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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责。
1978年，粱刚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然后被录取至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毕业后，粱刚建进入光明日报社，在报社工作近10年后，他创办了《中华读书报》，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
2002年，粱刚建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回首过往，梁刚建感慨万分，高考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必须感谢那个年代，那次难得的机会，让命运有了不同的可能。
他向记者分享了他不一样的高考人生……
高考
我出生于1953年，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当时按照学习成绩编号，我小学六年一直是01号，我打小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小时的梦想是，考到北京南四中，当时最著名的学校，然后上清华大学。然而，小学毕业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的大学梦碎了。
1969年，我还未满16岁，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在那里，我待了6年多，兵团里有个同学，他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特别爱藏书，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大半箱是书籍，均是世界名著，受他的感染，大家每天都熬夜点着灯轮流看。
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道，我小时候患的是精神饥饿症，也叫青春期营养不良。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我离开书本，离开课堂，到祖国北部的一个盐碱滩上去种水稻。那里不但是一片不毛之地，精神生活也是荒芜一片。我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抽烟、打牌，学会了在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中不吭一声。本来已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外国字只认得ABC，中国字只够写一封平安信。待到终于返城时，我带回的是強壮的筋骨和空虚的头脑。人家管我叫“知识青年”，我脸都没地方搁。
1975年春，我入伍参军，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军分区警卫部队，1977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医院，一个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就在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当时工人阶级比较吃香，我就选择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镗工。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一起走进了考场，参加了共和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最终27.3万人被录取。
遗憾的是，当年忙于工作，我错过了。特别鼓舞人的是，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
工厂车间领导都比较支持，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加紧复习备考，我实际是小学六年级水平，每天下班后，我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在长椅上复习，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练嗓子，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回家很晚，也不觉得累。
7月20日高考，全厂二十几个工友参加了高考，考试科目共有5门，分别是政治、语文、史地、理化、英语，每门100分，满分500分，考试下来，我得了318分，能够考到318分，实属不易，5门功课，相当于我只考了4门，放弃了理化的复习，当时复习把全部精力放在另外4门，理化成绩，我还记得只考了12分。
当时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学校录取名额有限，确定了两条杠，300分是及格分数，320分是录取分数，我差2分，没有录取。工友们参加考试的一半都考上了，还有一半都在及格分数与录取分数之间。当时没有被录取的，大家心情都很懊丧。
上大学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1978年10月，林乎加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特别爱护年轻人，尊重知识分子，发现录取名额有限，他在天津就做了一个试点，找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扩招”了8000人，邓小平同志出访朝鲜时途经天津，林乎加当面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表示了支持，明确表示，你们可以先试。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在会上，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然后问大家，北京未被錄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地方，老师也没有，林乎加说，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很快他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各个高校校长开会，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话，特别动情，他说，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人不能进学校读书，不能上大学，对他们不公平，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也不能再等了，现在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大家共同想办法，这件事一定要办！
当时，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最后想到的办法是，腾出了北京15所中小学，还有一些机关党校、工厂厂房，北京市委拨了一些钱，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建起了36所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各有两所分校，扩招了16000名学生，4个月时间里，这些分校都弄起来了。1979年2月份入学，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地方在哪儿呢？在北京丰盛胡同，以前是丰盛中学，300分至320分的落榜生，一律进！
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入学迎新会上，面对一万多学生，林乎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仍然记得，他说，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虽然条件很艰苦，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
我是中共党史一班，五亩三分地上没有宿舍，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图书馆，大学必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就是这种条件，分校硬是办起来了，学了四年。体育课时，租借月坛体育场，班上40人，男生30人，女生10人，娱乐活动怎么办呢？自办。我们一班比较活跃，年轻人嘛，都特别好玩，经常是周末下午，一帮同学把桌子椅子挪开，中间腾出来跳舞，学校各班的“班花”基本上都来过。 我们这些人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北京市为了支持这些学生，凡是工龄够3年、5年的，带工资上学，这是有文件的。我们班有一半带工资的，有一半不带工资的，吃饭聚会都是带工资的掏钱，我当时是带工资的。我们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大，我是1953年生的，在我们班算是中等，1948年出生的最大，最小的1959年，有结婚带着小孩的，有应届生，有工厂的科长，有食堂的大师傅，还有现役军人。我们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本校一样，老师也是本校的，两个校址来回跑，比较辛苦，特别敬业。
当时丰盛中学忽然安排进来1000多人，很挤，什么都很拥挤，关键还没有地方谈恋爱。我们学校门口有一棵老槐树，后来，这棵老槐树就变成了约会的地方，恋爱表白，都在那棵树底下。
