他们一直合作管理的象雄官员，并将其边缘化。此外，随着中央管理机制的不断“本”化，象雄语在公元10世纪左右，也就是在藏族统治了敦煌的那段时期，越来越被淡化。破解象雄语的手稿本身对于语言学家就是一个挑战，但是，同时，象雄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像是代表了那个地区的一种语言基础，并且它对藏语书面语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从敦煌挖掘出来的文献是一项重大成就与突破。研究发现存放在大英图书馆的部分敦煌文献中有些文章是用藏语字母书写，但并不是标准完整的藏文。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猜想这有可能是象雄语或是“南木语”。考虑到这些被发现的词条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他设想到：（1）文中的这两个残片（后来加上的另一片）是当时象雄人已知的草药资料。（2）它的形式不同于源于书面藏文或是梵文的外来词，它和被代词化了的西部藏区的语言有着渊源关系。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另外三个被视为与上面两个相似的残片，总共组成了现有的五个。我们视之为“古象雄语”，来把它与从十四世纪开始重构的象雄语区别开来。 菲德瑞克.W.托马斯（F.W.Thomas）是古象雄语研究的开荒者，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指出：它很明显是藏缅语，并且很多迹象表明就算它不是一种很古老的语言形式，它也与雷布查语有很近的关系。（1926年两种来自亚洲中部的语言 JRAS 3：506）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真实的证据来支撑他的推论。由于托马斯在完成他的研究前就逝世，全部的设想都还模糊不清，存在很多疑点。然而，参与了我们项目的武内绍人教授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这本包含了象雄语研究结果的研究笔记。在与大英图书馆的合作下，我们开始编辑和发布这些材料，以便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托马斯的研究。经过了好几轮的编辑，我们才达到了现在的模样。
我希望这次的发表能够拓宽藏缅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并促进象雄语研究的发展。我向大英图书馆对于具有重大意义的托马斯的作品的理解致以最深的感谢。最后，我想对提供帮助的铃木智子女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无论是以图齐、石泰安为代表的老一辈藏学家，还是郎杰尼玛、尼玛维色为代表的当代留外青年藏学工作者，他们都非常关注象雄语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除了对敦煌文献、本教文献的考察，还对冈底斯山周边有可能使用象雄语的相关地带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些地区涉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的部分边缘接合部。通过他们多年来的努力，象雄语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作品有郎杰尼玛的《象雄语英语合璧词典》、尼玛维色的《论在象雄和吐蕃山川找到的象雄语词汇》[12]（P.92-104）、《论与象雄语相关的库陆语》 [12]（P.113-125）等。同时，不少专家认为，嘉绒现代口语中含有不少象雄语词汇。大家知道，日本长野泰彦先生长期从事嘉绒语研究，2013年他老人家途经成都时，本人有幸当面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直接回答说嘉绒口语中至少有21个象雄语单词。鉴于当时的条件我不可能将21个单词逐一记录下来，为弥补这一缺憾，这里现将白湾·华尔登先生在其《嘉绒藏族历史》一书中列举的象雄语单词列表如下，以资证明，并供大家参考。[13]（P.58）
（三）支撑材料列举之三：象雄与嘉绒的十八王国之说
上篇就象雄十八王国及其分布做了详尽论证说明，为了便于与嘉绒十八王国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研究，现将“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中的两个一览表复制如下，供大家参考。
首先，按《丹增南达文集》和《远古象雄与吐蕃史》就象雄十八王国及其分布列举是这样的：
其次，曼日寺导师丹增南达先生和南喀诺布先生就以上所列部分都城城堡位置进行了考证，其中5个地方非常明确，现列表如下，以供大家参考。
