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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算来，抗战时期存在了8年时间的西南联合大学，解散消逝了已经67年，但其所具有的人性魅力，以及“刚毅坚卓”的治学精神，依然如日月一般辉煌灿烂，而且还将如日月一般，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地灿烂辉煌。
壬辰年秋初，受云南诗人雷平阳的邀请，与全国十多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采风于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里，参观和听讲着那许多学人教授的事迹时，突发而来了许多感慨。
在西南联大的博物馆里，我的目光注视着镶在墙壁上的那些老教授们，我想他们怎么有才华，怎么学贯中西，怎么研究论证，都不可能想到中国今日的高等教育，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惹得钱学森老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向国家总理发出了那样一句历史之问：中国的大学，怎么就培育不出杰出的人才？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大概只有悬挂在西南联大博物馆墙壁上已经作古了这一批老教授了……
吴宓教授也当学生
在那放射着光辉的教授群像里，我敏感地看见了两位熟悉的名字，一位是陕西泾阳人吴宓，一位是陕西朝邑人张奚若。不是我偏心，同为陕西老乡，我不能不对他们多一些关注。
在陕西，关于他俩的传说可是不少，我能记得的有，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过学的吴宓 ，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先生主张，学习外文不能只满足于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且对中国的文学也要具有相当的研究修养。遇到考试的时候，先生总要穿得非常正式，西装革履，如临大典，早早地来到讲堂，同学们刚进来，他就谦和地逐一递一份考卷过来，同时伴随的动作就是对同学们点头微笑，仿佛举行考试是他的错，让同学们委屈了似的。最后到了钟响交卷时，有的同学还没有答完，先生也不催讨，相反的，要比同学们更为紧张地安慰大家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一位叫刘文典的教授，与吴宓关系最是交好。刘是研究庄子的专家，他授课的时候，如果吴宓不被别的事情绊着，他是一定要去旁听的，而且总是坐在讲堂的最后一排，认真听讲。也是刘文典讲得投入，闭目讲着，讲到了自得处，这才睁开眼睛，向后排张望，问吴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啊？”吴宓就如学生一样，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刘文典，“高见甚是”。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教授吴宓的这种学习精神，让他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回忆里，没少述记。
敢讲话的张奚若
朝邑县于1958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撤并到了大荔县，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个朝邑镇存在。出生于斯的张奚若，早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之后为了实现强国理想，改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28年受邀于清华大学，出任政治学系教授，不久又任职系主任。
先生故来以敢讲话著称，抗战时，他是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当时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偏是他拒不填表。另有一次，张奚若参加参政会的一次会议，时为委员长的蒋介石也在，到张奚若发言时，他痛陈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并说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听得不甚高兴，立即还了张奚若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这使张奚若感到很气愤，站起来拂袖而去。
梅贻琦校长竟然被打趣
如两位陕籍教授一样，合并到一起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有自己非常传奇的故事，譬如他们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其所作所为，还有所说，到如今都还是那么铿锵有力，振聋发聩。他说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更进一步地定义说：“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便是这样一位受人敬重的校长，在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时，还被学校里的才子们依着他说话的语气，作了一首打油诗讥讽之。诗曰：“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读了这首打油诗，我赶紧捂住嘴巴，没敢笑出来，却忍不住偷偷在心里乐。梅贻琦是位治学严谨的大教授，他说话尚且如此，而如今最多半瓶子醋的我们，无论是在高校任教，还是在政府部门任职，说起话来的那一种霸道和不可商量的态度，真是倍觉汗颜。
联大的长征之路
1937年的时候，随着全国抗战的逐步蔓延，沦陷区的大学有77所向内陆迁移，其中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大学，在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的努力下，联合起来，一路迁移，最后于1938年2月，从长沙启程，分为三路，长路跋涉，到达云南的昆明和蒙自，坚持办学，其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不是今日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仅以徒步走上云贵高原的那一路师生而言，他们途经湘、黔、滇三个省，历时68天，行程1663.3公里，试想，中外教育史上，可还有如此规模的长征吗？
途中，学生查良铮带着一本英汉词典，他每天温习熟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扔掉，到他随队到达昆明时，一本字典被他撕得片纸不存，而所有的单词，都一个不漏地装进了他的脑子里。
这样的学习精神和学习风气，是西南联大留给中国教育的又一笔宝贵遗产。费孝通先生在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时，就不无自嘲地说了，日军飞机轰炸联大，大家出去躲警报，回来再找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整整齐齐”的一个院子，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的房子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经济学家陈岱孙的回忆，似乎还很乐观。他说，警报一响，师生们一起跑出来，敌机飞到头顶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教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因为教授
正是有这样的教授，有这样的学子，西南联大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笔，并且有一串光辉的名字，让人敬仰和学习，他们有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还有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屈守锷、陈芳允、王希季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自2000年起，首设的“国家最高科学奖”，目前就有四位西南联大的校友获得。
从西南联大博物馆参观出来，我竟一时无语，同行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却有些冒火，他说了，我想看到更真实的西南联大！他的话，我是大以为然的，当年的西南联大，绝不是今天博物馆的样子，而我们的大学和大学里的教授，也不是西南联大所有的精神气质，这让真诚对待学问的谢友顺先生，又怎么能不冒火呢！
