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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在我国文化生态的背景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始终是知识分子的朋友。就文化传承来说，她把古和今、旧与新连在一起；就知识生产而言，她是连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一座桥梁；就文化交流来看，她不愧为交通古今中西的文化集散码头。
特别是三联的顶门刊物《读书》杂志，更是独特中的独特。
现在各类刊物多得不可计数，但可以称作读书人的家，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的，只有《读书》杂志。不过如今的《读书》杂志，也不得不面临“朋友”会越来越少的局面。因为真正的读书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后，是有一个读书人阶层的，但他们读书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科举。读书的范围也很狭窄，一切围绕“五经四书”来旋转。这样的读书人其实已经开始“异化”，《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史笔。倒是晚清迄于民国百年以来，确实渐渐有了读书人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分解和弱化。为了专业研究而读书的人多了，无特定目的闲适读书的人少了。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们自然不必把读书和“无聊”必然地联系起来，但真正的读书人，我以为一定要与功利阅读相区隔。
同样，具有充实义涵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物剧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成。但不能不承认，专家多了，思想者少了，学者多了，知识分子少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西方有具体的界定方法，大体是除了专业成就之外，还需要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发表见解。中国古代的“士”，解释起来颇多歧义，但其中有的解释，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多少有一些吻合之处。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就是孟子在另一处说的“尚志”。齐国的王子有一次问“士是做什么的？”孟子回答说“尚志”。又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可见所“志”者“道”也。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那么所谓“恒心”，其实就是对“道”的不动摇的坚执。另一对“士”的解释，是司马迁记述齐国的稷下学派，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多人“不治而议论”。一条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一条是“不治而议论”，这两个条件很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
但中国今天的知识人士，有“恒产”者越来越多，有“恒心”者越来越少。其实“恒产”多了，“恒心”也就难以维持了。而且现成的“官位”也常常摆在知识人士面前，不为之所动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太少了。一旦有了“官位”，“不治而议论”便无法成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越来越少。本来《读书》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知识分子少了，就是《读书》的朋友少了，出现门庭冷落的情形，正不足怪。
然而《读书》依旧还是《读书》。不管读书人如何的减少，她仍然是读书人的家，哪怕是只有一间阁楼大小的家。知识分子的数量虽然锐减，她们接纳朋友的热情却丝毫未遑稍减。这一点，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还是如此。她门所“尚”之“志”，始终没有改变。《读书》的这种品格十分难得。读书人少了，知识分子少了，讲“学问”的却日见其多了。而且近一个时期，大家蜂拥而上，一起比赛着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来讲“国学”。我注意到，《读书》杂志没有赶这种时髦。国学的根基，主要是经学和小学，马一浮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其苦心孤诣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前些时有一个提法，他认为与其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如使用“知识人”的概念。因为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涵义展开得不是很充分。而“知识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以关于“读书人”和“知识人”的话题，能否在《读书》杂志上有所讨论？还有，最基本的文本经典，包括古今中外的文本经典，《读书》杂志如能细水长流不间断地有所介绍与诠解，窃以为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文化长策。
特别是三联的顶门刊物《读书》杂志，更是独特中的独特。
现在各类刊物多得不可计数，但可以称作读书人的家，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的，只有《读书》杂志。不过如今的《读书》杂志，也不得不面临“朋友”会越来越少的局面。因为真正的读书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后，是有一个读书人阶层的，但他们读书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科举。读书的范围也很狭窄，一切围绕“五经四书”来旋转。这样的读书人其实已经开始“异化”，《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史笔。倒是晚清迄于民国百年以来，确实渐渐有了读书人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分解和弱化。为了专业研究而读书的人多了，无特定目的闲适读书的人少了。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们自然不必把读书和“无聊”必然地联系起来，但真正的读书人，我以为一定要与功利阅读相区隔。
同样，具有充实义涵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物剧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成。但不能不承认，专家多了，思想者少了，学者多了，知识分子少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西方有具体的界定方法，大体是除了专业成就之外，还需要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发表见解。中国古代的“士”，解释起来颇多歧义，但其中有的解释，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多少有一些吻合之处。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就是孟子在另一处说的“尚志”。齐国的王子有一次问“士是做什么的？”孟子回答说“尚志”。又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可见所“志”者“道”也。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那么所谓“恒心”，其实就是对“道”的不动摇的坚执。另一对“士”的解释，是司马迁记述齐国的稷下学派，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多人“不治而议论”。一条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一条是“不治而议论”，这两个条件很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
但中国今天的知识人士，有“恒产”者越来越多，有“恒心”者越来越少。其实“恒产”多了，“恒心”也就难以维持了。而且现成的“官位”也常常摆在知识人士面前，不为之所动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太少了。一旦有了“官位”，“不治而议论”便无法成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越来越少。本来《读书》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知识分子少了，就是《读书》的朋友少了，出现门庭冷落的情形，正不足怪。
然而《读书》依旧还是《读书》。不管读书人如何的减少，她仍然是读书人的家，哪怕是只有一间阁楼大小的家。知识分子的数量虽然锐减，她们接纳朋友的热情却丝毫未遑稍减。这一点，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还是如此。她门所“尚”之“志”，始终没有改变。《读书》的这种品格十分难得。读书人少了，知识分子少了，讲“学问”的却日见其多了。而且近一个时期，大家蜂拥而上，一起比赛着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来讲“国学”。我注意到，《读书》杂志没有赶这种时髦。国学的根基，主要是经学和小学，马一浮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其苦心孤诣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前些时有一个提法，他认为与其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如使用“知识人”的概念。因为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涵义展开得不是很充分。而“知识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以关于“读书人”和“知识人”的话题，能否在《读书》杂志上有所讨论？还有，最基本的文本经典，包括古今中外的文本经典，《读书》杂志如能细水长流不间断地有所介绍与诠解，窃以为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文化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