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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官宦黎民，修身是每天必做功课。而修身当先知荣辱。修身道德责任感只有建立在荣辱观的基础上，才能萌动、产生和发展。“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说明知荣辱是修身不可缺少的品格。荣辱观是人们对光荣与耻辱等道德问题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标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文明程度。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定义了新时期的是非观念、善恶分野和美丑界限，是公民修身向善的行动指南。
修身责任源于趋荣避辱。趋荣避辱是人的一种固有的社会本能和人格需求。荀子在其《荣辱》中说，“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石成金认为，趋荣避辱是“立人之大节”，“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朱熹有言：“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入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说文解字》对“耻”释为：耻，辱也。从心、耳声。羞愧乃闻过心有所渐而生，故从心。耳为听觉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从耳声。《孟子》强调：“耻之人大矣！”“耻”对人而言太重要了。人若一萌邪念，便生羞辱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惧之感，便会因此而停止邪念恶行。因此，趋荣避辱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底线的“防火墙”。故古人言：“耻可以全人之德”。实践表明，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赢得社会和他人的褒誉，他会因此倍感荣耀而得到心灵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物质利益享受所无法取代和比拟的。若因行为过失招致社会和他人的贬斥，他会产生一种羞辱感和巨大心理压力，不得不矫正自己的行为。这种对荣的“趋”与对辱的“避”，便成为强化人们修身责任的源泉动力。
趋荣避辱看似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人的社会属性的客观反映。“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任何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环境中生活的，趋荣避辱不仅关系个人的修身品行，而且关系国家命运和他人利益，必然受到社会和他人的关注。在涉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重大利益问题上，一个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社会和他人的反应和褒贬，进而做出适合自己趋荣避辱的理性选择。“仁则荣，不仁则辱”，“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从社会他人角度对怎样趋荣避辱、免受“大辱”指出了途径和界定。正是趋荣避辱的这种社会性，使人们的道德取向和行为不断得到调整，修身责任由此孕育诞生。
修身道德范于知荣明辱。人们趋荣避辱的社会本能，并非必然能正确规范和调整人们的道德取向，确保社会有序运转。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荣辱观是不同的，判断荣辱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但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对荣辱的判断标准理当一致。“八荣八耻”对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泾渭分明，为知荣明辱指出了方向。人们只有从思想上真正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辱，才能自觉地规范修身道德，形成齐推为荣之事、同斥为辱之行的合力。
知荣明辱，道德规范；不知荣辱，道德失范。袁坤仪“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时指出，“可师”与“瓦裂”之分野，就在于是否知荣辱。《孟子·尽心上》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没有耻辱之心，没有耻辱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炎武进而指出：“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不知荣辱，道德沦丧，做人则无以治己，做事则无以治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悔过也离不开知荣辱。朱熹说：“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康有为曰：“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故《国语》告诫：“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为民，无耻害己。民知耻，人类文明才能进步；为官，无耻殃民。官知耻，百姓权益才能保障。然而，当前荣辱颠倒的现象多有存在。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等被视为“傻气古板”。损人利己、见利忘义、骄奢淫逸成了“潇洒荣耀”。《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只是一种大趋势。实际上，富裕不意味着必然知荣明辱。有的人富起来了，却依然践踏公德。要改变荣辱颠倒，关键是用“八荣八耻”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分美丑，规范全民族的修身道德。
修身实践行于扬荣抑辱。“道德者，行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关键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践行，知行合一，将扬荣抑辱付诸实践。一是健全机制提供保障。古人云：“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建立评价机制，使有德者受到赞誉，无德者受到贬斥，营造“荣”是积极奋进目标、“耻”是防微杜渐警钟的浓厚氛围；建立奖惩机制，使荣者有所“得”，耻者有所“失”，弘扬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建立监控机制，让人们对失德行为不耻为、不屑为、不愿为、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二是强化教育固本强基。《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建立政权和领导百姓，教育理当优先。教育的目的是不断发展人的善良，挽救人的过失。抓好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人心得治，伦理协调，扬荣抑辱就有了坚实的根基。三是领导干部示范引路。北宋“闽学四贤”之一的罗从彦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表明:“上行则下效”，“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官德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引导和决定着民风。扬荣抑辱，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吃喝冲在第一线，斗志退到贫困线，违纪越过警戒线”的情况，要大力弘扬革命气节。朱自清在《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要守节，不要失节”。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守住道德之“节”，不失做人之“节”。由此引导群众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道德该干的，必须努力干好；违背道德不该干的，坚决不干。
