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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大聲疾呼：“美育可以代替宗教，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
自古以来，中国从不缺乏对“美”的阐释和审美的培养。《礼记》中写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讲，“德音之谓乐”。“声”“音”“乐”反映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声”是人的生物性本能表现，“音”是经艺术修饰且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而“乐”是在“音”的基础上，承载了道德教化的内容。这是从符合社会规范到通往道德高度的要求，是美育的最高境界。
今天所谈“美育”，是指西方美育概念。这一“美育”概念自清末民初引入中国以来，到如今已逐渐由书斋走向大众。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美学虽是专门之学，但自创立之初，美学家们就重视其在教育实践中对于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意义。同时，由于美学进入中国之时正处国家忧患频仍之际，因此，各方对美育的重视历来又与改造国民性和振兴国家的宏大命题相关，美育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美”从何处来
“美育”一词在中国的首次提出，源于1906年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在王国维看来，精神之能力，包含“真、善、美”三个层次，总称为心育，即德育、智育、美育三者协调发展，而美育不但可以促进德育、智育发展，且能促使人的情感“达完美之域”。蔡元培继王国维之后，把美育提出来，与德、智、体并为四育，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提升了美育地位，而且付诸实践，让美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什么能够成为“美的对象”，蔡元培在《美育代宗教》中指出，美育的范围不仅限于绘画、建筑等视觉艺术，而是“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的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可见，他所划定的美的对象范围颇为宽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任何引发美感的事物都被涵括在内。
这一时期具有美育意义的著作，可举朱光潜的《谈美》为例。《谈美》写于1932年，在此之前朱光潜已完成《文艺心理学》，该书是为专门研究美学之人而写，而《谈美》则是以向一位朋友谈话的口吻写就，力求明白晓畅。在表明此文写作的目的时，朱光潜也从对时代的关切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糟糕状况不全是因为制度，大半是由于人心之坏，而人心之坏则是因为不能超脱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外，不能保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因此，为净化人心，最重要的在于使人生美化，而在他看来，艺术之中正具有这样的精神，他希望将自己在研究美学时所得的关于审美活动的经验写出来，启发青年朋友们能够在对艺术以及一切具有美感事物的观照中养成一种审美的态度，并将这种审美经验推广到对人生世相的思考中去。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美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体人生的完满，更在于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疗救。
近代中国，赞成和提倡美育的，还有鲁迅、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没有像王国维、蔡元培那样撰写倡导美育的专题论文，涉及美育的思想是零散的，但他们都是坚定的美育论者。梁启超在他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陶养作用，并提出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就热忱支持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导美育。他写的《摩罗诗力说》，极力推崇“精神界之战士”的艺术的“美伟强力”，认为可以影响人的性情和思想，其最终目的可以引达到社会的变革。1930年前后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对人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去理解美育，启迪了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美学热”，分别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二十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潮。相比较而言，“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学科内部的讨论，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学才跃升为显学，显示出其创造性和活力，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在这一热潮中，有两部著作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一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另一是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在当时具有青年导师的身份，作为其代表作之一的《美的历程》风靡一时。与当时许多著作试图建构起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美学一样，这部书“是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所作的鸟瞰式的宏观美学把握”，并提出了诸多具有独创性的美学观念。
通往生命境界的路
蔡元培一生都在倡导美育，他最早译出“美育”一词，也就是美感教育。他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是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尽管现在看来，美育并不完全应用美学理论，美育的作用比陶冶情感更广泛，但将美育从美感的培养上升到富于深刻的心理学内涵来研究这一更高层面，正是美育心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最终将美感产生所需要的感知、理解、想象纳入人的情感中去，是多种心理功能共同活动的结果。情感在这里处于核心地位，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思想。用这种思想去讨论和分析儿童的美育，也是有价值的。回望其美育思想，根源在于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在物质层面开拓强国之路，更应在精神层面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这一美育理念，对于今天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致力于推进全民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确立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在什么层面推进美育等问题的探讨，应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教化力量，美育依赖的是实际生活中的心灵体验和感受，指向的是精神、人格，其独特作用如蔡元培“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是在培养人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塑造完善的人格，滋养人文情怀。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下，社会上充斥的一些低俗文艺作品，很容易腐蚀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使其价值观错位，这就更需要通过美育来培养、塑造、激发其人格美。美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生命素质，让精神得到满足，这既是每个人追求的生命境界，也是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学校教育所致力的方向。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朱永新曾提出“生活美育”的概念，并谈道：“我所理解的‘生活美育’，就是将学生审美的目光引向生活本身，让学生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美，进而热爱生活并产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欲望。但是，我们现在的美育恰恰忽略了生活美育。”
李范等在《美育的现代使命》一书中曾高度评价“生活美育”对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意义：当生活成为最好的艺术品之日，将正是生活成为人生最好的享受之时，生活不再是苦役，不再是痛苦。即使有痛苦、有挑战，甚至面临灾难，人们也不会逃避，而是充满勇气，充满坚定的信念。此时，“痛苦和灾难将成为显示人性尊严、证实和发展人的本位力量的最佳舞台，从而呈现出它积极性的一方面，人生将成为艺术的人生，这种人生将是生活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