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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遗嘱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最近刚过完八十大寿的资产家李某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立遗嘱。但是，委托专家帮其立遗嘱的费用比想象高得多，最多需要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李某考虑良久后决定利用智能手机立遗嘱，既省事又免费。韩国律师介绍说：“智能手机遗嘱属于‘录音遗言’的一种。录音遗言本是文盲、残疾人、重症患者采用的方式，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利用这种方式留遗言。不过留言者必须口述姓名、日期、遗言主旨等法律要求事项，而且要有一名以上的证人参与。”
网络遗嘱
美国现在有近20家专门替人料理网络身后事的网站，比如类似“遗物守护者”、“死亡开关”等。“遗物守护者”采取人工验证的方式，在用户的朋友发送“死亡信息”之前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把指定账号的内容转移给某个指定的继承人，例如，可以将谷歌邮箱账号给老婆，把微软博客账号给子女等等。用户还可以指定自己的两位好友作为委托人。用户的继承者只有同时获得两位的许可，才能打开该用户寄存在“遗物守护者”那里的账号保险箱。不过，网络遗嘱只处分电子遗产，如各类网站账号。
英国遗嘱库
英国政府先前已经把1996年以后的遗嘱经由互联网向民众开放查询。2014年1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充相关数据库，把1858年至1996年期间的遗嘱录入数据库中，将于近期向民众开放查询。英国民众可以登录遗嘱库进行查询，如果要打开某份遗嘱阅读，需要支付10英镑（约合95元人民币）。除了查询亲属的遗嘱，英国民众还可以查阅19世纪和20世纪不少名人的遗嘱，例如前首相丘吉尔、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创作“小熊维尼”形象的童话作家A·A·米尔恩等。
宠物狗和
子女的遗嘱战争
2010年3月，美国67岁千万富婆盖尔珀斯纳离开了人世，但盖尔留下的一份遗嘱却十分惊人：她竟将总价值1130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3条宠物狗，还将2500万美元遗产留给了7名负责照料爱犬的管家和保镖，而她唯一的儿子布莱特卡尔，只得到了区区100万美元遗产。日前，恼羞成怒的布莱特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宣判母亲遗嘱无效，一场人狗之间的“遗产大战”就此上演。布莱特指出，2008年母亲盖尔在身边助手的劝说之下修改过遗嘱，结果那之后留给他的遗产就减少到了区区100万美元。但针对布莱特的“阴谋论”，盖尔的管家和保镖均拒绝发表评论。
去年清明节，《方圆》记者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谈生死观”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律师陈凯，他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前来分享如何看待生死的话题。轮到他发言时，这位正当年的青年律师开门见山，建议听众在有生之年，赶紧立一份遗嘱。那时，他与人合著的新书《如何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刚出版不久。
陈凯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由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华遗嘱库”就坐落在北京市西交民巷73号。
中华遗嘱库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遗嘱咨询、遗嘱登记和遗嘱保管的服务。2014年9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绿色家园媒体村的中华遗嘱库第二登记中心也开始正式挂牌运行。
陆续开了两个遗嘱库，工作开展起来千头万绪，陈凯告诉《方圆》记者，他现在不断地做演讲，接受采访，就是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未来构建一个更完整的“三级遗嘱库系统”。
“我们中国人总是会把遗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会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所以让中国人立一份遗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遗嘱只是解决死亡后可能产生风险的预案，就像买保险。中华遗嘱库带来的将是一场有关生死的观念革命”。陈凯说：“遗嘱关系的不仅仅是财产问题，更多的是国民心理、生命教育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遗嘱不仅仅是继承财产
高中时候，陈凯从旧书摊淘到了一本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洪丕谟写的《法苑谈往》。书中各式各样的古代法律案件让他觉得“法律并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由此，陈凯决心要学好法律，并立志做一名律师。陈凯曾是一个考过全班倒数第十的“差生”，但毕业时以全班第五名的高考成绩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法律专业。
