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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加剧了劳资关系的不平衡状态，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得以维护并日益加强，资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随着转型时期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推进，劳资关系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全面实现体面劳动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方针，企业、各类劳动组织以及劳动者都对实现体面劳动发出了强烈的呼声。金融危机后体面劳动研究有了新进展，未来体面劳动问题研究也大有可为。
关键词：体面劳动；劳资关系；经济全球化；国际劳工组织；包容式增长；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18-06
一、引言
全球化打破了劳资关系的均衡状态，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日益明显[1]，资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切实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基于体面劳动的公平的全球化，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指出，体面劳动是指人们在自由、公平、安全和有人格尊严的前提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就业机会，其核心是工作中的权利维护、就业平等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对话[2]，目的在于实现基于体面劳动的公平的全球化。
“体面劳动”的提出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社会公正问题紧密相关，实现体面劳动的目的是让劳动者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消除性别、年龄和种族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为解决劳动关系领域内的各种矛盾指明了目标。同时，体面劳动的提出也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是一脉相承的，对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2013年劳动节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与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指出“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最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的劳动、全面的发展”[3]，这表明实现体面劳动已经成为未来我国政府劳动关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体面劳动”提出后，国内外研究者对体面劳动的内涵、目标、测量指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测量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体面劳动的关注与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新领域。本研究总结金融危机前体面劳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和评述。
二、金融危机前的研究成果回顾
（一）体面劳动的内涵与目标
体面劳动提出以后，研究者们围绕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自由、公平、安全、生产性等四个方面目标展开了研究。自由指的是人们能够自由的选择工作，自由的加入工会/贸易协会等劳动维权类社会组织。因此，政府应遵照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标准，禁止强迫劳动（Forced label）和对童工（Child label）的使用[4]；公平主要指性质公平和机会公平，其中工作性质公平包括一致性公平和实质性公平，一致性公平的目标是消除工作中的性别、年龄歧视，而实质性公平的目标则是实现同工同酬、就业机会均等[5]。从工作机会上讲，公平是指所有能够工作且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在工作机会面前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安全是指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基本的福利能够得到保证，经济状况可以得到改善[4]。整个社会应该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及其他方面的保障以减少劳动者失业和失去生活保障的可能性，并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有疾病的劳动者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且受到较好的保护[6]；生产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为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方面的保障，还能够增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性续发展[4]。Florence Bonnet等在《A family of decent work indexs》一文中指出，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体面劳动的内涵进行理解，并分别提出了三个层面体面劳动的具体衡量指标[7]。
关于体面劳动要实现的目标，研究者们围绕ILO所提出的的四个方面，指出体面劳动的主要目标包括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四个方面。“劳动者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有权利参与工作条件改善等方面决策的制定并监督其执行情况，为自己争取利益”[4]。根据国际劳工标准，权利指的是劳动者拥有结社自由、加入劳动组织的自由、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实现同工同酬等。就业平等指的是要为劳动者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社会保障指的是为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群体提供避免风险和伤害的措施。社会对话是指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可以进行集体谈判、沟通[7-8]。
（二）体面劳动测量指标的探索
体面劳动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对体面劳动指标体系探索的广泛兴趣，Philippe Egger（2002）首先提出了全社会要关注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说法，指出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确定体面劳动的具体测量指标。他认为，虽然目前ILO的数据库可以为体面劳动的测量工作提供大量翔实的数据支撑，但也还需要利用其他的数据来源以对体面劳动进行更大范围的系统测量[6]。随后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指标来衡量体面劳动，代表性的如Guy Standing（2002）、Richard Anker（2003）、David Bescond（2003）、Florence Bonnet等（2003）、Dharam Ghai（2003）等[4] [7-9]，相关成果见表1。
与大多数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David Bescond（2003）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面劳动的指标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体面劳动赤字（Decent work idict）”的观点，即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社会对话等四个方面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距，并运用这种方法测量了北欧国家的体面劳动赤字状况[8]。 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对体面劳动测量指标的探索还主要从社会、组织和个体三个维度进行的，并且各维度的内部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9]。但是，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问题达成共识，这意味着体面劳动的衡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三）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