汉文献统称嘉绒十八土司（以下按此统称），嘉绒十八土司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仅仅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嘉绒地区的形成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634年以前。这里的十八这个数具有浓郁的藏族本土文化特色，与远古藏族创世认知有直接关系。《佐普》是一本象雄语与吐蕃语合璧的古文献，其中人类繁衍认知环节里提及了九男九女，以及18后代。这个数字在后来的藏人区域认知、氏族分支中得到普遍反映。比如空间地理区域概念中有大家熟知的“十八学钦”说，又比如董氏氏族分支有“十八董钦”说等。换句话说，就像象雄十八王国的形成历史一样，嘉绒十八王国的说法不仅是嘉绒十八土司形成历史的文化基础，同时也是整个嘉绒历史线条末端逆推出来的统计结果，也就是说“十八”这个数字不是同一时段的产物，而是历经很长时间历时纵向统计出来的数字。所以，每个历史阶段，史学界对“嘉绒十八土司”统计略有差异也是不难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史学界对“象雄十八王国”认识有差异也是很自然的了。新近发现不少涉及嘉绒土司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明确嘉绒地区各个土司历经多少代具体在世时段等很有帮助。下面为了更进一步具体细说嘉绒十八土司与象雄十八王国的关系，首先根据白湾·华尔登《嘉绒藏族历史》（藏文）一书就嘉绒十八土司及其相关信息梳理列表举例如下，供大家参考。
（四）支撑材料列举之四：嘉绒土司是象雄王室的后裔
新近发现不少关于嘉绒土司祖籍渊源的藏汉文献，其中《嘉绒藏族文史资料续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收录不少。下面根据这些资料选择几个特殊视角，梳理一下嘉绒土司是象雄王室后裔的说法。大家知道，自有藏文献关于藏文明的记载以来，嘉绒地区已经成为历代宗教宗派势力集团的血腥角斗场，清乾隆二平金川是这种历史闹剧的高潮部分。藏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且其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僧人的藏译阐释作品居多，因此读者往往深感异族作品涉及藏事太少，就像职业僧人的作品不便反映俗人生活是一个道理。尽管如此，由于嘉绒地区的独特原因，过去藏族史学界就嘉绒地区土司族源的讨论不少，但是，大多直接引用了《安多政教史》涉及的那一点点东西。《安多政教史》成书于公元1865年，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嘉绒早期三个代表性王族势力：第一位是多协纳保王族，第二位是象雄王象嘉王族，第三位是嘉绒王科潘王族;并认为第一位多协纳保王与公元8世纪毗卢遮那系同一时期人。同时，《安多政教史》认为嘉绒三大王族代表势力族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饶丹王后裔说，另一种是吐蕃法王后裔说。[15]（P.724） 前者饶丹王后裔说认为嘉绒四土王族源于大金川土司祖先。后者吐蕃法王后裔说认为嘉绒四土王族源于梭木土司祖先。 从《安多政教史》作者叙述语气及其详略来看，两种说法中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其实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因为，那时正值清乾隆灭金川不久，无数死者尸骨未寒冤魂未散，活见鬼的怪事不少。犹如《安多政教史》作者所言：鬼魂作祟，地方遭殃。[15]（P.729）大家知道，远古吐蕃王室是象雄王室的后裔，从这个角度讲无论饶丹王后裔说，还是吐蕃法王后裔说，从源头上看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后来，嘉绒十八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联姻关系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撰写《安多政教史》时民间有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就其早期历史而言，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以上三个王族间最初属于君王与臣子间的关系。这里的象雄王象嘉的汉语对音，实为促浸饶丹嘉波，其余两个人位居促浸饶丹嘉波四大名臣之列。[13]（P.624-625）下面我们进一步细说促浸饶丹嘉波，即大金川土司的历史记载。 据资料显示，大金川土司藏语称促浸饶丹嘉波，历经几十代人，其历史传说史可以追溯到幸饶弥沃施主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时代，其历史下线明确断代之公元1776年6月。有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一，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曾支持幸饶弥沃布道传法而名垂于世;第二，其王统截止时间为公元1776年6月，标志事件为清乾隆在北京凌迟处死了索诺木土司等12人。[16]（P.80）该王统历经多少代人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其家族谱系资料中具体罗列了不少历代掌门人的姓名。然而，后人对其总数统计却略有差异。如白湾·华尔登先生在《嘉绒藏族历史》中统计认为此王统历经45代人。《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认为此王统历经59代人。《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记载认为这些人大多不仅统领政教事务，不少人先后接受过元明清三朝演化禅师的封号，其政教活动中心史称雍仲拉丹寺。[16]（P.1-2） 同时，白湾·华尔登先生认为大金川土司系象雄王室赤威拉杰的后裔，而初到嘉绒地区的大金川土司祖先史称勒威南喀嘉波。换句话说，赤威拉杰系象雄十八王之首，勒威南喀嘉波是象雄王室赤威拉杰的第8代人。金川土司家谱不仅有详尽的名册，而且其历代王统（土司）姓氏无不散发出浓郁的象雄语特色。勒威南喀嘉波是象雄语藏语合成语的汉语对音，藏文被写作〖XC同116.tif;%120%120〗。按《象雄语研究》分析，勒威是象雄语的汉语对音，意思是指世间王，南喀嘉波是藏语的汉语对音，意思是指天下王，合起来世间天王。B14
