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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实验,其乡村改造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明显的“社会”转向。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危机在于“自毁”和“他毁”两种力量的叠加与互动,化解危机的办法是立足地方民情实际,运用启蒙和教育手段,从改造个人入手训练国民的新“习惯”,通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再造国家的乡村内部结构,激发社会的内生活力,塑造乡村振兴的民众基础,实现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的“双重”目标。本文希望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理论依据与实践行动相关性的讨论,进一步理解新一轮“乡村建设行动”,并增强历史经验的现实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