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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公债的发行与停售
抗战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偏安一隅。随着政治上加强一党专制,经济上实施统制专卖,军事上不断溃退,大后方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愈发严重,并逐渐形成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贪污与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发生在抗战后期的美金公债舞弊案就是其中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美国开始重视对华援助。1942年3月,中美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数额高达5亿美元,条件亦很优惠,这是抗战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一次重要借款。
5亿美元大借款成功之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即决定“利用此借款,为发行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美金一万万元,及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万万元之基金,并计议其他运用方法”。按照他的说法,发行公债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币信,吸收游资,稳定物价,协助生产”。此次发行美金公债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债发行时按照票面额折合国币缴购,折合率则由财政部于发行日公告;还本付息时,按照票面额付给美金,或由中央银行按照当日挂牌市价,折合国币付给。
然而公债发行的情形却与当局的设想大相径庭,尽管财政当局和各地政府大力宣传,强行摊派,但实施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美金公债推行一年以来,各地只销售了一半,即不到5,000万美元的债券。
美金公债发行之初虽然成效不彰,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外汇官价与黑市价格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使得政府中主管财政的官员意识到经营美金公债是一笔可以赢得巨大利润的买卖。
美金公债最初是按照1美元比法币20元的官价汇率发行的。1943年春,美国军队开始进驻中国的西南地区,由于美军在后方普遍使用美钞购物,导致官价外汇与黑市外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1944年下半年国军在豫湘桂战场上节节溃败,大后方民众人心惶惶,更使得美金黑市价格飞速上扬。11月下旬仅半个月,重庆的外汇黑市价格就从250元法币兑1美元升至近600美元。尽管美元的黑市汇率不断上涨,美国政府和其他外国驻华团体也都一再要求法币贬值,然官方汇率依然维持在1:20这一水平。虽然官方的这一汇率基本上是有价无市,但外汇价格的双轨制却为那些有权势的人物创造了一个敛财的大好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此时购买和销售美金公债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943年8月2日,财政部通知各地国家行局自即日起暗中停售美金债券。10月9日,孔祥熙向蒋介石秘密呈交一份报告,要求结束销售美金公债,他的理由是:美金公债“自开始发售以迄现在,历时已一年有余,而售出之数尚未及半,不仅发行之目的未达,而对外观感亦多不利,近来美方对此颇为注意,屡来询问。故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因此决定停止销售,未售出之债券全数交由中央银行承受。这一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金公债于10月15日宣布结束。
按照规定,美金公债未售出之部分由国库局收回之后,应全数交还给业务局,归之于国库。然而这些从各地行局收回的美金债券并未全数上缴国库,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掌管国家财金大权的那些人物,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幌子私下瓜分。根据1944年1月重庆《国民公报》的记载,当月美金公债债票价格最低为250元,最高为270元,到了5月份,价格更加高。照这个价格,即使按最低价计算,一倒手获利也能高达十余倍之多,而且个人还不需要出资,只需记账即可,这不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吗?国家银行的官员从上到下从中牟利,获得最大利益的当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这就是当时震惊大后方的社会和舆论、甚至引起美国朝野愤懑的美金公债舞弊案,而且矛头直指掌管国家财政金融大权的孔祥熙。
蒋介石暗中调查
就在国内倒孔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恰好同盟国要在美国召开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即委派孔祥熙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于6月22日率团启程赴美,藉此躲避风头。国际货币基金会议结束之后,孔祥熙仍长期逗留在美国,但国内倒孔的风潮却丝毫没有降温。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在会上作财政报告,参政员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并提出四大问题:一、孔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二、中央银行问题(任用私人,予取予求);三、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四、黄金买卖问题。
虽然此时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业已11年,但面对着国内汹涌的倒孔浪潮,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撤换他的问题。10月29日,蒋介石让正在美国的宋美龄转
给孔祥熙一电,以关心他身体为由,第一次透露了要他辞职的意图。
1944年11月20日孔祥熙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由原政务次长俞鸿钧继任。但其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并未更换。1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虽然一方面声称有关财政金融事务交涉今后仍由其全权处理,但同时又宣布,在其未回国之前,派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如此急切要求孔辞职,很可能是他已经发觉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因为就在此时蒋介石获得密报:“近日各国家银行假储蓄为名,规定行员每人可认购美金储蓄券,低级人员最少五百元,高级职员竟高达万元,一律照法价二十元购入,再以黑市价售出,一转手间,收益巨万。又中国银行近因黔境战事紧张,对行员生活秘密发起美金、英镑补助办法。凡卅年以前到行之行员,准予以二百四十元价购十元美金储券一张;科长以上人员,分别以五十元、百元、二百元购买一张;廿八年以前到职行员,所有年金一律以英镑核发;廿八年以后者,行中不负救济责任;农民银行以美钞发给各职员,最低之职员亦可领得百元美钞。”12月8日,蒋介石即命令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暗中调查美金公债案。
