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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与民工
遍撒种子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口号是“插队落户、扎根农村”。因此，每一个公社都设有知青办公室，专管上山下乡；相应地，人民公社下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接纳、安置知识青年的任务，有的生产队腾出公房设立知青点，多数生产队则是专门修建了供知青居住的“知青房”，由集体统一置备了锅碗瓢盆木桶床铺等生活用具，锄头粪桶簸箕扁担等生产用具。虽然十几岁撂下书包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娃娃知青们来说不免悲壮，但真正去了，走到生产队、走进知青点，人间烟火的温暖和乡村朴实的温情，带给知青们的第一印象，总还是多少有一点家的感觉。
传统而朴实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歧视过知青。相反，农民们以其固有的质朴，给了知青们许多的宽容、照顾、指点和帮助。
强体力的重活、累活以及掏粪舀屎之类的脏活，知青们一般都摊遇不上；技术性的细活如抛粮下种等，土生土长的农村毛头小伙子也担当不下，当然也委任不到知青头上。除去了这些，在农村便只是一些常规性的劳动。在大锅饭年代，干常规的农活就是一个“混”字。当时的顺口溜便讲道：你上坡，我上坡，大家的工分一样多；你下田，我下田，大家的“粑粑”（指出工的时间）一样圆。
大集体兴评工分并按工分值的单价结算分配口粮。评工分的过程几乎公开透明，男男女女齐聚在保管室晒谷子的石灰坝子里开着社员大会，点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往下评定，有意见的可以当面提出来。男知青的工分，也有评到9分（满分为10分）、10分的，虽然干的绝非9分、10分的活儿；女知青也评的是女劳力中的最高分——7分。
到了年终算账分配时，凡是劳力弱的农户，分配了平均口粮后，一般都是“补钱”户（即倒补现金给生产队才能挑口粮回家）。对于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要补钱的辛酸与荒唐，土著的农民尚不能幸免，知青们当中自然也有补钱户，但生产队对知青的宽容照顾体现在“补钱”可以挂账，口粮照分，所以知青们被饿着肚皮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还是少之又少，绝无仅有，有的知青到了年终还会有余粮。
相比之下，民工进城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首先是名份。第一批涌进城市吃螃蟹的民工，城市对他们或许也是宽容的。但是，随着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在恐慌之余，采取了诸多限制，兴起了办暂住证、流动人口管理证、务工证、未婚证、计划生育证等七七八八的证明，没有这些证明的，一律被视为“盲流”，民工们看着自己曾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城市欣欣向荣了，而城市却不承认自己了，感到迷惘和不理解，当他们被无情地赶走或遣送回乡时，他们只有满肚皮的委屈，难道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也是错？民工们所缺少的，便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并且正是因为没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民工被认为是潜伏着的不安全因素，影响城市的稳定，甚至破坏城市的形象。
其次是进厂难，工作时间长。针对农民工，有的厂家还制定了进厂要先交押金，或者扣压二到三个月工资作为保证金的土政策，以此将民工们拴死套牢；此外工资偏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反差太大的问题也比较普遍。农民工们往往是把做一天工所得的报酬与自己在责任田里累一天所得的回馈相比较的。而工作时间被普遍延长至10个小时以上，还有保险、医疗、事故、职业病等等关乎民工权益保障的东西，近乎天方夜谭，甚至时或出现民工即使在工作期间丢了性命也得不到分文赔偿的悲惨故事。
第三是被拖欠工资。我们且不说民工们为了跳槽、为了摆脱某一个心狠手辣的老板无可奈何地自愿放弃了多少工资不要，也不说民工们加了班有多少加班工资没得够，也不说有的老板采取欺骗手段、昧着良心金蝉脱壳卷款而逃，使民工们找不到索要工钱的债主而哭天无路被“黑”了多少工钱，单是有账可查有依有据的血汗钱，被老板们克扣、拖欠到需要由政府出面讨要，如此拖欠，足可想见其程度之深、性质之恶劣、民工之无奈。虽然拖欠民工工资这个“跨世纪”的工程在新的世纪里摆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了明显的改观，但还远谈不上完全彻底解决，因为总理所过问的仅是政府性质的民工工资，那些应该由“资本家”个人支付的，似乎并不在总理管辖之列。
鸡犬不宁与偷偷摸摸
从高喊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下乡到逃避农村的百万知青大返城，前后时间跨度大约十年之久。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对知青们而言，是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但对大多数农村人而言，他们既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冲击，也没有觉出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究竟有过多大的作为。在那些偏僻的乡村，知青们带给农村和农村人的，除了初始时的新鲜，以后便只是从知青们身上增加了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粗浅认识，以及乡村里的粗人们对城市知识青年和知识的尊重、呵护与照顾。再便是从知青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对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挑战与反叛。在思想意识方面，知青们普遍比农村人开放，敢想敢说，包括一些逆时代潮流的、甚至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话语，说出来后惊世骇俗（后来想起来，如果那样的话出自一个农民的口中，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为过；偏偏出自知识青年之口，在封闭的乡村，则被人们视为大胆的、刺激的、敢为天下先的叛逆榜样），从而也影响了乡村里的青年。在传统习俗特别是饮食习惯方面，吃螺丝黄鳝泥鳅螃蟹青蛙、以及吃蛇、吃猫肉、狗肉等，都是知青们开的先河，在那些什么都靠供应、用票据控制着一切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们虽然一年难得见几次荤腥，也从没打过死猫烂狗的主意，一经知青们开了杀戒，也从中吃出了胆量，吃出常年素食饥肠所不曾享受过的快意，吃出了枯燥生活的别样滋味。