吴克敬，1954年生，陕西扶风人。西安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壬辰年秋初，受云南诗人雷平阳的邀请，与全国十多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采风于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里，参观和听讲着那许多学人教授的事迹时，突发而来了许多感慨。
在西南联大的博物馆里，我的目光注视着镶在墙壁上的那些老教授们，我想他们怎么有才华，怎么学贯中西，怎么研究论证，都不可能想到中国今日的高等教育，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惹得钱学森老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向国家总理发出了那样一句历史之问：中国的大学，怎么就培育不出杰出的人才？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大概只有悬挂在西南联大博物馆墙壁上已经作古了这一批老教授了……
吴宓教授也当学生
在那放射着光辉的教授群像里，我敏感地看见了两位熟悉的名字，一位是陕西泾阳人吴宓，一位是陕西朝邑人张奚若。不是我偏心，同为陕西老乡，我不能不对他们多一些关注。
在陕西，关于他俩的传说可是不少，我能记得的有，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过学的吴宓 ，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先生主张，学习外文不能只满足于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且对中国的文学也要具有相当的研究修养。遇到考试的时候，先生总要穿得非常正式，西装革履，如临大典，早早地来到讲堂，同学们刚进来，他就谦和地逐一递一份考卷过来，同时伴随的动作就是对同学们点头微笑，仿佛举行考试是他的错，让同学们委屈了似的。最后到了钟响交卷时，有的同学还没有答完，先生也不催讨，相反的，要比同学们更为紧张地安慰大家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一位叫刘文典的教授，与吴宓关系最是交好。刘是研究庄子的专家，他授课的时候，如果吴宓不被别的事情绊着，他是一定要去旁听的，而且总是坐在讲堂的最后一排，认真听讲。也是刘文典讲得投入，闭目讲着，讲到了自得处，这才睁开眼睛，向后排张望，问吴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啊？”吴宓就如学生一样，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刘文典，“高见甚是”。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教授吴宓的这种学习精神，让他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回忆里，没少述记。
敢讲话的张奚若
朝邑县于1958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撤并到了大荔县，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个朝邑镇存在。出生于斯的张奚若，早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之后为了实现强国理想，改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28年受邀于清华大学，出任政治学系教授，不久又任职系主任。
先生故来以敢讲话著称，抗战时，他是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当时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偏是他拒不填表。另有一次，张奚若参加参政会的一次会议，时为委员长的蒋介石也在，到张奚若发言时，他痛陈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并说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听得不甚高兴，立即还了张奚若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这使张奚若感到很气愤，站起来拂袖而去。
梅贻琦校长竟然被打趣
如两位陕籍教授一样，合并到一起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有自己非常传奇的故事，譬如他们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其所作所为，还有所说，到如今都还是那么铿锵有力，振聋发聩。他说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更进一步地定义说：“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便是这样一位受人敬重的校长，在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时，还被学校里的才子们依着他说话的语气，作了一首打油诗讥讽之。诗曰：“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读了这首打油诗，我赶紧捂住嘴巴，没敢笑出来，却忍不住偷偷在心里乐。梅贻琦是位治学严谨的大教授，他说话尚且如此，而如今最多半瓶子醋的我们，无论是在高校任教，还是在政府部门任职，说起话来的那一种霸道和不可商量的态度，真是倍觉汗颜。
联大的长征之路
1937年的时候，随着全国抗战的逐步蔓延，沦陷区的大学有77所向内陆迁移，其中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大学，在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的努力下，联合起来，一路迁移，最后于1938年2月，从长沙启程，分为三路，长路跋涉，到达云南的昆明和蒙自，坚持办学，其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不是今日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仅以徒步走上云贵高原的那一路师生而言，他们途经湘、黔、滇三个省，历时68天，行程1663.3公里，试想，中外教育史上，可还有如此规模的长征吗？
途中，学生查良铮带着一本英汉词典，他每天温习熟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扔掉，到他随队到达昆明时，一本字典被他撕得片纸不存，而所有的单词，都一个不漏地装进了他的脑子里。
这样的学习精神和学习风气，是西南联大留给中国教育的又一笔宝贵遗产。费孝通先生在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时，就不无自嘲地说了，日军飞机轰炸联大，大家出去躲警报，回来再找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整整齐齐”的一个院子，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的房子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经济学家陈岱孙的回忆，似乎还很乐观。他说，警报一响，师生们一起跑出来，敌机飞到头顶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教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因为教授
正是有这样的教授，有这样的学子，西南联大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笔，并且有一串光辉的名字，让人敬仰和学习，他们有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还有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屈守锷、陈芳允、王希季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自2000年起，首设的“国家最高科学奖”，目前就有四位西南联大的校友获得。
从西南联大博物馆参观出来，我竟一时无语，同行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却有些冒火，他说了，我想看到更真实的西南联大！他的话，我是大以为然的，当年的西南联大，绝不是今天博物馆的样子，而我们的大学和大学里的教授，也不是西南联大所有的精神气质，这让真诚对待学问的谢友顺先生，又怎么能不冒火呢！
吴克敬，1954年生，陕西扶风人。西安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