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年，一九八八年，对朱自清先生来说是个“整日子”——诞辰九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等到换了新年历，想到此间新闻纸上的社闻动态常与日历翻动有关(比如总要应应这个“节”那个“日”的“景”)，不免觉得朱先生的“日子”似乎失落了。世人大抵很忙的样子，像朱氏当年一篇散文的题目——“匆匆”。而朱先生在京郊的公墓里，已静静躺过了四十年。无端记起。既是无端而又记起，怕又有些缘由。因为闲着，偶然想读些前贤的传记，读了几种，便有念也寻一本朱自清的传记来看，却没有寻到，虽然曾认定该是有一本的。四十年了，朱先生背影已远，好像仍是一如在时的温厚谦恭，所谓“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生岂识我生忙”，在他恐怕不会计身后之毁誉短长的。所幸，尚有前年版的一本《完美的人格》，收辑了友人若干纪念文字，读来总可慰情聊胜于无。
隔代之下，记着一个不必非记住的人物，似乎有隐约的情缘。想想，这之于自己，可能与幼时文化的启蒙有关。少年读书，聆读过的文章不能胜数了，烟云过眼，若是印象终究没有磨掉，即论也如云影浮沤，也该格外有不觉的影响关系以至于无形的陶冶。朱自清的散文或许就是属于这“入化”的一类。当初读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绿》等篇什，许多年后仍有勾起晓梦的滋味。“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而‘儿时的梦’和现在差了一世界，那酝酿着的惆怅的味儿，更其肥腴得可以……”(《忆》跋)朱自清曾这样地说俞平伯的散文，同样，朱先生的文字引起我的绵久忆念，也好像在追寻着童蒙开启的时分，即令时间在掩埋，还是宝贵着那一份文字所溢动的启示与响应。
《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做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妙奥，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五十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猖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时圣陶、夏丐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朱自清很早就自我问疑着，他的长诗《毁灭》记录了在尘世烦扰和诱惑下的内心独白：
像有些什么／又像没有——／凭这样不可捉摸的神气／真够教我向往了。但一切都太渺茫、太难把握，召唤和追迫都不如自己的选择——纤弱的琴弦奏不出伟大的声音，还不如拨烟尘而见自己国土！……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且必将磨灭的，／虽然这迟迟的行步／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便有十分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比之于追求，这是回归；比之于迸发，这是收敛；比之于伟大，这是平实。撇开了人生歧问难剪难理的羁绊。虽然这种选择不免自馁柔弱了些，毕竟从虚妄中蝉蜕出来。当许多嚣动的声音终于被历史岁月所磨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时，这个声音却依然在委曲低徊。这便是朱先生关于选择的平常观、中和观、“刹那”观——“我深感时日匆匆底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不会做正经的工夫。”“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我们体会这种观念，既非积极高蹈又非消极颓废，既非株守旧道又非趁逐波流，进与退、执与不执、有为与无为，原不是非此即彼所能简单评断的。
隔代之下，记着一个不必非记住的人物，似乎有隐约的情缘。想想，这之于自己，可能与幼时文化的启蒙有关。少年读书，聆读过的文章不能胜数了，烟云过眼，若是印象终究没有磨掉，即论也如云影浮沤，也该格外有不觉的影响关系以至于无形的陶冶。朱自清的散文或许就是属于这“入化”的一类。当初读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绿》等篇什，许多年后仍有勾起晓梦的滋味。“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而‘儿时的梦’和现在差了一世界，那酝酿着的惆怅的味儿，更其肥腴得可以……”(《忆》跋)朱自清曾这样地说俞平伯的散文，同样，朱先生的文字引起我的绵久忆念，也好像在追寻着童蒙开启的时分，即令时间在掩埋，还是宝贵着那一份文字所溢动的启示与响应。
《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做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妙奥，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五十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猖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时圣陶、夏丐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朱自清很早就自我问疑着，他的长诗《毁灭》记录了在尘世烦扰和诱惑下的内心独白：
像有些什么／又像没有——／凭这样不可捉摸的神气／真够教我向往了。但一切都太渺茫、太难把握，召唤和追迫都不如自己的选择——纤弱的琴弦奏不出伟大的声音，还不如拨烟尘而见自己国土！……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且必将磨灭的，／虽然这迟迟的行步／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便有十分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比之于追求，这是回归；比之于迸发，这是收敛；比之于伟大，这是平实。撇开了人生歧问难剪难理的羁绊。虽然这种选择不免自馁柔弱了些，毕竟从虚妄中蝉蜕出来。当许多嚣动的声音终于被历史岁月所磨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时，这个声音却依然在委曲低徊。这便是朱先生关于选择的平常观、中和观、“刹那”观——“我深感时日匆匆底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不会做正经的工夫。”“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我们体会这种观念，既非积极高蹈又非消极颓废，既非株守旧道又非趁逐波流，进与退、执与不执、有为与无为，原不是非此即彼所能简单评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