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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出生于广东省陆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在陆丰长期的基层工作岁月中，他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改变当地贫穷落后面貌而忘我工作。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团结和带领“一班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不争论，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探索，求真务实，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使广东省保持了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微服侦查“大锅饭”
195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在祖国南方小小的陆丰县，也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分配实行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陆丰县坚决传达并执行上级“放开肚皮吃”及“吃饭不要钱”的指示精神。这样吃下去，公社能承受得了吗？从小吃番薯长大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非心里产生了怀疑。
公社出现了一个小队，队伍的男女老少一大早就向邻村进发。他们没有随身带任何农具，个个兴高采烈，情绪昂扬，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其实是去相邻近的公社食堂“免费吃饭”。有人跟谢非汇报这样的小队一天居然能吃七八顿。谢非觉得难以置信，由于他历来提倡要深入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于是一天，他顶着一顶破草帽，肘上还挎着一只粪筐，远远跟在队伍后边。一天下来，这支吃喝串连队伍到午后时分，已长驱四十余里，从螺溪吃到了河田的黄沙，已经吃出了自己所在公社境内，在更大的范围及更高的层次实现了一次共产主义的大锅饭。躲躲闪闪地跟在队伍后的谢非自然是一餐也没有吃，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他深深叹服农民兄弟的胃口，但是大锅饭真那么吃下去，又能让农民们吃几天呢？
回来后谢非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向县领导们汇报了自己化装侦察后的感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谢非并没有直接否定公共食堂的政策，只是强调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坐吃山空。因为他跟到河田黄沙时，发现那里的午餐只是吃番薯粥，食堂外还打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闲人免进”，说明就是番薯粥也难以为继了。如果口粮出现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容易出大问题。
“大跃进”时期，各地“农业卫星”纷纷升空，但陆丰一直没有放出“卫星”来，县委常委谢非还兼着《陆丰报》的社长，压力就特别大。于是，一个个宣称能使番薯亩产达到100万斤的办法送到谢非手里。谢非听了，悄悄去了番薯地，一个人蹲在地头，心事重重地琢磨着那些“办法”能否推广。当然，这些方法往往只计收入不计支出，非常离谱。经过认真筛选，谢非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方案上，办法是往每棵番薯苗根部灌狗肉汁。这个方案的发明者肯定认为天下美味和营养莫过于狗肉，因此发明者由此推论番薯也是非常喜欢吃狗肉的。它的科学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番薯苗没有长牙，吃不了肉，因此想出了灌肉汁的高招。谢非想，这个办法与所有放“卫星”相比，副作用相对最小，代价也不大，因为农民们宁可行军四十里去吃邻村一餐饭，肯定能顺便就将狗肉汁灌进自己的肚子里，所谓肉烂在锅里，即使灌到地里的也等于施了一遍有机肥，这样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重大损失。思忖再三，谢非拍拍膝盖上的土站起身来，决定让部里的同志对外宣传狗肉汁种番薯的试验。就算不得不放“卫星”，至少也让农民少些损失，多一点点实惠。这个“卫星”当然没放成功，但放“卫星”的农民兄弟总算不至血本无归，几顿美味的狗肉吃得他们眉开眼笑，满面红光。
年底，谢非和县委的干部们一同下乡，看到因为大炼钢铁被砍光的秃山，不由心乱如麻，觉得宣传工作不坚持实事求是肯定要出大问题的。他立即请示县委，召开了一个宣传干部会议。会议上谢非作了一次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样要讲实事求是。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乃至于错误……明明是苦，硬要叫群众思甜，这就叫不实事求是……现在宣传工作是有方向性错误的……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什么问题？就是把胡思乱想当成革命精神来宣传，把封建迷信当成科学来宣传，把大话空话当成革命干劲来宣传，把形式主义当成群众积极性来宣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就是从宣传开始错起的。我们在座的都要认真反省自己！……”
在当时的环境下，谢非的这番讲话在陆丰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许多宣传干部都有如梦初醒之感。坚持实事求是是这个年轻的县委常委身上闪亮的品格，这种品格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保驾护航邓小平“南巡”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困惑，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视察，并发表了扭转局势的谈话。
1992年1月2日，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广东省委接待小平同志来广东的一份绝密电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让谢非意识到邓小平此次广东之行将对广东乃至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谢非和省委的相关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布置了邓小平广东之行的周密计划。
小平同志对此次出京有个南方之行特别交代：“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谢非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在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于是亲自点将，让长期采访谢非工作的靠得住的老熟人，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牛正武、《南方日报》摄影部主任梁伯权以及广东电视台3个电视记者担负这项任务，还特别安排其秘书陈建华对邓小平全程贴近紧跟，又拍又录。由于谢非思维缜密，才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公之于世，并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压卷之作。
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深圳。谢非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省市负责人一早就在深圳火车站恭候。到了驻地没一会儿，邓小平就走出来，急切地提出要出去看看。谢非劝他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邓小平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谢非看见邓小平这么惦念特区的实践探索和广东的经济建设，十分感动，立即安排车辆陪老人家开始视察。
