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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思想是对世界万物的普遍性，或对自然的整体性的认识。它不如伦理和技术那么实用，但它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中国古代周易的阴阳五行属于关联式或者联想式思维方式，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将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属于逻辑推理，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关联式或联想式；逻辑推理；主客分离
中图分类号：F2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64-01
科学思想是对世界万物的普遍性，或对自然的整体性的认识，它不如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和用于具体生产实践的技术那么实用，但它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
中西古代科学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属于关联式或者联想式思维方式，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阴阳五行及象数体系；后者属于逻辑推理，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源于自古希腊以来的主客二分，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模式。
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源于“水”，而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万物不可能由具体的物质构成，具体的物质只是表象，应该由表象之后的“共相”构成，这个“共相”就是“数”，因为“数”更基本，可以无限生成，而且，具有广延性的宇宙万物，音乐和速度以及美（黄金分割律）都离不开“数”的比例关系，所以，“数”是万物最基本的东西。
古希腊人因地理环境主要靠广泛的海外贸易为生，无法形成中国式的大一统国家和严密精致的宗法制社会，所以，城邦林立，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他们好奇心强，善于探索宇宙万物的普遍性，而不仅仅关心人伦关系和实用技术，同时，他们的宗教神话也不像埃及、巴比伦的东方宗教那样压抑，那样令人桎梏。
当时的中国处于“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可以游走各国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尽管思想解放，但心力主要用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创建理想的社会秩序，如何处理人伦关系，对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所以中国的百家争鸣与大约同时期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重人伦而非自然，不重视科学和工艺技术，不寻求工艺技术的科学根据，重理性，反对迷信（“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放弃研究宇宙万物现象背后的“共相”，所以，无法促进科学的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舍人道从天道。这种自在自为，天人一体的“道”，含有强烈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而且过分重视方术、修炼服事和技艺。后来的道教尽管重实验，却攻击技术与发明为“巧伪”，同样含有强烈的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并充斥着大量的占卜算命和法术。所以，道家和道教的“道”是心领神会的神秘境界，不是（如古希腊哲学那样）通过分析，综合，逻辑推理得出的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因此，道家的思想也无法促进伟大的科学运动。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源于其生存环境，中国被广袤无垠的沙漠和大海及崇山峻岭所包围，形成了一个自闭式的，辽阔无边的大陆。定居的农业生活和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滋润出严密的重人伦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和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想象力，是中国人缺乏探索冒险精神。这种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自闭式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自闭式的思维模式得不到外界的刺激和冲击，尤其是当四周的蛮夷文明远逊于中国文明之时。
中国人没有宗教，缺乏宗教民族的那种超越现世的无限想象力和宗教狂热。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不断自我超越，不断追求价值更新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与西方人的信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追求“福禄寿喜”，“多子多孙”，“官运亨通”，这种过分实用理性无法刺激人的创造力，无法培养西方以德意志民族为代表的那种“形而上”的理论构架能力。
由于没有宗教，中国人的“灵魂”观念迥异于其他民族。中国人认为生命是精神与肉体合一的有机体，精神不可能脱离肉体而存在，因此，灵魂既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形而下的。如范缜的《神灭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直把精神与物质分开，认为灵魂附着于肉体之上，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存在。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易经和道家追求肉体不朽的思想之中。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Lvy-Bruhl（列维-布留尔1857～1939）写了一本书--“原始思维”，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属于逻辑思维体系，其他地区文明，包括华夏文明属于直觉思维体系。逻辑思维体系注重因果，注重法则，而直觉思维体系讲究关联或者联想。如邵雍的“万物类象”，“乾”与“1”与“天”与“西北”与“金”与“君父”相关联，这种关联没有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依据。关联式思维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互为一体，具体事物之外没有抽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近现代科学体系的产生。
但西方探讨抽象本质和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很多事情没有绝对因果关系，按照康德的理论，因果关系只是人先天的思维模式。比如，抽烟与癌症有本质联系，抽烟可能得癌症，并不必然得癌症，癌症的“因”涉及到太多太多偶然因素。
西方主客二分的罗辑思维模式导致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给环境造成极大危害也使人性异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那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有可取之处，应该从中提取有益的“精华”，以消解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化的经济大潮，西方人那种精神方面的创造力，形而上的架构能力也被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商业主义，庸俗主义所淹没。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纯精神方面的，能使人的精神为之振奋的新理论，几乎全人类的心力都用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渐渐地趋同。
