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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率2000余人坚守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向信丰油山地区突围转移时，左腿不幸中弹，落入敌人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先被押往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一师一团团部驻地信丰。3月9日，刘伯坚又被解送至粤军余汉谋第一军军部驻地大庾（今大余）县城，关押在“天后宫”粤军第一军监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刘伯坚被俘后，连续写了四封感人肺腑的家书。
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信丰塘村写了被俘后的第一封家书，随后从大庾县邮局寄出。一同寄出的除书信外，还有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这是一封极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家书，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后人发现。虽然这封家书未与后人见面，但它的的确确存在过。因为刘伯坚在之后的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这封家书。他在3月16日的信中写道：“本月初在唐村写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3月20日他在信中再次念及：“曾有遗嘱及绝命词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
3月16日，刘伯坚用被铁链紧锁的手写下了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第二封家书。这封家书是写给陕西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凤笙大嫂并非刘伯坚的亲嫂子，而是他妻子王叔振的嫂子梁凤笙。
刘伯坚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俘后就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面对死亡，他泰然处之，家书的开头便说“弟准备牺牲”。在这封家书中，刘伯坚用一句话把自己革命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也是他向亲人、世人发出的铮铮誓言，体现出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刘伯坚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自幼刻苦好学，一生追求光明。他旅欧三年多，为的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31年，刘伯坚参与策划、组织、指挥、领导了宁都起义。他以自身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起义官兵的信任和敬慕，为宁都起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这是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随后，刘伯坚担任了由起义部队在宁都固厚改编成立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认为革命气节比生命更为宝贵，他在家书中嘱咐亲友不要为营救他四处奔走，不要去找当年在西北军共过事的国民党要人来营救他。刘伯坚在第二封家书中写道：“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于右任——笔者注）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冯玉祥——笔者注）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刘伯坚认为，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求解放就是“犯危险”的事，牺牲是正常的，求解脱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表明刘伯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伯坚出生入死，四海为家，一生漂泊，身无财物。因此，他在家书中不得不拜托亲友把他寄养在江西、福建两位老乡家的孩子接回抚养。刘伯坚在家书中坦然申明：“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刘伯坚还在信中嘱咐亲友：“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粤军见刘伯坚没有半点悔过、投降之意，决定杀害他。行刑前粤军头目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
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后要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粤军头目问。
“第一，我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让我长年和大庾岭红梅为友，傲雪斗霜迎春。第二，葬我在梅关站得高、看得远，让我能看到南国烽烟燃遍全中国，让熊熊的革命烈火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
“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嘴还这么硬。”粤军头目摇头叹气道。
3月20日，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之际，刘伯坚镇定自若，方寸未乱，又连续在临刑前写下了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当天写的第一封家书，也是被俘后的第三封家书，还是写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因他担心3月16日的家书丢失，故又将上次信中嘱咐的事重述了一遍，说“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刘伯坚再次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献身，死而无憾，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信中写道：“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在家书中嘱咐诸儿：“最重要的是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此时此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如何使后代繼承父辈的革命事业、成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用的人。
同一天，刘伯坚又挥笔疾书给妻子王叔振写了一封家书，直接寄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代为转交。这是刘伯坚生命中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被俘后的第四封家书。他在信中劝慰、勉励、嘱咐妻子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遗憾的是，王叔振未能看到丈夫刘伯坚的绝命家书。1935年春，王叔振牺牲在“左”倾路线的错误之下。然而，庆幸的是，刘伯坚的三个儿子都生存下来了。1936年，长子刘虎生由凤笙大嫂交给了周恩来。1949年，次子刘豹生在江西瑞金被找到。1953年，三子刘熊生在闽西被找到。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开国上将宋任穷评论刘伯坚的家书时说：“伯坚同志在就义前一天和当天写的两封信，字迹如往常一样工整端正，遒劲有力。全信洋溢着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热爱，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闪烁着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光辉，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1986年10月9日，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平昌县隆重举行。邓小平为纪念碑题词：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叶剑英、聂荣臻、陆定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分别为纪念碑题词，黄镇书写了长达200余字的碑文。
1992年1月17日上午，刘伯坚烈士塑像暨纪念碑揭幕仪式在大余金莲山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刘伯坚烈士永垂不朽。
