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同于35年前的国企改革，也不同于上世纪末国有企业的脱困改革，三中全会后的国企改革，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之上。
混合所有制是否适用于所有国企？
国有资本应当如何流动起来？
国资委何去何从？
部分央企将变身投资公司？
用什么刀来切蛋糕？
职业经理人该拿多少钱？
职工如何成为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
“国企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这一点得到了《决定》的明确肯定。”《决定》出台当天，中国建材董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参加了由社科院举办的研讨会。他在会上难掩兴奋和喜悦：《决定》和总书记的《说明》为未来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既欢欣鼓舞又充满信心，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这位此前一直探索“央企市营”道路并大获成功的央企双料董事长，对以民营企业家为主的台下观众打趣道：“你们的掌声，不应该全送给刘永好，也该送点给宋志平。”
在他看来，这场新起点上的国企改革，凸显了市场规律的重要性。而这与宋志平当初提出的“央企市营”模式，可谓相当契合。
不同于35年前的国企改革，也不同于上世纪末国有企业的脱困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国企改革，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之上。
这个起点，就是“国企与市场基本融合”。
综述
国企改革应遵循市场规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国企的改革自然应遵循市场规律。
《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谓坚持，就是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来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谓完善，《决定》给出的路径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
“从逻辑层次上看，《决定》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宋志平说。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思路的进一步明确，即混合所有制，这是大前提；其次是国有资产监管模式的完善，从监管企业向监管资本为主转变；再次是国企功能的变化，即成立或转变为投资公司。
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变革，其核心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直以来，各类经济体都面临着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国企尤为严重。
有这样一个未加证实的说法，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为了一份化工产品，国务院三位副总理牵头开会讨论，还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总书记。总书记不高兴地说：“一个产品你们总理管什么？无非是供需问题，市场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嘛！”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国企的改革自然应遵循市场规律。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决定》原文
解读一：
第三经济体喷薄欲出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既概括和总结了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中高度融合的现状，也交汇出了第三种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有了突破。
《决定》共分60条，字字千钧。其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单列为一条。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就有了“混合经济”的说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了产权多元化与股份制的实现路径。
环顾市场，混合经济体种已经有了华为、中联重科、联想这样的行业巨头，包括中国建材、中国医药、中国联通等央企也通过上市、联合重组等手段完成了股权多元化的改造。
不过，与《决定》中的具体要求相比，现实与目标还有着大段距离。
首先是放开的面比较窄，体现在行业少、企业少、层次低等多个方面；其次是员工持股几乎缺乏现实案例；更重要的是，混合经济体并没有摆脱国企的身份。
对于部分民企而言，国企身份或许是令人艳羡的光环，但实际上甘苦自知。这一身份也常常给当事企业造成苦恼。
某航天企业曾承接了明斯克机场的改造计划。但是当业主了解到这家企业是中国一家军工央企的子公司之后，就单方面撤消了合同。这一遭遇，在不同的央企有着各种版本的演绎，实质都是因为对方对国企身份的担忧。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国企”已经称不上纯粹的国企。以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北新建材为例，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是H股上市的中国建材股份，持有52%的股份。而中国建材集团持有中国建材48%的股份，折算下来中国建材集团持有北新建材25%左右的股份。同样的，中国医药集团持有国药控股30%左右的股份。
25%也好，30%也好，按照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这两家企业仍然被公众视为国企。而按照国际规则，国有资本在50%以上的企业是国有企业，50%以下的即使是相对控股的，也不视为国有企业。
因此，宋志平认为，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既概括和总结了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中高度融合的现状，也交汇出了第三种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有了突破，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
多方受益混合所有制
国家、合作方、社会民众均可从混合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重庆水务集团是重庆市属国企，承担着重庆市供水、排污等任务。在成立初期，资金缺乏导致企业履职困难，该企业展开了跟法国公司的合作，先后引进资金超过30亿元，也从合作者那里学到了技术、管理等千金难买的东西，实现了企业整体上市。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产权多元化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是最原始的动力之一。吸纳各类经济体的优势改善企业管理，则是另一个重要目的。
宋志平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他认为，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企业家意识、市场的活力引入到国企以后，国企传统的行政管理色彩就会逐渐淡化。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则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体能够淡化所有制色彩，解决国企的薪酬、用人等顽疾——一切以市场为标准。
在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该如何定位？这是困扰社会各界的一个问题。有人说统统退出。这不符合现状和国情，也做不到。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国有经济以股东的面目出现，和民企一样。既尊重市场，又解决了国有资本的定位问题。
有人担心发展混合所有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此，周放生的观点是，国有资产流失分为体制性流失和交易性流失两种。交易性流失众所瞩目，反倒不易发生，“国企腐败、投资失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就是因为国企是一个没有人负责的体制。混合所有制框架下，各方代表互相制衡、监督，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好。”
