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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1月，本刊曾刊发作者的《警惕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和倒退》一文，作者提出，要警惕当前出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和倒退现象，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希望能看到进一步阐述，作者于是将最近就此问题的思考成文，以飨读者。因篇幅所限，本刊从2012年第4期起分上下两篇发表。上篇主要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的“九大异化隐忧”，下篇则阐述“五大倒退风险”及如何让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对社会负责任，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
(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至少面临着“五大倒退风险”
一是“倒退回唯赚钱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终其一生都坚持一个著名观点。“企业唯一的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同时，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弗里德曼的观点是以肯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名，行否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实。表面上肯定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并不要求企业行为作任何改变，只需一如既往地继续“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一贯逻辑。当然，这种“在商言商，赚钱至上”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弗里德曼是在倡导自私行为，而只是将其终身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逻辑“合理地”延伸至企业领域而已。我将“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的观点，称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弗里德曼咒语”。之所以称之为咒语，一是此观点影响深远，至今国内有不少著名学者还称其为“弗里德曼的名言”，如著名学者许小年就在不同场合多次疾呼要重温这一名言；二是目前对此观点的驳斥并不符合弗里德曼的社会责任标准和论证逻辑，在论证上近似“鸡同鸭讲”，而无法做到纷争“止于智者”。不从根本上破除唯赚钱论的“弗里德曼咒语”，企业社会责任将不可避免地时不时地出现倒退。
客观地说，弗里德曼论证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思路本身并无可非议。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是要求企业行为对社会负责任，换作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要求企业行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弗里德曼的世界中，由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会自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
此外，弗里德曼还具体论证了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之外向社会捐赠所面临的现实悖论与困境。一是公司是虚拟的人，不能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包括企业主或公司管理者。如果是企业主决定向社会捐赠，这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反映了个人的道德偏好，而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关。如果是公司管理者决定向社会捐赠，那么他要么是未尽到受托人义务，未按照股东意愿花钱，从而无法实现通过追求利润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利；要么他只是代替股东进行个人捐赠，只不过利用公司实现避税而已，而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无关。弗里德曼据此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根本上有颠覆性的学说”，“显然损害了自由社会的基础”。论证逻辑看似言之成理，无可批驳，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只要能够着眼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营过程来研究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其实并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及其论证逻辑所存在的明显漏洞。
弗里德曼之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原因在于他依照经济学的假定，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企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企业运行过程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是社会组织，它由社会人组成，企业运行过程是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式与途径，从来都不只是仅依赖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或通过纯粹追求利润而实现。
相反的，强调纯粹追求利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流行，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相当程度上都能够“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深入剖析一下“富士康十四跳”事件，就不难说明这一点。据调查，富士康的员工待遇，不论是工资，还是吃住条件，普遍优于同类型企业。但是他的员工为什么接二连三毅然决然地跳楼了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富士康没有充分认识到员工的“社会人”属性而酿大错，富士康将员工与社会彻底隔绝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他们变成了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从而使其员工在心理认知上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贬低和异化为物，而非一个真正的人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旦人与其社会关系网络彻底隔绝，失去了社会支持与社会交往，他就无法成其为人，自然也就可以轻飘飘地纵身一跳了。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人对于企业而言不过是人工成本，是账本上一组冷冰冰的成本数据。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纯粹的劳动力买卖关系，这就像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所说的那样，我想要雇佣的明明只是一双手，但为什么要让我面对一个人。不难想象，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会催生怎样的企业行为，催生一个怎样的社会。人永远是人，不管他被什么类型的企业雇佣，都必须被当做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而不是生产线的某个环节，或者财务上的人工费用或人工成本，否则“十四跳”的悲剧会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复上演。
