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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食品、废旧衣物、破损玩具……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大大小小的企业生产运营中带来的废弃物也在增加，建设“无废城市”已势在必行。
“无废城市”的试点名单终于出炉。
5月13日，生态环境部在深圳市召开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深圳市、包头市以及河北雄安新区等“11 5”个城市（地区）率先探路，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今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部署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业内普遍认为，“无废城市”试点名单的确定以及《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固体废物处理市场的春天正在到来，一个万亿元的市场正在开启，“无废城市”建设收获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无废城市”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表示，“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废城市”建设的远景目标是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和处置安全的“无废社会”。
目前，生态环境部筛选确定了11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
此外，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将河北雄安新区（新区代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代表）、中新天津生态城（国际合作代表）、福建省光泽县（县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县级市代表）作为特例，参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并推动。
目前，《“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已制定，指标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从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5个方面进行设计。
我国建设“无废城市”有其紧迫性，在“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的背后，有存在多年的现实矛盾。
我国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指出，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金惠介绍，全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吨至700亿吨，快递包装等新业态带来的固体废物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地区垃圾围城、垃圾遍野已经成为民心之痛和民生之患。
“这些问题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长期实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李金惠说。
根据生态环境部前段时间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经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为20 194.4万吨。
生活垃圾产量居前10位的大、中城市里，北京产量901.8万吨，位居第一。其次分别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产量分别为899.5万吨、737.7万吨、604.0万吨和541.3万吨。前10位大、中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總量为5685.8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8.2%。
“如此巨大的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和年产生量，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杜祥琬说。
事实上，《方案》的出台以及试点的确立，正是剑指这一顽疾。李金惠指出，为了缩小环境质量现状与人民对优美自然环境需求之间的差距，“无废城市”建设提上了议程。
“‘无废城市’建设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接力可持续发展、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除了能提高固体废物的利用率，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激发市场潜力，带来较大规模的经济效益。”李金惠表示。
固体废物中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其本身对环境的危害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固体废物处理这一过程，也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李金惠介绍：“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通过填埋进行处理，垃圾渗透液在这一过程中随之产生，其含有的高浓度有害成分，如果未经处理或未达标即进行排放，会严重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周围的土壤，甚至直接污染大气。”
建设“无废城市”，从源头上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提高固体废物资源利用效率和无害化水平，最直接的益处就是改善环境。变“垃圾围城”为“无废城市”，将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环境，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无废城市”建设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环境效益，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可达到7万亿元至8万亿元，带来4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也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整体环境下，“无废城市”推动的循环经济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循环经济本身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具有可观的市场机遇与空间。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工作基础较好，对推动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其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困难，需要逐一突破。 “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利用不充分，非法转移、倾倒、处置事件仍呈高发态势，距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较大差距，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与短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在前不久发布的《2018年固体废物处理利用行业发展评述和2019年发展展望》中，这样描述行业发展情况。
与此同时，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协同合作方面面临的问题。他们表示，现阶段要想达到“无废城市”的标准，很多地方缺少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
“我在陕西西咸新区调研时，看到他们做了一个用建筑垃圾筑路的尝试，在试点中铺设了高速公路，顺利消纳了大量建筑垃圾。为此，有关部门、单位开展了大量科研，也形成一些成果规范，效果非常好。然而，这个试点最终因为缺少协调配合，无法统筹经济利益等因素，没能继续下去。”生态环境部固废管理中心副主任臧文超不无遗憾地说。
对此，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教授级高工张益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固体废物处理存在的各项壁垒。“《方案》的重点任务中对多项固体废物提出了要求，然而这些固体废物的主管部门均不相同，例如工业垃圾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农业废弃物主要由农业农村部管理，危险废物由生态环境部主管，如何实现部门协同是推进‘无废城市’的一个难点。”
此外，杜祥琬指出，我国在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控制技术等规范，综合利用产品的环境健康风险质量控制等标准严重缺失。同时，由于现有税收和政府补贴等覆盖范围有限、技术创新不足等原因，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普遍存在处置成本高、盈利点不清晰、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市场活力。
臧文超介绍，在试点阶段，“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更加强调补短板。具体举措上，主要围绕理顺城市层面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的体制和长效机制下功夫，包括建立部门责任清单，集成国家单项试点可推广应用的制度，探索建立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等。
与此同时，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杜祥琬建议，在“无废城市”建设中，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明确固体废物相关产业源头准入控制、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要求，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企业间共生代谢等制度建设，建立资源化利用市场退出機制，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升资源化利用整体水平。
“无废城市”是城市层面全方位的绿色变革，在生产端需从线性生产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在消费端需从过度消费向绿色消费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指出，在此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将城市废物管理与城市整体治理有机结合。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各利益相关方责任，加强部门之间政策集成、行动配合，形成政府主导、生产企业延伸负责、公众分类投放、专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商收集及处理的社会协同体系。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在“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固体废物处理必须要按照“全过程、全品种和全主体”的要求进行考量，前端的分类、中端的运输和末端的治理，整个产业的商业运行模式与生态体系构建也需要统一的规划与实施，才能够真正撬动建设“无废城市”背后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在曾刚看来，要进一步释放固体废物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空间，还需解决关键环节中的阻碍要素，从当前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逐步向储备、运输等上游环节来解决关键症结，才能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的。