重庆水务集团整体上市后，参加了上市仪式的黄奇帆问时任董事长武秀峰感觉如何，后者的回答是“要接受各方监督，感觉被捆起来了”，黄奇帆非常高兴，“那我就放心了”。
接受采访的一家地方国企负责人还提到，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多年，但国企很多时候还是要受到各级政府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时代股权多元交叉，政府只能通过在董事会表达股东意愿，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就能够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
此外，国家、合作方、社会民众均可从混合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以中国建材为例，其用200亿元国有权益控制600亿净资产，进一步又控制一个3000亿元总资产的企业，净资产回报率连年超过20%，用事实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参股的民企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所掌握的股权直接分享发展成果。与此同时，中国水泥产业的集中度、清洁度随着中国建材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提升，整个社会从中受益。
因此，宋志平判断称：“可能绝大多数竞争领域的国企，今后都会走上混合所有制的道路。”
产权保护是混合所有制的基础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在《决定》中，混合所有制作为单独的段落进行阐述。在这一段之前，还有一段关于产权制度的表述，即“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在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保护制度一般说是技术层次，但公报上作为专门一段来讲。是因为‘混合’两字把握不好就容易成为混乱，所以要明确产权。”
李锦认为，明确产权能规避三个潜在问题。首先是国有资本失去控制力，“在重要、关键领域，国家应该掌握绝对控制力”。其次是社会资本受歧视，“民营和社会资本题量相对较小，但再小也不能开门迎客、关门打狗，要确保其产权发挥作用”。最后是国有资本流失到管理者手中，“不能像上一轮国企改革，富了一批国企高管”。
国企普遍适用混合所有制
所有这些企业都可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只不过不同类别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同。
哪些企业适合转化为混合所有制形式，是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一位权威人士表示，有可能对国企进行分类，分别是公共服务类企业比如国家电网、城市轨道交通、邮政、供水等，保障性企业如军工、电信、能源类，纯商业类企业如中国建材、宝钢等绝大多数国企。
“所有这些企业都可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只不过不同类别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同。第一类可能要绝对控股，第二类相对控股，第三类如果做不好的话，可以把国有股权撤出投资到更为合适的领域。”
李锦提供了几乎一致的分类思路，只不过措辞略有出入。
以精通国企改革著称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国企改革在《国企》杂志发表文章时指出：“不仅要促进国有集团二三级子公司股权多元化，集团本身也要实现股份制，推动更多企业集团上市，从独资形态转化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
按照现行监管要求，军工企业上市公司国有股份不得低于50%，军工企业集团层面的股权多元化尚未开放。对此，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中航工业通飞董事长孟祥凯与中航工业南方集团董事长彭建武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议案称：“应放宽对军工国企国有股份的比例限制。”对于由此引发的战略安全隐患，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引入金股制度（国家只持有一股，但这一股可以否决任何国家认为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议案）。
无独有偶。宋志平也提到：“通过金股制度，即使国家在一些重要企业没有大股权，但如果其他股东违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仍可拥有否决权。这些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遇到的事情。”
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
国有经济一部分依靠国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甚至一部分以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参股形式存在。
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国企在把国有资产变成国有股权之后，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产权多元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的建议是：一是出售国有资产存量，吸引外部投资者；二是吸引外部增量资本，比如国企资本只有4亿，再从外部吸收6亿资本，就组成了10亿的股份制公司——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国企采用的方法。三是争取上市，上市后再卖。目前上海已通过这一做法实现了以金融为龙头带动产权多元化发展。 前国资委高层认为，在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引进民间资本，比如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既可以引进到国企改制中，也可以引进到具体的项目中”。他举例称，比如中石油做的西三线管道就可以打包引进基金，国企就可以抽出资金进行其他投资。
“到时候，国有经济一部分依靠国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甚至一部分以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参股形式存在。”宋志平认为，未来国有投资公司可以是100%国有独资，它投资的企业都是混合所有制，其中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
按照这一构想，诸如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这样的公司就会大批出现。“甚至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投资公司下面没有绝对控股的，全都是相对控股和参股的企业，那这个投资公司的作用就是保值增值，股权可以高度流动。”
宋志平举例说：“股市价格低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入市托底，股民就会很高兴；股价高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适当撤出，在让利于民的同时还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职工有望成为国企的主人
解决这一问题有四种途径。
《决定》中提到，“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按照现行政策，除科研院所外，职工持有国企股权是得不到支持的。证监会明文规定，如果有职工持股要妥善处理。
李保民博士认为，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职工作为一种投资主体，如果他们的投资入股不被认可，劳动的积极性和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但现行政策的限制并非多余。前述国资委高层举例说：“假设一家电网企业要上市，其旗下有一家职工持股的电力企业，职工股份肯定要退出才能上市，不然上市公司总买这家电厂的电，肯定是不行的。”
李保民说，解决这一问题有四种途径。一是工会代表；二是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三是交给托管机构；四是搞实名制。“只要能解决内部关联交易的问题，职工持股就能发挥积极向上的力量。”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决定》原文
解读二：
三级监管体制或成现实