接下来的几天，在谢非等人陪同下，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顺德。正如谢非所料，邓小平在视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特区谈到全国再谈到国际，高屋建瓴，使大家豁然开朗，深受启迪。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思路，并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他接着鼓励谢非等人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对广东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广东争取用二十年时间赶上或超过亚洲“四小龙”，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对一个省提出率先现代化而不是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设想。谢非把这作为小平神圣的嘱托，牢记于心。
谢非心里十分清楚，小平南巡给广东带来了千古一遇的发展良机，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他和他带领的省委“一班人”了。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3天，谢非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谈话记录稿。他传达了整整3个小时，全场领导干部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积在心中的困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谢非在传达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对广东干部大声疾呼：“小平同志南巡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小平南巡后的这段岁月，为了不辜负小平的重托，实现20年追赶亚洲“四小龙”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谢非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了。时不待我，谢非率领省委省政府班子，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出了艰辛而全面的探索，在全国先走了一步。从1978年到1997年不到二十年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商税收，呈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谢非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广东经济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他在弥留之际所说：“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嘱托！”
“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经验，而顺德又是广东改革的一个重要探路者。顺德的改革在企业转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改革相提并论。如后来风行的“国有企业转制”就是从顺德开始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混合经济”、“盘活优质资产”（顺德人叫“靓女先嫁”）、“贴身经营”（顺德人叫“埋身经营”）等等都产自顺德。很多顶尖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对顺德的评价都很高。然而作为指导这一重要改革的谢非，在顺德改革起步之初是不主张大肆宣传的，而是要“多做少说”。
1993年初的时候，谢非来到顺德，这是他长期关注的珠三角“四小虎”的典型，然而到了顺德，他却听到了一个令他相当震惊的消息，顺德党政班子向他反映，顺德前景不妙！当时的顺德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顺德高速发展的背后，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作为顺德主体的乡镇企业，体制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问题也日益凸显——摊子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差，负债越来越重，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而银行因为顺德企业名牌多，在贷款时不断“放水”，企业不断借贷；而乡镇企业的头头们大都是乡镇领导兼任或任命的，只对自己这一任届负责，没有长期考虑。这样下去，顺德的乡镇企业可能比国企死得更快。顺德的党政领导提出改革的设想：如果进行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走出一条企业良性发展的新路。
谢非深知顺德的政府机构和产权改革一旦启动会带来什么。1993年初，他叫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到珠岛宾馆开会，并且要求他们带好改革方案。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到现场就被那种阵势吓了一跳，在座的是省委全体常委和副省长们。但是顺德的领导班子也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之前就委托农业银行顺德支行进行了十年来的金融情况的调查报告，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量调研和分析。听完了汇报，在场的大多数省领导都表示了支持，也有个别担任省领导的党外人士表示了忧虑。这种忧虑是必然的，因为在大众来看，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顺德的产权改革是要把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公有的乡镇企业改为民营、私营、股份制，这是要动根子的。
会上谢非最后发言，他说，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未必就会带来预期的正面效应，改革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不能认为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只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就能迎刃而解，股份未必就能搞得好。对顺德的改革，他表态时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坚决支持；二是请顺德只做不说，对省外、省内都不要宣传。
顺德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谢非陷入了沉思，但是他也感觉到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改革。于是谢非下了决心，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县来作试点呢？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顺德又是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顺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及公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改不可的矛盾和问题，很可能就是珠三角、广东乃至全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顺德这块试验田意义更特别，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城市，若成功了对全省更有指导意义。
由于顺德的综合改革意义重大，谢非决定亲自抓顺德的改革，在顺德的改革遇到最大阻力的时候，他每个季度都来一次顺德，及时了解顺德改革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从1991年到1997年，谢非先后10多次到顺德实地考察、指导工作。
