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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外骊研究的热闹局面，不久前来华访问的法国《巴黎周刊》主编阿兰·普济感叹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但愿骊学研究不要再步敦煌学研究的后尘。他说：“骊研究，是中国的一座金矿，中国的研究不应落在国外学者之后，要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组织地把中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沟通，以求突破。”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学术界对骊的研究就已开始，不过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
英国牛津大学已故汉学家达布斯（DUBS，中文名德效骞）可能是最早提出罗马溃军残部逃亡中国的西方学者。达布斯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也是著名汉学家，他耗费20年心血把班固著《汉书》译成英文，在西方广泛传播。通过翻译、研究《汉书》和参考有关史料，达布斯认为，西汉骊县设置与西汉名将陈汤远征郅支城时所俘获的罗马战俘有关。
1947年，达布斯发表《古代中国之骊城》和《中国与罗马的军事接触》两篇论文。文中称，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后又改称“大秦”。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城的出现，自然与外国侨民相关。
作者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这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帕提亚）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差神使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他认为，一些罗马战俘逃跑后，成了匈奴人的雇佣兵。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为了复仇，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举击败了当时的匈奴首领郅支。在清点战俘中，中国人发现有145名罗马士兵。中国人收留了这些士兵，将他们安置在现今的甘肃，为他们特别修筑了一座城叫骊。
达布斯的论据有匈奴首领郅支军队采用的“鱼鳞”阵型，即用盾牌重复叠加的阵型“只有罗马古军团的士兵”会使用。而且郅支的守城城墙外有两道木栅栏，这也是古罗马人经常使用的一种防御形式，而并非匈奴人所用。其次，是骊城名的由来，在当时骊也许是指罗马帝国。自公元９年，骊曾有几年更名为“烈虏”，意指“在激烈攻城中被俘虏的人”。直到公元６世纪，骊才被停止作为地名。
此观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达布斯等学者打算来甘肃永昌寻访骊古城和骊人，但因当时正逢战争无法成行。1949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达布斯的骊研究也无法进行。
随后，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出版的《丝绸之路》也明确讲：“汉将甘延寿、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150名外国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的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又流放到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狱逃走，或者被其主人转卖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说明，“近人考证，当时有许多罗马士兵支持郅支单于，参加对汉军的作战，据说参战的罗马军团是由中亚的一个王子统帅的。”
追溯得更早一些，古罗马诗人贺瑞斯也曾以史诗形式追怀过这支神奇军旅的命运。
1981年，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参加一次关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报告会，听到有关这支军队的命运时就萌发了兴趣。他放弃了教书工作，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接着便有了他的中国之行、他与关意权教授的相遇以及他所发布的重大“发现”。
哈里斯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都在《克拉苏传记》中提到过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在公元前36年，在中国帝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验血，可能提取出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哈里斯说，他打算再组织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骊的路重新走一趟。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争论中持肯定态度的多为外国人，而持否定观点的则多为中国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学术界对骊的研究就已开始，不过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
英国牛津大学已故汉学家达布斯（DUBS，中文名德效骞）可能是最早提出罗马溃军残部逃亡中国的西方学者。达布斯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也是著名汉学家，他耗费20年心血把班固著《汉书》译成英文，在西方广泛传播。通过翻译、研究《汉书》和参考有关史料，达布斯认为，西汉骊县设置与西汉名将陈汤远征郅支城时所俘获的罗马战俘有关。
1947年，达布斯发表《古代中国之骊城》和《中国与罗马的军事接触》两篇论文。文中称，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后又改称“大秦”。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城的出现，自然与外国侨民相关。
作者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这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帕提亚）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差神使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他认为，一些罗马战俘逃跑后，成了匈奴人的雇佣兵。公元前36年，中国军队为了复仇，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举击败了当时的匈奴首领郅支。在清点战俘中，中国人发现有145名罗马士兵。中国人收留了这些士兵，将他们安置在现今的甘肃，为他们特别修筑了一座城叫骊。
达布斯的论据有匈奴首领郅支军队采用的“鱼鳞”阵型，即用盾牌重复叠加的阵型“只有罗马古军团的士兵”会使用。而且郅支的守城城墙外有两道木栅栏，这也是古罗马人经常使用的一种防御形式，而并非匈奴人所用。其次，是骊城名的由来，在当时骊也许是指罗马帝国。自公元９年，骊曾有几年更名为“烈虏”，意指“在激烈攻城中被俘虏的人”。直到公元６世纪，骊才被停止作为地名。
此观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达布斯等学者打算来甘肃永昌寻访骊古城和骊人，但因当时正逢战争无法成行。1949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达布斯的骊研究也无法进行。
随后，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出版的《丝绸之路》也明确讲：“汉将甘延寿、陈汤胜利地包围了一座由匈奴人所占据的中亚城市，共俘虏了150名外国雇佣军……可能是卡尔莱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罗马军团的士兵。在卡尔莱战役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军团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又流放到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这些人后来或者是越狱逃走，或者被其主人转卖了，后来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守护一座城池以防御汉人……”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说明，“近人考证，当时有许多罗马士兵支持郅支单于，参加对汉军的作战，据说参战的罗马军团是由中亚的一个王子统帅的。”
追溯得更早一些，古罗马诗人贺瑞斯也曾以史诗形式追怀过这支神奇军旅的命运。
1981年，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参加一次关于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报告会，听到有关这支军队的命运时就萌发了兴趣。他放弃了教书工作，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接着便有了他的中国之行、他与关意权教授的相遇以及他所发布的重大“发现”。
哈里斯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都在《克拉苏传记》中提到过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在公元前36年，在中国帝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验血，可能提取出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哈里斯说，他打算再组织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骊的路重新走一趟。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争论中持肯定态度的多为外国人，而持否定观点的则多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