需要问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是否对立”一这个问题本身就再一次表明，要让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根植于社会面临着多么严峻的挑战。超越利润目标和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历史源起，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捐赠”和“与利润目标对立”的烙印。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内涵并不复杂，就是指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何谓对社会负责任，就是要求企业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说要求立足社会价值本位，探索更优的企业行为方式。追求利润无疑是企业创造社会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方式，虽然利润不应成为企业单一或根本的目标。迄今为止，利润仍然是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性的最重要指标，是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能力与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因此，追求利润，抑或更准确地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企业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方式与途径。正因为此，追求利润并不天然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冲突。 但是，前已述及，只要着眼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营过程，同样也很容易说明单纯追求利润并无法自动地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是由社会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企业运行过程是不同社会主体发生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的过程。着眼现实的人，每一个主体或利益相关方都有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独特潜力、能力和优势，只有社会和企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不断推动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的不断创新，持续地创造出增进社会福利的新方式、新途径、新模式。
首先，我们无法忽略产品本身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仅将产品视为实现利润的工具与方式。如果产品的安全健康要求仅满足于法律规定或者能够蒙蔽大众就可以安心大发其财，那么形形色色的“三鹿奶粉”还会不断涌现。其次，我们无法忽略人本身，而将人仅视为人工费用或劳动力商品，如果这样，社会文明与秩序终将崩溃。最后，我们无法忽略自然环境，而仅将其视为转嫁外部性的“公地”，如果这样，我们终将自食其果。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否定追求利润，但是呼唤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让企业这一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组织，能够更有效地为社会创造综合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
二是“倒退回‘企业办社会’甚而催生出新的社会责任寻租”。前已述及，如果我们不能立足于促进社会资源更优配置和最大限度创造社会价值的视角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或“向企业乱摊派”的回潮。众所周知，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由于社会分工体系落后，社会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迫使企业从事很多自身并无优势，也干不好的事情，从而阻碍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细化、优化，着眼于全社会角度，此类企业行为必然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说最后结果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当前，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某些机构已经从中发现寻租机会，向企业随意摊牌各种所谓的社会责任捐赠任务，或者借机搞各种评判或颁奖。假借“道德高地”之名，通过设置人为的道德门槛而行寻租之实。只要企业愿意给钱，我就认为你讲社会责任；不给钱，我就不给你认证或颁奖。细心观察现在很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评比或颁奖，不难发现这种钓鱼寻租的普遍性。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根本性改善，同样会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出现实质性倒退。事实上，这恐怕也是部分学者疾呼要重温“弗里德曼的名言”的重要原因。
三是“倒退回泛道德的要有责任感”。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员工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自觉管理好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并有效提升工作透明度和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保证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求企业采取新的发展方式，企业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管理对象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外部利益相关方，乃至全社会与自然环境，更加注重管理企业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管理机制从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到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要求企业采取新的社会沟通方式，变工作沟通为价值沟通，变出资者沟通为利益相关方沟通，变单纯输出信息为沟通建立信任，沟通促进合作，沟通创造价值；要求企业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丰富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企业价值观、发展战略，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制度体系、管理流程和考核机制，提出更高的行为要求、能力要求、透明度要求，显著提升企业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全面营造和谐的利益相关方关系，成为一个追求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卓越组织，而不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地理解为“做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而流于空谈。
四是“倒退回社会责任负担论”。许多企业和企业领导人虽然公开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是进行决策时只是将社会责任看作是纯粹或额外的企业负担，而没有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是企业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机制，能够让企业全面认识到内生于运营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提升社会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对企业决策的认可程度，而且是企业全面提高综合价值创造能力、运营透明度、品牌美誉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举措。
五是“倒退回社会责任工具理性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谋取利润的新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工具，只是以社会责任为名的市场竞争策略，如公益营销等，甚而美其名为企业责任竞争力。这是“弗里德曼咒语”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内核始终是“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从而无法真正改变企业发展方式。
(三)让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对社会负责任，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