顺德综合改革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企业产权改革，以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晰产权、调整公有资产分布和结构、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为主要内容，公有资产实行“靓女先嫁”为其重要特色。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全市市属局一级的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32个，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三分之一；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农村体制改革，一是改革村委会建制，取消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经济社的建制，实行以管理区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二是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村民按股分红；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改短期承包为长期承包，改分散承包为集中连片承包。此外，顺德还配套推行了社会保障、教育、税收、医疗卫生、住房、金融等方面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顺德改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回忆，“在第一轮改革中，顺德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只保留56%，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最后谢非书记提出把顺德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比例提高到62%，省委向党中央就顺德改革还打了密码电报，作了说明，这个事情才得以解决。”一次，顺德领导人找谢非投诉：某省领导也对顺德发了火，说顺德将统战与侨务部门合并，是没有统战意识。谢非说：“现在的顺德就是要比特区还要特！鼓励顺德要大胆地干。”
“当时告状信已经告到总书记那里了。”陈建华回忆说，“我都看过一些，有的说：‘又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有的说：‘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这些话今天听了大家会觉得好笑，但当时能笑得出来吗？可是在当时如果没有省委省政府和谢非书记的支持，这场综合配套改革也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为减少改革的阻力，省委就提出对顺德的改革‘不宣传，不推广’，成功了再说。”陈建华回忆，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谢非同志就指示“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要求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再向全省推广。
1995年，在顺德产权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指责时，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中听取顺德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对头，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公开场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之后，省委省政府才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1997年11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的三篇关于顺德综合改革的系列报道，算是为顺德综合改革的争论画上句号。1997年，仿佛成为中国改革的“顺德年”，新闻报道的“顺德年”。可以说，顺德走出一条非特区的改革探索之路，顺德的改革经验已经成为了全国经验。
同样也在这一时期，1996年秋，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写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在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股份制等对公有制进行产权改造，为共同富裕进行制度设计的探讨。文章写好后，他觉得心里没底，于是把文章送给了正在中南海的谢非，请他提提意见。据厉有为回忆，“我去征求他对文章的意见时，谢非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了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很值得提倡。文章中的问题也很值得探讨和研究，作为经济特区的领导人去深入地考虑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应该的。说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接着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是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我们广东有个说法，叫做生出孩子不取名。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他又强调说，我这不是批评，是我们共同总结经验。”
实际上，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厉有为只是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没想到踩了当时所有制的雷区，碰了“公”与“私”的高压线，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最早出现的一份匿名批判厉有为的“白皮书”，说厉有为这篇文章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党的领导机关干部认为他的文章是“干扰”、是“杂音”。
厉有为不怕被批判，可怕的是他最后也没弄清这些“大义凛然”的批判者姓甚名谁，有些人就在家里给某某部门某个领导打个电话要求批判他，结果批判运动就真的开始了。这样还不算完，有学者在发言时还指名道姓地将谢非抠了出来，说广东在所有制问题上制造混乱，要由谢非负领导责任。谢非此时找到厉有为，对他表示一如既往的支持，鼓励他说这不过是一个思路，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4月，江泽民在中南海找厉有为谈话，讨论这篇文章，总书记对他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了总书记和谢书记的支持，厉有为觉得非常温暖。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谢非、厉有为和各省、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都在台下就坐。总书记说道：“努力寻找能极大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听了这番话，谢非和厉有为的心才真正放到了肚子里。厉有为的文章观点符合“5·29”讲话精神，大批判的声音就此消失了。
“多做少说”，“只做不说”，难道谢非不擅长说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谢非当过《上游》杂志编辑，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是《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95年12月6日晚，江总书记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5周年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于“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来历，江总书记后来于1998年3月9日在与广东省人大代表一起座谈时，作了“透露”。他说，几年前，他到深圳、梅州等地视察时，曾提出广东和经济特区要“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当时他就这句话和谢非同志交换意见。谢非同志当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再造”新优势，好像原来的优势都不算了，是不是用“增创”两字。江总书记笑着说：“谢非同志是‘秀才’，稍改了两字，气势就大不一样了。”