大学第一堂法律课，当老师提问“法到底是什么？”时，大部分人都按教科书的理解回答。轮到了陈凯，他说：“无论什么社会什么阶级，法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的东西构成了我们对法律最基础的认识，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法。”而1995年的法学课，所用教科书还是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法。思考法律理念成了陈凯的一个习惯。
陈凯毕业后在东五环一个国有企业做法律顾问。律师资格证拿到后，他又去同达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实习律师，一边实习，一边工作。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22岁的陈凯收到家里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陈凯清楚地记得，离他发第一个月工资还差六天。陈凯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走出失去父亲的悲痛，“我总想如果他还在，还能给我一些指导，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
直到一次偶然回家，陈凯遇到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告訴陈凯，他父亲生病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儿子。父亲的遗言是希望他“能做有意义的事情”。虽然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但这一句话对那时的陈凯来说也是很大的安慰。
从那时开始，陈凯意识到写一份遗嘱的重要性：“我现在写遗嘱给我儿子，就会写上让他如何接受事实，如何渡过难关这样的话。其实，对活着的人来说，遗嘱不仅仅是财产的问题，而是一种叮嘱、指导、牵挂和表达。”
2003年，陈凯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2年以后，他又到了中凯律师事务所，一直工作到现在。从业过程中，陈凯陆陆续续处理过一些有关遗嘱的案件。
曾有60多岁的老人，在夜里10点多给他打电话，求陈凯救救她，说她现在“死的心都有”。原因是老人有三套房产，最好的一套属拆迁房。而三个女儿就那套拆迁房对老人展开轮番攻势，都希望老人能在遗嘱中，将拆迁房分给自己。无奈的老人前前后后写了十多份遗嘱，可陈凯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遗嘱按时间顺序，只有最后一份具备法律效力，而一旦老人去世，这些私下订立的遗嘱，往往因为不规范引发争议。尤其是大都市房屋升值又使得遗产继承纷争屡增不减。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最近刚过完八十大寿的资产家李某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立遗嘱。但是，委托专家帮其立遗嘱的费用比想象高得多，最多需要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李某考虑良久后决定利用智能手机立遗嘱，既省事又免费。韩国律师介绍说：“智能手机遗嘱属于‘录音遗言’的一种。录音遗言本是文盲、残疾人、重症患者采用的方式，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利用这种方式留遗言。不过留言者必须口述姓名、日期、遗言主旨等法律要求事项，而且要有一名以上的证人参与。”
网络遗嘱
美国现在有近20家专门替人料理网络身后事的网站，比如类似“遗物守护者”、“死亡开关”等。“遗物守护者”采取人工验证的方式，在用户的朋友发送“死亡信息”之前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把指定账号的内容转移给某个指定的继承人，例如，可以将谷歌邮箱账号给老婆，把微软博客账号给子女等等。用户还可以指定自己的两位好友作为委托人。用户的继承者只有同时获得两位的许可，才能打开该用户寄存在“遗物守护者”那里的账号保险箱。不过，网络遗嘱只处分电子遗产，如各类网站账号。
英国遗嘱库
英国政府先前已经把1996年以后的遗嘱经由互联网向民众开放查询。2014年1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充相关数据库，把1858年至1996年期间的遗嘱录入数据库中，将于近期向民众开放查询。英国民众可以登录遗嘱库进行查询，如果要打开某份遗嘱阅读，需要支付10英镑（约合95元人民币）。除了查询亲属的遗嘱，英国民众还可以查阅19世纪和20世纪不少名人的遗嘱，例如前首相丘吉尔、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创作“小熊维尼”形象的童话作家A·A·米尔恩等。
宠物狗和
子女的遗嘱战争
2010年3月，美国67岁千万富婆盖尔珀斯纳离开了人世，但盖尔留下的一份遗嘱却十分惊人：她竟将总价值1130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3条宠物狗，还将2500万美元遗产留给了7名负责照料爱犬的管家和保镖，而她唯一的儿子布莱特卡尔，只得到了区区100万美元遗产。日前，恼羞成怒的布莱特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宣判母亲遗嘱无效，一场人狗之间的“遗产大战”就此上演。布莱特指出，2008年母亲盖尔在身边助手的劝说之下修改过遗嘱，结果那之后留给他的遗产就减少到了区区100万美元。但针对布莱特的“阴谋论”，盖尔的管家和保镖均拒绝发表评论。