这一次，国资监管模式又到了再次调整的关口。
国有经济改革离不开监管体制和模式的调整。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开启了国有企业将近10年的黄金成长期。这一次，国资监管模式又到了再次调整的关口。
建立三级监管体制，是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内的诸多人士呼吁多年的一个构想。这一次，构想有望成为现实。
按照文宗瑜的预测，未来的国资管理格局将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产业公司或者分布于各产业的国有资本这样的三级构成。也有权威人士认为，未来两级架构和三级架构将并存。
国资委何去何从？
为了更好地实现政企分离、证资分离，《决定》提出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监管办法。
很长一段时期内，国资委既是国家出资人代表，也是监管机构，处在身兼教练员和裁判员两职的尴尬境地。为了打破这一局面，更好地实现政企分离、证资分离，《决定》提出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监管办法。
国资委内部人士对这一转变甚为认可：“过去提的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实际上以管理资产为主。但资产是很难管理的，比如国有经济占据一家生产企业80%股份，那你能说80%的机器是归国资委管理的？还是说每一台机器的80%是国资委的？说不清。再说管事，国有企业的统战、工会都交给国资委管。还有企业海外投资、重点子企业监督，都是国资委的活，这么多企业这么多专业这么多领域，国资委这几百号人能管好？你懂海外法律还是懂企业制度？”
黄奇帆表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是管行业，也不是管产业，是管理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是管资本。”
李锦表示：“以前国资委是以管企业为主，现在没有说不管企业，但是说以管资本为主。这是个重大的转变。”他认为，这就像一刀切开一个西瓜，这一刀切开，政府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政府所有权代表全民（持资人）来管理，经营权由投资或运营公司来管。
“未来国资委所管理的企业会根据行业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由相应的班干部即资本管理、运营公司负责，比如能源公司管能源类的央企，机械公司管机械制造业央企等等。国资委只要充当老师管理好这几个班干部就可以。”李锦判断称，“这个计划起码要做七到八年，好多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也有人怀疑国资委存在的必要性。文宗瑜就认为，国资委可能会被合并到其他部委中，“可合并的部门只有两家—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预计合并到财政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前述国资委人士则明确予以了否决：“有这种想法是受了西方管理模式的影响。他就会觉得西方这样管能管好，中国为什么不行呢？实际上，西方的国有企业量比较少，政府捎带脚就管了。中国则不然，一个是数量多，再一个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生存，跟瑞典等国企主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有本质不同。如果交给财政部管又涉及到裁判员、教练员的问题了，所以必须由国资委这样一个独立的特设机构来监管。”
据悉，目前国资委正在按照《决定》的要求，制定国资运营、投资公司的组建条件、与国资委的权力分配等规则。按照宋志平的判断，投资公司的组建条件应该包括重要性、规模、管理能力三方面的要素。
央企变身投资公司？
企业究竟能否成为投资公司，还需要国家统一安排。 作为央企中为数不多的投资公司，国投造就了多个混合所有制经济体，除雅砻江公司外，旗下还有民营参股的罗钾公司等一批产权复杂的企业。
在新的历史阶段，像国投这样的投资公司自然要保留原有属性。此外，分析人士预测，诸如中石油、国家电网这样入围世界500强的特大型国企，也可以由政府授权，成为产业类国资投资公司，同时保留主业。
事实上，包括中国建材、新兴际华、国药集团在内的一批央企，集团总部已完成了职能转化，成为决策、财务中心，实质上相当于已经演变成为投资公司的雏形。“只不过，这一类企业究竟是否能成为投资公司，还需要国家统一安排。”宋志平说。
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产业公司，也在尝试合并同类项，组建投资公司。在地方上，包括重庆渝富在内的一批投资公司，正在摸索着各自的发展模式。
对于资本运营公司成立后的运作，一位国资委人士着重强调了基金的作用。
基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内部。国有经济想进入一个风险较高的新产业，既可以自己筹建一只基金，也可以引进外部基金。“这是一个是买苹果呢还是种果树的问题？当然种树的成本高得多，也更麻烦。”还有一种模式是通过基金培育上市公司，通过上市、退出、挣钱入袋，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一条会适合很多国企。”
其次是针对外部。目前国企做基金还面临一些障碍，但趋势肯定是鼓励国企运用基金。比如一只国企筹建的基金可以在市场寻求机会。基金可以通过投资协议，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企业或者项目的控制权，然后利用控制权优势完成任务，然后退出。
用什么刀来切蛋糕
30%的硬性规定，断了国企谈判和折扣的后路。越来越大的上缴压力，会逼迫着部分国企加快转型。
国企红利上缴是近年来争论很多的老话题，实际上国企上缴红利的历史并不长，开始于2007年。
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统分统销，国企利润全额上缴。1983年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要求把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地位上，于是开始实行利改税。此后经历多次改革。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企业负担，再加上国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作为阶段性措施暂停向企业收缴利润。企业应上缴的利润全部留在企业，用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2007年恢复上缴红利后，两次提高上缴标准。目前收取比例分为五类执行，比例分别为20%、15%、10%、5%以及暂不上缴。
对此，舆论普遍认为上缴标准过低，呼吁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标准的声音一直不断。
在李锦看来，这一次30%的硬性规定，断了国企谈判和折扣的后路，能够更好地还富于民。对于国企而言，越来越大的上缴压力，会逼迫着部分企业加快转型。
30%的标准，也是国际国内表现良好的上市公司分红的普遍基准线。比如中国建材香港上市公司上市8年来连续分红，就是把扣掉法定公积金后的可分配利润的30%分给股东。
“《决定》中的要求，则是账面净利润的30%。这和上市公司切蛋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宋志平表示，国企向大股东分红是理所应当的，但利润具体应该怎么交，需要大家研究。“要按照可分配利润计算的话，现在红利上缴标准已经达到30%了。”
宋志平说：“希望社会理解国企目前的社会贡献率和实际负债状况。一是贷款利息高，大量财务费用交给银行。二是税收比较高。以中国建材为例，去年中国建材2200亿收入，上交了150亿的税，支付贷款利息80亿，总利润113亿元，其中净利润80亿元。所以可见，国企的社会贡献不单是利润。”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决定》原文
解读三：
国企将展新姿
驱散行政级别的幽灵
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行政级别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混合所有制来了，行政级别还会存在么？
“实际上，国资委管理的52户企业也好，其他企业也好，从来就没有明确过行政级别。”一位接受采访的央企负责人说，只有部分从行政部门调任央企的领导，会按照此前的级别保留待遇，从企业中提拔的领导根本没有级别。
一般认为，领导由中组部任命的52户央企是副部级，实际上中远集团前董事长魏家福退休后并不会享受副部级公务员待遇。他领取的还是企业发的退休工资。“我就没有行政级别。”前述也是世界500强的那位企业负责人说。
问题在于，有关部门下发的很多针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规定，最后总会加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字样。“这实际就是政企不分的表现。但又不能去怪谁，反映了国家发展中确实有一些问题。”