俞鸿钧接令后即与四联总处联合调查,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及中央信托局与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国家行局近两年来各自购买美金公债及发放外汇情形予以统计上报。他的结论是,虽然各行曾发生过类似认购情形,但数额并不像传闻中说得那么大。
然而此案风波不但未能平息,反而越来越大。12月19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国家求饶》,严厉斥责贪官与奸商。社评说:“暴敌不足畏,胜利确在望,最可虑的,还是我们本身不能除恶去秽,振作自新。”因此我们“一面期望政府英断,社会制裁;同时也不得不诚恳地向那些官僚国难商人以及一切社会的病菌们求饶。为国家求饶,请你们饶了国家吧!”12月24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晁错与马谡》,引用历史上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为例,指出“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明眼人都清楚,《大公报》的这篇社评完全是以古喻今,所谓“除权相”说的是罢免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戮败将”则是应惩治原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大员。
12月2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再次致电财政部,命其彻查中国农民银行高级人员以原价购入美金公债,再以高价出售的情形。据财政部调查,中国农民银行确有在央行宣布停售之后,经董事长孔祥熙同意,按照职员薪酬标准,以每月扣款的方式,由该行职员摊购200万元美金公债之情事。
此时有关美金公债舞弊案的报告不断从各种渠道呈送,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对孔祥熙仍予以保护,但亦对其行为产生怀疑,屡屡暗中下令调查。1945年年初,他即将“中央银行业务局之查察”列为“预定近期工作计划”中的首要工作,并于2月第一周的“预期工作课目”中明白写道“密查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其后,他又得报“中央银行国库局副经理徐俊卿于奉到停售美金公债之命令后,竟将外省各分行所提缴结余额美金公债提出三百四十万元,以黑市出售,报账则仍以每元二十元计算。又有美金公债九十九万元,以黑市售出后,倒填二月份出售,以图蒙蔽”,因此又下令俞鸿钧彻查具报。
俞鸿钧在调查美金公债案经过的呈文中报告,“该徐俊卿似无提出中央银行外行[省]各分行所提缴结余额美金公债三百四十万元以黑市售出,及以美金公债九十九万元以黑市售出后倒填二月份出售,以图蒙蔽等事实”。财政部的调查虽然认定美金公债舞弊案缺乏根据,但实际上此案的疑点很多,特别是那些所谓预售户的下落。蒋介石对此十分关心,在日记中亦多次提及此事,并将“彻查美金公债案”列为3月份预定处理的大事。这就说明,蒋介石对于财政部的调查报告根本就不予相信,并决计将此案调查清楚。
孔祥熙涉案的证据
3月28日,具名胡叔度、李尚清二人联合呈文,举报美金公债案的内幕。从呈文的内容来看,这两位检举人深悉内情,所述事实经过、舞弊手段以及涉案人员等细节均极为清楚,揭露至少有400万元美金公债以“拨付预售票”的形式被央行高级官员瓜分。检举书指出,这些收回的债券售出时“离政府宣布停止发售已有数月之隔,当时市面黑市已成,何能以二十元官价折合率再行出售?弊病显明,无[毋]庸致[置]疑”。问题是“‘拨付预售票’究系拨付何人,奉何命令拨付,有何手续及证据”,为此呈请政府委派大员亲赴国库局予以彻查。蒋介石收到检举后立即将原件抄送财政部,要求“严密彻查究办”。
由于蒋介石多次下令彻查,财政部再也不敢敷衍应付,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越来越清楚。据财政部调查,1943年10月15日美金公债奉命停售时,各省市售出数为43,113,440美元,预售户售出数为54,012,330美元。关于预售户部分,国库局于停售后陆续拨交业务局债券计有预购债票42,087,410美元,以及1944年2月15日和6月1日两次专案拨交债票共计11,154,520美元,合计53,242,330美元,均经业务局分别入账。这些债票都是先行列入公记垫款户账,以后再分别调拨,计1944年4月4日及12月14日分两次拨交中央银行有价证券户美金29,130,160元,1943年1月12日及12月31日共分三次拨交中央信托局预购户7,510,500美元,1943年11月23日至1944年6月10日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票16,601,670美元。此外还有770,000美元系国库局局长吕咸奉央行总裁孔祥熙谕,留备转发欧柏林和铭贤等机构文化事业之用,以上这些债券数合计正好与所报预售数相符。
至于上述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券16,601,670美元,经查均系美金公债停售前数日央行业务局奉总裁孔祥熙批准而出售的,而此案的关键正是这1,660多万美元。据俞鸿钧呈报:“该局陆续拨交上项债券虽经付账,但并未由各预购户出具收到债券之收据,究竟各户是否收到,无凭查核,且预购时亦并无任何凭证或登记手续可查。各预购户虽有户名,但均未留有地址,无从稽考。”俞鸿钧的这份报告还同时呈送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的两次呈文与孔祥熙的亲笔批示等14份附件,其中中央信托局所认购的7,510,500美元债券中,除了400万美元债票由该局下属四个单位分别认购保管外,另外1,010,500美元债券由“本局同人奉准认购”,其余250万美元债票则“奉孔理事长谕,准代从前委托定购之客户购买经让购与各慈善团体备充基金之用者,计宋公嘉树教育基金户八十万元、桂贞夫人医务基金户七十万元、真道堂布道基金户四十万元、铭贤学院实科基金户三十万元、贝氏奖学基金户二十万元、慈善堂慈善基金户十万元”。
蒋介石收到调查报告后即认真阅读,并于4月8日向财政部下达手令,要求收回所有停售公债后销售之债券,而“预购户未出具收到债券收据,预购时亦无凭证与登记手续者,应作无效”。他在同天的日记中又记道:“下午研究美金公债查账之报告书,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天晚上,他还“约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此刻他已认为“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然而孔祥熙却拒不承认中央银行有贪污舞弊之事,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竟强调“销售债券纯系银行业务责任,鸿钧或亦未甚详悉”,对此百般狡辩。但蒋介石则认为证据已经查明,他立即致电孔祥熙:“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仟壹佰万余元,预定户在停售后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仟壹佰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如数追缴,归还国库,勿得贻误干究,并将追缴确数呈报为要。”同时,蒋介石具体开列查核要点,命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迅速派员,限期进行调查。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美金公债一案涉及孔祥熙,但如何处理他还没有作出决定,他在4月15日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同时他还在日记中记录有关美金公债案的疑点: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