体面劳动的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亚洲到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北欧等发达地区扩展。
Philippe Egger（2002）、Konstanions Papadakis（2006）、Paredes Gil等（2007）、Paula Kantor等（2006）围绕体面劳动的相关指标对丹麦、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的体面劳动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体面劳动赤字较严重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不足[6] [10-11]。Dharam Ghai（2003）对各个细分指标进行排序，测量了瑞典、丹麦、挪威等22个国家的体面劳动状况，把经济水平与体面劳动指数相结合，按各国家的经济水平高低进行排序，并与体面劳动水平排序结合求平均数，得到各国的体面劳动水平的相对数[9]。研究发现北欧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较高，而西班牙等南欧的工业化国家的体面劳动指数偏低，可以看出，体面劳动状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性。Florence Bonnet等（2003）对84个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综合体面劳动指数与GDP和联合国发展计划中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欧盟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总体上较非洲和亚洲国家高[7]。
这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较发达国家低，我们可以认为体面劳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增加就业、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有助于实现体面劳动，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对提高全民对体面劳动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体面劳动水平。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研究的新进展
（一）体面劳动的实践
2006年开始，理事会就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提供关于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结果和影响的年度报告，在2008年的评估结果中16%的内容涉及标准和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24%涉及就业，20%涉及社会保护，33%涉及社会对话。在2006年8月召开的亚太区域会议上，面对亚洲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岗位之间的巨大差距，参会代表们提出了“亚洲体面劳动十年（2006—2015）计划”以确保经济增长转化为生产性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Decent work for all）。2009年12月，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报告了非洲、美洲、阿拉伯国家、亚太地区、欧盟5个区域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进展情况。目前已有超过110个国家实施了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200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要求成员国“建立适当的指标或统计资料来监督和评估体面劳动所取得的进展，如有必要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提供援助”，将体面劳动从倡议上升为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实现的目标[13]。国际劳工组织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了为期四年（2009—2012）的“体面劳动进程的监督和评估”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层面体面劳动指标的确定、帮助数据的收集、并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有关体面劳动的综合政策分析与制定[14]。乌克兰、巴西、赞比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分别以各国国情为基础，召开了三方协商会议探讨体面劳动指标体系的建立[1] [15]。“左倾”的政府和更“民主”的政府更注重劳动法的实施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16]。Tonia Warnecke等（2012）比较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体面劳动的执行情况发现，随着两国政府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委员会的成立，两国各地区在体面劳动执行方面都有明显的改观（manifest shift），劳动关系功能的体面化对促进体面劳动具有重要影响。政党在促进局部地区体面劳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两国政府在放松劳动关系制度方面都存在压力，腐败仍然是抑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劳动法执行的重要问题[17]。
然而，由日内瓦大学、国际劳工组织和咨询公司共同完成的一项跨国研究却表明“体面劳动只是一个边缘概念，并没有被广泛的运用到世界、国家、甚至地方”，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体面劳动的认识尚处于较低水平，并指出应该同时实现体面劳动的四个关键指标，而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个，否则体面劳动的概念将得不到最完整/全面的运用[18]。可见，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与关注尚处于较低阶段。
（二）体面劳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体面劳动的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体面劳动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快速全球化过程中的贫穷、失业、剥削、以及工作中的年龄、性别歧视等社会公正问题。全球化导致了社会竞争加剧、就业难以及劳动者权利受损等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并且目前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关于维护劳动者权利的标准体系，全球化与体面劳动之间存在着矛盾[5]。2009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体面劳动作为联合国系统推动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明确提出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性的就业机会，“我们强烈支持公平的全球化，努力使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享有充分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以此作为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组成部分”，可见体面劳动对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消除贫困是体面劳动的重要目标之一。Steve Hughes等（2011）探讨了体面劳动对消除贫困的作用，认为有报酬就业和灵活就业仍然是广大穷人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19]。Stephanie等（2007）研究了全球生产系统下体面劳动的挑战，认为全球生产系统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他指出虽然全球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工作都是高薪的并要求特殊的技能，但是也包含了一些非正式的和弹性的低技能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收入较低、条件较差，不利于体面劳动的实现。他还指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对他们的发展范式和政策方针有重要影响，传统的进口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不能够有效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系统才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20]。实现体面劳动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Neil Renwick（2011）分析了东南亚地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体面劳动的实行情况，发现移民就业、妇女就业仍然是全面实现体面劳动的障碍[21]。 （三）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研究
