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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7日，92岁的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溘然长逝。看着朱琳的照片，眼前浮现出9年前采访她的情景。
2002年2月，我在潘家园淘到一册北京公安局制作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入94名死于兴凯湖、清河、北苑三座劳改农场的北京右派。死亡档案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里面有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林语堂的御用翻译张沛霖、梁漱溟的英文秘书张勖仁、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姚珠珠的父亲姚平。
姚平反右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抗战时期与朱琳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从事戏剧活动。为撰写姚平事迹，我与他的二女儿姚光光在2006年12月14日上午采访了朱琳。
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10月
朱琳住在东直门外大街一塔楼6层，房间四白落地，简单朴素。她与周总理的合影以及她和爱人刁光覃的剧照，显示出女主人的职业和身份。朱琳虽已年逾八旬，言谈举止依然端庄优雅，不愧是北京人艺“第一青衣”。
新中国剧社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1941年10月成立于广西桂林，负责人为田汉、杜宣、瞿白音等。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1947年12月正式解散。谈起新中国剧社，朱琳感慨良多：“我是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借到新中国剧社的，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刁光覃也被借到新中国剧社，我们一起演《钦差大臣》，后来就好了。儿子1943年12月14日出生，我为下奶吃猪蹄子炖黄豆，好多人看着馋啊，说给我一勺汤吧。”说到这里朱琳笑了，同时记起今天正好是儿子生日。朱琳说，她在演剧九队时由国民党发钱，每月还有点零花钱。新中国剧社是民营剧团，只能靠演出和四处化缘勉强度日，不要说零花钱，经常连饭都开不出来。剧社食堂大师傅姓刘，湖南人，做的菜很好吃。有时中午饭吃完了，他就跟大家宣布：“同志们啊！今天晚上没得饭吃了，大家自己想办法去吧。”朱琳模仿食堂大师傅，湖南话说的惟妙惟肖，我和光光不禁笑了。
朱琳在新中国剧社时与姚平接触不多，只记得他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剧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演出排练费。
杜高的回忆填补了部分空白。文艺评论家杜高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私人档案1998年在潘家园被发现，轰动知识界。杜高对我说，他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只有12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社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当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耐劳，流氓、伤兵不买票看戏，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在田汉撰稿、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从外面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就非常高兴，给大家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剧社同事的互相支持和敬业精神
给朱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剧社同事的互相支持和敬业精神：“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竹子做的二层小楼，旁边是一个皮鞋工厂，整天叮叮当当。我去的时候住在走廊上，一个竹帘子挡着，摆一张床就完了，这还是特殊待遇。我们住的对面有个小卖部，里面最好吃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花生米，一个是酱豆腐。我们常去那里赊账，都记下来。那时我姐姐在重庆做小学教师，有时给我寄点零花钱。”
“我演《秋声赋》时，田野演我女儿，杜高演擦皮鞋的小孩。田汉当时也很困难，他跟他妈妈还有女儿住在一个小竹楼的一间房子里。田汉把家里所剩无几的米救济我们，有时人家请他吃饭，他就把我们带去打打牙祭。当时只要一有演出，剧社食堂就会给大家做一顿肉。不管是主演、配角还是群众演员，都一起去帮着装台。我记得演《秋声赋》的时候，夜里回不来了，就把天幕的幕布卷着在里面睡一觉。买票看剧的主要是学生、公务员和教员，观众还是不少的。那时有一批海关朋友对我们的支援很大。过去演戏很少做比较好的衣裳，也做不起。都是他们无条件支援。我们靠这些朋友的帮助度过难关，他们算是新中国之友。”