此刻,美金公债舞弊案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
蒋介石于是将美金公债舞弊案初步调查结果告知仍在美国的孔祥熙,但孔还是拒不承认。4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他再与俞鸿钧商讨进一步调查美金公债的案情,然而此案真的牵涉到孔氏家族,如何处理确实十分棘手,对他来说,此事“甚难解决也”。
众矢之的
就在这时,重庆又揭发出一桩黄金舞弊的惊天大案。1945年3月下旬,中央银行决定将黄金的价格由原来每两国币20,000元提高到35,000元,提高的幅度高达75%。重庆中央银行中的一些要员事先打探到消息,利用黄金提价前后短短的时间差,买进卖出,营私舞弊,牟取暴利。此案一经披露,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大后方的报刊立即集中火力猛烈加以攻击,孔祥熙作为中央银行总裁更成为众矢之的。
5月14日晚,美国著名广播评论家雷蒙特·斯文突然在电台中报告重庆黄金舞弊案的详情,并介绍《大公报》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论,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为正在进行的美国对华出售黄金谈判带来重大障碍。但孔祥熙却致电蒋介石,除了为黄金舞弊案百般解释外,更重要的是对外界的批评予以还击。
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党内诸派系各出奇谋,四处拉票,尽管蒋介石事先竭力活动,但因孔祥熙等财经官员的贪腐行为引起党内强烈不满,以致名落孙山。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此次大会选举中委,在旧中委当选者以庸之与徐堪为最低,而全会选举常委,且竟落选,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鉴于这种情形,蒋介石决定改组行政院,他将与孔双双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由宋子文和翁文灏继任。蒋介石认为:“余与庸之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亦为政治上必要之措施,深信此举必于今后政治之效用甚宏也。”因此他在答复孔祥熙的电报中称:“事已如此,对美财政经济等未了诸事,不如交托子文负责办理,请兄从速回国襄助,以免事出两歧也。”但他又同时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要他“在美时对庸兄应特加礼遇尊重,诸事并须与其切商”。这意味着此时蒋介石对待孔祥熙的矛盾心态,既要撤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保,内中的含义自然是“增加我内亲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测”了。然而孔祥熙似乎并不领会蒋介石的这番心意,借口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迟迟拖延不归,以致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致电,称“因有重要事待决,非面商不可,务请兄即日回国为盼”。很显然,这件“重要事”不是别的,正是关于美金公债案的来龙去脉,蒋介石必须要向孔祥熙当面问个清楚。
7月8日,赴美一年有余的孔祥熙终于回到重庆;就在同一天,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也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原想以孔辞去行政院与财政部职务来减缓外界的压力,哪知道孔氏豪门贪腐行为已经引起众怒,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陈赓雅、傅斯年等人又藉新一届国民参政会开幕的机会,掀起了新一轮倒孔的高潮。他们秘密会见了中央银行的当事人,在了解了美金公债舞弊案的部分真相之后,联络了顾颉刚、徐炳昶、赵澍、伍纯武、李鉴之、严錞、萧一山等参政员,共同拟就了要求政府调查美金公债舞弊案、严惩涉案人员的提案。
陈赓雅等人的提案尚未提出,内容即被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知悉,立即加以劝阻,要陈赓雅将提案自动撤销。但陈赓雅却坚持本案证据确凿,个人愿为此负责。其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又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前来劝说,陈布雷一方面肯定陈赓雅等人收集资料用心良苦,也承认若在大会上提出一定有所价值;然而陈布雷又接着指出:这里还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是提案一旦曝光,公诸社会,将会引起美国和英国等友邦人士的反感,因而不再继续支持我国的抗战,导致失道寡助的后果,这肯定也不是诸位发起提案的初衷;因此陈布鲁建议,不如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直接递交蒋介石,这样既可查明舞弊,又不致影响抗战。在这种情形之下,陈赓雅等人也只能接受他的提议,将提案改为检举;但他们又不甘心,害怕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因此陈赓雅又与傅斯年等人商议,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当行政院院长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予以质询,但内容却未能公开。
陈赓雅等九名参政员提出的质询案披露,政府原发行的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总额1亿美元,中央银行至少有三笔,数额为11,509,920元美金公债下落不明。因此“质询书”指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员之胆大妄为,可云罕见!种种资料业已发见,何忍安于缄默。拟由本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除了上述质询之外,傅斯年等参政员还在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由政府委派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及国民参政会推选之参政员彻查央行历年来之账目,若发现犯罪之嫌疑者,即分别轻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将央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并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给战时生产局。傅斯年的议案虽然没有公开质询案中所披露的具体事实,但亦表达出大后方广大民众对于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种种腐败行为的极大愤恨。
狡辩与反驳
此刻的蒋介石陷于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蒋对于贪腐的行径极为痛恨,在这之前他也严惩过一些贪污枉法的官吏;然而此案涉及他的至亲,而且孔祥熙不仅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特别是多年来在筹措军费上从来都是予取予求。因此如何处理此事,还真是煞费脑筋。蒋介石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态度。