综合这些材料，我们明确这样几个信息：勒威南喀嘉波此人其实就是大金川土司祖先初到嘉绒地区的历史上线，而象雄十八王之首赤威拉杰的第22代与公元8世纪的詹巴南喀系同一时代人。如果这个断代成立，则象雄王赤威拉杰的第7代噶达把嘉绒划分成了18个区域，第8代勒威南喀嘉波接管了嘉绒18区域，扩建了玉孜红宫。B15第22代玛喀贡嘉于公元8世纪扩建了雍仲拉丹寺。B16
关于金川土司的后代，《阿坝州志》、《金川历史文化览略》记载有莎罗奔（？-1760）、勒乌南喀杰波、索诺本（？-1776）三位大金川土司的人物略传。大家知道，清乾隆打金川多年，使得这三位土司被世人所了解。其中，勒乌南喀杰波曾拜耿珠札巴（1700-1766）为导师，组织编辑雕刻了本教大藏。勒乌南喀杰波把自己的公主许配给了小金土司，扩展了势力范围。通览藏古历史，通过对这些零碎记忆的梳理，我们似乎明白了古人为何说那句话：嘉绒是维护佛法的钢铁长城。[15]（P.724）
（五）支撑材料列举之五：象雄文化在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
这里不说嘉绒地区遗存至今的服装、锅庄等世人皆知活态证据，暂且举几个人们未曾留意的几个例子。松潘的热务沟藏人以及汶川县的瓦寺土司、金川的卓斯甲土司、雅安宝兴的穆坪土司等也有来自于西藏的族谱记载。现在的藏区东部河名地名中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古代象雄历史的印记。如九寨沟一带地名历史上叫“羊峒”。流经松潘县元坝乡东北村东北沟的大河系岷江源之一，历史上叫“羊峒河”。这种区域文化的特点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中也有所反映。
（六）支撑材料列举之六：新近一系列考古发现
笔者曾在2014年四川省藏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2015年西藏拉萨首届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部分出土文物做了藏文化解读。通过解读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也能找到象雄文化的痕迹。大家知道，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解读“青铜神树”、“太阳神鸟”等远古文明所象征的蕴义。然而，只要我们尝试通过本教文献资料给予解读，则完全可以使人耳目一新。本教有一本很古老的祭祀用书，书名叫《夏娃日吉基杜》。该书认为，世人是由王、臣、民等三类人构成，人死是因为灵魂被魔鬼偷走。同时还认为，通过送“儡”的祭祀活动可以招回被偷走的灵魂，其中通过鸟可以招回“王”魂，通过树可以招回“民”魂，通过鹿可以招回“臣”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其实与人的灵魂有关。同样，《夏娃日吉基杜》一书在谈到鸟、鹿、树为什么可以招魂时，该书认为黑夜代表恶，白昼代表善，鸟鸣预示天亮，太阳带来光明。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其实与善业有关，不仅如此，太阳神鸟（虚线）的十三个光齿以及青铜立人的十三根发髻分别与斯巴本的十方三时无中生有观念有关。又如以石棺葬文化遗址为例，新华社成都曾对这种区域文化有这样的报道：汶、理、茂三县，无论高山、河坝，分布密集。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铜、铁、木、漆器及其它质地的杂器、装饰品等。岷江两岸这些墓葬的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明清。文化性质皆属同一系统，只是岷江上游地区同大小金川流域的略有不同，但二者为同一系统，其间的渊源极深。大小金川流域的石、棺葬明显地系嘉绒藏族古代墓葬，因此也表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是嘉绒藏族古代先民的文化遗存。理县薛城至汶川县克枯，以及汶川七盘沟的崖墓，出土文物主要是西汉时期石棺葬文化物品，有西汉五铢钱，它表明杂谷河流域的崖墓也属西汉时石棺葬文化系统。B21从汉藏文化关系的角度讲，斯巴本在岷江上游的传播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霍巍博士在《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关系》一文中指出：“西藏和四川自远古时代始，便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未曾间断，并且不断得到发展，为唐以后西藏与四川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P.272）
三、余论