谈到当时排戏的条件，朱琳说：“那时我们排戏就在院子里，连个围墙都没有。院里人来人往，楼上楼下还有好多观众在那看。不像我们后来的排练厅，连大声说话都不行，谁要是走神了还要挨批。当时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注意力很集中，没有被外界这些东西干扰。天气不好时就到后面黑咕隆咚的厨房里去排，那里也是开会的地方，为了节约只用一盏小灯泡。那时排一个大戏也就是半个来月，排长了没那么多钱。”
“我记得排《大雷雨》时我才十八九岁，理解不了角色，瞿白音晚上常常在后面的厨房单独给我排，给我讲。排《秋声赋》的时候，田汉几乎场场都到，说错一个字都不行。”
《秋声赋》里有两位女主角，朱琳和石联星（石联星在新中国电影《赵一曼》中扮演赵一曼）。剧中一首《落叶之歌》是朱琳自己唱的，还有一首《擦皮鞋歌》是擦皮鞋的孩子们唱的。朱琳说：“我只在两个戏里唱过歌，一个是《蔡文姬》里的胡茄十八拍，一个就是《秋声赋》里的这首歌。田汉把我从长沙演剧九队借调到新中国剧社，主要是因为我会唱歌。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田汉一请客人就把我找去唱《落叶之歌》。十几年以前，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单独唱过。”光光说：“朱琳阿姨好像是美声唱法。”朱琳说：“美声和民歌的结合。也不是纯美声。我80岁时还可以唱，这两年声音不好了，可是检查的时候说我声带没什么问题。”
新中国剧社后来迁去了昆明，朱琳跟演剧九队去了重庆。新中国剧社的艺术创作活动虽然时间不长，却汇集了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三位中国话剧奠基人以及应云卫、杜宣、瞿白音、许秉铎、严恭、叶露茜、白穆、费克、徐桑楚、蓝马、朱琳、刁光覃、凌之浩、罗泰、孙慎、袁之远、石联星、高博、周令钊等杰出艺术家，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风雪夜归人》《桃花扇》《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离开朱琳家时，她借给我们三张她在新中国剧社时的演出剧照，还把北京邮票厂为纪念朱琳从艺70周年、刁光覃从艺60周年专门印制的邮票纪念张送给我们。她在给我的纪念张背面写下：“小平存留 朱琳 2006.12.14日”。 回家后，我把一张1950年代朱琳、刁光覃夫妇共同参演的话剧戏单托光光送给朱琳。光光说，朱琳拿到戏单后非常高兴，表示感谢。
2002年2月，我在潘家园淘到一册北京公安局制作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入94名死于兴凯湖、清河、北苑三座劳改农场的北京右派。死亡档案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里面有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林语堂的御用翻译张沛霖、梁漱溟的英文秘书张勖仁、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姚珠珠的父亲姚平。
姚平反右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抗战时期与朱琳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从事戏剧活动。为撰写姚平事迹，我与他的二女儿姚光光在2006年12月14日上午采访了朱琳。
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10月
朱琳住在东直门外大街一塔楼6层，房间四白落地，简单朴素。她与周总理的合影以及她和爱人刁光覃的剧照，显示出女主人的职业和身份。朱琳虽已年逾八旬，言谈举止依然端庄优雅，不愧是北京人艺“第一青衣”。
新中国剧社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1941年10月成立于广西桂林，负责人为田汉、杜宣、瞿白音等。抗战胜利后迁移上海，1947年12月正式解散。谈起新中国剧社，朱琳感慨良多：“我是1942年从长沙演剧九队借到新中国剧社的，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刁光覃也被借到新中国剧社，我们一起演《钦差大臣》，后来就好了。儿子1943年12月14日出生，我为下奶吃猪蹄子炖黄豆，好多人看着馋啊，说给我一勺汤吧。”说到这里朱琳笑了，同时记起今天正好是儿子生日。朱琳说，她在演剧九队时由国民党发钱，每月还有点零花钱。新中国剧社是民营剧团，只能靠演出和四处化缘勉强度日，不要说零花钱，经常连饭都开不出来。剧社食堂大师傅姓刘，湖南人，做的菜很好吃。有时中午饭吃完了，他就跟大家宣布：“同志们啊！今天晚上没得饭吃了，大家自己想办法去吧。”朱琳模仿食堂大师傅，湖南话说的惟妙惟肖，我和光光不禁笑了。
朱琳在新中国剧社时与姚平接触不多，只记得他当时整天和韦布（电影导演韦廉的父亲）、张友良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筹措剧社几十口人的伙食费和演出排练费。