此外，“无废城市”建设需要意识提升与行为转变相配合。有专家建议，打造政府、社区、学校的三级教育实效体系。政府部门做好“无废城市”的宏观设计，营造舆论环境;社区制订具体的落实举措，通过文化熏陶让人们自觉遵守;学校要让公民从小树立“无废城市”的意识，让其成为公民基本素质。（本刊综合）
“无废城市”的试点名单终于出炉。
5月13日，生态环境部在深圳市召开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深圳市、包头市以及河北雄安新区等“11 5”个城市（地区）率先探路，为“无废城市”在全国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今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部署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业内普遍认为，“无废城市”试点名单的确定以及《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固体废物处理市场的春天正在到来，一个万亿元的市场正在开启，“无废城市”建设收获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无废城市”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表示，“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废城市”建设的远景目标是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和处置安全的“无废社会”。
目前，生态环境部筛选确定了11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
此外，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将河北雄安新区（新区代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代表）、中新天津生态城（国际合作代表）、福建省光泽县（县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县级市代表）作为特例，参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并推动。
目前，《“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已制定，指标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从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5个方面进行设计。
我国建设“无废城市”有其紧迫性，在“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的背后，有存在多年的现实矛盾。
我国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指出，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金惠介绍，全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吨至700亿吨，快递包装等新业态带来的固体废物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地区垃圾围城、垃圾遍野已经成为民心之痛和民生之患。
“这些问题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长期实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李金惠说。
根据生态环境部前段时间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经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为20 194.4万吨。
生活垃圾产量居前10位的大、中城市里，北京产量901.8万吨，位居第一。其次分别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产量分别为899.5万吨、737.7万吨、604.0万吨和541.3万吨。前10位大、中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總量为5685.8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8.2%。
“如此巨大的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和年产生量，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杜祥琬说。
事实上，《方案》的出台以及试点的确立，正是剑指这一顽疾。李金惠指出，为了缩小环境质量现状与人民对优美自然环境需求之间的差距，“无废城市”建设提上了议程。
“‘无废城市’建设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接力可持续发展、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除了能提高固体废物的利用率，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激发市场潜力，带来较大规模的经济效益。”李金惠表示。
固体废物中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其本身对环境的危害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固体废物处理这一过程，也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李金惠介绍：“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通过填埋进行处理，垃圾渗透液在这一过程中随之产生，其含有的高浓度有害成分，如果未经处理或未达标即进行排放，会严重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周围的土壤，甚至直接污染大气。”
建设“无废城市”，从源头上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提高固体废物资源利用效率和无害化水平，最直接的益处就是改善环境。变“垃圾围城”为“无废城市”，将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环境，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无废城市”建设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环境效益，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可达到7万亿元至8万亿元，带来4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也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整体环境下，“无废城市”推动的循环经济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循环经济本身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具有可观的市场机遇与空间。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工作基础较好，对推动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其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困难，需要逐一突破。 “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利用不充分，非法转移、倾倒、处置事件仍呈高发态势，距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较大差距，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与短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在前不久发布的《2018年固体废物处理利用行业发展评述和2019年发展展望》中，这样描述行业发展情况。
与此同时，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协同合作方面面临的问题。他们表示，现阶段要想达到“无废城市”的标准，很多地方缺少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
“我在陕西西咸新区调研时，看到他们做了一个用建筑垃圾筑路的尝试，在试点中铺设了高速公路，顺利消纳了大量建筑垃圾。为此，有关部门、单位开展了大量科研，也形成一些成果规范，效果非常好。然而，这个试点最终因为缺少协调配合，无法统筹经济利益等因素，没能继续下去。”生态环境部固废管理中心副主任臧文超不无遗憾地说。
对此，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教授级高工张益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固体废物处理存在的各项壁垒。“《方案》的重点任务中对多项固体废物提出了要求，然而这些固体废物的主管部门均不相同，例如工业垃圾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农业废弃物主要由农业农村部管理，危险废物由生态环境部主管，如何实现部门协同是推进‘无废城市’的一个难点。”
此外，杜祥琬指出，我国在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控制技术等规范，综合利用产品的环境健康风险质量控制等标准严重缺失。同时，由于现有税收和政府补贴等覆盖范围有限、技术创新不足等原因，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普遍存在处置成本高、盈利点不清晰、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市场活力。
臧文超介绍，在试点阶段，“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更加强调补短板。具体举措上，主要围绕理顺城市层面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的体制和长效机制下功夫，包括建立部门责任清单，集成国家单项试点可推广应用的制度，探索建立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等。
与此同时，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杜祥琬建议，在“无废城市”建设中，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明确固体废物相关产业源头准入控制、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要求，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企业间共生代谢等制度建设，建立资源化利用市场退出機制，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升资源化利用整体水平。
“无废城市”是城市层面全方位的绿色变革，在生产端需从线性生产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在消费端需从过度消费向绿色消费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指出，在此过程中，需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将城市废物管理与城市整体治理有机结合。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各利益相关方责任，加强部门之间政策集成、行动配合，形成政府主导、生产企业延伸负责、公众分类投放、专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商收集及处理的社会协同体系。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在“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固体废物处理必须要按照“全过程、全品种和全主体”的要求进行考量，前端的分类、中端的运输和末端的治理，整个产业的商业运行模式与生态体系构建也需要统一的规划与实施，才能够真正撬动建设“无废城市”背后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在曾刚看来，要进一步释放固体废物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空间，还需解决关键环节中的阻碍要素，从当前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逐步向储备、运输等上游环节来解决关键症结，才能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的。
此外，“无废城市”建设需要意识提升与行为转变相配合。有专家建议，打造政府、社区、学校的三级教育实效体系。政府部门做好“无废城市”的宏观设计，营造舆论环境;社区制订具体的落实举措，通过文化熏陶让人们自觉遵守;学校要让公民从小树立“无废城市”的意识，让其成为公民基本素质。（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