当陈布雷告知蒋介石,有关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一案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之事时,7月11日,蒋即亲自召见刚刚回国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然而孔祥熙“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
7月12日“(上午)九时,与[陈]布雷、[吴]达铨谈话散步后,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否则惟有任参政会要求彻查,此固于政府、对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
同日“下午六时,约庸之来谈,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属其设法自全,乃辞去”。“……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介石虽然经常在日记中责骂属下,但用“可耻之至”这样的言辞辱骂孔祥熙还是第一次,可见蒋此时的确是对孔痛愤已极。
面对着傅斯年等参政员的步步紧逼,而孔祥熙又是避重就轻、百般狡赖,蒋介石内心可谓百感交集。他在7月15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回去后立即吩咐属下分别写了一份报告和节略呈给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收回的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予以说明。在这份长达一千余字的呈文中,孔祥熙对于出售给所谓“预定客户”16,601,670美元债票的情形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当时大后方与沦陷区都有人认购公债,而“各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原则向例,无须详细记载,现时彻查,颇为不易”,因此要等到胜利之后方可查明。他在呈文的结尾还没忘记为自己评功摆好:“祥熙奔走革命、服务党国垂四十年,重承知遇,满拟报称。今为筹划推销,苦心未达,反遭外界猜疑,致劳钧虑,深抱不安。”仿佛他受了多大的委屈。
蒋介石看到孔祥熙的呈文后极为愤怒,随即亲自拟写了三段长篇批文,对孔的狡辩逐一加以批驳:“所谓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支,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云云,此在门市现款购买,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习[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绝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而且这批预售公债“距卅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廿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之宝贵外汇!”因此蒋介石下令,这批债券必须“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
蒋介石在批文中虽然对孔祥熙的狡辩之辞一一予以驳斥,但并没有道破孔个人在这桩贪腐案中的直接责任,算是给他留了面子。直到这时,在人证物证面前,孔才“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所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此时孔祥熙已经不好意思直接去见蒋介石了,只好让长女孔令仪带其复信来见蒋。尽管蒋介石对孔大小姐十分宠爱,但是看了来信后还是气愤不已。他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庸之图赖如前,此人不可理喻也。”蒋接着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庸之对于一六六○万美金公债,犹不愿承认也。”
为了孔祥熙贪污腐败的案子蒋介石连觉都睡不好,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以昨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故七时后方起床。……下午,以布雷谈起庸子[之],称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一语,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
7月24日,蒋介石同意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其遗缺由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接任,这也是孔祥熙相继辞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要职,而蒋则认为这一举措“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蒋介石明确向宋子文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而且必须是为他所信任的人方能担任。他的理由是:“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展施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去年对美之外交恶化几至陷于绝境者,可说皆由庸之操纵中行,不愿对余实告存数,使余不能不对美国作强制要求也。”因此,“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
美金公债案不了了之
陈赓雅、傅斯年等参政员的质询虽然揭开了美金公债舞弊案的盖子,提出了1,100多万美金债券去向不明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此案的关键证据,即所谓预购客户16,601,670美元债券的真正买主。面对着陈赓雅、傅斯年等人来势汹汹的责难,蒋介石的亲信特别向他提出警告说,本案在数字上问题虽然不是很大,但如果国民参政会要求查阅美金债券的全部账目,或是监察院亦前往中央银行查阅账册,“则认购户之真相完全暴露,势必难于应付,是实该案之严重困难所在”,因为本案“在事实本质上与国家信誉上,均较黄金案严重百倍!”
这句话切中要害。黄金舞弊案不过是中央银行职员窃取国家重要经济情报的一桩刑事案件,但是美金公债舞弊案却直接牵连到国家最高层的领导。目前参政员并没有掌握核心资料,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是若要深查,顺藤摸瓜,真相必将大白。而此案一旦曝光,对于国家的利益和家族的荣誉,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将此案迅速了结,不能让它再扩大下去。
8月3日,孔令仪再次代其父与姨夫蒋介石见面,此事蒋在日记中有记载,虽然谈话内容只字未提,但肯定与美金公债案有关。因为三天之后蒋介石即作出不让监察院插手的决定:“对于中央银行美债券舞弊案,决令国府主计局与该行新总裁负责查收,而不交各院,以该行为国府直辖机关也。”
8月6日,蒋介石下达手谕,关于陈赓雅等人的质询“派主计长陈其采会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切实密查具报”。陈、俞二人接到命令后,即于8月16日派员前往国库局进行调查,他们当然十分了解蒋介石的心思,所有的调查方向全部围绕陈赓雅等人所提及的1100多万美金债票方面,而真正涉及本案的关键问题,即预售客户1660万美元债票的去向,调查报告竟只字未提!