知青们的敢吃后来演绎为为害一方的偷鸡摸狗，乡亲们赖以油盐烟茶的生蛋母鸡，护院看家的土狗，往往在不经意间便不知去向，经过证实确是通过知青们的肠胃化为了粪便。习惯于息事宁人的乡亲，有的摆谈摆谈，有的干脆忍气吞声，如此一来，反倒助长了知青们的嚣张气焰，顺手牵羊的故事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鸡犬不宁的祸害。
农村里有一种“除恶”的办法，便是让那人远离。那时候除了当兵，还兴推荐上大学、进工厂，那些为害且险恶的知青，便是当兵和推荐上大学、进厂的首选，于乡亲们而言，纯粹是消除一个包袱，但于知青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在如今看起来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那个年代却天经地义、皆大欢喜。当然也有因为偷鸡摸狗的事情与乡亲、与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发生磨擦，在推荐和政审时成为问题而被扼杀的，甚至发生过知青杀死公社、大队干部的命案，那些知青因小失大，害人害己，留下终身遗憾。
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偷抢和谋财害命也不鲜见。有人说饥寒起盗心，也有人说那完全是农民的劣根性和好逸恶劳的驱动，也有人说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在喧嚣而光怪陆离的城市，那些光天化日骑着摩托车抢包的，那些昼伏夜出结伙偷盗、销赃一条龙的，那些以绑架威胁勒索他人钱财的，其实鱼龙混杂，城里的、乡下的什么人都有，共同为社会制造着危险和不安全。那些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存在，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也确实听说过那些为城市人做保姆的乡下人，在处心积虑地骗取了主人的信任后，将主人家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的；那些为城市人打短工，顺手牵羊牵走了主人的财物、或者将主人的东西搬运出去变卖的；更有甚者，在偷盗抢劫坑蒙拐骗被发现后，将他人谋财害命的，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凶案。比起当年知青们在乡下的偷鸡摸狗来，民工当中的害群之马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出现的这些不和谐而感到震惊、感到痛心疾首。无论城市和乡村，文明和安宁都是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基础。
遍撒种子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口号是“插队落户、扎根农村”。因此，每一个公社都设有知青办公室，专管上山下乡；相应地，人民公社下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接纳、安置知识青年的任务，有的生产队腾出公房设立知青点，多数生产队则是专门修建了供知青居住的“知青房”，由集体统一置备了锅碗瓢盆木桶床铺等生活用具，锄头粪桶簸箕扁担等生产用具。虽然十几岁撂下书包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娃娃知青们来说不免悲壮，但真正去了，走到生产队、走进知青点，人间烟火的温暖和乡村朴实的温情，带给知青们的第一印象，总还是多少有一点家的感觉。
传统而朴实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歧视过知青。相反，农民们以其固有的质朴，给了知青们许多的宽容、照顾、指点和帮助。
强体力的重活、累活以及掏粪舀屎之类的脏活，知青们一般都摊遇不上；技术性的细活如抛粮下种等，土生土长的农村毛头小伙子也担当不下，当然也委任不到知青头上。除去了这些，在农村便只是一些常规性的劳动。在大锅饭年代，干常规的农活就是一个“混”字。当时的顺口溜便讲道：你上坡，我上坡，大家的工分一样多；你下田，我下田，大家的“粑粑”（指出工的时间）一样圆。
大集体兴评工分并按工分值的单价结算分配口粮。评工分的过程几乎公开透明，男男女女齐聚在保管室晒谷子的石灰坝子里开着社员大会，点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往下评定，有意见的可以当面提出来。男知青的工分，也有评到9分（满分为10分）、10分的，虽然干的绝非9分、10分的活儿；女知青也评的是女劳力中的最高分——7分。
到了年终算账分配时，凡是劳力弱的农户，分配了平均口粮后，一般都是“补钱”户（即倒补现金给生产队才能挑口粮回家）。对于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要补钱的辛酸与荒唐，土著的农民尚不能幸免，知青们当中自然也有补钱户，但生产队对知青的宽容照顾体现在“补钱”可以挂账，口粮照分，所以知青们被饿着肚皮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还是少之又少，绝无仅有，有的知青到了年终还会有余粮。
相比之下，民工进城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首先是名份。第一批涌进城市吃螃蟹的民工，城市对他们或许也是宽容的。但是，随着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在恐慌之余，采取了诸多限制，兴起了办暂住证、流动人口管理证、务工证、未婚证、计划生育证等七七八八的证明，没有这些证明的，一律被视为“盲流”，民工们看着自己曾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城市欣欣向荣了，而城市却不承认自己了，感到迷惘和不理解，当他们被无情地赶走或遣送回乡时，他们只有满肚皮的委屈，难道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也是错？民工们所缺少的，便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并且正是因为没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民工被认为是潜伏着的不安全因素，影响城市的稳定，甚至破坏城市的形象。
