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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热播的《国家宝藏》节目中，一件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陶瓷馆，被称为“瓷母”的清代瓷器，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网友热议的话题。一方面是因为下令烧制“瓷母”的乾隆皇帝，被网友们戏称为“农家乐”审美品位；再就是“瓷母”本身展现出了我国古代工匠高超绝伦的瓷器烧造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瓷母”本名“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多色彩釉大瓶”或“各色釉大瓶”。在北京故宫文物底帐中，它又被称为“乾隆款多色地青花斗彩什锦双耳大瓶”。显然，这个名字更有学术范儿。
“瓷母”是一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的大型瓷器。硕大的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达十多层。所使用的釉上彩装饰品种有金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下彩装饰品种有青花；还有釉上彩與釉下彩相结合的斗彩。所使用的釉有仿哥釉、松石绿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仿汝釉、仿官釉、酱釉等。各色釉彩之间以一道金彩或青花弦纹相隔，装饰效果富有节奏感。
这些釉彩，其实每一种都不简单。以汝釉为例，汝窑为宋代五大官窑之首，创烧于北宋，但不到20年就因北宋灭亡停烧，技艺由此失传。因此，汝釉仿制难度很大。哥釉、官釉、窑变釉也都位列宋代五大官窑，由于年代久远，仿烧起来自然也都不简单。其他如青花创烧于元代，斗彩创烧于明代宣德年间，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釉彩。
在“瓷母”腹部绘有主题纹饰，是12幅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吉祥图案。其中，6幅为写实图画，分别为“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另有6幅分别为“卍”字、蝙蝠、如意、蟠螭、灵芝、花卉，寓意“万”、“福”、“如意”、“辟邪”、“长寿”、“富贵”。瓶内及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外底中心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这件各种釉彩大瓶，汇集各种高温、低温釉彩于一身，集中体现了清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水平。从烧造工艺上看，青花与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等均属高温釉、彩，需要先行焙烧；而粉彩、珐琅彩、金彩及松石绿釉等属于低温釉、彩，需要后烧，不可颠倒次序，否则低温釉、彩就会受到破坏。
这件瓷器“融青花、粉彩、色釉、镂雕、刻印与贴塑等不同工艺于一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誉为“集制瓷艺术之大成的盖世杰作”。而“瓷母”一语，正是出自耿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
“瓷母”由于器型硕大、釉彩众多、工艺复杂，因而烧造难度极高。在《国家宝藏》节目介绍中，这件“瓷母”要反复入窑烧制17次，按照理想状态下每次烧制成功率为70%计算，最终成功的可能性仅有0.23%。按概率来看，即要烧制435个大瓶，才可能会得到一个“瓷母”。
如此小的概率，其实与“撞大运”也没有什么区别。“瓷母”能够完美地烧制出来，堪称“奇迹”。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重新回到正值大清王朝繁盛之极的乾隆年间的景德镇。
景德镇是我国传统的瓷器生产重镇，其瓷器烧造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历经宋、元、明三朝，景德镇已经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号称“瓷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设御窑厂复烧官窑，专为清代宫廷烧造御用瓷器。清廷先后任命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人为“督陶官”，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不断发展，至乾隆初年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制技艺达到了历史巅峰。
御窑厂每年需要向清廷进贡大量御瓷。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三四一一号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十二月初一日……江西唐英烧造得洋彩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烧造上色呈样罇、瓶、罐、盘、碗、钟、碟等336件，上色装桶罇、瓶、罐、盘、碗、钟、碟等四千九百五件”。由此可见上贡瓷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巨大。也许有人会想：基数如此庞大的贡瓷中，能诞生“瓷母”这样的珍品，并不稀奇。哪怕是拼着烧废435件瓷器，换来一件“瓷母”，也是值得的。
但是，实际情况允许当时的人这样做吗？
乾隆八年（1743年），督陶官唐英奉乾隆皇帝的敕命，在景德镇御窑厂主持编绘《陶冶图》。唐英通过总结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工艺，“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炼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镟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采、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原”，每幅图还“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陶冶图》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系统的陶瓷工艺学专著，许多工艺细节凭此流传后世。