杜高的回忆填补了部分空白。文艺评论家杜高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私人档案1998年在潘家园被发现，轰动知识界。杜高对我说，他1942年进新中国剧社时只有12岁，与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社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三人演。姚平当时任剧社前台主任，为人负责、热情、耐劳，流氓、伤兵不买票看戏，他去处理；票房卖出的票款，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儿他也去干，同时还要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在田汉撰稿、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中，孩子们和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由于每天下午、晚上连演两场，全体人员晚饭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来回跑，给大家从外面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多，他就非常高兴，给大家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是导演、编剧，也不是演员，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剧社同事的互相支持和敬业精神
给朱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剧社同事的互相支持和敬业精神：“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竹子做的二层小楼，旁边是一个皮鞋工厂，整天叮叮当当。我去的时候住在走廊上，一个竹帘子挡着，摆一张床就完了，这还是特殊待遇。我们住的对面有个小卖部，里面最好吃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花生米，一个是酱豆腐。我们常去那里赊账，都记下来。那时我姐姐在重庆做小学教师，有时给我寄点零花钱。”
“我演《秋声赋》时，田野演我女儿，杜高演擦皮鞋的小孩。田汉当时也很困难，他跟他妈妈还有女儿住在一个小竹楼的一间房子里。田汉把家里所剩无几的米救济我们，有时人家请他吃饭，他就把我们带去打打牙祭。当时只要一有演出，剧社食堂就会给大家做一顿肉。不管是主演、配角还是群众演员，都一起去帮着装台。我记得演《秋声赋》的时候，夜里回不来了，就把天幕的幕布卷着在里面睡一觉。买票看剧的主要是学生、公务员和教员，观众还是不少的。那时有一批海关朋友对我们的支援很大。过去演戏很少做比较好的衣裳，也做不起。都是他们无条件支援。我们靠这些朋友的帮助度过难关，他们算是新中国之友。”
谈到当时排戏的条件，朱琳说：“那时我们排戏就在院子里，连个围墙都没有。院里人来人往，楼上楼下还有好多观众在那看。不像我们后来的排练厅，连大声说话都不行，谁要是走神了还要挨批。当时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注意力很集中，没有被外界这些东西干扰。天气不好时就到后面黑咕隆咚的厨房里去排，那里也是开会的地方，为了节约只用一盏小灯泡。那时排一个大戏也就是半个来月，排长了没那么多钱。”
“我记得排《大雷雨》时我才十八九岁，理解不了角色，瞿白音晚上常常在后面的厨房单独给我排，给我讲。排《秋声赋》的时候，田汉几乎场场都到，说错一个字都不行。”
《秋声赋》里有两位女主角，朱琳和石联星（石联星在新中国电影《赵一曼》中扮演赵一曼）。剧中一首《落叶之歌》是朱琳自己唱的，还有一首《擦皮鞋歌》是擦皮鞋的孩子们唱的。朱琳说：“我只在两个戏里唱过歌，一个是《蔡文姬》里的胡茄十八拍，一个就是《秋声赋》里的这首歌。田汉把我从长沙演剧九队借调到新中国剧社，主要是因为我会唱歌。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田汉一请客人就把我找去唱《落叶之歌》。十几年以前，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单独唱过。”光光说：“朱琳阿姨好像是美声唱法。”朱琳说：“美声和民歌的结合。也不是纯美声。我80岁时还可以唱，这两年声音不好了，可是检查的时候说我声带没什么问题。”
新中国剧社后来迁去了昆明，朱琳跟演剧九队去了重庆。新中国剧社的艺术创作活动虽然时间不长，却汇集了田汉、欧阳予倩、洪深三位中国话剧奠基人以及应云卫、杜宣、瞿白音、许秉铎、严恭、叶露茜、白穆、费克、徐桑楚、蓝马、朱琳、刁光覃、凌之浩、罗泰、孙慎、袁之远、石联星、高博、周令钊等杰出艺术家，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秋声赋》《大雷雨》《风雪夜归人》《桃花扇》《郑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剧目，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离开朱琳家时，她借给我们三张她在新中国剧社时的演出剧照，还把北京邮票厂为纪念朱琳从艺70周年、刁光覃从艺60周年专门印制的邮票纪念张送给我们。她在给我的纪念张背面写下：“小平存留 朱琳 2006.12.14日”。 回家后，我把一张1950年代朱琳、刁光覃夫妇共同参演的话剧戏单托光光送给朱琳。光光说，朱琳拿到戏单后非常高兴，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