去年清明节，《方圆》记者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谈生死观”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律师陈凯，他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前来分享如何看待生死的话题。轮到他发言时，这位正当年的青年律师开门见山，建议听众在有生之年，赶紧立一份遗嘱。那时，他与人合著的新书《如何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刚出版不久。
陈凯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由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华遗嘱库”就坐落在北京市西交民巷73号。
中华遗嘱库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遗嘱咨询、遗嘱登记和遗嘱保管的服务。2014年9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绿色家园媒体村的中华遗嘱库第二登记中心也开始正式挂牌运行。
陆续开了两个遗嘱库，工作开展起来千头万绪，陈凯告诉《方圆》记者，他现在不断地做演讲，接受采访，就是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未来构建一个更完整的“三级遗嘱库系统”。
“我们中国人总是会把遗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会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所以让中国人立一份遗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遗嘱只是解决死亡后可能产生风险的预案，就像买保险。中华遗嘱库带来的将是一场有关生死的观念革命”。陈凯说：“遗嘱关系的不仅仅是财产问题，更多的是国民心理、生命教育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遗嘱不仅仅是继承财产
高中时候，陈凯从旧书摊淘到了一本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洪丕谟写的《法苑谈往》。书中各式各样的古代法律案件让他觉得“法律并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由此，陈凯决心要学好法律，并立志做一名律师。陈凯曾是一个考过全班倒数第十的“差生”，但毕业时以全班第五名的高考成绩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法律专业。
大学第一堂法律课，当老师提问“法到底是什么？”时，大部分人都按教科书的理解回答。轮到了陈凯，他说：“无论什么社会什么阶级，法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的东西构成了我们对法律最基础的认识，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法。”而1995年的法学课，所用教科书还是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法。思考法律理念成了陈凯的一个习惯。
陈凯毕业后在东五环一个国有企业做法律顾问。律师资格证拿到后，他又去同达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实习律师，一边实习，一边工作。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22岁的陈凯收到家里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陈凯清楚地记得，离他发第一个月工资还差六天。陈凯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走出失去父亲的悲痛，“我总想如果他还在，还能给我一些指导，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
直到一次偶然回家，陈凯遇到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告訴陈凯，他父亲生病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儿子。父亲的遗言是希望他“能做有意义的事情”。虽然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但这一句话对那时的陈凯来说也是很大的安慰。
从那时开始，陈凯意识到写一份遗嘱的重要性：“我现在写遗嘱给我儿子，就会写上让他如何接受事实，如何渡过难关这样的话。其实，对活着的人来说，遗嘱不仅仅是财产的问题，而是一种叮嘱、指导、牵挂和表达。”
2003年，陈凯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2年以后，他又到了中凯律师事务所，一直工作到现在。从业过程中，陈凯陆陆续续处理过一些有关遗嘱的案件。
曾有60多岁的老人，在夜里10点多给他打电话，求陈凯救救她，说她现在“死的心都有”。原因是老人有三套房产，最好的一套属拆迁房。而三个女儿就那套拆迁房对老人展开轮番攻势，都希望老人能在遗嘱中，将拆迁房分给自己。无奈的老人前前后后写了十多份遗嘱，可陈凯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遗嘱按时间顺序，只有最后一份具备法律效力，而一旦老人去世，这些私下订立的遗嘱，往往因为不规范引发争议。尤其是大都市房屋升值又使得遗产继承纷争屡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