从《陶冶图》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御瓷烧造的工序和技艺是繁多复杂的。研究表明，《陶冶图》中第一到第十六项工序，还只是高温瓷的烧制过程。像“瓷母”这种“复合式”大型瓷器的烧造要更为复杂、困难。
撇开前期淘泥、制胚、选青、刻画、上釉等工序不谈，仅仅是入窑烧制这一个环节，就耗时不短。成书于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记载，瓷器入窑后“发火时片刻不停，熟则止火。窨一昼夜，始开”；而“开窑”环节，又需要“类以三日”。这说明，当时瓷器入窑烧制一次的标准工序要耗时四天以上。如果“瓷母”需要入窑反复烧制17次，那么仅这一个环节就至少耗时两月有余。如果要烧制435件瓷胚才能获得一件“瓷母”，可能需要数十年之久。
为了缩短时间周期，就需要选择多个瓷窑同时烧造“瓷母”胚体。当时，景德镇御窑厂有六种用途不同的瓷窑，分别是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匣窑，每种窑又有数量不等的窑口可以轮流烧制瓷器。但是，这种同时在多个窑口内烧造“瓷母”胚体的做法，势必会在短时间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成功了还好说，要是失败了皇帝可不会为此“买单”。
唐英是乾隆初年著名的督陶官，他主掌的景德镇御窑厂达到了工艺上的巅峰。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乾隆的要求。清宫记事档案记载，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此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核销，着伊赔补。”唐英没有将皇帝发给他的新式样的瓷器烧造出来，进呈的还是旧样瓷器，于是这次烧造的467件瓷器所耗费的钱粮，就得唐英个人出。类似的处罚史籍上至少还能查到两次，都是让唐英自己掏腰包赔补，如此处罚不可谓不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督陶官唐英和御窑厂的工匠们还会以一种试验周期长、资源耗费大、失败风险高的方法来烧造“瓷母”吗？
2014年9月18日，一件有修补痕迹的瓷器，在美国波士顿斯纳金拍卖会上拍出1.51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件拍品就是另一件“瓷母”。
虽然这件“瓷母”在釉色排序、颜色上，与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瓷母”有些微的区别。但是，它的出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瓷母”并非孤品，不太可能是偶然之间诞生的产物。
景德镇御窑厂的能工巧匠们想必是采用了某种具有确定性或重现性的方案，来烧造这件前所未有的“陶瓷奇迹”。
关于“瓷母”，《故宫辞典》中说：“整体由三段粘接而成。”具体是哪3个部分语焉不详。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中记载：“通体由颈、肩、腹、足、耳几个部位分别烧制后再粘合而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烧制“瓷母”的新思路。
从不同的釉彩和分属的烧造工艺来看，“瓷母”的颈部包括珐琅彩胭脂紫地、洋彩松石绿地、仿哥釉、青花等四种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高温单色釉和高温釉下彩3种烧造工艺；肩部有松石绿釉、仿钧窑的窑变釉、斗彩等3种釉彩，属于低温、高温颜色釉，高温釉下彩加低温釉上彩3种工艺；腹部有粉青釉、霁蓝釉加金彩、粉彩、仿官釉、青花等5种釉彩，属于高温单色釉、高温颜色釉、低温釉上彩、高温釉下彩4种工艺；足部还有粉彩绿地、珊瑚红釉加金彩、仿汝釉、酱釉加金彩等四种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低温颜色釉、高温单色釉和高温颜色釉；此外，耳部有金彩，烧造工艺属于低温釉上彩。
按照“分别烧制后再粘合而成”的思路，“瓷母”的颈、肩、腹、足、耳每個部位的釉彩多则5种，少则一种，所需的烧造工艺最多有4种。从概率上来说，釉彩最多的大瓶“腹部”只需要反复入窑烧制5次，按照理想状态下每次烧制成功率为70%计算，成功的可能性达到16.8%，超过了一成五，即只要烧制6次就能成功一次。哪怕“瓷母”是分为3段烧制后粘接而成，与整器烧制相比也会大大提高成功率。
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工们先烧造出“瓷母”的不同部件，再从中选择精美且契合度好的部件进行粘合处理，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瓷母”的烧造难度，将此前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可能。
其实，在雍正和乾隆前期，景德镇御窑厂已经有了大量的瓷器烧造工艺创新与积累。《清史稿·唐英传》中记载：“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从北宋到明代各个重要时期的官窑，到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等代表性窑口，甚至是“西洋、东洋”的瓷器都有仿制，烧制成功的各色釉、彩多达33种。这些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都为“瓷母”的成功烧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史料中缺少“瓷母”烧造过程的直接记载，“瓷母”的烧造之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解答。
无论如何，“瓷母”都是我国传统陶瓷艺人卓越精湛的“工匠精神”的直接呈现，是一部精华浓缩的“实物版”中国陶瓷技术史，更是历史上“康乾盛世”所诞生的“盖世杰作”。
作为近两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瓷母”曾经在故宫中目睹了乾隆王朝的终结，躲过了“八国联军”的劫掠，见证了封建帝制的落幕，也曾经与诸多故宫文物一起经历了南迁、西迁和北归的风风雨雨。