参考文献：
[1]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商务印书馆.1981年。
作者简介：刘清浩（1957.10-），男，汉，山东青岛，教授，大学本科，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中西文化艺术比较。
关键词：关联式或联想式；逻辑推理；主客分离
中图分类号：F2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64-01
科学思想是对世界万物的普遍性，或对自然的整体性的认识，它不如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和用于具体生产实践的技术那么实用，但它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
中西古代科学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属于关联式或者联想式思维方式，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阴阳五行及象数体系；后者属于逻辑推理，探讨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源于自古希腊以来的主客二分，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模式。
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源于“水”，而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万物不可能由具体的物质构成，具体的物质只是表象，应该由表象之后的“共相”构成，这个“共相”就是“数”，因为“数”更基本，可以无限生成，而且，具有广延性的宇宙万物，音乐和速度以及美（黄金分割律）都离不开“数”的比例关系，所以，“数”是万物最基本的东西。
古希腊人因地理环境主要靠广泛的海外贸易为生，无法形成中国式的大一统国家和严密精致的宗法制社会，所以，城邦林立，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他们好奇心强，善于探索宇宙万物的普遍性，而不仅仅关心人伦关系和实用技术，同时，他们的宗教神话也不像埃及、巴比伦的东方宗教那样压抑，那样令人桎梏。
当时的中国处于“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可以游走各国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尽管思想解放，但心力主要用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创建理想的社会秩序，如何处理人伦关系，对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所以中国的百家争鸣与大约同时期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重人伦而非自然，不重视科学和工艺技术，不寻求工艺技术的科学根据，重理性，反对迷信（“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放弃研究宇宙万物现象背后的“共相”，所以，无法促进科学的发展。
道家崇尚自然，舍人道从天道。这种自在自为，天人一体的“道”，含有强烈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而且过分重视方术、修炼服事和技艺。后来的道教尽管重实验，却攻击技术与发明为“巧伪”，同样含有强烈的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并充斥着大量的占卜算命和法术。所以，道家和道教的“道”是心领神会的神秘境界，不是（如古希腊哲学那样）通过分析，综合，逻辑推理得出的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因此，道家的思想也无法促进伟大的科学运动。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源于其生存环境，中国被广袤无垠的沙漠和大海及崇山峻岭所包围，形成了一个自闭式的，辽阔无边的大陆。定居的农业生活和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滋润出严密的重人伦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和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想象力，是中国人缺乏探索冒险精神。这种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自闭式的地理环境所导致的自闭式的思维模式得不到外界的刺激和冲击，尤其是当四周的蛮夷文明远逊于中国文明之时。
中国人没有宗教，缺乏宗教民族的那种超越现世的无限想象力和宗教狂热。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不断自我超越，不断追求价值更新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与西方人的信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追求“福禄寿喜”，“多子多孙”，“官运亨通”，这种过分实用理性无法刺激人的创造力，无法培养西方以德意志民族为代表的那种“形而上”的理论构架能力。
由于没有宗教，中国人的“灵魂”观念迥异于其他民族。中国人认为生命是精神与肉体合一的有机体，精神不可能脱离肉体而存在，因此，灵魂既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形而下的。如范缜的《神灭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直把精神与物质分开，认为灵魂附着于肉体之上，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存在。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易经和道家追求肉体不朽的思想之中。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Lvy-Bruhl（列维-布留尔1857～1939）写了一本书--“原始思维”，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属于逻辑思维体系，其他地区文明，包括华夏文明属于直觉思维体系。逻辑思维体系注重因果，注重法则，而直觉思维体系讲究关联或者联想。如邵雍的“万物类象”，“乾”与“1”与“天”与“西北”与“金”与“君父”相关联，这种关联没有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依据。关联式思维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互为一体，具体事物之外没有抽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近现代科学体系的产生。
但西方探讨抽象本质和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很多事情没有绝对因果关系，按照康德的理论，因果关系只是人先天的思维模式。比如，抽烟与癌症有本质联系，抽烟可能得癌症，并不必然得癌症，癌症的“因”涉及到太多太多偶然因素。
西方主客二分的罗辑思维模式导致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给环境造成极大危害也使人性异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那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有可取之处，应该从中提取有益的“精华”，以消解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化的经济大潮，西方人那种精神方面的创造力，形而上的架构能力也被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商业主义，庸俗主义所淹没。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纯精神方面的，能使人的精神为之振奋的新理论，几乎全人类的心力都用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渐渐地趋同。
参考文献：
[1]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商务印书馆.1981年。
作者简介：刘清浩（1957.10-），男，汉，山东青岛，教授，大学本科，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中西文化艺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