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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4日，中国的平安夜，在西方的传说中，这一天会有圣诞老人为那些善良的人们送去想要的礼物。但当天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却都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即使圣诞老人能够想到我们，恐怕也会迷失方向。
另一方面，据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联合公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仅用于治疗疾病的成本估算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如果把外延的边际成本也估算在内的话则高达3.8%。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片发展的蓝海，众多企业纷纷转型加入，一时间，环保产业风生水起，招商证券甚至直接建议投资者“准备迎接环保产业的黄金十年”，但事实真的如此乐观吗？
逼不出来的新生
从广义上讲，“环保产业”泛指一切依附于环境保护而产生利润的行业。具体到我国的发展来看，因为改革开放前污染状况相对较轻，改革开放后，“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发展方式又经常被各地方政府贯彻，环境问题长期搁置，所以在中国，这种产业原本并不存在。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大城市污染状况的持续恶化，环保产业终于开始逐渐发芽。有行业分析师估算，2010年环保产业总产值约2万亿元，从业人数2,800万人。其中环保装备产值达到2,000亿元，环保服务业经营收入达到1,500亿元，环保服务业从业单位超过1.2万家。近几年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15％，大幅超过工业增速。
比中国稍早，环保概念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据统计，全球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已从1992年的2,5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8％以上，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正是以上种种利好，让许多人开始盲目唱多。他们认为环境污染本身对环保经济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污染越严重利润空间越大，只要有公司愿意进行填补就会“自然而然地挣钱”。
即便从经济逻辑来考察，上述观点也是错误的。虽然空白市场的存在是攫取巨额利润的前提，但产业经济的协调性和我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都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所以想在环保产业掘金，要靠天时，要靠地利，更要靠自己。
2013年，在各大城市陆续推出限购新政的压力下，中国汽车销量再次逆势上扬，年销量在2009年的1,000万辆基础上，仅用三年时间就成功突破2,000万辆大关，稳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这其中大排量、高耗能的SUV又成为进口车中的绝对主力，仅捷豹路虎在中国的销量就大增70%，达到71,940辆，一举超越英国本土。当环境消耗型产业在一个社会成为重要产业时，环境保护型产业则要受到影响，这时许多从业者会怀疑未来的回报。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政策的导向性总是十分重要，在一些人看来，环保产业之所以能在中国发芽，政府支持是主要动因。如果以这种观点看来，2013年无疑是环保产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去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再次强调了资源环境制约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还首次明确了环保产业在我国产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环保产业是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的优先产业。但纵观整个《意见》，业界关注的细节问题仍少有回应，未来，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赢的局面也还不明朗。
三方共赢的可能
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政府在整体上管住和在微观上放活同等重要，而衡量产业政策是否灵活可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能否激活社会（群众）和市场（企业）两个积极性，而这其中于企业应重在“堵”，于社会则应重在“疏”，当然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放开”，市场经济要想成型，政府必须放开，这是任何产业经济发展都不可或缺的前提。“中国做环保的企业太多了，一万多家环保企业，不是刚刚涉足，就是只顾眼前没有规划。”中兴环保董事长魏兴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抱怨中国环境产业深受企业杂乱竞争无序之害，在他看来，环保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给予规范，但这并不是说禁止企业进入，也无意要扼杀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而是要通过政策措施，把真正核心的资源留给真正能够发挥的企业，严防发展动能被摊薄稀释。
一直以来，税收调节机制都是我国政府调控企业经营走向的重要手段，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便利的操作性，也是在于对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立竿见影，在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的当下，这当然是一条可选之路。但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阳光集团董事长韩玉臣就曾建议，国家应设立专项补助，包括减税资金救助或扶持等，以尽快培育出上规模的民营环保企业。此外他也指出，目前减税政策在执行上也还存在难度，迫切需要国家进行宏观引导。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和众多小微企业眼中，中国整体的环境问题还显得过于遥远，能从环境保护中获得多少好处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这时，环境溢价的获取方式与多少就成了关注的问题，但和税收政策类似，由于过于注重结果，许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过粗过泛。北京达尔问自然研究所所长赫晓霞从北大环境学院博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农村开展实地研究至今，她表示，近年来，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为代表，国家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已经开始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后的重点应是继续把工作做细、坐实。
让环保参与者获得溢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以数字论英雄的老思路，让三方共赢的环保市场成为现实，就要继续坚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思路，强化事中和事后的检查监管，创新补偿方式，着力在价格机制上下功夫。站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大视角下，环保产业的推进无疑是华夏民族前无古人的重大事件，如果这些改革真的可以落到实处，中国将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让居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也不再只是美丽的梦。