Gerry Rodgers（2007）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高稳定性并不能使就业的稳定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应该被视为促进体面劳动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面劳动四个指标之间是相关的、交叉的，应同时实现体面劳动的四个目标，并且体面劳动的实现应该由劳动者和社会组织来共同推进[22]。
Peter Auer（2007）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就业的弹性和安全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持（mutually supportive）、相互包容的，应该放松就业保护法的实施与执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者灵活就业。他认为，应该进行明智的市场改革，并且这种改革必须把稳定性、灵活性和安全性都考虑在内[23]。Raymond Saner（2010）讲述了自己在国外工作时被付给的工资高于本地人的经历，认为要想真正实现体面劳动，需要废除双重工资标准，实现就业过程中的实质公平[24]。
陈静媛（2010）分析了我国目前的体面劳动情况，认为体面劳动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的共同努力[25]，这与Gerry Rodgers（2007）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周建群（2010）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指出，体面劳动是个系统工程，尊重劳动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以人为本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前提，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实现体面劳动的条件，制定劳动法规是实现体面劳动的保障，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是实现体面劳动的要求[26]。吕红，金喜在（2010）分析了我国实现体面劳动的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定和就业制度，指出实现体面劳动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27]。郑延涛、孙磊（2011）分析了资源型地区实现体面劳动方面的成就和问题，并提出了资源型地区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推动转型发展，扩大就业空间；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加强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28]。
（四）特定行业的体面劳动研究
随着对体面劳动问题探索的深入推进，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特定行业的员工体面劳动问题。Debdulal saha（2009）根据体面劳动的概念，运用访谈法对200名孟买的街头小贩的工作条件、社会安全以及集体谈判权等进行研究发现，那些依靠高利贷者小贩们特别渴望社会安全，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也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被迫向放债者借高利贷，这种高利贷的月利率通常高达5%～10%，这使得他们陷入债务困境。超长的工时、工作场所的条件以及当地人的非法活动共同造成了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29]。
为保障家政工人的权益，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6月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提出了促进家政工人实现体面劳动的建议[15]，建议涵盖了家政工人从业年龄下限（18岁）、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数额及支付方式、人格尊严、禁止虐待家政工人、择业自由等条款。该建议承认了家政工人雇佣关系的特殊性，旨在确保家政工人和其他类型的员工一样实现体面劳动标准[30]，为实现家政工人的体面劳动提供了详尽可行的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研究成果评述
通过对后金融危机前后体面劳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发现，金融危机之前，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概念内涵、目标、衡量指标的探索，体面劳动对减贫、实现社会公正的作用与意义，即体面劳动是什么？以及不同国家（地区）体面劳动水平的比较，“国际劳工组织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不同国家（地区）体面劳动水平的比较，在通过工作安全感将（体面劳动）概念转化为微观层面的（指标）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努力[10]”。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如何实现全面体面劳动（Decent work for all），即全面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与问题。二是体面劳动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消除性别歧视、体面劳动与全球生产系统和全球价值链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体面劳动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个领域是体面劳动的实际操作问题，即特殊行业的体面劳动问题。
出现上述差异与趋势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理论拓展的需要，随着对体面劳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体面劳动的概念、目标和衡量指标的探索已经相对丰富和完善，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全面把握体面劳动。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方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用了裁员、降薪、削减福利等措施，使得原本就很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更加凸显，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来缓解这一矛盾，并希望通过实现体面劳动来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增长。
可以发现，我国的研究者们关于体面劳动问题的探索还停留在定性分析研究阶段，对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金融危机前后体面劳动问题的研究脉络如图1。
（二）体面劳动的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目前无论是关于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研究，还是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和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的，即都研究的是国家（地区）层面的体面劳动状况和水平，而没有从微观层面对劳动者个体的体面劳动感知进行研究。因此，今后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制定比较科学规范的体面劳动测量指标体系对我国背景下企业员工的体面劳动状况进行研究。虽然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学者们者各执一词，目前仍然尚未形成统一的体面劳动衡量指标。今后的研究可以在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 [16]Ronconi，Lucas. Globalization，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Enforcement of Labor Law：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R].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12，2010.