此时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决定将美金公债案迅速结案,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像想[想象]也。”这也就是说,在主计局和财政部尚未将此案的调查情形上报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决定了处置办法。于是,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仓促结案了。
美金公债舞弊案虽然在强权控制下一时得以遮掩,国家与家族的荣誉亦暂时得以保全,但这种后果却极大地助长了贪腐行为的扩张。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军政官僚贪赃枉法,豪门资本以权谋私,贪污与腐败已逐渐成为体制性的行为,就像恶性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到肌体的每一部分,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大陆的政权。这也更加清楚地说明,一个腐败的政权是无法彻底根治腐败的。
抗战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偏安一隅。随着政治上加强一党专制,经济上实施统制专卖,军事上不断溃退,大后方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愈发严重,并逐渐形成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贪污与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发生在抗战后期的美金公债舞弊案就是其中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美国开始重视对华援助。1942年3月,中美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数额高达5亿美元,条件亦很优惠,这是抗战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一次重要借款。
5亿美元大借款成功之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即决定“利用此借款,为发行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美金一万万元,及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万万元之基金,并计议其他运用方法”。按照他的说法,发行公债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币信,吸收游资,稳定物价,协助生产”。此次发行美金公债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债发行时按照票面额折合国币缴购,折合率则由财政部于发行日公告;还本付息时,按照票面额付给美金,或由中央银行按照当日挂牌市价,折合国币付给。
然而公债发行的情形却与当局的设想大相径庭,尽管财政当局和各地政府大力宣传,强行摊派,但实施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美金公债推行一年以来,各地只销售了一半,即不到5,000万美元的债券。
美金公债发行之初虽然成效不彰,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外汇官价与黑市价格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使得政府中主管财政的官员意识到经营美金公债是一笔可以赢得巨大利润的买卖。
美金公债最初是按照1美元比法币20元的官价汇率发行的。1943年春,美国军队开始进驻中国的西南地区,由于美军在后方普遍使用美钞购物,导致官价外汇与黑市外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1944年下半年国军在豫湘桂战场上节节溃败,大后方民众人心惶惶,更使得美金黑市价格飞速上扬。11月下旬仅半个月,重庆的外汇黑市价格就从250元法币兑1美元升至近600美元。尽管美元的黑市汇率不断上涨,美国政府和其他外国驻华团体也都一再要求法币贬值,然官方汇率依然维持在1:20这一水平。虽然官方的这一汇率基本上是有价无市,但外汇价格的双轨制却为那些有权势的人物创造了一个敛财的大好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此时购买和销售美金公债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943年8月2日,财政部通知各地国家行局自即日起暗中停售美金债券。10月9日,孔祥熙向蒋介石秘密呈交一份报告,要求结束销售美金公债,他的理由是:美金公债“自开始发售以迄现在,历时已一年有余,而售出之数尚未及半,不仅发行之目的未达,而对外观感亦多不利,近来美方对此颇为注意,屡来询问。故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因此决定停止销售,未售出之债券全数交由中央银行承受。这一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金公债于10月15日宣布结束。
按照规定,美金公债未售出之部分由国库局收回之后,应全数交还给业务局,归之于国库。然而这些从各地行局收回的美金债券并未全数上缴国库,其中有相当部分被掌管国家财金大权的那些人物,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幌子私下瓜分。根据1944年1月重庆《国民公报》的记载,当月美金公债债票价格最低为250元,最高为270元,到了5月份,价格更加高。照这个价格,即使按最低价计算,一倒手获利也能高达十余倍之多,而且个人还不需要出资,只需记账即可,这不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吗?国家银行的官员从上到下从中牟利,获得最大利益的当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这就是当时震惊大后方的社会和舆论、甚至引起美国朝野愤懑的美金公债舞弊案,而且矛头直指掌管国家财政金融大权的孔祥熙。
蒋介石暗中调查
就在国内倒孔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恰好同盟国要在美国召开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即委派孔祥熙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于6月22日率团启程赴美,藉此躲避风头。国际货币基金会议结束之后,孔祥熙仍长期逗留在美国,但国内倒孔的风潮却丝毫没有降温。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在会上作财政报告,参政员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并提出四大问题:一、孔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二、中央银行问题(任用私人,予取予求);三、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四、黄金买卖问题。
虽然此时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业已11年,但面对着国内汹涌的倒孔浪潮,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撤换他的问题。10月29日,蒋介石让正在美国的宋美龄转
给孔祥熙一电,以关心他身体为由,第一次透露了要他辞职的意图。
