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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分析业还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只有厘清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根源，才能帮助我国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铁底，政策底，技术底，底底被穿；牛股，金股，潜力股，股股被套”。
用这句俚语来评价2011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可谓恰逢其时。
分析师有何利益冲突，竟无一正确预测今年的股市走向？
近年来，发达国家频频爆出著名证券分析师丑闻，导致其证券分析师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受挫；而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中国，证券分析师职业更是面临重大困境。
如何解决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证券分析师是分析证券并做出建议的人员。其作用在于通过优于一般投资者的信息搜集途径和专业分析能力，向市场参与者提供合理反映证券内在价值的价格信息，从而减弱证券市场的价格偏离，促进市场的有效性。
然而供职于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分析师，其对于股票市场的判断和观点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外界，诸如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诸多因素的干扰。
靠嘴吃饭：扮演何种角色
部分分析师与主力机构或庄家等相互勾结，误导中小投资者，在毫无基本面价值支撑的股价拉升中扮演“黑嘴”（在利益的诱使下误导大众，操纵股价的证券分析师）的丑角。
汪建中就是利用北京首放及其个人在证券投资咨询业的影响，通过“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的手法操纵市场，获得非法盈利，从“名嘴”变成了“黑嘴”。
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分析师更愿意给出增持评级的投资建议。根据某机构对注册分析师荐股纪录的统计，自2006年11月以来，分析师买进建议占所有建议的86.2%，而卖出建议仅占0.5%。这些统计都显示，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
还有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分析师。分析师将尚未发表的研究观点有选择性地与个别投资者交流，使其获得时间优势。
一个也不愿开罪：基金、上市公司、券商
分析师、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
众多高素质的证券分析师聚集在证券公司的研究所或研发中心，构成证券分析师的主力军，其收入来自券商。
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这三块业务。
基金公司则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群，掌握着交易席位，拥有评判证券分析师优劣的话语权。
券商如果开罪基金，基金就可能停掉其所在券商的交易席位，券商可能因此损失数以万计的交易费用。
北京某大型券商研究所的首席评论员也不例外，一旦在基金给予的评价中落马，其职称和奖金将立即下调。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这顶佳冠，能给分析师带来更多被采访、在主流媒体上发稿、发布公司深度价值报告等机会。而这顶佳冠的投票者恰恰就是机构投资者。
基金分仓带给券商的收入，以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排名成为悬在分析师头上的两把大刀。
分析师除了需要来自基金的肯定外，还需要上市公司的支持。
到上市公司实地调研、维持良好的关系，沟通到动态信息，是证券分析师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
股价则关系着上市公司的切身利益。上市公司往往“迫使”分析师做出利己的调研报告。
分析师的收入来自券商，券商也是其最直接的压力来源。
分析师的报告攸关证券公司券商诸多收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公司所承销股票的主要购买者；经纪业务上，机构客户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所产生的佣金是券商收入的重要来源。
券商受到这些利益上的压力，最终会传导给它的证券分析师，迫使他们不能做出一些不利于客户的分析报告。
基金、上市公司、券商，一个也不愿开罪。
发展之碍：行业自律、信息隔离、法律缺陷
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自律体系中，主要有三方组成：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其中以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两类组织尤为重要。
自律的一般性含义是，某一行业的从业人员自己组织起来共同制定行业规则，借此约束自身的行为，实现这一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保护行业自身的利益。从契约法的角度，自律就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自身共同签订的一种合同契约。由于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基于合同签订的合同，所以它具有天然的优势。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从业人员的自觉性较差。而自律的具体制度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首先，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许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其次，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会员券商开展证券交易时比一般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从事交易、获取信息的便利，新会员的加入一般要经过原会员同意，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这些都会阻碍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
然后，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另外，证券业协会存在着依附于证监会、政府色彩太浓等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除了行业自律方面的问题外，在信息隔离上也处于初级阶段，内幕交易时有发生。具体问题有：证券公司业务信息不受约束地跨部门传递，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炒卖自身所推荐的股票，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违规发表严重失实的研究报告等。目前信息隔离的规定大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法律上也存在责任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参与者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