[17]Tonia Warnecke，Alex De Ruyter. The Enforcement of Decent Work in India and Indonesia： Developing Sustainable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2，（2）：393-399.
[18]Roderick，Lawrence，Marinana Paredes Gil，Yves Fluckiger，Cedric Lambert，Edmundo Werna. Promoting Decent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J].Habiat International，2008，（32）：160-171.
[19]Steve Hughes，Nigel Haworth. Decent Work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J].Relations Industrielles，2011.
[20]Stephanie Barrientors.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Decent Work[R].Geneva： 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07.
[21]Neil Renwick.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1： Pverty，Hhunger and Decent Work in Southeast Asia[J].Third Word quarterly，2011，32（1）：65-89.
[22]Gerry Rodgers.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Decent Work[R].New York： ILO-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07.
[23]Peter Auer. Security in Labor Markets： Combing Flexibility with Security for Decent Work[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07.
[24]Raymond Saner. Decent Work and Decent pay： Dual Salary Systems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0，45（5）：376-380.
[25]陈静媛.我国体面劳动的现状及完善措施[J].青海社会科学，2010，（5）：182-186.
[26]周建群.实现体面劳动的路径选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7.
[27]吕红，金喜在.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及制度性障碍[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3-37.
[28]郑延涛，孙磊.资源型地区体面劳动：成就、问题及对策[J].理论探索，2011，（3）：77-80.
[29]Debdulal saha. Decent Work for the Street Vendors in Mumbai，India——A Distant Vision[J].Work Place Right，2009，14（2）：229-250.
[30]Manuela Tome，Patrick Belser. New ILO Standards on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s： A Summary of the Issues and Discussions[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011，150（3）：431-438.
责任编辑、校对：苗兰良
关键词：体面劳动；劳资关系；经济全球化；国际劳工组织；包容式增长；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18-06
一、引言
全球化打破了劳资关系的均衡状态，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日益明显[1]，资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切实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基于体面劳动的公平的全球化，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指出，体面劳动是指人们在自由、公平、安全和有人格尊严的前提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就业机会，其核心是工作中的权利维护、就业平等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对话[2]，目的在于实现基于体面劳动的公平的全球化。
“体面劳动”的提出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社会公正问题紧密相关，实现体面劳动的目的是让劳动者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消除性别、年龄和种族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为解决劳动关系领域内的各种矛盾指明了目标。同时，体面劳动的提出也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是一脉相承的，对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2013年劳动节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与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指出“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最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的劳动、全面的发展”[3]，这表明实现体面劳动已经成为未来我国政府劳动关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体面劳动”提出后，国内外研究者对体面劳动的内涵、目标、测量指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测量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体面劳动的关注与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新领域。本研究总结金融危机前体面劳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和评述。
二、金融危机前的研究成果回顾
（一）体面劳动的内涵与目标
体面劳动提出以后，研究者们围绕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自由、公平、安全、生产性等四个方面目标展开了研究。自由指的是人们能够自由的选择工作，自由的加入工会/贸易协会等劳动维权类社会组织。因此，政府应遵照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标准，禁止强迫劳动（Forced label）和对童工（Child label）的使用[4]；公平主要指性质公平和机会公平，其中工作性质公平包括一致性公平和实质性公平，一致性公平的目标是消除工作中的性别、年龄歧视，而实质性公平的目标则是实现同工同酬、就业机会均等[5]。从工作机会上讲，公平是指所有能够工作且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在工作机会面前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安全是指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基本的福利能够得到保证，经济状况可以得到改善[4]。整个社会应该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及其他方面的保障以减少劳动者失业和失去生活保障的可能性，并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有疾病的劳动者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且受到较好的保护[6]；生产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为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方面的保障，还能够增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性续发展[4]。Florence Bonnet等在《A family of decent work indexs》一文中指出，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体面劳动的内涵进行理解，并分别提出了三个层面体面劳动的具体衡量指标[7]。