1944年11月20日孔祥熙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由原政务次长俞鸿钧继任。但其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并未更换。1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虽然一方面声称有关财政金融事务交涉今后仍由其全权处理,但同时又宣布,在其未回国之前,派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如此急切要求孔辞职,很可能是他已经发觉孔祥熙涉嫌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因为就在此时蒋介石获得密报:“近日各国家银行假储蓄为名,规定行员每人可认购美金储蓄券,低级人员最少五百元,高级职员竟高达万元,一律照法价二十元购入,再以黑市价售出,一转手间,收益巨万。又中国银行近因黔境战事紧张,对行员生活秘密发起美金、英镑补助办法。凡卅年以前到行之行员,准予以二百四十元价购十元美金储券一张;科长以上人员,分别以五十元、百元、二百元购买一张;廿八年以前到职行员,所有年金一律以英镑核发;廿八年以后者,行中不负救济责任;农民银行以美钞发给各职员,最低之职员亦可领得百元美钞。”12月8日,蒋介石即命令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暗中调查美金公债案。
俞鸿钧接令后即与四联总处联合调查,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及中央信托局与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国家行局近两年来各自购买美金公债及发放外汇情形予以统计上报。他的结论是,虽然各行曾发生过类似认购情形,但数额并不像传闻中说得那么大。
然而此案风波不但未能平息,反而越来越大。12月19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国家求饶》,严厉斥责贪官与奸商。社评说:“暴敌不足畏,胜利确在望,最可虑的,还是我们本身不能除恶去秽,振作自新。”因此我们“一面期望政府英断,社会制裁;同时也不得不诚恳地向那些官僚国难商人以及一切社会的病菌们求饶。为国家求饶,请你们饶了国家吧!”12月24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晁错与马谡》,引用历史上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为例,指出“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明眼人都清楚,《大公报》的这篇社评完全是以古喻今,所谓“除权相”说的是罢免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戮败将”则是应惩治原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大员。
12月2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再次致电财政部,命其彻查中国农民银行高级人员以原价购入美金公债,再以高价出售的情形。据财政部调查,中国农民银行确有在央行宣布停售之后,经董事长孔祥熙同意,按照职员薪酬标准,以每月扣款的方式,由该行职员摊购200万元美金公债之情事。
此时有关美金公债舞弊案的报告不断从各种渠道呈送,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对孔祥熙仍予以保护,但亦对其行为产生怀疑,屡屡暗中下令调查。1945年年初,他即将“中央银行业务局之查察”列为“预定近期工作计划”中的首要工作,并于2月第一周的“预期工作课目”中明白写道“密查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其后,他又得报“中央银行国库局副经理徐俊卿于奉到停售美金公债之命令后,竟将外省各分行所提缴结余额美金公债提出三百四十万元,以黑市出售,报账则仍以每元二十元计算。又有美金公债九十九万元,以黑市售出后,倒填二月份出售,以图蒙蔽”,因此又下令俞鸿钧彻查具报。
俞鸿钧在调查美金公债案经过的呈文中报告,“该徐俊卿似无提出中央银行外行[省]各分行所提缴结余额美金公债三百四十万元以黑市售出,及以美金公债九十九万元以黑市售出后倒填二月份出售,以图蒙蔽等事实”。财政部的调查虽然认定美金公债舞弊案缺乏根据,但实际上此案的疑点很多,特别是那些所谓预售户的下落。蒋介石对此十分关心,在日记中亦多次提及此事,并将“彻查美金公债案”列为3月份预定处理的大事。这就说明,蒋介石对于财政部的调查报告根本就不予相信,并决计将此案调查清楚。
孔祥熙涉案的证据
3月28日,具名胡叔度、李尚清二人联合呈文,举报美金公债案的内幕。从呈文的内容来看,这两位检举人深悉内情,所述事实经过、舞弊手段以及涉案人员等细节均极为清楚,揭露至少有400万元美金公债以“拨付预售票”的形式被央行高级官员瓜分。检举书指出,这些收回的债券售出时“离政府宣布停止发售已有数月之隔,当时市面黑市已成,何能以二十元官价折合率再行出售?弊病显明,无[毋]庸致[置]疑”。问题是“‘拨付预售票’究系拨付何人,奉何命令拨付,有何手续及证据”,为此呈请政府委派大员亲赴国库局予以彻查。蒋介石收到检举后立即将原件抄送财政部,要求“严密彻查究办”。
由于蒋介石多次下令彻查,财政部再也不敢敷衍应付,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越来越清楚。据财政部调查,1943年10月15日美金公债奉命停售时,各省市售出数为43,113,440美元,预售户售出数为54,012,330美元。关于预售户部分,国库局于停售后陆续拨交业务局债券计有预购债票42,087,410美元,以及1944年2月15日和6月1日两次专案拨交债票共计11,154,520美元,合计53,242,330美元,均经业务局分别入账。这些债票都是先行列入公记垫款户账,以后再分别调拨,计1944年4月4日及12月14日分两次拨交中央银行有价证券户美金29,130,160元,1943年1月12日及12月31日共分三次拨交中央信托局预购户7,510,500美元,1943年11月23日至1944年6月10日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票16,601,670美元。此外还有770,000美元系国库局局长吕咸奉央行总裁孔祥熙谕,留备转发欧柏林和铭贤等机构文化事业之用,以上这些债券数合计正好与所报预售数相符。
至于上述陆续拨交客户预购债券16,601,670美元,经查均系美金公债停售前数日央行业务局奉总裁孔祥熙批准而出售的,而此案的关键正是这1,660多万美元。据俞鸿钧呈报:“该局陆续拨交上项债券虽经付账,但并未由各预购户出具收到债券之收据,究竟各户是否收到,无凭查核,且预购时亦并无任何凭证或登记手续可查。各预购户虽有户名,但均未留有地址,无从稽考。”俞鸿钧的这份报告还同时呈送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的两次呈文与孔祥熙的亲笔批示等14份附件,其中中央信托局所认购的7,510,500美元债券中,除了400万美元债票由该局下属四个单位分别认购保管外,另外1,010,500美元债券由“本局同人奉准认购”,其余250万美元债票则“奉孔理事长谕,准代从前委托定购之客户购买经让购与各慈善团体备充基金之用者,计宋公嘉树教育基金户八十万元、桂贞夫人医务基金户七十万元、真道堂布道基金户四十万元、铭贤学院实科基金户三十万元、贝氏奖学基金户二十万元、慈善堂慈善基金户十万元”。
蒋介石收到调查报告后即认真阅读,并于4月8日向财政部下达手令,要求收回所有停售公债后销售之债券,而“预购户未出具收到债券收据,预购时亦无凭证与登记手续者,应作无效”。他在同天的日记中又记道:“下午研究美金公债查账之报告书,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天晚上,他还“约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此刻他已认为“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然而孔祥熙却拒不承认中央银行有贪污舞弊之事,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竟强调“销售债券纯系银行业务责任,鸿钧或亦未甚详悉”,对此百般狡辩。但蒋介石则认为证据已经查明,他立即致电孔祥熙:“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仟壹佰万余元,预定户在停售后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仟壹佰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如数追缴,归还国库,勿得贻误干究,并将追缴确数呈报为要。”同时,蒋介石具体开列查核要点,命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迅速派员,限期进行调查。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到美金公债一案涉及孔祥熙,但如何处理他还没有作出决定,他在4月15日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同时他还在日记中记录有关美金公债案的疑点: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