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爱沉思默想但行动果断的谢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招数，他的“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是对小平南巡“不争论、不动摇”的六字箴言的心领神会，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改革，而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避免影响改革开放的全局。
微服侦查“大锅饭”
195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在祖国南方小小的陆丰县，也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分配实行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陆丰县坚决传达并执行上级“放开肚皮吃”及“吃饭不要钱”的指示精神。这样吃下去，公社能承受得了吗？从小吃番薯长大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谢非心里产生了怀疑。
公社出现了一个小队，队伍的男女老少一大早就向邻村进发。他们没有随身带任何农具，个个兴高采烈，情绪昂扬，好像走亲戚的样子，其实是去相邻近的公社食堂“免费吃饭”。有人跟谢非汇报这样的小队一天居然能吃七八顿。谢非觉得难以置信，由于他历来提倡要深入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于是一天，他顶着一顶破草帽，肘上还挎着一只粪筐，远远跟在队伍后边。一天下来，这支吃喝串连队伍到午后时分，已长驱四十余里，从螺溪吃到了河田的黄沙，已经吃出了自己所在公社境内，在更大的范围及更高的层次实现了一次共产主义的大锅饭。躲躲闪闪地跟在队伍后的谢非自然是一餐也没有吃，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他深深叹服农民兄弟的胃口，但是大锅饭真那么吃下去，又能让农民们吃几天呢？
回来后谢非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向县领导们汇报了自己化装侦察后的感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谢非并没有直接否定公共食堂的政策，只是强调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坐吃山空。因为他跟到河田黄沙时，发现那里的午餐只是吃番薯粥，食堂外还打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闲人免进”，说明就是番薯粥也难以为继了。如果口粮出现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容易出大问题。
“大跃进”时期，各地“农业卫星”纷纷升空，但陆丰一直没有放出“卫星”来，县委常委谢非还兼着《陆丰报》的社长，压力就特别大。于是，一个个宣称能使番薯亩产达到100万斤的办法送到谢非手里。谢非听了，悄悄去了番薯地，一个人蹲在地头，心事重重地琢磨着那些“办法”能否推广。当然，这些方法往往只计收入不计支出，非常离谱。经过认真筛选，谢非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方案上，办法是往每棵番薯苗根部灌狗肉汁。这个方案的发明者肯定认为天下美味和营养莫过于狗肉，因此发明者由此推论番薯也是非常喜欢吃狗肉的。它的科学之处在于充分考虑到番薯苗没有长牙，吃不了肉，因此想出了灌肉汁的高招。谢非想，这个办法与所有放“卫星”相比，副作用相对最小，代价也不大，因为农民们宁可行军四十里去吃邻村一餐饭，肯定能顺便就将狗肉汁灌进自己的肚子里，所谓肉烂在锅里，即使灌到地里的也等于施了一遍有机肥，这样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重大损失。思忖再三，谢非拍拍膝盖上的土站起身来，决定让部里的同志对外宣传狗肉汁种番薯的试验。就算不得不放“卫星”，至少也让农民少些损失，多一点点实惠。这个“卫星”当然没放成功，但放“卫星”的农民兄弟总算不至血本无归，几顿美味的狗肉吃得他们眉开眼笑，满面红光。
年底，谢非和县委的干部们一同下乡，看到因为大炼钢铁被砍光的秃山，不由心乱如麻，觉得宣传工作不坚持实事求是肯定要出大问题的。他立即请示县委，召开了一个宣传干部会议。会议上谢非作了一次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样要讲实事求是。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乃至于错误……明明是苦，硬要叫群众思甜，这就叫不实事求是……现在宣传工作是有方向性错误的……这一点我要负主要责任。什么问题？就是把胡思乱想当成革命精神来宣传，把封建迷信当成科学来宣传，把大话空话当成革命干劲来宣传，把形式主义当成群众积极性来宣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就是从宣传开始错起的。我们在座的都要认真反省自己！……”
在当时的环境下，谢非的这番讲话在陆丰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许多宣传干部都有如梦初醒之感。坚持实事求是是这个年轻的县委常委身上闪亮的品格，这种品格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保驾护航邓小平“南巡”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困惑，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视察，并发表了扭转局势的谈话。
1992年1月2日，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广东省委接待小平同志来广东的一份绝密电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让谢非意识到邓小平此次广东之行将对广东乃至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谢非和省委的相关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布置了邓小平广东之行的周密计划。
小平同志对此次出京有个南方之行特别交代：“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谢非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在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于是亲自点将，让长期采访谢非工作的靠得住的老熟人，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牛正武、《南方日报》摄影部主任梁伯权以及广东电视台3个电视记者担负这项任务，还特别安排其秘书陈建华对邓小平全程贴近紧跟，又拍又录。由于谢非思维缜密，才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公之于世，并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压卷之作。
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深圳。谢非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省市负责人一早就在深圳火车站恭候。到了驻地没一会儿，邓小平就走出来，急切地提出要出去看看。谢非劝他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邓小平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谢非看见邓小平这么惦念特区的实践探索和广东的经济建设，十分感动，立即安排车辆陪老人家开始视察。
接下来的几天，在谢非等人陪同下，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顺德。正如谢非所料，邓小平在视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特区谈到全国再谈到国际，高屋建瓴，使大家豁然开朗，深受启迪。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思路，并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他接着鼓励谢非等人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对广东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广东争取用二十年时间赶上或超过亚洲“四小龙”，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对一个省提出率先现代化而不是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的设想。谢非把这作为小平神圣的嘱托，牢记于心。
