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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从何时开始的？在漫长的历史上，何时文献里出现了“中国人”这个概念？答案就在司马迁的《史记》里。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吴淑惠在其著作《〈史记〉论析六章》（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中对此有精彩的分析。此书共有六章，第一章“《史记》中的中国人：兼驳近年来西方学者有关司马迁的民族观之论述”就专门分析了司马迁在“中国人”概念形成上的贡献和司马迁的民族观，表明了司马遷和《史记》对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伟大贡献。
第一次出现“中国人”这个名词，不是《春秋》，也不是《左传》，是在《史记》里的《南越列传》。根据作者的研究，“虽然在《史记》的其他卷里未再出现这个名词，但在本纪、世家、列传等篇章都可见各民族在其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地形成与凝聚成‘中国人’的过程”。大汉帝国承继大一统的短暂秦王朝，要实现一个政治、文化、民族、疆域大一统的时代，司马迁具有“要为这个时代代表统一的汉帝国国家统治下的中国人下一个定义的使命感”。这样构建一个群体的民族认同，也即是“中国人”的形象就成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目的。
司马迁是如何构建中国人的集体概念的呢？首先构建一个关键角色的出场，即黄帝。司马迁“很有技巧地将他所知道的与想象的这些夏、商、周人与万国，都牵连在他所发明的共祖——黄帝之下。这个黄帝是所有居住在中国与蛮夷之地的人的祖先。不论是姬姓、非姬姓，还是蛮夷（甚至以后的匈奴）都是他的后代（或者苗裔），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血缘的关系”。这里“发明的共祖”的“发明”一词，意思是以前是没有这个的，司马迁塑造出了“黄帝”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考究的故事，可惜作者在此书里未作具体申论。
由于蛮夷也被安排在了黄帝的子孙下，“这样一来，蛮夷被包含在汉时期的‘中国人’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事了”。从而，作者推论说：“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论，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已经胸有成竹，计划好了如何安排各个时代与不同阶段的‘中国人’的成分结构，以及他们与黄帝的关系。”夏、商、周、秦等等都与“黄帝”有了关系，成为皇帝的子孙后裔。如果追溯商、周和秦的祖先，“都是无父而生，都与鸟有关，而且是经由母亲给牵上黄帝氏系的关系”。
秦在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更多的是偏于夷狄，但是后来统一了中国，成了正统，秦人的身份也被塑造成了其祖先来自黄帝正统子孙。而且，“周王室一向没有将赢秦以戎狄对待”。秦的统一对中国人定义的影响是分水岭。之前是众多新、旧民族的代称，之后中国的定义则以王朝为代表，中国人的内涵与定义也在继续改变和扩大，大汉王朝下的各路英雄的传记下，称呼就不再一样。比如称呼刘邦，在名字下面写人的籍贯就不是“楚人”，而是“沛县人”，不是以国称，而是以县称。
汉承秦制，秦的历史地位就重要。作者在《参彼己》一章分成两大块来展示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参彼己”写史策略，也就是司马迁借着他叙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话语来显现“彼”与“己”的两面，通过这一正一反来表达作为史家的看法，而背后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论。秦国的历史追溯就采取了这种参彼己的方法，把有关秦五百年的历史做了叙述与批评，而凭借的历史人物是由余、商鞅、范雎、蔡泽和李斯等五人。比如借着秦穆公和由余的对话，“秦国竟然成了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之一员，并且公然代表‘中国’与戎国的使者交谈”。司马迁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作者的答案是两点：一是要将秦史纳入到中国政治史的正统里;二是给《史记》列出秦为本纪一个正名的机会。这个构建的一部中国政治史，秦就是正统体系里的一员了，汉承继秦，具有了正统的合法性。
“参彼己”是作者吴淑惠首创的一个概念，并认为“参彼己”是司马迁写史的一个独特方法。这种方法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管是成败、强弱、因果、善恶，还是长短等，都是通过正、反两方的对话来实现，司马迁借此既有了抒发自己意见的机会，也可以做到让读者的历史鉴赏能力不被左右，做到客观性;另一方面，可以衬托与之对话之人的历史地位，给予了不同人物以等级性。比如，通过正、反双方的对话比较，“刘邦的功业高于陈涉，而鯨布的历史评价就远不如韩信”。我觉得，“中国人”和“参彼己”这两章最为精彩，最有启发性。
在其他四章里也有着不少精彩的亮点。比如，通过对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的第一人称“余”与“吾”的分析，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余”字的使用，表明的是司马迁作为“史家（historian）”身份，而“吾”字反应的则是其作为“史评家（historical critic）”的一面。还有通过与班固的《汉书》“赞”、“序”等语气词的分析，作者认为，班固实现了史家的专业化。