此刻,美金公债舞弊案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
蒋介石于是将美金公债舞弊案初步调查结果告知仍在美国的孔祥熙,但孔还是拒不承认。4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他再与俞鸿钧商讨进一步调查美金公债的案情,然而此案真的牵涉到孔氏家族,如何处理确实十分棘手,对他来说,此事“甚难解决也”。
众矢之的
就在这时,重庆又揭发出一桩黄金舞弊的惊天大案。1945年3月下旬,中央银行决定将黄金的价格由原来每两国币20,000元提高到35,000元,提高的幅度高达75%。重庆中央银行中的一些要员事先打探到消息,利用黄金提价前后短短的时间差,买进卖出,营私舞弊,牟取暴利。此案一经披露,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大后方的报刊立即集中火力猛烈加以攻击,孔祥熙作为中央银行总裁更成为众矢之的。
5月14日晚,美国著名广播评论家雷蒙特·斯文突然在电台中报告重庆黄金舞弊案的详情,并介绍《大公报》攻击中国政府的言论,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为正在进行的美国对华出售黄金谈判带来重大障碍。但孔祥熙却致电蒋介石,除了为黄金舞弊案百般解释外,更重要的是对外界的批评予以还击。
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党内诸派系各出奇谋,四处拉票,尽管蒋介石事先竭力活动,但因孔祥熙等财经官员的贪腐行为引起党内强烈不满,以致名落孙山。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此次大会选举中委,在旧中委当选者以庸之与徐堪为最低,而全会选举常委,且竟落选,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鉴于这种情形,蒋介石决定改组行政院,他将与孔双双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由宋子文和翁文灏继任。蒋介石认为:“余与庸之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亦为政治上必要之措施,深信此举必于今后政治之效用甚宏也。”因此他在答复孔祥熙的电报中称:“事已如此,对美财政经济等未了诸事,不如交托子文负责办理,请兄从速回国襄助,以免事出两歧也。”但他又同时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要他“在美时对庸兄应特加礼遇尊重,诸事并须与其切商”。这意味着此时蒋介石对待孔祥熙的矛盾心态,既要撤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保,内中的含义自然是“增加我内亲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测”了。然而孔祥熙似乎并不领会蒋介石的这番心意,借口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迟迟拖延不归,以致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致电,称“因有重要事待决,非面商不可,务请兄即日回国为盼”。很显然,这件“重要事”不是别的,正是关于美金公债案的来龙去脉,蒋介石必须要向孔祥熙当面问个清楚。
7月8日,赴美一年有余的孔祥熙终于回到重庆;就在同一天,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也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原想以孔辞去行政院与财政部职务来减缓外界的压力,哪知道孔氏豪门贪腐行为已经引起众怒,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陈赓雅、傅斯年等人又藉新一届国民参政会开幕的机会,掀起了新一轮倒孔的高潮。他们秘密会见了中央银行的当事人,在了解了美金公债舞弊案的部分真相之后,联络了顾颉刚、徐炳昶、赵澍、伍纯武、李鉴之、严錞、萧一山等参政员,共同拟就了要求政府调查美金公债舞弊案、严惩涉案人员的提案。
陈赓雅等人的提案尚未提出,内容即被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知悉,立即加以劝阻,要陈赓雅将提案自动撤销。但陈赓雅却坚持本案证据确凿,个人愿为此负责。其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又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前来劝说,陈布雷一方面肯定陈赓雅等人收集资料用心良苦,也承认若在大会上提出一定有所价值;然而陈布雷又接着指出:这里还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是提案一旦曝光,公诸社会,将会引起美国和英国等友邦人士的反感,因而不再继续支持我国的抗战,导致失道寡助的后果,这肯定也不是诸位发起提案的初衷;因此陈布鲁建议,不如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直接递交蒋介石,这样既可查明舞弊,又不致影响抗战。在这种情形之下,陈赓雅等人也只能接受他的提议,将提案改为检举;但他们又不甘心,害怕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因此陈赓雅又与傅斯年等人商议,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当行政院院长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予以质询,但内容却未能公开。
陈赓雅等九名参政员提出的质询案披露,政府原发行的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总额1亿美元,中央银行至少有三笔,数额为11,509,920元美金公债下落不明。因此“质询书”指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员之胆大妄为,可云罕见!种种资料业已发见,何忍安于缄默。拟由本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除了上述质询之外,傅斯年等参政员还在大会上提出议案,要求由政府委派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及国民参政会推选之参政员彻查央行历年来之账目,若发现犯罪之嫌疑者,即分别轻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将央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并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给战时生产局。傅斯年的议案虽然没有公开质询案中所披露的具体事实,但亦表达出大后方广大民众对于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种种腐败行为的极大愤恨。
狡辩与反驳
此刻的蒋介石陷于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蒋对于贪腐的行径极为痛恨,在这之前他也严惩过一些贪污枉法的官吏;然而此案涉及他的至亲,而且孔祥熙不仅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特别是多年来在筹措军费上从来都是予取予求。因此如何处理此事,还真是煞费脑筋。蒋介石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态度。