扩招的这些学生，后来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我们班部级干部有两位，司局级有三位，大学教授、一些报社主编、校长……还有一些后来出国留学的。
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銀一样珍贵。1977、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年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也就不足为奇。
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19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七七、七八级现象”。
毕业后
1983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领导觉得我是中共党员，又是大学毕业生，希望我去光明日报社人事处工作，我说不行，我要有专业的，我的理想是写点东西。领导说那你只能上夜班，至少5年，我说可以。领导说那你还得帮我找个党员大学生来，我后来找来同学刘鑫武，他当时已经分配到昌平区党校，刘同学后来成为有名的摄影记者，我则在光明日报社上了5年夜班。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
进入《光明日报》时，整个报社那时还不到10个大学生，值夜班时，我是头版编辑，我也没办法采访，我就写评论，投给各个报社，包括《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我当时家住在团结湖，我就跟我夫人说，我要在团结湖比一下，哪个灯最晚灭，我就坚持在那里写。后来写出名堂了，最早是单位收发室有了动静，说我是全报社稿费笔数最多的，平均两天发表一篇稿，《光明日报》领导就说，哎哟，这小伙子还挺能写，就把我调到了评论部，专门写评论，担任主任助理。
评论部的同志们都热爱读书，1993年底，大家在一起就想，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读书报纸，我们几个干脆办一张报纸得了。大家想法很简单，说干就干，一下子就办起来了，1993年底筹备，1994年创刊。我那时刚过40岁，《中华读书报》一举成名，火得很，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7月9日，《中华读书报》出版了二十周年特刊——《创刊那些事》，我应编辑命题作文要求，回忆了当年创刊的一些事，文章里，我说，当年哪有什么办刊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我则从普通编辑一下子就提升至副局级干部，担任总编辑。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起用实习记者，除了几个编辑外，其他的全部是学生，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让我骄傲的是，这批人，现在都成才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翁昌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读书》杂志主编祝晓风，《北京青年报》总编辑余海波，不到40岁就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张毓强，朗朗书房创始人呼延华、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恒，太一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珺，等等，薪火相传。
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我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會长，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MBA导师，工作闲暇之余，我还受邀到全国各地高校作讲座。
感谢1978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我爱上了书的年代。我仍然记得，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解禁后的世界文学名著，闻讯赶来买书的人们夜里开始就排起了队，蜿蜒几里。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自豪的一员。今天，当我伫立在书橱前审视我的藏书时，我总是第一眼就看到那最尊贵的首批客人：《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唐诗选》《宋词选》……这些书，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片奇妙的天地，使我第一次知道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享受。
1978年，粱刚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然后被录取至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毕业后，粱刚建进入光明日报社，在报社工作近10年后，他创办了《中华读书报》，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
2002年，粱刚建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回首过往，梁刚建感慨万分，高考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必须感谢那个年代，那次难得的机会，让命运有了不同的可能。
他向记者分享了他不一样的高考人生……
高考
我出生于1953年，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当时按照学习成绩编号，我小学六年一直是01号，我打小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小时的梦想是，考到北京南四中，当时最著名的学校，然后上清华大学。然而，小学毕业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的大学梦碎了。
1969年，我还未满16岁，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在那里，我待了6年多，兵团里有个同学，他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特别爱藏书，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大半箱是书籍，均是世界名著，受他的感染，大家每天都熬夜点着灯轮流看。
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道，我小时候患的是精神饥饿症，也叫青春期营养不良。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我离开书本，离开课堂，到祖国北部的一个盐碱滩上去种水稻。那里不但是一片不毛之地，精神生活也是荒芜一片。我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抽烟、打牌，学会了在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中不吭一声。本来已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外国字只认得ABC，中国字只够写一封平安信。待到终于返城时，我带回的是強壮的筋骨和空虚的头脑。人家管我叫“知识青年”，我脸都没地方搁。
1975年春，我入伍参军，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军分区警卫部队，1977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医院，一个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就在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当时工人阶级比较吃香，我就选择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镗工。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一起走进了考场，参加了共和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最终27.3万人被录取。
遗憾的是，当年忙于工作，我错过了。特别鼓舞人的是，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
工厂车间领导都比较支持，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加紧复习备考，我实际是小学六年级水平，每天下班后，我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在长椅上复习，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练嗓子，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回家很晚，也不觉得累。
7月20日高考，全厂二十几个工友参加了高考，考试科目共有5门，分别是政治、语文、史地、理化、英语，每门100分，满分500分，考试下来，我得了318分，能够考到318分，实属不易，5门功课，相当于我只考了4门，放弃了理化的复习，当时复习把全部精力放在另外4门，理化成绩，我还记得只考了12分。