关于体面劳动要实现的目标，研究者们围绕ILO所提出的的四个方面，指出体面劳动的主要目标包括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四个方面。“劳动者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有权利参与工作条件改善等方面决策的制定并监督其执行情况，为自己争取利益”[4]。根据国际劳工标准，权利指的是劳动者拥有结社自由、加入劳动组织的自由、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实现同工同酬等。就业平等指的是要为劳动者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社会保障指的是为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群体提供避免风险和伤害的措施。社会对话是指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可以进行集体谈判、沟通[7-8]。
（二）体面劳动测量指标的探索
体面劳动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对体面劳动指标体系探索的广泛兴趣，Philippe Egger（2002）首先提出了全社会要关注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说法，指出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确定体面劳动的具体测量指标。他认为，虽然目前ILO的数据库可以为体面劳动的测量工作提供大量翔实的数据支撑，但也还需要利用其他的数据来源以对体面劳动进行更大范围的系统测量[6]。随后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指标来衡量体面劳动，代表性的如Guy Standing（2002）、Richard Anker（2003）、David Bescond（2003）、Florence Bonnet等（2003）、Dharam Ghai（2003）等[4] [7-9]，相关成果见表1。
与大多数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David Bescond（2003）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面劳动的指标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体面劳动赤字（Decent work idict）”的观点，即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社会对话等四个方面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距，并运用这种方法测量了北欧国家的体面劳动赤字状况[8]。 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对体面劳动测量指标的探索还主要从社会、组织和个体三个维度进行的，并且各维度的内部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9]。但是，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就体面劳动衡量指标的问题达成共识，这意味着体面劳动的衡量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三）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
体面劳动的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亚洲到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北欧等发达地区扩展。
Philippe Egger（2002）、Konstanions Papadakis（2006）、Paredes Gil等（2007）、Paula Kantor等（2006）围绕体面劳动的相关指标对丹麦、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的体面劳动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体面劳动赤字较严重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不足[6] [10-11]。Dharam Ghai（2003）对各个细分指标进行排序，测量了瑞典、丹麦、挪威等22个国家的体面劳动状况，把经济水平与体面劳动指数相结合，按各国家的经济水平高低进行排序，并与体面劳动水平排序结合求平均数，得到各国的体面劳动水平的相对数[9]。研究发现北欧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较高，而西班牙等南欧的工业化国家的体面劳动指数偏低，可以看出，体面劳动状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性。Florence Bonnet等（2003）对84个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综合体面劳动指数与GDP和联合国发展计划中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欧盟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总体上较非洲和亚洲国家高[7]。
这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体面劳动水平较发达国家低，我们可以认为体面劳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增加就业、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有助于实现体面劳动，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对提高全民对体面劳动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体面劳动水平。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研究的新进展
（一）体面劳动的实践
2006年开始，理事会就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提供关于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结果和影响的年度报告，在2008年的评估结果中16%的内容涉及标准和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24%涉及就业，20%涉及社会保护，33%涉及社会对话。在2006年8月召开的亚太区域会议上，面对亚洲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岗位之间的巨大差距，参会代表们提出了“亚洲体面劳动十年（2006—2015）计划”以确保经济增长转化为生产性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劳动（Decent work for all）。2009年12月，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报告了非洲、美洲、阿拉伯国家、亚太地区、欧盟5个区域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进展情况。目前已有超过110个国家实施了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200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要求成员国“建立适当的指标或统计资料来监督和评估体面劳动所取得的进展，如有必要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提供援助”，将体面劳动从倡议上升为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实现的目标[13]。国际劳工组织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了为期四年（2009—2012）的“体面劳动进程的监督和评估”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层面体面劳动指标的确定、帮助数据的收集、并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有关体面劳动的综合政策分析与制定[14]。乌克兰、巴西、赞比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分别以各国国情为基础，召开了三方协商会议探讨体面劳动指标体系的建立[1] [15]。“左倾”的政府和更“民主”的政府更注重劳动法的实施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16]。Tonia Warnecke等（2012）比较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体面劳动的执行情况发现，随着两国政府关于劳动力市场政策委员会的成立，两国各地区在体面劳动执行方面都有明显的改观（manifest shift），劳动关系功能的体面化对促进体面劳动具有重要影响。政党在促进局部地区体面劳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两国政府在放松劳动关系制度方面都存在压力，腐败仍然是抑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劳动法执行的重要问题[17]。
