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所谓门阀制度就是按门户等级严格区别士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士族特权的等级制度。门阀贵族有许多特权，在政治上可以凭借父兄官位而做官，即“计资入仕”；在经济上可按官品占田和免除本人及家族中各类人的赋役；在法律上犯法可以减刑、免刑，逍遥法外。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间形成，东晋时达到鼎盛，东晋末和南朝逐渐衰落；在北朝，孝文帝时按先世官爵和当代官爵制定姓族，建立起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加强和巩固了胡汉门阀贵族的联合统治。
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要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而皇帝既然把他们作为统治基础，要依靠他们，也就放纵他们，这就使他们贪污腐败本性更加恶性膨胀。西晋时代官场普遍盛行贪贿之风，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以至出现了《钱神论》这样的讥世之作。从刘毅的《论九品有八损疏》及王沈的《释时论》，更加可以看到权贵们居高位，士子们趋炎附势，以及一桩桩肮脏的幕后交易。东晋完全沿袭了西晋的弊政，以送故迎新和“恤贫”等种种名目容忍门阀贵族的贪污行为。王谢桓庾等大族，哪一家不是追求财富和生活享乐？南朝虽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历史现象，但对门阀贵族仍给予照顾，他们在任官期内仍可大肆聚敛财富。北朝后期门阀贵族的贪婪和奢侈完全可以与西晋比美。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的社会根源。
在南朝出现的“寒门掌机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门阀制度，但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他们仅凭九品中正制是不可能把持大权的，而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才被委以重任。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得手，便拼命聚敛挥霍，无论是在中央当中书舍人，或在地方上做典签，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不受或少受制约的特权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一个社会的贪污程度往往是和其特权受制约程度成反比的。要抑制贪污，一定要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证明，反贪活动和社会改革往往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前提环境，一切改革都要靠人去执行，改革的成败不仅决定于其改革措施正确与否，而且决定于执行改革的人的素质。中国历史上众多改革中的有些改革，其内容并无什么问题，但由于执行改革的人素质差，最终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王莽改革中的五均、赊贷及六管措施，王安石变法中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改革的领导者，才能比较坚决地反贪。因为改革家一般都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把廉政作为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决不会容忍贪污腐败行为的肆虐。曹操是个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他就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对敢于打击豪强的地方官，如司马芝、杨沛、满宠等，都加以鼓励和支持。由于曹操的提倡，“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十六国中的后赵石勒以张宾为谋主，多方改革，在他统治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前秦苻坚在王猛辅佐下，实行改革，抑制豪强，加强法治，其御史中丞执法不避亲贵，制裁贪污官吏，从而很快地澄清了吏治，达到了“兵强国富”的效果。魏孝文帝改革更是比较典型的事例，他在班行俸禄后，规定不准官吏再经商谋利，官吏贪污绢一匹，就处死刑。他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严格执法惩治贪污，即使亲戚也不讲情面。班禄这一年秋天，刺史以下官吏有四十多人因贪赃被处死。由此可见，改革需要以廉政反贪为前提，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同时，只有作为改革家的领导者才能在实践中把反贪工作贯彻下去，把反贪倡廉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它的兴衰存亡，这是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多次证明了的真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真理。西晋从公元280年统一全国，到316年灭亡，历时仅三十六年。西晋短期而亡不是偶然的，不能完全归结为外族人侵，其主要原因是内部腐败。司马氏晋武帝贪婪奢侈，追求荒淫的生活，上行下效，其臣下也竞相贪污聚敛。西晋初年出现的袁毅行贿案充分反映了官场的贪贿之风。与贪贿之风相连的是奢靡之风、任人唯亲之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正是这些腐败之风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左传》早就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反贪的确是关系到一个政权治乱兴衰的大问题。？笪摘自《简明中国反贪史》
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要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而皇帝既然把他们作为统治基础，要依靠他们，也就放纵他们，这就使他们贪污腐败本性更加恶性膨胀。西晋时代官场普遍盛行贪贿之风，许多官吏“求纳受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以至出现了《钱神论》这样的讥世之作。从刘毅的《论九品有八损疏》及王沈的《释时论》，更加可以看到权贵们居高位，士子们趋炎附势，以及一桩桩肮脏的幕后交易。东晋完全沿袭了西晋的弊政，以送故迎新和“恤贫”等种种名目容忍门阀贵族的贪污行为。王谢桓庾等大族，哪一家不是追求财富和生活享乐？南朝虽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历史现象，但对门阀贵族仍给予照顾，他们在任官期内仍可大肆聚敛财富。北朝后期门阀贵族的贪婪和奢侈完全可以与西晋比美。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的社会根源。
在南朝出现的“寒门掌机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门阀制度，但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他们仅凭九品中正制是不可能把持大权的，而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才被委以重任。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得手，便拼命聚敛挥霍，无论是在中央当中书舍人，或在地方上做典签，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不受或少受制约的特权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一个社会的贪污程度往往是和其特权受制约程度成反比的。要抑制贪污，一定要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证明，反贪活动和社会改革往往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前提环境，一切改革都要靠人去执行，改革的成败不仅决定于其改革措施正确与否，而且决定于执行改革的人的素质。中国历史上众多改革中的有些改革，其内容并无什么问题，但由于执行改革的人素质差，最终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王莽改革中的五均、赊贷及六管措施，王安石变法中也有类似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改革的领导者，才能比较坚决地反贪。因为改革家一般都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把廉政作为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决不会容忍贪污腐败行为的肆虐。曹操是个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他就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对敢于打击豪强的地方官，如司马芝、杨沛、满宠等，都加以鼓励和支持。由于曹操的提倡，“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十六国中的后赵石勒以张宾为谋主，多方改革，在他统治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前秦苻坚在王猛辅佐下，实行改革，抑制豪强，加强法治，其御史中丞执法不避亲贵，制裁贪污官吏，从而很快地澄清了吏治，达到了“兵强国富”的效果。魏孝文帝改革更是比较典型的事例，他在班行俸禄后，规定不准官吏再经商谋利，官吏贪污绢一匹，就处死刑。他大张旗鼓地整顿吏治，严格执法惩治贪污，即使亲戚也不讲情面。班禄这一年秋天，刺史以下官吏有四十多人因贪赃被处死。由此可见，改革需要以廉政反贪为前提，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同时，只有作为改革家的领导者才能在实践中把反贪工作贯彻下去，把反贪倡廉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它的兴衰存亡，这是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多次证明了的真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真理。西晋从公元280年统一全国，到316年灭亡，历时仅三十六年。西晋短期而亡不是偶然的，不能完全归结为外族人侵，其主要原因是内部腐败。司马氏晋武帝贪婪奢侈，追求荒淫的生活，上行下效，其臣下也竞相贪污聚敛。西晋初年出现的袁毅行贿案充分反映了官场的贪贿之风。与贪贿之风相连的是奢靡之风、任人唯亲之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正是这些腐败之风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左传》早就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反贪的确是关系到一个政权治乱兴衰的大问题。？笪摘自《简明中国反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