另一方面，据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联合公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仅用于治疗疾病的成本估算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如果把外延的边际成本也估算在内的话则高达3.8%。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片发展的蓝海，众多企业纷纷转型加入，一时间，环保产业风生水起，招商证券甚至直接建议投资者“准备迎接环保产业的黄金十年”，但事实真的如此乐观吗？
逼不出来的新生
从广义上讲，“环保产业”泛指一切依附于环境保护而产生利润的行业。具体到我国的发展来看，因为改革开放前污染状况相对较轻，改革开放后，“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发展方式又经常被各地方政府贯彻，环境问题长期搁置，所以在中国，这种产业原本并不存在。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大城市污染状况的持续恶化，环保产业终于开始逐渐发芽。有行业分析师估算，2010年环保产业总产值约2万亿元，从业人数2,800万人。其中环保装备产值达到2,000亿元，环保服务业经营收入达到1,500亿元，环保服务业从业单位超过1.2万家。近几年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15％，大幅超过工业增速。
比中国稍早，环保概念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据统计，全球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已从1992年的2,5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0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8％以上，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正是以上种种利好，让许多人开始盲目唱多。他们认为环境污染本身对环保经济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污染越严重利润空间越大，只要有公司愿意进行填补就会“自然而然地挣钱”。
即便从经济逻辑来考察，上述观点也是错误的。虽然空白市场的存在是攫取巨额利润的前提，但产业经济的协调性和我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都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所以想在环保产业掘金，要靠天时，要靠地利，更要靠自己。
2013年，在各大城市陆续推出限购新政的压力下，中国汽车销量再次逆势上扬，年销量在2009年的1,000万辆基础上，仅用三年时间就成功突破2,000万辆大关，稳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这其中大排量、高耗能的SUV又成为进口车中的绝对主力，仅捷豹路虎在中国的销量就大增70%，达到71,940辆，一举超越英国本土。当环境消耗型产业在一个社会成为重要产业时，环境保护型产业则要受到影响，这时许多从业者会怀疑未来的回报。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政策的导向性总是十分重要，在一些人看来，环保产业之所以能在中国发芽，政府支持是主要动因。如果以这种观点看来，2013年无疑是环保产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去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再次强调了资源环境制约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还首次明确了环保产业在我国产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环保产业是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的优先产业。但纵观整个《意见》，业界关注的细节问题仍少有回应，未来，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赢的局面也还不明朗。
三方共赢的可能
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政府在整体上管住和在微观上放活同等重要，而衡量产业政策是否灵活可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能否激活社会（群众）和市场（企业）两个积极性，而这其中于企业应重在“堵”，于社会则应重在“疏”，当然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放开”，市场经济要想成型，政府必须放开，这是任何产业经济发展都不可或缺的前提。“中国做环保的企业太多了，一万多家环保企业，不是刚刚涉足，就是只顾眼前没有规划。”中兴环保董事长魏兴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抱怨中国环境产业深受企业杂乱竞争无序之害，在他看来，环保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给予规范，但这并不是说禁止企业进入，也无意要扼杀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而是要通过政策措施，把真正核心的资源留给真正能够发挥的企业，严防发展动能被摊薄稀释。
一直以来，税收调节机制都是我国政府调控企业经营走向的重要手段，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便利的操作性，也是在于对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立竿见影，在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的当下，这当然是一条可选之路。但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阳光集团董事长韩玉臣就曾建议，国家应设立专项补助，包括减税资金救助或扶持等，以尽快培育出上规模的民营环保企业。此外他也指出，目前减税政策在执行上也还存在难度，迫切需要国家进行宏观引导。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和众多小微企业眼中，中国整体的环境问题还显得过于遥远，能从环境保护中获得多少好处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这时，环境溢价的获取方式与多少就成了关注的问题，但和税收政策类似，由于过于注重结果，许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过粗过泛。北京达尔问自然研究所所长赫晓霞从北大环境学院博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农村开展实地研究至今，她表示，近年来，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为代表，国家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已经开始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后的重点应是继续把工作做细、坐实。
让环保参与者获得溢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以数字论英雄的老思路，让三方共赢的环保市场成为现实，就要继续坚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思路，强化事中和事后的检查监管，创新补偿方式，着力在价格机制上下功夫。站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大视角下，环保产业的推进无疑是华夏民族前无古人的重大事件，如果这些改革真的可以落到实处，中国将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让居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也不再只是美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