谢非心里十分清楚，小平南巡给广东带来了千古一遇的发展良机，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他和他带领的省委“一班人”了。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3天，谢非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谈话记录稿。他传达了整整3个小时，全场领导干部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积在心中的困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谢非在传达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对广东干部大声疾呼：“小平同志南巡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小平南巡后的这段岁月，为了不辜负小平的重托，实现20年追赶亚洲“四小龙”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谢非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了。时不待我，谢非率领省委省政府班子，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出了艰辛而全面的探索，在全国先走了一步。从1978年到1997年不到二十年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商税收，呈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广东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谢非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广东经济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他在弥留之际所说：“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嘱托！”
“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经验，而顺德又是广东改革的一个重要探路者。顺德的改革在企业转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改革相提并论。如后来风行的“国有企业转制”就是从顺德开始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混合经济”、“盘活优质资产”（顺德人叫“靓女先嫁”）、“贴身经营”（顺德人叫“埋身经营”）等等都产自顺德。很多顶尖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对顺德的评价都很高。然而作为指导这一重要改革的谢非，在顺德改革起步之初是不主张大肆宣传的，而是要“多做少说”。
1993年初的时候，谢非来到顺德，这是他长期关注的珠三角“四小虎”的典型，然而到了顺德，他却听到了一个令他相当震惊的消息，顺德党政班子向他反映，顺德前景不妙！当时的顺德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顺德高速发展的背后，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作为顺德主体的乡镇企业，体制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问题也日益凸显——摊子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差，负债越来越重，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而银行因为顺德企业名牌多，在贷款时不断“放水”，企业不断借贷；而乡镇企业的头头们大都是乡镇领导兼任或任命的，只对自己这一任届负责，没有长期考虑。这样下去，顺德的乡镇企业可能比国企死得更快。顺德的党政领导提出改革的设想：如果进行企业产权改革，可能会走出一条企业良性发展的新路。
谢非深知顺德的政府机构和产权改革一旦启动会带来什么。1993年初，他叫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到珠岛宾馆开会，并且要求他们带好改革方案。顺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到现场就被那种阵势吓了一跳，在座的是省委全体常委和副省长们。但是顺德的领导班子也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之前就委托农业银行顺德支行进行了十年来的金融情况的调查报告，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量调研和分析。听完了汇报，在场的大多数省领导都表示了支持，也有个别担任省领导的党外人士表示了忧虑。这种忧虑是必然的，因为在大众来看，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顺德的产权改革是要把属于集体所有也就是公有的乡镇企业改为民营、私营、股份制，这是要动根子的。
会上谢非最后发言，他说，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未必就会带来预期的正面效应，改革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不能认为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只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就能迎刃而解，股份未必就能搞得好。对顺德的改革，他表态时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坚决支持；二是请顺德只做不说，对省外、省内都不要宣传。
顺德的做法在当时来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谢非陷入了沉思，但是他也感觉到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改革。于是谢非下了决心，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县来作试点呢？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顺德又是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顺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碰到政企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及公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改不可的矛盾和问题，很可能就是珠三角、广东乃至全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顺德这块试验田意义更特别，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城市，若成功了对全省更有指导意义。
由于顺德的综合改革意义重大，谢非决定亲自抓顺德的改革，在顺德的改革遇到最大阻力的时候，他每个季度都来一次顺德，及时了解顺德改革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从1991年到1997年，谢非先后10多次到顺德实地考察、指导工作。