（作者系中共浏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修身责任源于趋荣避辱。趋荣避辱是人的一种固有的社会本能和人格需求。荀子在其《荣辱》中说，“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石成金认为，趋荣避辱是“立人之大节”，“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朱熹有言：“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入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说文解字》对“耻”释为：耻，辱也。从心、耳声。羞愧乃闻过心有所渐而生，故从心。耳为听觉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从耳声。《孟子》强调：“耻之人大矣！”“耻”对人而言太重要了。人若一萌邪念，便生羞辱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惧之感，便会因此而停止邪念恶行。因此，趋荣避辱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底线的“防火墙”。故古人言：“耻可以全人之德”。实践表明，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赢得社会和他人的褒誉，他会因此倍感荣耀而得到心灵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物质利益享受所无法取代和比拟的。若因行为过失招致社会和他人的贬斥，他会产生一种羞辱感和巨大心理压力，不得不矫正自己的行为。这种对荣的“趋”与对辱的“避”，便成为强化人们修身责任的源泉动力。
趋荣避辱看似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人的社会属性的客观反映。“德者，内也。得者，外也。”“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任何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环境中生活的，趋荣避辱不仅关系个人的修身品行，而且关系国家命运和他人利益，必然受到社会和他人的关注。在涉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重大利益问题上，一个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顾及社会和他人的反应和褒贬，进而做出适合自己趋荣避辱的理性选择。“仁则荣，不仁则辱”，“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从社会他人角度对怎样趋荣避辱、免受“大辱”指出了途径和界定。正是趋荣避辱的这种社会性，使人们的道德取向和行为不断得到调整，修身责任由此孕育诞生。
修身道德范于知荣明辱。人们趋荣避辱的社会本能，并非必然能正确规范和调整人们的道德取向，确保社会有序运转。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荣辱观是不同的，判断荣辱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但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对荣辱的判断标准理当一致。“八荣八耻”对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泾渭分明，为知荣明辱指出了方向。人们只有从思想上真正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辱，才能自觉地规范修身道德，形成齐推为荣之事、同斥为辱之行的合力。
知荣明辱，道德规范；不知荣辱，道德失范。袁坤仪“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时指出，“可师”与“瓦裂”之分野，就在于是否知荣辱。《孟子·尽心上》云：“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没有耻辱之心，没有耻辱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炎武进而指出：“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不知荣辱，道德沦丧，做人则无以治己，做事则无以治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悔过也离不开知荣辱。朱熹说：“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康有为曰：“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故《国语》告诫：“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为民，无耻害己。民知耻，人类文明才能进步；为官，无耻殃民。官知耻，百姓权益才能保障。然而，当前荣辱颠倒的现象多有存在。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等被视为“傻气古板”。损人利己、见利忘义、骄奢淫逸成了“潇洒荣耀”。《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只是一种大趋势。实际上，富裕不意味着必然知荣明辱。有的人富起来了，却依然践踏公德。要改变荣辱颠倒，关键是用“八荣八耻”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分美丑，规范全民族的修身道德。
修身实践行于扬荣抑辱。“道德者，行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关键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践行，知行合一，将扬荣抑辱付诸实践。一是健全机制提供保障。古人云：“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建立评价机制，使有德者受到赞誉，无德者受到贬斥，营造“荣”是积极奋进目标、“耻”是防微杜渐警钟的浓厚氛围；建立奖惩机制，使荣者有所“得”，耻者有所“失”，弘扬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建立监控机制，让人们对失德行为不耻为、不屑为、不愿为、不想为、不能为、不敢为。二是强化教育固本强基。《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建立政权和领导百姓，教育理当优先。教育的目的是不断发展人的善良，挽救人的过失。抓好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人心得治，伦理协调，扬荣抑辱就有了坚实的根基。三是领导干部示范引路。北宋“闽学四贤”之一的罗从彦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表明:“上行则下效”，“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官德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引导和决定着民风。扬荣抑辱，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吃喝冲在第一线，斗志退到贫困线，违纪越过警戒线”的情况，要大力弘扬革命气节。朱自清在《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要守节，不要失节”。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守住道德之“节”，不失做人之“节”。由此引导群众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道德该干的，必须努力干好；违背道德不该干的，坚决不干。
（作者系中共浏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