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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1939-2018），出生于耶路撒冷，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曾获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家庭是他写作的核心主题，他曾说：“家庭是宇宙间最为神秘的细胞。它包含着一切的因果、矛盾、争斗、爱欲、悖论和悲喜。”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就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想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所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被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栽在锈迹斑斑橄榄罐中的一棵没有神采的天竺，见不到一线阳光，正渐渐死去。所有的小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固不化的仙人掌。实际上，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座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是总从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到我们这边来，就像我们这个可怜居住区那轻微而执拗的霉味、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真的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觉得有点沮丧吗？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多数情况下不想让我听懂。当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仲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有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有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尖顶教堂、遥远的村庄、温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鹅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一样。”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地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蹬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个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頭。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只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摘自译林出版社《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就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想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所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被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栽在锈迹斑斑橄榄罐中的一棵没有神采的天竺，见不到一线阳光，正渐渐死去。所有的小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固不化的仙人掌。实际上，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座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是总从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到我们这边来，就像我们这个可怜居住区那轻微而执拗的霉味、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真的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觉得有点沮丧吗？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多数情况下不想让我听懂。当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仲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有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有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尖顶教堂、遥远的村庄、温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鹅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一样。”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地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蹬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个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頭。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只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摘自译林出版社《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