然而，由日内瓦大学、国际劳工组织和咨询公司共同完成的一项跨国研究却表明“体面劳动只是一个边缘概念，并没有被广泛的运用到世界、国家、甚至地方”，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体面劳动的认识尚处于较低水平，并指出应该同时实现体面劳动的四个关键指标，而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个，否则体面劳动的概念将得不到最完整/全面的运用[18]。可见，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与关注尚处于较低阶段。
（二）体面劳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体面劳动的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体面劳动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快速全球化过程中的贫穷、失业、剥削、以及工作中的年龄、性别歧视等社会公正问题。全球化导致了社会竞争加剧、就业难以及劳动者权利受损等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并且目前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关于维护劳动者权利的标准体系，全球化与体面劳动之间存在着矛盾[5]。2009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体面劳动作为联合国系统推动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明确提出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性的就业机会，“我们强烈支持公平的全球化，努力使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享有充分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以此作为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组成部分”，可见体面劳动对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消除贫困是体面劳动的重要目标之一。Steve Hughes等（2011）探讨了体面劳动对消除贫困的作用，认为有报酬就业和灵活就业仍然是广大穷人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19]。Stephanie等（2007）研究了全球生产系统下体面劳动的挑战，认为全球生产系统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他指出虽然全球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工作都是高薪的并要求特殊的技能，但是也包含了一些非正式的和弹性的低技能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收入较低、条件较差，不利于体面劳动的实现。他还指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对他们的发展范式和政策方针有重要影响，传统的进口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不能够有效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系统才是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20]。实现体面劳动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Neil Renwick（2011）分析了东南亚地区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体面劳动的实行情况，发现移民就业、妇女就业仍然是全面实现体面劳动的障碍[21]。 （三）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研究
Gerry Rodgers（2007）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高稳定性并不能使就业的稳定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应该被视为促进体面劳动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面劳动四个指标之间是相关的、交叉的，应同时实现体面劳动的四个目标，并且体面劳动的实现应该由劳动者和社会组织来共同推进[22]。
Peter Auer（2007）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就业的弹性和安全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持（mutually supportive）、相互包容的，应该放松就业保护法的实施与执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者灵活就业。他认为，应该进行明智的市场改革，并且这种改革必须把稳定性、灵活性和安全性都考虑在内[23]。Raymond Saner（2010）讲述了自己在国外工作时被付给的工资高于本地人的经历，认为要想真正实现体面劳动，需要废除双重工资标准，实现就业过程中的实质公平[24]。
陈静媛（2010）分析了我国目前的体面劳动情况，认为体面劳动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的共同努力[25]，这与Gerry Rodgers（2007）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周建群（2010）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指出，体面劳动是个系统工程，尊重劳动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以人为本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前提，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实现体面劳动的条件，制定劳动法规是实现体面劳动的保障，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是实现体面劳动的要求[26]。吕红，金喜在（2010）分析了我国实现体面劳动的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定和就业制度，指出实现体面劳动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27]。郑延涛、孙磊（2011）分析了资源型地区实现体面劳动方面的成就和问题，并提出了资源型地区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推动转型发展，扩大就业空间；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维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加强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28]。
（四）特定行业的体面劳动研究
随着对体面劳动问题探索的深入推进，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特定行业的员工体面劳动问题。Debdulal saha（2009）根据体面劳动的概念，运用访谈法对200名孟买的街头小贩的工作条件、社会安全以及集体谈判权等进行研究发现，那些依靠高利贷者小贩们特别渴望社会安全，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也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被迫向放债者借高利贷，这种高利贷的月利率通常高达5%～10%，这使得他们陷入债务困境。超长的工时、工作场所的条件以及当地人的非法活动共同造成了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29]。