对于未来，宋志平的看法是：“投资公司层面，董事是由国资委派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由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别派出，以及部分独立董事，董事负责选择职业经理人，你说这些董事、经理什么级别？所以说混合所有制一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杜绝董事“不懂事”现象
近期有文章称，李荣融退休后，央企董事会有流于形式的趋势。
从外部董事的构成来看，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外部董事包括一批经验丰富的退休董事长，比如新兴铸管原董事长范英俊、哈药集团董事长刘存周。这些人经历了成功、失败的起起伏伏，经历和经验可以为现任职企业避免很多陷阱。也包括一批财务、管理的专家学者，比如北京交大教授张秋生，甚至有香港、新加坡的高层人才。 在研究者看来，在董事会运行探索期，即使机制稍微差点，这些优秀人才也能弥补不足。
然而，随着更多央企加入试点，外部董事需求量激增。包括国资委信访局局长、老干部局局长在内的一批官员进入了外部董事的队伍，难免引起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
据悉，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部分外部董事履职时，提前不做准备，发言时只要不是排在第一个，就能讲的头头是道，可是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国资委人士建议，未来国资委派驻投资公司的董事应该建立退出机制，在履职时严格要求。“比如会前要写调研报告，要写发言提纲，如果发言提纲跟发言不一样，要讲出道理。这样才能避免董事形同虚设。”
在企业监督层面，目前有审计、纪委、巡视、监事等多重机构。但中石油腐败窝案等事实证明，在有些领域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喝。要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专事专责，一旦发现重大问题漏报，就启动问责机制，一次纪录、两次处理、三次免职。”一位国企监督机构人士说。
也有专家建议，应该学习银行的监事长制度，给其相当于企业一把手的待遇和充分的权力，可以参加董事会。当然责任也应该相当加重，一旦任职期间的企业负责人出现问题，监事长立即免职，永不任用。
混合经济时代党组织的作用
按照党章的要求，国有控股企业党委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在前述国资委内部人士看来，混合所有制之所以进展缓慢，与董事会、党委之间履职的权限不明确有着直接关系。
党委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定后反对者也要服从组织。董事会的决策机制是集体讨论、个人负责，少数服从多数，反对者可以保留意见。目前，在董事会与党委交叉任职的背景下，这两种决策机制之间存在着矛盾。
“比如我既是党委成员又是内部董事，党委会上我不同意，但最终通过了。那么董事会上我还说不说？说了就是与党委意见不一致，不说出事了谁负责任？”尽管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必须考虑到其可能性。此前国资委给出的建议是，党员董事表达意见时一定要记录在案，避免责任不清。
具体到企业中，有些企业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刘身利曾任中农发董事长、党委书记。在他看来，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不做决定，避免影响董事会履职。宝钢的做法是党委决定后提交董事会。一旦与董事会意见发生分歧，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可以提交自己所在党委，即国资委党委，由出资人做仲裁。
在混合经济时代，有人建议取消党委，但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与党委并不矛盾，并且可以很好地兼容。比如，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党组织系统。党委负责合规经营、发展党员、凝聚力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中联重科则在海外建立了党组织，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应该说，混合经济时代党委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作用要加强。但怎么加强，值得思考。”国资委内部人士说。
由于董事来源更为丰富，混合经济体中，党委与董事会之间人员组成差异会更大，也更容易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党委如何在参与决策的同时保证董事会的作用？
按照有关人士的建议，“党委参与决策没有问题，但角度是什么？挣多挣少我觉得不应该是党委关注的内容，应该是关注是否符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把好政治关，董事会把好经济关，这样分工就更加明确。”
职业经理人该拿多少钱？
董事会选聘职业经理人，天经地义。但实际上由于种种限制，国企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有央企老总得出了这样的感叹：“董事会试点只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一半，职业经理人那一半是缺失的。”
《决定》的发布，弥补了这一缺失。对此，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士一致认为，凡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一定要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市场手段聘用、考核、奖惩、退出。“关键是退出机制，没有这个机制就不是职业经理人。”
对于这一点，此前接受记者采访的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持同样的观点：“国有企业超稳定的人才结构必须打破，不仅资本要流动起来，人才也要流动起来。”
此前国企管理者与民企、外企对比，自认为待遇偏低，社会则将其与政府官员参照，得出了待遇偏高的结论。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选聘手段的推广，实际上将国企管理者视同市场的一员，撕下了所有制的标签，薪酬体系就简单了。
“长沙阿波罗集团董事长工资很高，但由于这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选拔和考核都是按照市场方法来的，所以就没有争议。”周放生说。
除职业经理人之外，其他管理层的薪酬也是敏感话题。
国资委上述内部人士的建议是，分类分层发放（见图）。1和2可以根据企业规模，享受正部级、副部级政治待遇，薪酬参照公务员而略高；3、4、5、6实行准市场化管理，比如市场上挣500万可以给他发200万；7、8、9完全放开，参照市场标准执行。“职业经理人数量最多，这样就有大批的人被放开束缚，可以更好地发挥活力了。”
国企进入企业家时代
水泥与钢铁同属产能过剩产业，但目前看中国建材的处境要比钢铁行业企业好很多。不少人认为，以混合所有制为特点的大规模联合重组强化了中国建材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
因此，有人私下跟宋志平开玩笑：“你整合了水泥、医药两个行业，下一步会不会让你再去整合钢铁行业？”宋志平如是回答：“我今年57岁，按照世界标准正是企业家的好年龄，但是按照国企标准快退休了，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会勇往直前。”
在他看来，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2013年7月5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推出了《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一书。在他看来，提倡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乃至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按照企业家一词的英文原意，是创业者的意思。因此很多人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至少现在没有了。实际上，这一代国企管理者身上无不具备着优秀的创业者色彩。
新兴际华是由几十家军队所属企业打包而成的一家公司，仅仅就在10年前，群体性事件不断，企业发展困难。而今天，新兴际华已经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再比如宁高宁，在他手上，华润从一家外贸企业实现了向多元化投资企业的转变。宋志平则带出了两家世界500强。
因此，当《决定》提出“要发挥企业家作用”之后，国企管理者普遍有一种身份获得认可的欣喜。
而要发挥国有企业家的作用，仅仅承认是不够的，实施股权激励等具体手段，有助于这些人更好地发挥工作的积极性。