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章和规则原则性比较强，还不能完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证券市场的合同体系还有待完善，法律责任界定尚不明确，市场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例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界定证券投资建议的不实分析预测；分析师分析失误还是主观虚假陈述、误导投资人；投资人投资损失是因自己操作失误还是因分析师诱导而造成等等，目前还没有更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证券从业人员缺乏遵守“防火墙”的意识问题。
一个也不能少：自律、法律、“防火墙”、中立机构
关于如何解决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需要在结合我国具体制度背景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政府纠正市场缺陷、进行行业监管，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成本高、效率较低，难以随着不断发展的证券市场进行及时灵活地调整；其二，地方政府往往掌握着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其监管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问题。
行业自律是各个国家普遍看重的监管手段。加强行业自律，首先应更大地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作用。
新证券法第10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实行会员制。”
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交所在行业自律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其不再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明确其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应加强证券业协会的作用。进行制度上的改革，还原证券业协会自律法人的地位。确定证监会为证券业协会惟一的监督机构，而不是直属上级机关，由证券业协会自主确定其职能，树立其权威性，而不是由证监会赋予其职能。
“防火墙”是自律的延伸。美国证券业协会建议，巩固强化证券公司中投资银行业务和研究之间的“防火墙”。首先，研究部门的分析师不应向投资银行部门汇报。其次，分析师报酬不应直接与投资银行交易、经纪业务收入或资产管理费挂钩。最后，分析师不应将研究报告报投资银行或公司管理层审批。
我国的“中国墙”建设可以参考发达证国家券市场的做法，在业务隔离的同时，更加注重信息隔离，防止重要、敏感信息非法流通。
法律是制度的最终屏障。我国法律法规不应只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更要界定民事、刑事责任，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在执行上，应严格执行，对于严重影响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惩治。
也有资深人士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对证券分析师的绩效做出客观评价。
中小投资者应当注重第三方监督机构的作用。
“铁底，政策底，技术底，底底被穿；牛股，金股，潜力股，股股被套”。
用这句俚语来评价2011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可谓恰逢其时。
分析师有何利益冲突，竟无一正确预测今年的股市走向？
近年来，发达国家频频爆出著名证券分析师丑闻，导致其证券分析师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受挫；而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中国，证券分析师职业更是面临重大困境。
如何解决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证券分析师是分析证券并做出建议的人员。其作用在于通过优于一般投资者的信息搜集途径和专业分析能力，向市场参与者提供合理反映证券内在价值的价格信息，从而减弱证券市场的价格偏离，促进市场的有效性。
然而供职于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分析师，其对于股票市场的判断和观点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外界，诸如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诸多因素的干扰。
靠嘴吃饭：扮演何种角色
部分分析师与主力机构或庄家等相互勾结，误导中小投资者，在毫无基本面价值支撑的股价拉升中扮演“黑嘴”（在利益的诱使下误导大众，操纵股价的证券分析师）的丑角。
汪建中就是利用北京首放及其个人在证券投资咨询业的影响，通过“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的手法操纵市场，获得非法盈利，从“名嘴”变成了“黑嘴”。
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分析师更愿意给出增持评级的投资建议。根据某机构对注册分析师荐股纪录的统计，自2006年11月以来，分析师买进建议占所有建议的86.2%，而卖出建议仅占0.5%。这些统计都显示，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
还有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分析师。分析师将尚未发表的研究观点有选择性地与个别投资者交流，使其获得时间优势。
一个也不愿开罪：基金、上市公司、券商
分析师、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
众多高素质的证券分析师聚集在证券公司的研究所或研发中心，构成证券分析师的主力军，其收入来自券商。
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这三块业务。
基金公司则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群，掌握着交易席位，拥有评判证券分析师优劣的话语权。
券商如果开罪基金，基金就可能停掉其所在券商的交易席位，券商可能因此损失数以万计的交易费用。
北京某大型券商研究所的首席评论员也不例外，一旦在基金给予的评价中落马，其职称和奖金将立即下调。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这顶佳冠，能给分析师带来更多被采访、在主流媒体上发稿、发布公司深度价值报告等机会。而这顶佳冠的投票者恰恰就是机构投资者。
基金分仓带给券商的收入，以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排名成为悬在分析师头上的两把大刀。
分析师除了需要来自基金的肯定外，还需要上市公司的支持。