如今，就在故宫将满600岁，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复兴之际，能够与瑰丽的国宝—“瓷母”一起成为这一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是一种幸运。
“瓷母”本名“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多色彩釉大瓶”或“各色釉大瓶”。在北京故宫文物底帐中，它又被称为“乾隆款多色地青花斗彩什锦双耳大瓶”。显然，这个名字更有学术范儿。
“瓷母”是一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的大型瓷器。硕大的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达十多层。所使用的釉上彩装饰品种有金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下彩装饰品种有青花；还有釉上彩與釉下彩相结合的斗彩。所使用的釉有仿哥釉、松石绿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仿汝釉、仿官釉、酱釉等。各色釉彩之间以一道金彩或青花弦纹相隔，装饰效果富有节奏感。
这些釉彩，其实每一种都不简单。以汝釉为例，汝窑为宋代五大官窑之首，创烧于北宋，但不到20年就因北宋灭亡停烧，技艺由此失传。因此，汝釉仿制难度很大。哥釉、官釉、窑变釉也都位列宋代五大官窑，由于年代久远，仿烧起来自然也都不简单。其他如青花创烧于元代，斗彩创烧于明代宣德年间，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釉彩。
在“瓷母”腹部绘有主题纹饰，是12幅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吉祥图案。其中，6幅为写实图画，分别为“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另有6幅分别为“卍”字、蝙蝠、如意、蟠螭、灵芝、花卉，寓意“万”、“福”、“如意”、“辟邪”、“长寿”、“富贵”。瓶内及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外底中心署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这件各种釉彩大瓶，汇集各种高温、低温釉彩于一身，集中体现了清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水平。从烧造工艺上看，青花与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窑变釉、粉青釉、霁蓝釉等均属高温釉、彩，需要先行焙烧；而粉彩、珐琅彩、金彩及松石绿釉等属于低温釉、彩，需要后烧，不可颠倒次序，否则低温釉、彩就会受到破坏。
这件瓷器“融青花、粉彩、色釉、镂雕、刻印与贴塑等不同工艺于一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誉为“集制瓷艺术之大成的盖世杰作”。而“瓷母”一语，正是出自耿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
“瓷母”由于器型硕大、釉彩众多、工艺复杂，因而烧造难度极高。在《国家宝藏》节目介绍中，这件“瓷母”要反复入窑烧制17次，按照理想状态下每次烧制成功率为70%计算，最终成功的可能性仅有0.23%。按概率来看，即要烧制435个大瓶，才可能会得到一个“瓷母”。
如此小的概率，其实与“撞大运”也没有什么区别。“瓷母”能够完美地烧制出来，堪称“奇迹”。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重新回到正值大清王朝繁盛之极的乾隆年间的景德镇。
景德镇是我国传统的瓷器生产重镇，其瓷器烧造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历经宋、元、明三朝，景德镇已经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号称“瓷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设御窑厂复烧官窑，专为清代宫廷烧造御用瓷器。清廷先后任命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人为“督陶官”，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不断发展，至乾隆初年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制技艺达到了历史巅峰。
御窑厂每年需要向清廷进贡大量御瓷。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三四一一号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十二月初一日……江西唐英烧造得洋彩锦上添花罇、瓶等二千件……”；“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烧造上色呈样罇、瓶、罐、盘、碗、钟、碟等336件，上色装桶罇、瓶、罐、盘、碗、钟、碟等四千九百五件”。由此可见上贡瓷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巨大。也许有人会想：基数如此庞大的贡瓷中，能诞生“瓷母”这样的珍品，并不稀奇。哪怕是拼着烧废435件瓷器，换来一件“瓷母”，也是值得的。
但是，实际情况允许当时的人这样做吗？
乾隆八年（1743年），督陶官唐英奉乾隆皇帝的敕命，在景德镇御窑厂主持编绘《陶冶图》。唐英通过总结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工艺，“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炼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镟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采、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原”，每幅图还“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陶冶图》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系统的陶瓷工艺学专著，许多工艺细节凭此流传后世。