综上可见，象雄文化的中心一度是明确的，总体历史线条是清晰的，边沿交界线是模糊的。从举证方法的角度看，如何理解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在东南部的延续，既涉及一般的方法问题，又涉及具体的微观材料的举证实证问题，这是本话题涉及的原因所造成的。具体一点讲：一是，古藏文文献译文阐释多，在遥远的过去异族作者很难反映藏族历史文化;二是，古藏文文献大多出自职业僧人之手，不便反映世俗人的斗争生活;三是，宗教宗派隔阂不亚于地广人稀的客观时空隔阂;四是，相关学科研究滞后，特别是以考古为代表的专业学科研究滞后。正因为这些原因的综合发酵，致使今天的我们也很难顾及藏文化的整体性、全面性。尽管如此，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是不言而喻的。虽说象雄文化在青藏高原西北部尘封多年，自我修复难度很大，然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觉自信，通过对青藏高原西北部尘封多年的象雄文化记忆残片的修复，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活态象雄文化的深度解读，我们一定能够重构象雄文化，彰显藏文化的整体特点。 注释：
①俗话说得好，名正才能言顺。为了在以下的行文中便于表情达意，这里必须回顾一下历史上藏汉文献对藏族的统称。大家知道，历史上汉文文献对藏族的统称屡生变化，大致说来周秦称绒、汉魏称羌、唐宋称吐蕃、元明称西番、清初称吐伯特或唐古特，民国以后才统称藏。在藏文文献的视野里，象雄与吐蕃既指不同区域，同时也指不同部族集团。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一定历史阶段象雄与吐蕃疆域互不统属，文化各具特色。
③南喀诺布著《远古象雄与吐蕃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80或82页。《 丹增南达文集》（藏文，共计13卷）尼泊尔2005年版第3卷第30-34页。
⑤毛尔盖·桑木旦（1914-1993年），藏族，四川省松潘县人。民国14年（1925年），桑木旦入毛尔盖寺院当和尚，后去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院深造佛学，民国32年（1943年），获格西学位。曾在夏河县喇嘛职业学校任教。1950年松潘解放，桑木旦历任中央民委翻译，州文教处副处长，《阿坝报》藏文版编辑，历任州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州、省佛教协会理事，第五、六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协会地方少数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民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文字专业因明学名誉教授，西南民院名誉院长，阿坝州藏文翻译中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1990年1月获藏语文教授职务。桑木旦生平著述颇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在著书立说、从事翻译、新闻出版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长期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藏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1993年，毛尔盖·桑木旦因病去世，享年89岁。
⑥笔者注：毗卢遮那是8世纪中期藏族大译师，早期为信仰本土宗教的本教徒。生于前藏尼木地方更甲巴阁家中，故称巴阁·毗卢遮那，是吐蕃王赤松德赞时最初预试出家的七人之一，后世称其为西藏早期三大译师之一。又被称为君臣三友（吐蕃王赤松德赞、译师毗卢遮那和益西措杰）之一以及得道君臣二十五人之一。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丛书很大部分是他翻译的。他在其中用了不同的笔名，其中，译经藏的笔名是“悦希德”，译密乘的笔名是“毗卢遮那”，译历算学的笔名是“英扎毗卢”，译医学书的笔名是“秋巴尔”。另外，他译本教经书的笔名是“更甲汤达”。
B11智观巴·贡却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等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728页。藏文原文见第776页。
B12白湾·华尔登（1915-2002），男，藏族，马尔康县生人，12岁出家为僧，广学显密教法，28岁时已成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喇嘛。1953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投身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直至1956年任马尔康县松岗区人民政府干事，期间曾赴西南民族政治系学习。1956年起历任马尔康县政协藏文秘书、县政协历届委员、常委，八、九、十、十一届县政协副主席，第九届州政协委员，马尔康县佛教协会长等职。发表了《嘉绒藏族的起源》、《关于嘉绒藏戏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先后编写了马尔康寺﹑让古寺﹑直波寺﹑阿坝查理寺等寺院史;与他人合作编写了《藏汉对照嘉绒口语词典》、《四土藏族历史》、《藏传佛教简史》等;其编写的嘉绒藏戏《阿米格督》剧本，使嘉绒藏戏在戏剧界最终得到肯定，并纳入《中华戏剧大全》。代表作为《嘉绒藏族历史》，1989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B13大金川土司的世袭历史：据金川版本教《大藏经般若十万颂目录》记载，南卡杰波是刻印金川版本教《大藏经》的施主。