顺德综合改革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企业产权改革，以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晰产权、调整公有资产分布和结构、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为主要内容，公有资产实行“靓女先嫁”为其重要特色。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全市市属局一级的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32个，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三分之一；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农村体制改革，一是改革村委会建制，取消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经济社的建制，实行以管理区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二是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村民按股分红；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改短期承包为长期承包，改分散承包为集中连片承包。此外，顺德还配套推行了社会保障、教育、税收、医疗卫生、住房、金融等方面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顺德改革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回忆，“在第一轮改革中，顺德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只保留56%，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最后谢非书记提出把顺德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比例提高到62%，省委向党中央就顺德改革还打了密码电报，作了说明，这个事情才得以解决。”一次，顺德领导人找谢非投诉：某省领导也对顺德发了火，说顺德将统战与侨务部门合并，是没有统战意识。谢非说：“现在的顺德就是要比特区还要特！鼓励顺德要大胆地干。”
“当时告状信已经告到总书记那里了。”陈建华回忆说，“我都看过一些，有的说：‘又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有的说：‘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这些话今天听了大家会觉得好笑，但当时能笑得出来吗？可是在当时如果没有省委省政府和谢非书记的支持，这场综合配套改革也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为减少改革的阻力，省委就提出对顺德的改革‘不宣传，不推广’，成功了再说。”陈建华回忆，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谢非同志就指示“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要求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再向全省推广。
1995年，在顺德产权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指责时，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中听取顺德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对头，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公开场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之后，省委省政府才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1997年11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的三篇关于顺德综合改革的系列报道，算是为顺德综合改革的争论画上句号。1997年，仿佛成为中国改革的“顺德年”，新闻报道的“顺德年”。可以说，顺德走出一条非特区的改革探索之路，顺德的改革经验已经成为了全国经验。
同样也在这一时期，1996年秋，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写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在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通过股份制等对公有制进行产权改造，为共同富裕进行制度设计的探讨。文章写好后，他觉得心里没底，于是把文章送给了正在中南海的谢非，请他提提意见。据厉有为回忆，“我去征求他对文章的意见时，谢非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了你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很值得提倡。文章中的问题也很值得探讨和研究，作为经济特区的领导人去深入地考虑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应该的。说到这里他把话锋一转，接着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是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我们广东有个说法，叫做生出孩子不取名。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他又强调说，我这不是批评，是我们共同总结经验。”
实际上，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厉有为只是试图从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没想到踩了当时所有制的雷区，碰了“公”与“私”的高压线，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最早出现的一份匿名批判厉有为的“白皮书”，说厉有为这篇文章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指名道姓地直斥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判接踵而至。更有党的领导机关干部认为他的文章是“干扰”、是“杂音”。
厉有为不怕被批判，可怕的是他最后也没弄清这些“大义凛然”的批判者姓甚名谁，有些人就在家里给某某部门某个领导打个电话要求批判他，结果批判运动就真的开始了。这样还不算完，有学者在发言时还指名道姓地将谢非抠了出来，说广东在所有制问题上制造混乱，要由谢非负领导责任。谢非此时找到厉有为，对他表示一如既往的支持，鼓励他说这不过是一个思路，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4月，江泽民在中南海找厉有为谈话，讨论这篇文章，总书记对他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了总书记和谢书记的支持，厉有为觉得非常温暖。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谢非、厉有为和各省、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都在台下就坐。总书记说道：“努力寻找能极大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听了这番话，谢非和厉有为的心才真正放到了肚子里。厉有为的文章观点符合“5·29”讲话精神，大批判的声音就此消失了。
“多做少说”，“只做不说”，难道谢非不擅长说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谢非当过《上游》杂志编辑，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是《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95年12月6日晚，江总书记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5周年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于“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来历，江总书记后来于1998年3月9日在与广东省人大代表一起座谈时，作了“透露”。他说，几年前，他到深圳、梅州等地视察时，曾提出广东和经济特区要“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当时他就这句话和谢非同志交换意见。谢非同志当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再造”新优势，好像原来的优势都不算了，是不是用“增创”两字。江总书记笑着说：“谢非同志是‘秀才’，稍改了两字，气势就大不一样了。”
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爱沉思默想但行动果断的谢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招数，他的“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是对小平南巡“不争论、不动摇”的六字箴言的心领神会，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改革，而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避免影响改革开放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