从《陶冶图》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御瓷烧造的工序和技艺是繁多复杂的。研究表明，《陶冶图》中第一到第十六项工序，还只是高温瓷的烧制过程。像“瓷母”这种“复合式”大型瓷器的烧造要更为复杂、困难。
撇开前期淘泥、制胚、选青、刻画、上釉等工序不谈，仅仅是入窑烧制这一个环节，就耗时不短。成书于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记载，瓷器入窑后“发火时片刻不停，熟则止火。窨一昼夜，始开”；而“开窑”环节，又需要“类以三日”。这说明，当时瓷器入窑烧制一次的标准工序要耗时四天以上。如果“瓷母”需要入窑反复烧制17次，那么仅这一个环节就至少耗时两月有余。如果要烧制435件瓷胚才能获得一件“瓷母”，可能需要数十年之久。
为了缩短时间周期，就需要选择多个瓷窑同时烧造“瓷母”胚体。当时，景德镇御窑厂有六种用途不同的瓷窑，分别是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匣窑，每种窑又有数量不等的窑口可以轮流烧制瓷器。但是，这种同时在多个窑口内烧造“瓷母”胚体的做法，势必会在短时间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成功了还好说，要是失败了皇帝可不会为此“买单”。
唐英是乾隆初年著名的督陶官，他主掌的景德镇御窑厂达到了工艺上的巅峰。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乾隆的要求。清宫记事档案记载，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此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核销，着伊赔补。”唐英没有将皇帝发给他的新式样的瓷器烧造出来，进呈的还是旧样瓷器，于是这次烧造的467件瓷器所耗费的钱粮，就得唐英个人出。类似的处罚史籍上至少还能查到两次，都是让唐英自己掏腰包赔补，如此处罚不可谓不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督陶官唐英和御窑厂的工匠们还会以一种试验周期长、资源耗费大、失败风险高的方法来烧造“瓷母”吗？
2014年9月18日，一件有修补痕迹的瓷器，在美国波士顿斯纳金拍卖会上拍出1.51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件拍品就是另一件“瓷母”。
虽然这件“瓷母”在釉色排序、颜色上，与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瓷母”有些微的区别。但是，它的出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瓷母”并非孤品，不太可能是偶然之间诞生的产物。
景德镇御窑厂的能工巧匠们想必是采用了某种具有确定性或重现性的方案，来烧造这件前所未有的“陶瓷奇迹”。
关于“瓷母”，《故宫辞典》中说：“整体由三段粘接而成。”具体是哪3个部分语焉不详。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中记载：“通体由颈、肩、腹、足、耳几个部位分别烧制后再粘合而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烧制“瓷母”的新思路。
从不同的釉彩和分属的烧造工艺来看，“瓷母”的颈部包括珐琅彩胭脂紫地、洋彩松石绿地、仿哥釉、青花等四种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高温单色釉和高温釉下彩3种烧造工艺；肩部有松石绿釉、仿钧窑的窑变釉、斗彩等3种釉彩，属于低温、高温颜色釉，高温釉下彩加低温釉上彩3种工艺；腹部有粉青釉、霁蓝釉加金彩、粉彩、仿官釉、青花等5种釉彩，属于高温单色釉、高温颜色釉、低温釉上彩、高温釉下彩4种工艺；足部还有粉彩绿地、珊瑚红釉加金彩、仿汝釉、酱釉加金彩等四种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低温颜色釉、高温单色釉和高温颜色釉；此外，耳部有金彩，烧造工艺属于低温釉上彩。
按照“分别烧制后再粘合而成”的思路，“瓷母”的颈、肩、腹、足、耳每個部位的釉彩多则5种，少则一种，所需的烧造工艺最多有4种。从概率上来说，釉彩最多的大瓶“腹部”只需要反复入窑烧制5次，按照理想状态下每次烧制成功率为70%计算，成功的可能性达到16.8%，超过了一成五，即只要烧制6次就能成功一次。哪怕“瓷母”是分为3段烧制后粘接而成，与整器烧制相比也会大大提高成功率。
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工们先烧造出“瓷母”的不同部件，再从中选择精美且契合度好的部件进行粘合处理，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瓷母”的烧造难度，将此前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可能。
其实，在雍正和乾隆前期，景德镇御窑厂已经有了大量的瓷器烧造工艺创新与积累。《清史稿·唐英传》中记载：“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从北宋到明代各个重要时期的官窑，到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等代表性窑口，甚至是“西洋、东洋”的瓷器都有仿制，烧制成功的各色釉、彩多达33种。这些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都为“瓷母”的成功烧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史料中缺少“瓷母”烧造过程的直接记载，“瓷母”的烧造之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解答。
无论如何，“瓷母”都是我国传统陶瓷艺人卓越精湛的“工匠精神”的直接呈现，是一部精华浓缩的“实物版”中国陶瓷技术史，更是历史上“康乾盛世”所诞生的“盖世杰作”。
作为近两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瓷母”曾经在故宫中目睹了乾隆王朝的终结，躲过了“八国联军”的劫掠，见证了封建帝制的落幕，也曾经与诸多故宫文物一起经历了南迁、西迁和北归的风风雨雨。
如今，就在故宫将满600岁，中华民族即将迎来复兴之际，能够与瑰丽的国宝—“瓷母”一起成为这一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