他从小聪明伶俐，才思敏捷，信仰本教。晚年在更珠扎巴大师（1700-1766）处受居士戒，又在具三种戒律的索朗坚赞处受别解脱戒出家，取法名为南卡耶喜……南卡杰波的世袭历史是： 在远古象雄地方，象雄王本教创始祖师辛绕弥沃切之施主勒乌·南吉杰波在阳土寅（虎）年（公元前900年）左右，娶王妃赞琼玛，生三子。 其中长子赤杰为上部雅砻之王。小王子绰德为玉泽王宫之王。绰德之子为耶奔噶波，耶奔噶波之子为协噶尔，协噶尔之子为玉柯尔，玉柯尔之子为仓益，仓益之子为噶达。噶达创建了噶杰玉泽颇章，又在原有辛绕庙中建造了光神虎忿怒像，并拜其为守护神，派遣强悍的十八个守卫军队到嘉绒十八域。 噶达之子为勒乌，勒乌之子为尼乌，尼乌之子为鼎乌，鼎乌之子为列乌，列乌之子为仲坚，仲坚之子为雍仲，雍仲之子为色尔奔，色尔奔之子为玉仁，玉仁之子为仁青，仁青之子为额柯尔，额柯尔之子为色尔真，色尔真之子为芒卡尔，芒卡尔之子为贡洛，贡洛之 子为贡嘉。贡嘉扩建了玉泽颇章，重修了早期的辛绕本教寺庙，并改寺名为雍仲拉登寺，邀请詹巴南卡师徒对其进行开光。 贡嘉之子为麦巴达约，麦巴达约之子为阿嘉，阿嘉之子为卡德尼奔，卡德尼奔之子为绰沃奔，绰沃奔之子为扎杰，扎杰之子为阿旺，阿旺之子为雍奔， 雍奔之次子为兰杰扎巴，兰杰扎巴之次子为绰沃杰波，绰沃杰波之子为泽旺东珠，泽旺东珠之子为亚忠，亚忠之长子为扎杰，扎杰之次子为多杰嘉，多杰嘉之子为达瓦，达瓦之长子为奔杰，奔杰之子为阿罗， 阿罗之子为杰瓦拉奔，杰瓦拉奔之子为额松，额松之次子为拉旺多杰，拉旺多杰之次子为多杰嘉。此多杰嘉王建造了无数寺庙，功业显赫，有儿女五人，长子为勒乌·南卡杰波，公主阿扣嫁给了赞拉（今阿坝州小金地区）王。勒乌·南卡杰波有贡达、 杰波、鲁旺嘉措和索朗旺嘉三子。以上资料摘译自华尔登著《嘉绒藏族历史明镜》。
B14 象雄语勒有世间的意思，威有王的意思;同时勒与威系一个词组时也有风王的意思，结合语境这里是指“世间王”，按远古象雄语与藏语，藏语与梵语的混合使用习惯，这里应该理解为“世间天王”。
B15玉孜红宫，藏语称〖XC同015.tif;%130%130〗其遗址现位于金川县咯尔乡。
B16世称此人是象雄王赤威拉杰的第25代人，然而，本人所掌握的族谱里是第22代。详见白湾·华尔登《嘉绒藏族历史》（藏文）阿临2001年字第025号第38-39页。 B17《松潘县志》，地图，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又如“白马河同羊洞河汇流的地方……”见《平武白马藏族》（萧猷源著，中共平武县县委编。2001年。）第166页。
B18白马藏族“创世传说”中关于“立目人”的故事，详见《平武白马藏族》（萧猷源著，中共平武县县委编。2001年。）第53页
B20【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二版第4页第6组图。
B21岷江上游“重现”古蜀对外文化通道：新华社成都12月2日电（记者刘谨）新近“重见天日”的一条连接四川盆地与西北地区的古文化通道，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人们已在“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上“踏”出了条条与外界紧密相连的文化“走廊”。这个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地处岷江上游的四川省茂县凤仪镇营盘山上。考古学家们从营盘山新发掘的280平方米古文化遗址推测，这里的古文化“足迹”面积大概有10多万平方米。目前从这里出土了近千件古文化遗物，其中有各种陶器、石器、玉器等，还有许多房屋、灰坑等古遗迹现象。据成都市考古工作队成员陈剑介绍，过去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的四川盆地有与外界联系的文化走廊主要有：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文化走廊（岷江上游地区）、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走廊（嘉陵江地区）、四川盆地与云南地区的文化走廊（西昌安宁河谷）、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文化走廊（三峡地区）等。据悉，从这里出土的众多遗物中，彩陶最具代表性。经考古专家证实，它们并非产于成都平原，而是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同类彩陶相似，与成都平原古城遗迹所发现的夹砂陶器等共存。专家们认为这足以表明当时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相互交融的现象，由此可以判定这一地区正是联系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的古文化枢纽。根据文献记载，古蜀人是沿着岷江上游河谷迁入成都平原的，秦灭巴蜀后又逐步南迁，进入云南、越南。古人们一直把岷江上游视为长江的源头，由此考古学家们分析，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发展过程具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这次“重现”的文化走廊为后人们进一步了解四五千年前古蜀国的文化发展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新华社2000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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