一是继续大力培育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社会各界和企业界深入讨论社会责任、大力倡导社会责任、创新实践社会责任。我们要积极欢迎企业倡导社会责任(Initiat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满足于口头担责(Speaking Accountabflity)，甚而是“口是心非”(Duplicity)；欢迎企业报告社会责任(Re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妙笔担责(BookingAccountability)，甚而是“文过饰非”(Whitewash)；欢迎企业根植社会责任(Organiz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文件担责(Documenting Accountability)，甚而是“貌合神离”(Dubious)。目前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处于“培育期”，需要社会各界细心呵护，对各种误区或不自觉的异化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这里借用《中庸》的一段话表明我们应该有的胸怀、态度和信心：对于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对于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二是树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防止认识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和倒退。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各界，都需要立足社会价值本位思考企业的目标设定和行为机制。企业不是人，它是一种设定性存在，一种社会性存在，一种历史性存在。企业的面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不同的社会需要和制度安排，不断地发生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变革。要让企业表现出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企业微观层面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而是必须在社会宏观层面作出有利于将个人理性导向社会理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于底线责任，立足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和增强运营透明度，积极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监督，保证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性；立足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立足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实事求是地加快推进法制化、标准化进程，特别是要保证执法和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对于自愿的更高道德追求，立足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深入推进管理创新和变革，构建全新的利益相关方信任和合作机制，探索更有效的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模式；立足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则要在完善法律体系、公共道德体系和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持之以恒地下功夫，积极将企业的个人理性导向社会理性。
因此，推动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尽快就企业社会责任达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这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的作用。
三是全面催生重要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切实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机遇。坚持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能够催生重要的思想创新，推动全社会反思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价值定位；反思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反思企业的社会价值创造模式和社会沟通模式。能够催生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企业和社会层面，重新反思能够真正增进社会福利的企业制度安排，推动全社会形成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标准，推动全社会思考更优的基础法律柜架和企业治理机制安排。能够催生重要的管理创新，在企业层面引发可以冠之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等“静悄悄的管理革命”；在社会层面引导形成对企业行为的合理预期，推动全社会创新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能够催生重要的技术创新，支撑企业发展方式、社会沟通方式和管理模式变革，如社会和环境影响管理技术的创新，社会沟通技术的创新、综合价值衡量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绩效考核技术的创新、利益相关方参与技术的创新等。
企业社会责任是席卷全球的重要时代思潮，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重要意识形态投资和管理创新投资，能够为全社会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道德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持之以恒地付出热情、智慧和创造力。衷心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够尽快告别言必称韦尔奇的“赢”和津津热道于建设世界工厂，切实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透明、沟通，信任、共识，合作、和谐，绿色、共赢。全社会都有责任让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对社会负责任。
(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至少面临着“五大倒退风险”
一是“倒退回唯赚钱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终其一生都坚持一个著名观点。“企业唯一的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同时，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弗里德曼的观点是以肯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名，行否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实。表面上肯定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并不要求企业行为作任何改变，只需一如既往地继续“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一贯逻辑。当然，这种“在商言商，赚钱至上”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弗里德曼是在倡导自私行为，而只是将其终身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逻辑“合理地”延伸至企业领域而已。我将“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的观点，称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弗里德曼咒语”。之所以称之为咒语，一是此观点影响深远，至今国内有不少著名学者还称其为“弗里德曼的名言”，如著名学者许小年就在不同场合多次疾呼要重温这一名言；二是目前对此观点的驳斥并不符合弗里德曼的社会责任标准和论证逻辑，在论证上近似“鸡同鸭讲”，而无法做到纷争“止于智者”。不从根本上破除唯赚钱论的“弗里德曼咒语”，企业社会责任将不可避免地时不时地出现倒退。
客观地说，弗里德曼论证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思路本身并无可非议。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是要求企业行为对社会负责任，换作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要求企业行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弗里德曼的世界中，由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会自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
此外，弗里德曼还具体论证了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之外向社会捐赠所面临的现实悖论与困境。一是公司是虚拟的人，不能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包括企业主或公司管理者。如果是企业主决定向社会捐赠，这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反映了个人的道德偏好，而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关。如果是公司管理者决定向社会捐赠，那么他要么是未尽到受托人义务，未按照股东意愿花钱，从而无法实现通过追求利润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利；要么他只是代替股东进行个人捐赠，只不过利用公司实现避税而已，而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无关。弗里德曼据此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根本上有颠覆性的学说”，“显然损害了自由社会的基础”。论证逻辑看似言之成理，无可批驳，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只要能够着眼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营过程来研究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其实并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及其论证逻辑所存在的明显漏洞。