当时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学校录取名额有限，确定了两条杠，300分是及格分数，320分是录取分数，我差2分，没有录取。工友们参加考试的一半都考上了，还有一半都在及格分数与录取分数之间。当时没有被录取的，大家心情都很懊丧。
上大学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1978年10月，林乎加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特别爱护年轻人，尊重知识分子，发现录取名额有限，他在天津就做了一个试点，找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扩招”了8000人，邓小平同志出访朝鲜时途经天津，林乎加当面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表示了支持，明确表示，你们可以先试。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在会上，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然后问大家，北京未被錄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地方，老师也没有，林乎加说，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很快他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各个高校校长开会，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话，特别动情，他说，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人不能进学校读书，不能上大学，对他们不公平，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也不能再等了，现在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大家共同想办法，这件事一定要办！
当时，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最后想到的办法是，腾出了北京15所中小学，还有一些机关党校、工厂厂房，北京市委拨了一些钱，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建起了36所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各有两所分校，扩招了16000名学生，4个月时间里，这些分校都弄起来了。1979年2月份入学，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地方在哪儿呢？在北京丰盛胡同，以前是丰盛中学，300分至320分的落榜生，一律进！
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入学迎新会上，面对一万多学生，林乎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仍然记得，他说，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虽然条件很艰苦，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
我是中共党史一班，五亩三分地上没有宿舍，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图书馆，大学必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就是这种条件，分校硬是办起来了，学了四年。体育课时，租借月坛体育场，班上40人，男生30人，女生10人，娱乐活动怎么办呢？自办。我们一班比较活跃，年轻人嘛，都特别好玩，经常是周末下午，一帮同学把桌子椅子挪开，中间腾出来跳舞，学校各班的“班花”基本上都来过。 我们这些人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北京市为了支持这些学生，凡是工龄够3年、5年的，带工资上学，这是有文件的。我们班有一半带工资的，有一半不带工资的，吃饭聚会都是带工资的掏钱，我当时是带工资的。我们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大，我是1953年生的，在我们班算是中等，1948年出生的最大，最小的1959年，有结婚带着小孩的，有应届生，有工厂的科长，有食堂的大师傅，还有现役军人。我们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本校一样，老师也是本校的，两个校址来回跑，比较辛苦，特别敬业。
当时丰盛中学忽然安排进来1000多人，很挤，什么都很拥挤，关键还没有地方谈恋爱。我们学校门口有一棵老槐树，后来，这棵老槐树就变成了约会的地方，恋爱表白，都在那棵树底下。
扩招的这些学生，后来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我们班部级干部有两位，司局级有三位，大学教授、一些报社主编、校长……还有一些后来出国留学的。
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銀一样珍贵。1977、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年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也就不足为奇。
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19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七七、七八级现象”。
毕业后
1983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领导觉得我是中共党员，又是大学毕业生，希望我去光明日报社人事处工作，我说不行，我要有专业的，我的理想是写点东西。领导说那你只能上夜班，至少5年，我说可以。领导说那你还得帮我找个党员大学生来，我后来找来同学刘鑫武，他当时已经分配到昌平区党校，刘同学后来成为有名的摄影记者，我则在光明日报社上了5年夜班。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
进入《光明日报》时，整个报社那时还不到10个大学生，值夜班时，我是头版编辑，我也没办法采访，我就写评论，投给各个报社，包括《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我当时家住在团结湖，我就跟我夫人说，我要在团结湖比一下，哪个灯最晚灭，我就坚持在那里写。后来写出名堂了，最早是单位收发室有了动静，说我是全报社稿费笔数最多的，平均两天发表一篇稿，《光明日报》领导就说，哎哟，这小伙子还挺能写，就把我调到了评论部，专门写评论，担任主任助理。
评论部的同志们都热爱读书，1993年底，大家在一起就想，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读书报纸，我们几个干脆办一张报纸得了。大家想法很简单，说干就干，一下子就办起来了，1993年底筹备，1994年创刊。我那时刚过40岁，《中华读书报》一举成名，火得很，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7月9日，《中华读书报》出版了二十周年特刊——《创刊那些事》，我应编辑命题作文要求，回忆了当年创刊的一些事，文章里，我说，当年哪有什么办刊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我则从普通编辑一下子就提升至副局级干部，担任总编辑。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起用实习记者，除了几个编辑外，其他的全部是学生，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让我骄傲的是，这批人，现在都成才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翁昌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读书》杂志主编祝晓风，《北京青年报》总编辑余海波，不到40岁就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张毓强，朗朗书房创始人呼延华、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恒，太一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珺，等等，薪火相传。
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我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會长，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MBA导师，工作闲暇之余，我还受邀到全国各地高校作讲座。
感谢1978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我爱上了书的年代。我仍然记得，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解禁后的世界文学名著，闻讯赶来买书的人们夜里开始就排起了队，蜿蜒几里。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自豪的一员。今天，当我伫立在书橱前审视我的藏书时，我总是第一眼就看到那最尊贵的首批客人：《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唐诗选》《宋词选》……这些书，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片奇妙的天地，使我第一次知道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