（徐玲、范拓、田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混合所有制是否适用于所有国企？
国有资本应当如何流动起来？
国资委何去何从？
部分央企将变身投资公司？
用什么刀来切蛋糕？
职业经理人该拿多少钱？
职工如何成为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
“国企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这一点得到了《决定》的明确肯定。”《决定》出台当天，中国建材董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参加了由社科院举办的研讨会。他在会上难掩兴奋和喜悦：《决定》和总书记的《说明》为未来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既欢欣鼓舞又充满信心，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这位此前一直探索“央企市营”道路并大获成功的央企双料董事长，对以民营企业家为主的台下观众打趣道：“你们的掌声，不应该全送给刘永好，也该送点给宋志平。”
在他看来，这场新起点上的国企改革，凸显了市场规律的重要性。而这与宋志平当初提出的“央企市营”模式，可谓相当契合。
不同于35年前的国企改革，也不同于上世纪末国有企业的脱困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国企改革，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之上。
这个起点，就是“国企与市场基本融合”。
综述
国企改革应遵循市场规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国企的改革自然应遵循市场规律。
《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谓坚持，就是在“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来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谓完善，《决定》给出的路径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等。
“从逻辑层次上看，《决定》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宋志平说。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思路的进一步明确，即混合所有制，这是大前提；其次是国有资产监管模式的完善，从监管企业向监管资本为主转变；再次是国企功能的变化，即成立或转变为投资公司。
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变革，其核心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直以来，各类经济体都面临着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国企尤为严重。
有这样一个未加证实的说法，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为了一份化工产品，国务院三位副总理牵头开会讨论，还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总书记。总书记不高兴地说：“一个产品你们总理管什么？无非是供需问题，市场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嘛！”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国企的改革自然应遵循市场规律。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决定》原文
解读一：
第三经济体喷薄欲出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既概括和总结了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中高度融合的现状，也交汇出了第三种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有了突破。
《决定》共分60条，字字千钧。其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单列为一条。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就有了“混合经济”的说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了产权多元化与股份制的实现路径。
环顾市场，混合经济体种已经有了华为、中联重科、联想这样的行业巨头，包括中国建材、中国医药、中国联通等央企也通过上市、联合重组等手段完成了股权多元化的改造。
不过，与《决定》中的具体要求相比，现实与目标还有着大段距离。
首先是放开的面比较窄，体现在行业少、企业少、层次低等多个方面；其次是员工持股几乎缺乏现实案例；更重要的是，混合经济体并没有摆脱国企的身份。
对于部分民企而言，国企身份或许是令人艳羡的光环，但实际上甘苦自知。这一身份也常常给当事企业造成苦恼。
某航天企业曾承接了明斯克机场的改造计划。但是当业主了解到这家企业是中国一家军工央企的子公司之后，就单方面撤消了合同。这一遭遇，在不同的央企有着各种版本的演绎，实质都是因为对方对国企身份的担忧。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国企”已经称不上纯粹的国企。以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北新建材为例，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是H股上市的中国建材股份，持有52%的股份。而中国建材集团持有中国建材48%的股份，折算下来中国建材集团持有北新建材25%左右的股份。同样的，中国医药集团持有国药控股30%左右的股份。
25%也好，30%也好，按照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这两家企业仍然被公众视为国企。而按照国际规则，国有资本在50%以上的企业是国有企业，50%以下的即使是相对控股的，也不视为国有企业。
因此，宋志平认为，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既概括和总结了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中高度融合的现状，也交汇出了第三种经济形态，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有了突破，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
多方受益混合所有制
国家、合作方、社会民众均可从混合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重庆水务集团是重庆市属国企，承担着重庆市供水、排污等任务。在成立初期，资金缺乏导致企业履职困难，该企业展开了跟法国公司的合作，先后引进资金超过30亿元，也从合作者那里学到了技术、管理等千金难买的东西，实现了企业整体上市。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产权多元化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是最原始的动力之一。吸纳各类经济体的优势改善企业管理，则是另一个重要目的。
宋志平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央企的实力加上民企的活力等于企业的竞争力。他认为，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企业家意识、市场的活力引入到国企以后，国企传统的行政管理色彩就会逐渐淡化。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则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体能够淡化所有制色彩，解决国企的薪酬、用人等顽疾——一切以市场为标准。
在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该如何定位？这是困扰社会各界的一个问题。有人说统统退出。这不符合现状和国情，也做不到。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国有经济以股东的面目出现，和民企一样。既尊重市场，又解决了国有资本的定位问题。
有人担心发展混合所有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此，周放生的观点是，国有资产流失分为体制性流失和交易性流失两种。交易性流失众所瞩目，反倒不易发生，“国企腐败、投资失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就是因为国企是一个没有人负责的体制。混合所有制框架下，各方代表互相制衡、监督，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好。”
