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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育部发言人对“南科大教改学生是否必须参加高考”的提问，做出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的回应，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并不认同”，现有的教育界弊病，跟过去30年来建立的教育界的法律法规存在不足有关系，“让什么改革都要在法律法规内进行，肯定不现实”，并表示“一直坚持到最后，不管最后成功还是失败”。
朱清时校长针对教育部发言人官方表态的颇为悲壮的宣示，与前不久深圳市委组织部《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一起，再次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
笔者今年4月在中央党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时，曾听过一位教育部新上任不久的主管领导的报告。他在作报告时提及与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有过交流，他给朱清时校长的建议，一是要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二是要依靠一班人，要大家一起商量做事，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三是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依法办学，不能大家都搞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否则全国还不乱了套，云云。笔者当时顿生一种悲凉之感，连叹“完啦完啦”，就连教育部主管领导对于高等教育自主办学都是这种认识，还能期待带有探索意义的南方科技大学能走多远？
实际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种深度显示，即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检视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
元制度创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打破多年沉积下来的权力垄断与利益割据、利益固化的攻坚阶段。突破既有权力垄断与利益固化的唯一良方就是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的建构，实现规范权力运作、调整社会秩序、引导社会价值的多重功能。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思考既有制度的绩效问题，而是热衷于进行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叠加式制度创新，更没有从源头上去思考如何系统建构对权力进行根本制约的锁链式制度体系这一核心问题。
所谓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并具有决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元制度就是指那种“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且这种元制度一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一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种不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推进制度创新，不思考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始终找不到医治问题的根本锁钥；即使也进行了一个个孤立的制度建构历程，但始终只是在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制度上面叠加一个又一个的制度改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进与彰显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出现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式制度叠加的双重效应。
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叠加式制度创新虽然减轻了相关问题的恶质后果，避免了问题呈现进一步恶化的倾向，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造成了整个制度体系所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自我调节机制与自我纠错动力机制日渐弱化和阙失；二是这种中国式制度叠加的做法在实践中导致了制度的“反功能”现象的显现，以及制度功能的“异化”与“蜕化”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一种“负功能”现象，如腐败现象的普遍生活化，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社会道德的整体失范等等，甚至导致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之外存在另外的制度运行规则即潜规则的泛滥与横行。
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需要高度重视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思考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问题。
具体到南方科技大学筹办与招生所牵涉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元制度问题，则是如何建立现代大学的自治制度问题，也就是朱清时一再强调的“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南科大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成功的一流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教育部发言人所说的“依法办学”问题，更不是该发言人拿起所谓“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的大棒而罔顾这样一个冷酷事实：这么多年来高校疯狂扩大招生规模、疯狂扩张校区建设、疯狂扩充学科门类后带来的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没有教师愿意把心思放在教书育人这一根本职责上。
二元并举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必须要澄清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制度创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于政绩的需要，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非常热衷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大搞“前任领导栽花，后任领导种草，再任领导植树”之新花样，以为创设出一套臆想的发展规划乃至新的制度体系就是制度创新，既不管这些所谓新的东西是否应该与实际相吻合，又不管这些所谓新的东西是否真正符合普通民众的需求，其结果是既达不到制度创新本应具备的激励与约束双重导向作用之目标，又劳民伤财，徒增普通民众的不满和怨气，也让身处官僚体系的各级干部无所适从。
按照笔者的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根据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创设一整套符合当代中国改革实际与引领改革发展方向的新型制度体系，非如此就无法将当代中国的发展推进至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面，也无以将民众的生活导入至善生活的发展轨道。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叠加式制度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对因时代变迁与历史局限性而建构起来的各种既有制度体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清理，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制度创新意味着“一枚硬币的两面”：从顶层设计角度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从制度绩效角度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而且，在当代中国改革的独特现实语境中，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甚至比进行叠加式制度创新更重要，更具绩效意义，更有扬弃和创新价值。
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自从走上疯狂扩大招生规模、疯狂扩张校区建设、疯狂扩充学科门类的“三扩”式粗放型发展之路后，许多大学教师开始背离其基本的教书育人之职责，被日益引导至由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所掌控的以争得更多重点学科、更多学位点、更多研究基地、更多研究项目、更多研究经费、更多研究成果为取向的指标量化考核轨道，全然不顾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更不顾及大学的良心之所在，其后果是高等教育的战略主题（坚持以学生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被日渐淡化，高等教育的主体（学生）被大学遗忘，高等学校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不得不规定“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这一最低底线要求并为此特别强调。