责编/江南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向信丰油山地区突围转移时，左腿不幸中弹，落入敌人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先被押往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一师一团团部驻地信丰。3月9日，刘伯坚又被解送至粤军余汉谋第一军军部驻地大庾（今大余）县城，关押在“天后宫”粤军第一军监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刘伯坚被俘后，连续写了四封感人肺腑的家书。
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信丰塘村写了被俘后的第一封家书，随后从大庾县邮局寄出。一同寄出的除书信外，还有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这是一封极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家书，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后人发现。虽然这封家书未与后人见面，但它的的确确存在过。因为刘伯坚在之后的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这封家书。他在3月16日的信中写道：“本月初在唐村写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3月20日他在信中再次念及：“曾有遗嘱及绝命词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
3月16日，刘伯坚用被铁链紧锁的手写下了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第二封家书。这封家书是写给陕西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凤笙大嫂并非刘伯坚的亲嫂子，而是他妻子王叔振的嫂子梁凤笙。
刘伯坚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俘后就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面对死亡，他泰然处之，家书的开头便说“弟准备牺牲”。在这封家书中，刘伯坚用一句话把自己革命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也是他向亲人、世人发出的铮铮誓言，体现出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刘伯坚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自幼刻苦好学，一生追求光明。他旅欧三年多，为的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31年，刘伯坚参与策划、组织、指挥、领导了宁都起义。他以自身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起义官兵的信任和敬慕，为宁都起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这是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随后，刘伯坚担任了由起义部队在宁都固厚改编成立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认为革命气节比生命更为宝贵，他在家书中嘱咐亲友不要为营救他四处奔走，不要去找当年在西北军共过事的国民党要人来营救他。刘伯坚在第二封家书中写道：“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于右任——笔者注）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冯玉祥——笔者注）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刘伯坚认为，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求解放就是“犯危险”的事，牺牲是正常的，求解脱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表明刘伯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伯坚出生入死，四海为家，一生漂泊，身无财物。因此，他在家书中不得不拜托亲友把他寄养在江西、福建两位老乡家的孩子接回抚养。刘伯坚在家书中坦然申明：“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刘伯坚还在信中嘱咐亲友：“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粤军见刘伯坚没有半点悔过、投降之意，决定杀害他。行刑前粤军头目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
刘伯坚说：“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后要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粤军头目问。
“第一，我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让我长年和大庾岭红梅为友，傲雪斗霜迎春。第二，葬我在梅关站得高、看得远，让我能看到南国烽烟燃遍全中国，让熊熊的革命烈火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
“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嘴还这么硬。”粤军头目摇头叹气道。
3月20日，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之际，刘伯坚镇定自若，方寸未乱，又连续在临刑前写下了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当天写的第一封家书，也是被俘后的第三封家书，还是写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的。因他担心3月16日的家书丢失，故又将上次信中嘱咐的事重述了一遍，说“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刘伯坚再次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献身，死而无憾，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信中写道：“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在家书中嘱咐诸儿：“最重要的是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此时此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如何使后代繼承父辈的革命事业、成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用的人。
同一天，刘伯坚又挥笔疾书给妻子王叔振写了一封家书，直接寄给凤笙大嫂等诸兄嫂代为转交。这是刘伯坚生命中的最后一封家书，也是他被俘后的第四封家书。他在信中劝慰、勉励、嘱咐妻子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遗憾的是，王叔振未能看到丈夫刘伯坚的绝命家书。1935年春，王叔振牺牲在“左”倾路线的错误之下。然而，庆幸的是，刘伯坚的三个儿子都生存下来了。1936年，长子刘虎生由凤笙大嫂交给了周恩来。1949年，次子刘豹生在江西瑞金被找到。1953年，三子刘熊生在闽西被找到。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开国上将宋任穷评论刘伯坚的家书时说：“伯坚同志在就义前一天和当天写的两封信，字迹如往常一样工整端正，遒劲有力。全信洋溢着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热爱，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闪烁着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光辉，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1986年10月9日，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平昌县隆重举行。邓小平为纪念碑题词：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叶剑英、聂荣臻、陆定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分别为纪念碑题词，黄镇书写了长达200余字的碑文。
1992年1月17日上午，刘伯坚烈士塑像暨纪念碑揭幕仪式在大余金莲山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刘伯坚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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