到上市公司实地调研、维持良好的关系，沟通到动态信息，是证券分析师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
股价则关系着上市公司的切身利益。上市公司往往“迫使”分析师做出利己的调研报告。
分析师的收入来自券商，券商也是其最直接的压力来源。
分析师的报告攸关证券公司券商诸多收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公司所承销股票的主要购买者；经纪业务上，机构客户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所产生的佣金是券商收入的重要来源。
券商受到这些利益上的压力，最终会传导给它的证券分析师，迫使他们不能做出一些不利于客户的分析报告。
基金、上市公司、券商，一个也不愿开罪。
发展之碍：行业自律、信息隔离、法律缺陷
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自律体系中，主要有三方组成：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其中以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两类组织尤为重要。
自律的一般性含义是，某一行业的从业人员自己组织起来共同制定行业规则，借此约束自身的行为，实现这一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保护行业自身的利益。从契约法的角度，自律就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自身共同签订的一种合同契约。由于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基于合同签订的合同，所以它具有天然的优势。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从业人员的自觉性较差。而自律的具体制度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首先，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许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其次，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会员券商开展证券交易时比一般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从事交易、获取信息的便利，新会员的加入一般要经过原会员同意，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这些都会阻碍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
然后，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另外，证券业协会存在着依附于证监会、政府色彩太浓等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除了行业自律方面的问题外，在信息隔离上也处于初级阶段，内幕交易时有发生。具体问题有：证券公司业务信息不受约束地跨部门传递，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炒卖自身所推荐的股票，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违规发表严重失实的研究报告等。目前信息隔离的规定大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法律上也存在责任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参与者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
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章和规则原则性比较强，还不能完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证券市场的合同体系还有待完善，法律责任界定尚不明确，市场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例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界定证券投资建议的不实分析预测；分析师分析失误还是主观虚假陈述、误导投资人；投资人投资损失是因自己操作失误还是因分析师诱导而造成等等，目前还没有更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证券从业人员缺乏遵守“防火墙”的意识问题。
一个也不能少：自律、法律、“防火墙”、中立机构
关于如何解决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需要在结合我国具体制度背景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政府纠正市场缺陷、进行行业监管，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成本高、效率较低，难以随着不断发展的证券市场进行及时灵活地调整；其二，地方政府往往掌握着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其监管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问题。
行业自律是各个国家普遍看重的监管手段。加强行业自律，首先应更大地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作用。
新证券法第10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实行会员制。”
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交所在行业自律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其不再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明确其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应加强证券业协会的作用。进行制度上的改革，还原证券业协会自律法人的地位。确定证监会为证券业协会惟一的监督机构，而不是直属上级机关，由证券业协会自主确定其职能，树立其权威性，而不是由证监会赋予其职能。
“防火墙”是自律的延伸。美国证券业协会建议，巩固强化证券公司中投资银行业务和研究之间的“防火墙”。首先，研究部门的分析师不应向投资银行部门汇报。其次，分析师报酬不应直接与投资银行交易、经纪业务收入或资产管理费挂钩。最后，分析师不应将研究报告报投资银行或公司管理层审批。
我国的“中国墙”建设可以参考发达证国家券市场的做法，在业务隔离的同时，更加注重信息隔离，防止重要、敏感信息非法流通。
法律是制度的最终屏障。我国法律法规不应只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更要界定民事、刑事责任，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在执行上，应严格执行，对于严重影响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惩治。
也有资深人士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对证券分析师的绩效做出客观评价。
中小投资者应当注重第三方监督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