弗里德曼之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原因在于他依照经济学的假定，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企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企业运行过程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是社会组织，它由社会人组成，企业运行过程是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式与途径，从来都不只是仅依赖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或通过纯粹追求利润而实现。
相反的，强调纯粹追求利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流行，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相当程度上都能够“自我实现”。如果我们深入剖析一下“富士康十四跳”事件，就不难说明这一点。据调查，富士康的员工待遇，不论是工资，还是吃住条件，普遍优于同类型企业。但是他的员工为什么接二连三毅然决然地跳楼了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富士康没有充分认识到员工的“社会人”属性而酿大错，富士康将员工与社会彻底隔绝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他们变成了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从而使其员工在心理认知上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贬低和异化为物，而非一个真正的人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旦人与其社会关系网络彻底隔绝，失去了社会支持与社会交往，他就无法成其为人，自然也就可以轻飘飘地纵身一跳了。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人对于企业而言不过是人工成本，是账本上一组冷冰冰的成本数据。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纯粹的劳动力买卖关系，这就像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所说的那样，我想要雇佣的明明只是一双手，但为什么要让我面对一个人。不难想象，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会催生怎样的企业行为，催生一个怎样的社会。人永远是人，不管他被什么类型的企业雇佣，都必须被当做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而不是生产线的某个环节，或者财务上的人工费用或人工成本，否则“十四跳”的悲剧会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复上演。
需要问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是否对立”一这个问题本身就再一次表明，要让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根植于社会面临着多么严峻的挑战。超越利润目标和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历史源起，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捐赠”和“与利润目标对立”的烙印。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内涵并不复杂，就是指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何谓对社会负责任，就是要求企业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说要求立足社会价值本位，探索更优的企业行为方式。追求利润无疑是企业创造社会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方式，虽然利润不应成为企业单一或根本的目标。迄今为止，利润仍然是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性的最重要指标，是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能力与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因此，追求利润，抑或更准确地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企业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方式与途径。正因为此，追求利润并不天然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冲突。 但是，前已述及，只要着眼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营过程，同样也很容易说明单纯追求利润并无法自动地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是由社会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企业运行过程是不同社会主体发生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的过程。着眼现实的人，每一个主体或利益相关方都有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独特潜力、能力和优势，只有社会和企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不断推动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的不断创新，持续地创造出增进社会福利的新方式、新途径、新模式。
首先，我们无法忽略产品本身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仅将产品视为实现利润的工具与方式。如果产品的安全健康要求仅满足于法律规定或者能够蒙蔽大众就可以安心大发其财，那么形形色色的“三鹿奶粉”还会不断涌现。其次，我们无法忽略人本身，而将人仅视为人工费用或劳动力商品，如果这样，社会文明与秩序终将崩溃。最后，我们无法忽略自然环境，而仅将其视为转嫁外部性的“公地”，如果这样，我们终将自食其果。企业社会责任并不否定追求利润，但是呼唤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让企业这一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组织，能够更有效地为社会创造综合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
二是“倒退回‘企业办社会’甚而催生出新的社会责任寻租”。前已述及，如果我们不能立足于促进社会资源更优配置和最大限度创造社会价值的视角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或“向企业乱摊派”的回潮。众所周知，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由于社会分工体系落后，社会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迫使企业从事很多自身并无优势，也干不好的事情，从而阻碍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细化、优化，着眼于全社会角度，此类企业行为必然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说最后结果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当前，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某些机构已经从中发现寻租机会，向企业随意摊牌各种所谓的社会责任捐赠任务，或者借机搞各种评判或颁奖。假借“道德高地”之名，通过设置人为的道德门槛而行寻租之实。只要企业愿意给钱，我就认为你讲社会责任；不给钱，我就不给你认证或颁奖。细心观察现在很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评比或颁奖，不难发现这种钓鱼寻租的普遍性。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根本性改善，同样会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出现实质性倒退。事实上，这恐怕也是部分学者疾呼要重温“弗里德曼的名言”的重要原因。