重庆水务集团整体上市后，参加了上市仪式的黄奇帆问时任董事长武秀峰感觉如何，后者的回答是“要接受各方监督，感觉被捆起来了”，黄奇帆非常高兴，“那我就放心了”。
接受采访的一家地方国企负责人还提到，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多年，但国企很多时候还是要受到各级政府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影响。“混合所有制时代股权多元交叉，政府只能通过在董事会表达股东意愿，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就能够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
此外，国家、合作方、社会民众均可从混合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以中国建材为例，其用200亿元国有权益控制600亿净资产，进一步又控制一个3000亿元总资产的企业，净资产回报率连年超过20%，用事实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参股的民企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所掌握的股权直接分享发展成果。与此同时，中国水泥产业的集中度、清洁度随着中国建材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提升，整个社会从中受益。
因此，宋志平判断称：“可能绝大多数竞争领域的国企，今后都会走上混合所有制的道路。”
产权保护是混合所有制的基础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在《决定》中，混合所有制作为单独的段落进行阐述。在这一段之前，还有一段关于产权制度的表述，即“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在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看来，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保护制度一般说是技术层次，但公报上作为专门一段来讲。是因为‘混合’两字把握不好就容易成为混乱，所以要明确产权。”
李锦认为，明确产权能规避三个潜在问题。首先是国有资本失去控制力，“在重要、关键领域，国家应该掌握绝对控制力”。其次是社会资本受歧视，“民营和社会资本题量相对较小，但再小也不能开门迎客、关门打狗，要确保其产权发挥作用”。最后是国有资本流失到管理者手中，“不能像上一轮国企改革，富了一批国企高管”。
国企普遍适用混合所有制
所有这些企业都可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只不过不同类别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同。
哪些企业适合转化为混合所有制形式，是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一位权威人士表示，有可能对国企进行分类，分别是公共服务类企业比如国家电网、城市轨道交通、邮政、供水等，保障性企业如军工、电信、能源类，纯商业类企业如中国建材、宝钢等绝大多数国企。
“所有这些企业都可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只不过不同类别国有经济所占比例不同。第一类可能要绝对控股，第二类相对控股，第三类如果做不好的话，可以把国有股权撤出投资到更为合适的领域。”
李锦提供了几乎一致的分类思路，只不过措辞略有出入。
以精通国企改革著称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国企改革在《国企》杂志发表文章时指出：“不仅要促进国有集团二三级子公司股权多元化，集团本身也要实现股份制，推动更多企业集团上市，从独资形态转化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
按照现行监管要求，军工企业上市公司国有股份不得低于50%，军工企业集团层面的股权多元化尚未开放。对此，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中航工业通飞董事长孟祥凯与中航工业南方集团董事长彭建武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议案称：“应放宽对军工国企国有股份的比例限制。”对于由此引发的战略安全隐患，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引入金股制度（国家只持有一股，但这一股可以否决任何国家认为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议案）。
无独有偶。宋志平也提到：“通过金股制度，即使国家在一些重要企业没有大股权，但如果其他股东违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国家仍可拥有否决权。这些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遇到的事情。”
让国有资本流动起来
国有经济一部分依靠国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甚至一部分以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参股形式存在。
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国企在把国有资产变成国有股权之后，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产权多元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的建议是：一是出售国有资产存量，吸引外部投资者；二是吸引外部增量资本，比如国企资本只有4亿，再从外部吸收6亿资本，就组成了10亿的股份制公司——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国企采用的方法。三是争取上市，上市后再卖。目前上海已通过这一做法实现了以金融为龙头带动产权多元化发展。 前国资委高层认为，在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引进民间资本，比如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既可以引进到国企改制中，也可以引进到具体的项目中”。他举例称，比如中石油做的西三线管道就可以打包引进基金，国企就可以抽出资金进行其他投资。
“到时候，国有经济一部分依靠国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甚至一部分以民营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参股形式存在。”宋志平认为，未来国有投资公司可以是100%国有独资，它投资的企业都是混合所有制，其中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
按照这一构想，诸如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这样的公司就会大批出现。“甚至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投资公司下面没有绝对控股的，全都是相对控股和参股的企业，那这个投资公司的作用就是保值增值，股权可以高度流动。”
宋志平举例说：“股市价格低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入市托底，股民就会很高兴；股价高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适当撤出，在让利于民的同时还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职工有望成为国企的主人
解决这一问题有四种途径。
《决定》中提到，“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按照现行政策，除科研院所外，职工持有国企股权是得不到支持的。证监会明文规定，如果有职工持股要妥善处理。
李保民博士认为，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的职工作为一种投资主体，如果他们的投资入股不被认可，劳动的积极性和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但现行政策的限制并非多余。前述国资委高层举例说：“假设一家电网企业要上市，其旗下有一家职工持股的电力企业，职工股份肯定要退出才能上市，不然上市公司总买这家电厂的电，肯定是不行的。”
李保民说，解决这一问题有四种途径。一是工会代表；二是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三是交给托管机构；四是搞实名制。“只要能解决内部关联交易的问题，职工持股就能发挥积极向上的力量。”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决定》原文
解读二：
三级监管体制或成现实
这一次，国资监管模式又到了再次调整的关口。