恰恰在为学生服务上，在以学生为中心上，已经招收了学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做了最好的尝试和坚持，而我国所有高等学校长期奉行的一系列制度与法规尽管也如教育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是在“依法办学”，但这种“依法办学”的实际效果与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与战略主题却越来越悖反，越来越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在这种情景下，我们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不去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监管失职之责，不去督察和追究高等学校长期以来的失职行为，反而乱扔大棒，令人费解。
突破既有管控思维
对于改革日渐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我们用什么样的改革思维来看待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单位和地方的领导在“不出事”、“求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维主导下，对待那些突破既有制度与法规框架下的制度创新行为，要么用挑剔的眼光求全责备，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和不甚理想的后果时，便不问其主流而采取强行刹车的态度，更不敢大胆地朝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前行；要么运用权力强行压制各种创新行为，让活生生的创新局面陷于一片孤寂，更让后继者心惊胆寒。在这种僵化的思维主导下，人们又怎能期待改革可以不断涌现出崭新的气象来？民众又怎能服气和拥护这种行改革之名而实质僵化保守之局面？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就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正因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顺利地推进下去，正因为改革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就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角度去做好改革的整体规划工作，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就需要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有充足的估计，用一种理性和宽容性的思维去看待改革，而不能采取简单的管控化思维，延缓甚至阻碍改革的发展进程。
如果我们稍微检视一下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办历程，就会发现这一本身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支持、带有探索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肩负无数人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憧憬的制度创新举措所遭受到的各种艰难，南方科技大学在做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背水一战决定后，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换来了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的一纸“筹建”批准书，但仍不包括招生权，更遑论后续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权，等等。尽管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比较高，所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所谓的“依法办学”的说辞、繁琐而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以及“怕出事不敢担责”的管控思维影响了一所新生大学的诞生也是显而易见的。
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主动约见记者谈自己的困惑，并发表“一直坚持到最后，不管最后成功还是失败”之宣示，充分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突破既有管控思维，用理性与宽容性思维来看待改革日渐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之极端重要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闯出当代中国改革的一片新天地。此时此刻，我们再次重温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或许不无启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朱清时校长针对教育部发言人官方表态的颇为悲壮的宣示，与前不久深圳市委组织部《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一起，再次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
笔者今年4月在中央党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时，曾听过一位教育部新上任不久的主管领导的报告。他在作报告时提及与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有过交流，他给朱清时校长的建议，一是要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二是要依靠一班人，要大家一起商量做事，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三是要按教育规律办事，要依法办学，不能大家都搞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否则全国还不乱了套，云云。笔者当时顿生一种悲凉之感，连叹“完啦完啦”，就连教育部主管领导对于高等教育自主办学都是这种认识，还能期待带有探索意义的南方科技大学能走多远？
实际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种深度显示，即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检视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
元制度创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打破多年沉积下来的权力垄断与利益割据、利益固化的攻坚阶段。突破既有权力垄断与利益固化的唯一良方就是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的建构，实现规范权力运作、调整社会秩序、引导社会价值的多重功能。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思考既有制度的绩效问题，而是热衷于进行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叠加式制度创新，更没有从源头上去思考如何系统建构对权力进行根本制约的锁链式制度体系这一核心问题。
所谓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并具有决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元制度就是指那种“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且这种元制度一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一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种不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推进制度创新，不思考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始终找不到医治问题的根本锁钥；即使也进行了一个个孤立的制度建构历程，但始终只是在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制度上面叠加一个又一个的制度改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进与彰显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出现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式制度叠加的双重效应。
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叠加式制度创新虽然减轻了相关问题的恶质后果，避免了问题呈现进一步恶化的倾向，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造成了整个制度体系所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自我调节机制与自我纠错动力机制日渐弱化和阙失；二是这种中国式制度叠加的做法在实践中导致了制度的“反功能”现象的显现，以及制度功能的“异化”与“蜕化”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一种“负功能”现象，如腐败现象的普遍生活化，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社会道德的整体失范等等，甚至导致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之外存在另外的制度运行规则即潜规则的泛滥与横行。