三是“倒退回泛道德的要有责任感”。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员工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日常工作过程中自觉管理好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并有效提升工作透明度和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保证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求企业采取新的发展方式，企业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管理对象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外部利益相关方，乃至全社会与自然环境，更加注重管理企业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管理机制从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到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要求企业采取新的社会沟通方式，变工作沟通为价值沟通，变出资者沟通为利益相关方沟通，变单纯输出信息为沟通建立信任，沟通促进合作，沟通创造价值；要求企业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丰富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企业价值观、发展战略，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制度体系、管理流程和考核机制，提出更高的行为要求、能力要求、透明度要求，显著提升企业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全面营造和谐的利益相关方关系，成为一个追求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卓越组织，而不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地理解为“做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而流于空谈。
四是“倒退回社会责任负担论”。许多企业和企业领导人虽然公开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是进行决策时只是将社会责任看作是纯粹或额外的企业负担，而没有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是企业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机制，能够让企业全面认识到内生于运营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提升社会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对企业决策的认可程度，而且是企业全面提高综合价值创造能力、运营透明度、品牌美誉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举措。
五是“倒退回社会责任工具理性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谋取利润的新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工具，只是以社会责任为名的市场竞争策略，如公益营销等，甚而美其名为企业责任竞争力。这是“弗里德曼咒语”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内核始终是“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从而无法真正改变企业发展方式。
(三)让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对社会负责任，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
一是继续大力培育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社会各界和企业界深入讨论社会责任、大力倡导社会责任、创新实践社会责任。我们要积极欢迎企业倡导社会责任(Initiat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满足于口头担责(Speaking Accountabflity)，甚而是“口是心非”(Duplicity)；欢迎企业报告社会责任(Re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妙笔担责(BookingAccountability)，甚而是“文过饰非”(Whitewash)；欢迎企业根植社会责任(Organizing Responsibility)，只要其不是文件担责(Documenting Accountability)，甚而是“貌合神离”(Dubious)。目前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处于“培育期”，需要社会各界细心呵护，对各种误区或不自觉的异化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这里借用《中庸》的一段话表明我们应该有的胸怀、态度和信心：对于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对于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二是树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防止认识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和倒退。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各界，都需要立足社会价值本位思考企业的目标设定和行为机制。企业不是人，它是一种设定性存在，一种社会性存在，一种历史性存在。企业的面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不同的社会需要和制度安排，不断地发生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变革。要让企业表现出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企业微观层面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而是必须在社会宏观层面作出有利于将个人理性导向社会理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于底线责任，立足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和增强运营透明度，积极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监督，保证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性；立足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立足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实事求是地加快推进法制化、标准化进程，特别是要保证执法和社会监督的有效性。对于自愿的更高道德追求，立足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深入推进管理创新和变革，构建全新的利益相关方信任和合作机制，探索更有效的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模式；立足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则要在完善法律体系、公共道德体系和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持之以恒地下功夫，积极将企业的个人理性导向社会理性。
因此，推动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尽快就企业社会责任达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这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的作用。
三是全面催生重要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切实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机遇。坚持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能够催生重要的思想创新，推动全社会反思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价值定位；反思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反思企业的社会价值创造模式和社会沟通模式。能够催生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企业和社会层面，重新反思能够真正增进社会福利的企业制度安排，推动全社会形成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标准，推动全社会思考更优的基础法律柜架和企业治理机制安排。能够催生重要的管理创新，在企业层面引发可以冠之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等“静悄悄的管理革命”；在社会层面引导形成对企业行为的合理预期，推动全社会创新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能够催生重要的技术创新，支撑企业发展方式、社会沟通方式和管理模式变革，如社会和环境影响管理技术的创新，社会沟通技术的创新、综合价值衡量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绩效考核技术的创新、利益相关方参与技术的创新等。
企业社会责任是席卷全球的重要时代思潮，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重要意识形态投资和管理创新投资，能够为全社会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道德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持之以恒地付出热情、智慧和创造力。衷心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够尽快告别言必称韦尔奇的“赢”和津津热道于建设世界工厂，切实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透明、沟通，信任、共识，合作、和谐，绿色、共赢。全社会都有责任让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对社会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