国有经济改革离不开监管体制和模式的调整。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开启了国有企业将近10年的黄金成长期。这一次，国资监管模式又到了再次调整的关口。
建立三级监管体制，是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内的诸多人士呼吁多年的一个构想。这一次，构想有望成为现实。
按照文宗瑜的预测，未来的国资管理格局将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产业公司或者分布于各产业的国有资本这样的三级构成。也有权威人士认为，未来两级架构和三级架构将并存。
国资委何去何从？
为了更好地实现政企分离、证资分离，《决定》提出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监管办法。
很长一段时期内，国资委既是国家出资人代表，也是监管机构，处在身兼教练员和裁判员两职的尴尬境地。为了打破这一局面，更好地实现政企分离、证资分离，《决定》提出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监管办法。
国资委内部人士对这一转变甚为认可：“过去提的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实际上以管理资产为主。但资产是很难管理的，比如国有经济占据一家生产企业80%股份，那你能说80%的机器是归国资委管理的？还是说每一台机器的80%是国资委的？说不清。再说管事，国有企业的统战、工会都交给国资委管。还有企业海外投资、重点子企业监督，都是国资委的活，这么多企业这么多专业这么多领域，国资委这几百号人能管好？你懂海外法律还是懂企业制度？”
黄奇帆表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是管行业，也不是管产业，是管理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是管资本。”
李锦表示：“以前国资委是以管企业为主，现在没有说不管企业，但是说以管资本为主。这是个重大的转变。”他认为，这就像一刀切开一个西瓜，这一刀切开，政府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政府所有权代表全民（持资人）来管理，经营权由投资或运营公司来管。
“未来国资委所管理的企业会根据行业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由相应的班干部即资本管理、运营公司负责，比如能源公司管能源类的央企，机械公司管机械制造业央企等等。国资委只要充当老师管理好这几个班干部就可以。”李锦判断称，“这个计划起码要做七到八年，好多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也有人怀疑国资委存在的必要性。文宗瑜就认为，国资委可能会被合并到其他部委中，“可合并的部门只有两家—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预计合并到财政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前述国资委人士则明确予以了否决：“有这种想法是受了西方管理模式的影响。他就会觉得西方这样管能管好，中国为什么不行呢？实际上，西方的国有企业量比较少，政府捎带脚就管了。中国则不然，一个是数量多，再一个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生存，跟瑞典等国企主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有本质不同。如果交给财政部管又涉及到裁判员、教练员的问题了，所以必须由国资委这样一个独立的特设机构来监管。”
据悉，目前国资委正在按照《决定》的要求，制定国资运营、投资公司的组建条件、与国资委的权力分配等规则。按照宋志平的判断，投资公司的组建条件应该包括重要性、规模、管理能力三方面的要素。
央企变身投资公司？
企业究竟能否成为投资公司，还需要国家统一安排。 作为央企中为数不多的投资公司，国投造就了多个混合所有制经济体，除雅砻江公司外，旗下还有民营参股的罗钾公司等一批产权复杂的企业。
在新的历史阶段，像国投这样的投资公司自然要保留原有属性。此外，分析人士预测，诸如中石油、国家电网这样入围世界500强的特大型国企，也可以由政府授权，成为产业类国资投资公司，同时保留主业。
事实上，包括中国建材、新兴际华、国药集团在内的一批央企，集团总部已完成了职能转化，成为决策、财务中心，实质上相当于已经演变成为投资公司的雏形。“只不过，这一类企业究竟是否能成为投资公司，还需要国家统一安排。”宋志平说。
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产业公司，也在尝试合并同类项，组建投资公司。在地方上，包括重庆渝富在内的一批投资公司，正在摸索着各自的发展模式。
对于资本运营公司成立后的运作，一位国资委人士着重强调了基金的作用。
基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内部。国有经济想进入一个风险较高的新产业，既可以自己筹建一只基金，也可以引进外部基金。“这是一个是买苹果呢还是种果树的问题？当然种树的成本高得多，也更麻烦。”还有一种模式是通过基金培育上市公司，通过上市、退出、挣钱入袋，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一条会适合很多国企。”
其次是针对外部。目前国企做基金还面临一些障碍，但趋势肯定是鼓励国企运用基金。比如一只国企筹建的基金可以在市场寻求机会。基金可以通过投资协议，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企业或者项目的控制权，然后利用控制权优势完成任务，然后退出。
用什么刀来切蛋糕
30%的硬性规定，断了国企谈判和折扣的后路。越来越大的上缴压力，会逼迫着部分国企加快转型。
国企红利上缴是近年来争论很多的老话题，实际上国企上缴红利的历史并不长，开始于2007年。
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统分统销，国企利润全额上缴。1983年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要求把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地位上，于是开始实行利改税。此后经历多次改革。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企业负担，再加上国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作为阶段性措施暂停向企业收缴利润。企业应上缴的利润全部留在企业，用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2007年恢复上缴红利后，两次提高上缴标准。目前收取比例分为五类执行，比例分别为20%、15%、10%、5%以及暂不上缴。
对此，舆论普遍认为上缴标准过低，呼吁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标准的声音一直不断。
在李锦看来，这一次30%的硬性规定，断了国企谈判和折扣的后路，能够更好地还富于民。对于国企而言，越来越大的上缴压力，会逼迫着部分企业加快转型。
30%的标准，也是国际国内表现良好的上市公司分红的普遍基准线。比如中国建材香港上市公司上市8年来连续分红，就是把扣掉法定公积金后的可分配利润的30%分给股东。
“《决定》中的要求，则是账面净利润的30%。这和上市公司切蛋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宋志平表示，国企向大股东分红是理所应当的，但利润具体应该怎么交，需要大家研究。“要按照可分配利润计算的话，现在红利上缴标准已经达到30%了。”
宋志平说：“希望社会理解国企目前的社会贡献率和实际负债状况。一是贷款利息高，大量财务费用交给银行。二是税收比较高。以中国建材为例，去年中国建材2200亿收入，上交了150亿的税，支付贷款利息80亿，总利润113亿元，其中净利润80亿元。所以可见，国企的社会贡献不单是利润。”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决定》原文
解读三：
国企将展新姿
驱散行政级别的幽灵
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行政级别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混合所有制来了，行政级别还会存在么？
“实际上，国资委管理的52户企业也好，其他企业也好，从来就没有明确过行政级别。”一位接受采访的央企负责人说，只有部分从行政部门调任央企的领导，会按照此前的级别保留待遇，从企业中提拔的领导根本没有级别。
一般认为，领导由中组部任命的52户央企是副部级，实际上中远集团前董事长魏家福退休后并不会享受副部级公务员待遇。他领取的还是企业发的退休工资。“我就没有行政级别。”前述也是世界500强的那位企业负责人说。
问题在于，有关部门下发的很多针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规定，最后总会加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字样。“这实际就是政企不分的表现。但又不能去怪谁，反映了国家发展中确实有一些问题。”