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需要高度重视从元制度创新视角去思考既有制度与法规的绩效问题。
具体到南方科技大学筹办与招生所牵涉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元制度问题，则是如何建立现代大学的自治制度问题，也就是朱清时一再强调的“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南科大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成功的一流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教育部发言人所说的“依法办学”问题，更不是该发言人拿起所谓“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的大棒而罔顾这样一个冷酷事实：这么多年来高校疯狂扩大招生规模、疯狂扩张校区建设、疯狂扩充学科门类后带来的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没有教师愿意把心思放在教书育人这一根本职责上。
二元并举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必须要澄清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制度创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于政绩的需要，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非常热衷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大搞“前任领导栽花，后任领导种草，再任领导植树”之新花样，以为创设出一套臆想的发展规划乃至新的制度体系就是制度创新，既不管这些所谓新的东西是否应该与实际相吻合，又不管这些所谓新的东西是否真正符合普通民众的需求，其结果是既达不到制度创新本应具备的激励与约束双重导向作用之目标，又劳民伤财，徒增普通民众的不满和怨气，也让身处官僚体系的各级干部无所适从。
按照笔者的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根据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创设一整套符合当代中国改革实际与引领改革发展方向的新型制度体系，非如此就无法将当代中国的发展推进至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面，也无以将民众的生活导入至善生活的发展轨道。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叠加式制度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对因时代变迁与历史局限性而建构起来的各种既有制度体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清理，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制度创新意味着“一枚硬币的两面”：从顶层设计角度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从制度绩效角度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而且，在当代中国改革的独特现实语境中，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甚至比进行叠加式制度创新更重要，更具绩效意义，更有扬弃和创新价值。
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自从走上疯狂扩大招生规模、疯狂扩张校区建设、疯狂扩充学科门类的“三扩”式粗放型发展之路后，许多大学教师开始背离其基本的教书育人之职责，被日益引导至由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所掌控的以争得更多重点学科、更多学位点、更多研究基地、更多研究项目、更多研究经费、更多研究成果为取向的指标量化考核轨道，全然不顾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更不顾及大学的良心之所在，其后果是高等教育的战略主题（坚持以学生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被日渐淡化，高等教育的主体（学生）被大学遗忘，高等学校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不得不规定“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这一最低底线要求并为此特别强调。
恰恰在为学生服务上，在以学生为中心上，已经招收了学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做了最好的尝试和坚持，而我国所有高等学校长期奉行的一系列制度与法规尽管也如教育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是在“依法办学”，但这种“依法办学”的实际效果与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与战略主题却越来越悖反，越来越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在这种情景下，我们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不去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监管失职之责，不去督察和追究高等学校长期以来的失职行为，反而乱扔大棒，令人费解。
突破既有管控思维
对于改革日渐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我们用什么样的改革思维来看待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单位和地方的领导在“不出事”、“求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维主导下，对待那些突破既有制度与法规框架下的制度创新行为，要么用挑剔的眼光求全责备，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和不甚理想的后果时，便不问其主流而采取强行刹车的态度，更不敢大胆地朝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前行；要么运用权力强行压制各种创新行为，让活生生的创新局面陷于一片孤寂，更让后继者心惊胆寒。在这种僵化的思维主导下，人们又怎能期待改革可以不断涌现出崭新的气象来？民众又怎能服气和拥护这种行改革之名而实质僵化保守之局面？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就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正因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顺利地推进下去，正因为改革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就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角度去做好改革的整体规划工作，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就需要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有充足的估计，用一种理性和宽容性的思维去看待改革，而不能采取简单的管控化思维，延缓甚至阻碍改革的发展进程。
如果我们稍微检视一下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办历程，就会发现这一本身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支持、带有探索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肩负无数人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憧憬的制度创新举措所遭受到的各种艰难，南方科技大学在做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背水一战决定后，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换来了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的一纸“筹建”批准书，但仍不包括招生权，更遑论后续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权，等等。尽管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比较高，所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所谓的“依法办学”的说辞、繁琐而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以及“怕出事不敢担责”的管控思维影响了一所新生大学的诞生也是显而易见的。
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主动约见记者谈自己的困惑，并发表“一直坚持到最后，不管最后成功还是失败”之宣示，充分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突破既有管控思维，用理性与宽容性思维来看待改革日渐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之极端重要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闯出当代中国改革的一片新天地。此时此刻，我们再次重温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或许不无启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