为保障家政工人的权益，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6月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提出了促进家政工人实现体面劳动的建议[15]，建议涵盖了家政工人从业年龄下限（18岁）、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数额及支付方式、人格尊严、禁止虐待家政工人、择业自由等条款。该建议承认了家政工人雇佣关系的特殊性，旨在确保家政工人和其他类型的员工一样实现体面劳动标准[30]，为实现家政工人的体面劳动提供了详尽可行的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体面劳动研究成果评述
通过对后金融危机前后体面劳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发现，金融危机之前，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概念内涵、目标、衡量指标的探索，体面劳动对减贫、实现社会公正的作用与意义，即体面劳动是什么？以及不同国家（地区）体面劳动水平的比较，“国际劳工组织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不同国家（地区）体面劳动水平的比较，在通过工作安全感将（体面劳动）概念转化为微观层面的（指标）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努力[10]”。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如何实现全面体面劳动（Decent work for all），即全面实现体面劳动的对策与问题。二是体面劳动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消除性别歧视、体面劳动与全球生产系统和全球价值链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体面劳动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个领域是体面劳动的实际操作问题，即特殊行业的体面劳动问题。
出现上述差异与趋势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理论拓展的需要，随着对体面劳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体面劳动的概念、目标和衡量指标的探索已经相对丰富和完善，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全面把握体面劳动。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方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用了裁员、降薪、削减福利等措施，使得原本就很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更加凸显，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来缓解这一矛盾，并希望通过实现体面劳动来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增长。
可以发现，我国的研究者们关于体面劳动问题的探索还停留在定性分析研究阶段，对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金融危机前后体面劳动问题的研究脉络如图1。
（二）体面劳动的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目前无论是关于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研究，还是体面劳动的实证研究和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的，即都研究的是国家（地区）层面的体面劳动状况和水平，而没有从微观层面对劳动者个体的体面劳动感知进行研究。因此，今后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制定比较科学规范的体面劳动测量指标体系对我国背景下企业员工的体面劳动状况进行研究。虽然体面劳动的测量指标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学者们者各执一词，目前仍然尚未形成统一的体面劳动衡量指标。今后的研究可以在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 [16]Ronconi，Lucas. Globalization，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Enforcement of Labor Law：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R].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12，2010.
[17]Tonia Warnecke，Alex De Ruyter. The Enforcement of Decent Work in India and Indonesia： Developing Sustainable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2，（2）：393-399.
[18]Roderick，Lawrence，Marinana Paredes Gil，Yves Fluckiger，Cedric Lambert，Edmundo Werna. Promoting Decent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J].Habiat International，2008，（32）：160-171.
[19]Steve Hughes，Nigel Haworth. Decent Work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J].Relations Industrielles，2011.
[20]Stephanie Barrientors.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Decent Work[R].Geneva： 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07.
[21]Neil Renwick.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1： Pverty，Hhunger and Decent Work in Southeast Asia[J].Third Word quarterly，2011，32（1）：65-89.
[22]Gerry Rodgers.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Decent Work[R].New York： ILO-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07.
[23]Peter Auer. Security in Labor Markets： Combing Flexibility with Security for Decent Work[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07.
[24]Raymond Saner. Decent Work and Decent pay： Dual Salary Systems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0，45（5）：376-380.
[25]陈静媛.我国体面劳动的现状及完善措施[J].青海社会科学，2010，（5）：182-186.
[26]周建群.实现体面劳动的路径选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7.
[27]吕红，金喜在.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及制度性障碍[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3-37.
[28]郑延涛，孙磊.资源型地区体面劳动：成就、问题及对策[J].理论探索，2011，（3）：77-80.
[29]Debdulal saha. Decent Work for the Street Vendors in Mumbai，India——A Distant Vision[J].Work Place Right，2009，14（2）：229-250.
[30]Manuela Tome，Patrick Belser. New ILO Standards on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s： A Summary of the Issues and Discussions[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011，150（3）：431-438.
责任编辑、校对：苗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