对于未来，宋志平的看法是：“投资公司层面，董事是由国资委派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由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别派出，以及部分独立董事，董事负责选择职业经理人，你说这些董事、经理什么级别？所以说混合所有制一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杜绝董事“不懂事”现象
近期有文章称，李荣融退休后，央企董事会有流于形式的趋势。
从外部董事的构成来看，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外部董事包括一批经验丰富的退休董事长，比如新兴铸管原董事长范英俊、哈药集团董事长刘存周。这些人经历了成功、失败的起起伏伏，经历和经验可以为现任职企业避免很多陷阱。也包括一批财务、管理的专家学者，比如北京交大教授张秋生，甚至有香港、新加坡的高层人才。 在研究者看来，在董事会运行探索期，即使机制稍微差点，这些优秀人才也能弥补不足。
然而，随着更多央企加入试点，外部董事需求量激增。包括国资委信访局局长、老干部局局长在内的一批官员进入了外部董事的队伍，难免引起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
据悉，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部分外部董事履职时，提前不做准备，发言时只要不是排在第一个，就能讲的头头是道，可是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国资委人士建议，未来国资委派驻投资公司的董事应该建立退出机制，在履职时严格要求。“比如会前要写调研报告，要写发言提纲，如果发言提纲跟发言不一样，要讲出道理。这样才能避免董事形同虚设。”
在企业监督层面，目前有审计、纪委、巡视、监事等多重机构。但中石油腐败窝案等事实证明，在有些领域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喝。要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专事专责，一旦发现重大问题漏报，就启动问责机制，一次纪录、两次处理、三次免职。”一位国企监督机构人士说。
也有专家建议，应该学习银行的监事长制度，给其相当于企业一把手的待遇和充分的权力，可以参加董事会。当然责任也应该相当加重，一旦任职期间的企业负责人出现问题，监事长立即免职，永不任用。
混合经济时代党组织的作用
按照党章的要求，国有控股企业党委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在前述国资委内部人士看来，混合所有制之所以进展缓慢，与董事会、党委之间履职的权限不明确有着直接关系。
党委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定后反对者也要服从组织。董事会的决策机制是集体讨论、个人负责，少数服从多数，反对者可以保留意见。目前，在董事会与党委交叉任职的背景下，这两种决策机制之间存在着矛盾。
“比如我既是党委成员又是内部董事，党委会上我不同意，但最终通过了。那么董事会上我还说不说？说了就是与党委意见不一致，不说出事了谁负责任？”尽管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必须考虑到其可能性。此前国资委给出的建议是，党员董事表达意见时一定要记录在案，避免责任不清。
具体到企业中，有些企业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刘身利曾任中农发董事长、党委书记。在他看来，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不做决定，避免影响董事会履职。宝钢的做法是党委决定后提交董事会。一旦与董事会意见发生分歧，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可以提交自己所在党委，即国资委党委，由出资人做仲裁。
在混合经济时代，有人建议取消党委，但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与党委并不矛盾，并且可以很好地兼容。比如，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党组织系统。党委负责合规经营、发展党员、凝聚力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中联重科则在海外建立了党组织，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应该说，混合经济时代党委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作用要加强。但怎么加强，值得思考。”国资委内部人士说。
由于董事来源更为丰富，混合经济体中，党委与董事会之间人员组成差异会更大，也更容易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党委如何在参与决策的同时保证董事会的作用？
按照有关人士的建议，“党委参与决策没有问题，但角度是什么？挣多挣少我觉得不应该是党委关注的内容，应该是关注是否符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把好政治关，董事会把好经济关，这样分工就更加明确。”
职业经理人该拿多少钱？
董事会选聘职业经理人，天经地义。但实际上由于种种限制，国企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有央企老总得出了这样的感叹：“董事会试点只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一半，职业经理人那一半是缺失的。”
《决定》的发布，弥补了这一缺失。对此，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士一致认为，凡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一定要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市场手段聘用、考核、奖惩、退出。“关键是退出机制，没有这个机制就不是职业经理人。”
对于这一点，此前接受记者采访的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持同样的观点：“国有企业超稳定的人才结构必须打破，不仅资本要流动起来，人才也要流动起来。”
此前国企管理者与民企、外企对比，自认为待遇偏低，社会则将其与政府官员参照，得出了待遇偏高的结论。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选聘手段的推广，实际上将国企管理者视同市场的一员，撕下了所有制的标签，薪酬体系就简单了。
“长沙阿波罗集团董事长工资很高，但由于这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选拔和考核都是按照市场方法来的，所以就没有争议。”周放生说。
除职业经理人之外，其他管理层的薪酬也是敏感话题。
国资委上述内部人士的建议是，分类分层发放（见图）。1和2可以根据企业规模，享受正部级、副部级政治待遇，薪酬参照公务员而略高；3、4、5、6实行准市场化管理，比如市场上挣500万可以给他发200万；7、8、9完全放开，参照市场标准执行。“职业经理人数量最多，这样就有大批的人被放开束缚，可以更好地发挥活力了。”
国企进入企业家时代
水泥与钢铁同属产能过剩产业，但目前看中国建材的处境要比钢铁行业企业好很多。不少人认为，以混合所有制为特点的大规模联合重组强化了中国建材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
因此，有人私下跟宋志平开玩笑：“你整合了水泥、医药两个行业，下一步会不会让你再去整合钢铁行业？”宋志平如是回答：“我今年57岁，按照世界标准正是企业家的好年龄，但是按照国企标准快退休了，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会勇往直前。”
在他看来，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2013年7月5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推出了《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一书。在他看来，提倡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乃至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按照企业家一词的英文原意，是创业者的意思。因此很多人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至少现在没有了。实际上，这一代国企管理者身上无不具备着优秀的创业者色彩。
新兴际华是由几十家军队所属企业打包而成的一家公司，仅仅就在10年前，群体性事件不断，企业发展困难。而今天，新兴际华已经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再比如宁高宁，在他手上，华润从一家外贸企业实现了向多元化投资企业的转变。宋志平则带出了两家世界500强。
因此，当《决定》提出“要发挥企业家作用”之后，国企管理者普遍有一种身份获得认可的欣喜。
而要发挥国有企业家的作用，仅仅承认是不够的，实施股权激励等具体手段，有助于这些人更好地发挥工作的积极性。
（徐玲、范拓、田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