其次是进厂难，工作时间长。针对农民工，有的厂家还制定了进厂要先交押金，或者扣压二到三个月工资作为保证金的土政策，以此将民工们拴死套牢；此外工资偏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反差太大的问题也比较普遍。农民工们往往是把做一天工所得的报酬与自己在责任田里累一天所得的回馈相比较的。而工作时间被普遍延长至10个小时以上，还有保险、医疗、事故、职业病等等关乎民工权益保障的东西，近乎天方夜谭，甚至时或出现民工即使在工作期间丢了性命也得不到分文赔偿的悲惨故事。
第三是被拖欠工资。我们且不说民工们为了跳槽、为了摆脱某一个心狠手辣的老板无可奈何地自愿放弃了多少工资不要，也不说民工们加了班有多少加班工资没得够，也不说有的老板采取欺骗手段、昧着良心金蝉脱壳卷款而逃，使民工们找不到索要工钱的债主而哭天无路被“黑”了多少工钱，单是有账可查有依有据的血汗钱，被老板们克扣、拖欠到需要由政府出面讨要，如此拖欠，足可想见其程度之深、性质之恶劣、民工之无奈。虽然拖欠民工工资这个“跨世纪”的工程在新的世纪里摆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了明显的改观，但还远谈不上完全彻底解决，因为总理所过问的仅是政府性质的民工工资，那些应该由“资本家”个人支付的，似乎并不在总理管辖之列。
鸡犬不宁与偷偷摸摸
从高喊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下乡到逃避农村的百万知青大返城，前后时间跨度大约十年之久。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对知青们而言，是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但对大多数农村人而言，他们既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冲击，也没有觉出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究竟有过多大的作为。在那些偏僻的乡村，知青们带给农村和农村人的，除了初始时的新鲜，以后便只是从知青们身上增加了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粗浅认识，以及乡村里的粗人们对城市知识青年和知识的尊重、呵护与照顾。再便是从知青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对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挑战与反叛。在思想意识方面，知青们普遍比农村人开放，敢想敢说，包括一些逆时代潮流的、甚至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话语，说出来后惊世骇俗（后来想起来，如果那样的话出自一个农民的口中，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为过；偏偏出自知识青年之口，在封闭的乡村，则被人们视为大胆的、刺激的、敢为天下先的叛逆榜样），从而也影响了乡村里的青年。在传统习俗特别是饮食习惯方面，吃螺丝黄鳝泥鳅螃蟹青蛙、以及吃蛇、吃猫肉、狗肉等，都是知青们开的先河，在那些什么都靠供应、用票据控制着一切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们虽然一年难得见几次荤腥，也从没打过死猫烂狗的主意，一经知青们开了杀戒，也从中吃出了胆量，吃出常年素食饥肠所不曾享受过的快意，吃出了枯燥生活的别样滋味。
知青们的敢吃后来演绎为为害一方的偷鸡摸狗，乡亲们赖以油盐烟茶的生蛋母鸡，护院看家的土狗，往往在不经意间便不知去向，经过证实确是通过知青们的肠胃化为了粪便。习惯于息事宁人的乡亲，有的摆谈摆谈，有的干脆忍气吞声，如此一来，反倒助长了知青们的嚣张气焰，顺手牵羊的故事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鸡犬不宁的祸害。
农村里有一种“除恶”的办法，便是让那人远离。那时候除了当兵，还兴推荐上大学、进工厂，那些为害且险恶的知青，便是当兵和推荐上大学、进厂的首选，于乡亲们而言，纯粹是消除一个包袱，但于知青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在如今看起来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那个年代却天经地义、皆大欢喜。当然也有因为偷鸡摸狗的事情与乡亲、与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发生磨擦，在推荐和政审时成为问题而被扼杀的，甚至发生过知青杀死公社、大队干部的命案，那些知青因小失大，害人害己，留下终身遗憾。
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偷抢和谋财害命也不鲜见。有人说饥寒起盗心，也有人说那完全是农民的劣根性和好逸恶劳的驱动，也有人说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在喧嚣而光怪陆离的城市，那些光天化日骑着摩托车抢包的，那些昼伏夜出结伙偷盗、销赃一条龙的，那些以绑架威胁勒索他人钱财的，其实鱼龙混杂，城里的、乡下的什么人都有，共同为社会制造着危险和不安全。那些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存在，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也确实听说过那些为城市人做保姆的乡下人，在处心积虑地骗取了主人的信任后，将主人家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的；那些为城市人打短工，顺手牵羊牵走了主人的财物、或者将主人的东西搬运出去变卖的；更有甚者，在偷盗抢劫坑蒙拐骗被发现后，将他人谋财害命的，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凶案。比起当年知青们在乡下的偷鸡摸狗来，民工当中的害群之马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出现的这些不和谐而感到震惊、感到痛心疾首。无论城市和乡村，文明和安宁都是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