作者以扎实的《史记》研读探幽发微，同时紧扣时代气息，观点新颖。吴教授治史打通古今，领域纵跨从青铜时代的中国到现代知识分子，加上她掌握了中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语言，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使得她的史学资料来源更加丰富，视野更为宽广。
第一次出现“中国人”这个名词，不是《春秋》，也不是《左传》，是在《史记》里的《南越列传》。根据作者的研究，“虽然在《史记》的其他卷里未再出现这个名词，但在本纪、世家、列传等篇章都可见各民族在其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地形成与凝聚成‘中国人’的过程”。大汉帝国承继大一统的短暂秦王朝，要实现一个政治、文化、民族、疆域大一统的时代，司马迁具有“要为这个时代代表统一的汉帝国国家统治下的中国人下一个定义的使命感”。这样构建一个群体的民族认同，也即是“中国人”的形象就成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目的。
司马迁是如何构建中国人的集体概念的呢？首先构建一个关键角色的出场，即黄帝。司马迁“很有技巧地将他所知道的与想象的这些夏、商、周人与万国，都牵连在他所发明的共祖——黄帝之下。这个黄帝是所有居住在中国与蛮夷之地的人的祖先。不论是姬姓、非姬姓，还是蛮夷（甚至以后的匈奴）都是他的后代（或者苗裔），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血缘的关系”。这里“发明的共祖”的“发明”一词，意思是以前是没有这个的，司马迁塑造出了“黄帝”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考究的故事，可惜作者在此书里未作具体申论。
由于蛮夷也被安排在了黄帝的子孙下，“这样一来，蛮夷被包含在汉时期的‘中国人’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事了”。从而，作者推论说：“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论，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前，已经胸有成竹，计划好了如何安排各个时代与不同阶段的‘中国人’的成分结构，以及他们与黄帝的关系。”夏、商、周、秦等等都与“黄帝”有了关系，成为皇帝的子孙后裔。如果追溯商、周和秦的祖先，“都是无父而生，都与鸟有关，而且是经由母亲给牵上黄帝氏系的关系”。
秦在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更多的是偏于夷狄，但是后来统一了中国，成了正统，秦人的身份也被塑造成了其祖先来自黄帝正统子孙。而且，“周王室一向没有将赢秦以戎狄对待”。秦的统一对中国人定义的影响是分水岭。之前是众多新、旧民族的代称，之后中国的定义则以王朝为代表，中国人的内涵与定义也在继续改变和扩大，大汉王朝下的各路英雄的传记下，称呼就不再一样。比如称呼刘邦，在名字下面写人的籍贯就不是“楚人”，而是“沛县人”，不是以国称，而是以县称。
汉承秦制，秦的历史地位就重要。作者在《参彼己》一章分成两大块来展示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参彼己”写史策略，也就是司马迁借着他叙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话语来显现“彼”与“己”的两面，通过这一正一反来表达作为史家的看法，而背后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论。秦国的历史追溯就采取了这种参彼己的方法，把有关秦五百年的历史做了叙述与批评，而凭借的历史人物是由余、商鞅、范雎、蔡泽和李斯等五人。比如借着秦穆公和由余的对话，“秦国竟然成了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之一员，并且公然代表‘中国’与戎国的使者交谈”。司马迁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作者的答案是两点：一是要将秦史纳入到中国政治史的正统里;二是给《史记》列出秦为本纪一个正名的机会。这个构建的一部中国政治史，秦就是正统体系里的一员了，汉承继秦，具有了正统的合法性。
“参彼己”是作者吴淑惠首创的一个概念，并认为“参彼己”是司马迁写史的一个独特方法。这种方法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管是成败、强弱、因果、善恶，还是长短等，都是通过正、反两方的对话来实现，司马迁借此既有了抒发自己意见的机会，也可以做到让读者的历史鉴赏能力不被左右，做到客观性;另一方面，可以衬托与之对话之人的历史地位，给予了不同人物以等级性。比如，通过正、反双方的对话比较，“刘邦的功业高于陈涉，而鯨布的历史评价就远不如韩信”。我觉得，“中国人”和“参彼己”这两章最为精彩，最有启发性。
在其他四章里也有着不少精彩的亮点。比如，通过对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的第一人称“余”与“吾”的分析，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余”字的使用，表明的是司马迁作为“史家（historian）”身份，而“吾”字反应的则是其作为“史评家（historical critic）”的一面。还有通过与班固的《汉书》“赞”、“序”等语气词的分析，作者认为，班固实现了史家的专业化。
作者以扎实的《史记》研读探幽发微，同时紧扣时代气息，观点新颖。吴教授治史打通古今，领域纵跨从青铜时代的中国到现代知识分子，加上她掌握了中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语言，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使得她的史学资料来源更加丰富，视野更为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