当陈布雷告知蒋介石,有关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一案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之事时,7月11日,蒋即亲自召见刚刚回国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然而孔祥熙“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
7月12日“(上午)九时,与[陈]布雷、[吴]达铨谈话散步后,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否则惟有任参政会要求彻查,此固于政府、对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
同日“下午六时,约庸之来谈,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属其设法自全,乃辞去”。“……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介石虽然经常在日记中责骂属下,但用“可耻之至”这样的言辞辱骂孔祥熙还是第一次,可见蒋此时的确是对孔痛愤已极。
面对着傅斯年等参政员的步步紧逼,而孔祥熙又是避重就轻、百般狡赖,蒋介石内心可谓百感交集。他在7月15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回去后立即吩咐属下分别写了一份报告和节略呈给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收回的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予以说明。在这份长达一千余字的呈文中,孔祥熙对于出售给所谓“预定客户”16,601,670美元债票的情形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当时大后方与沦陷区都有人认购公债,而“各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原则向例,无须详细记载,现时彻查,颇为不易”,因此要等到胜利之后方可查明。他在呈文的结尾还没忘记为自己评功摆好:“祥熙奔走革命、服务党国垂四十年,重承知遇,满拟报称。今为筹划推销,苦心未达,反遭外界猜疑,致劳钧虑,深抱不安。”仿佛他受了多大的委屈。
蒋介石看到孔祥熙的呈文后极为愤怒,随即亲自拟写了三段长篇批文,对孔的狡辩逐一加以批驳:“所谓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支,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云云,此在门市现款购买,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习[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绝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而且这批预售公债“距卅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廿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之宝贵外汇!”因此蒋介石下令,这批债券必须“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
蒋介石在批文中虽然对孔祥熙的狡辩之辞一一予以驳斥,但并没有道破孔个人在这桩贪腐案中的直接责任,算是给他留了面子。直到这时,在人证物证面前,孔才“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所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此时孔祥熙已经不好意思直接去见蒋介石了,只好让长女孔令仪带其复信来见蒋。尽管蒋介石对孔大小姐十分宠爱,但是看了来信后还是气愤不已。他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庸之图赖如前,此人不可理喻也。”蒋接着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庸之对于一六六○万美金公债,犹不愿承认也。”
为了孔祥熙贪污腐败的案子蒋介石连觉都睡不好,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以昨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故七时后方起床。……下午,以布雷谈起庸子[之],称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一语,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
7月24日,蒋介石同意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其遗缺由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接任,这也是孔祥熙相继辞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要职,而蒋则认为这一举措“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蒋介石明确向宋子文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而且必须是为他所信任的人方能担任。他的理由是:“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展施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去年对美之外交恶化几至陷于绝境者,可说皆由庸之操纵中行,不愿对余实告存数,使余不能不对美国作强制要求也。”因此,“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
美金公债案不了了之
陈赓雅、傅斯年等参政员的质询虽然揭开了美金公债舞弊案的盖子,提出了1,100多万美金债券去向不明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此案的关键证据,即所谓预购客户16,601,670美元债券的真正买主。面对着陈赓雅、傅斯年等人来势汹汹的责难,蒋介石的亲信特别向他提出警告说,本案在数字上问题虽然不是很大,但如果国民参政会要求查阅美金债券的全部账目,或是监察院亦前往中央银行查阅账册,“则认购户之真相完全暴露,势必难于应付,是实该案之严重困难所在”,因为本案“在事实本质上与国家信誉上,均较黄金案严重百倍!”
这句话切中要害。黄金舞弊案不过是中央银行职员窃取国家重要经济情报的一桩刑事案件,但是美金公债舞弊案却直接牵连到国家最高层的领导。目前参政员并没有掌握核心资料,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是若要深查,顺藤摸瓜,真相必将大白。而此案一旦曝光,对于国家的利益和家族的荣誉,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将此案迅速了结,不能让它再扩大下去。
8月3日,孔令仪再次代其父与姨夫蒋介石见面,此事蒋在日记中有记载,虽然谈话内容只字未提,但肯定与美金公债案有关。因为三天之后蒋介石即作出不让监察院插手的决定:“对于中央银行美债券舞弊案,决令国府主计局与该行新总裁负责查收,而不交各院,以该行为国府直辖机关也。”
8月6日,蒋介石下达手谕,关于陈赓雅等人的质询“派主计长陈其采会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切实密查具报”。陈、俞二人接到命令后,即于8月16日派员前往国库局进行调查,他们当然十分了解蒋介石的心思,所有的调查方向全部围绕陈赓雅等人所提及的1100多万美金债票方面,而真正涉及本案的关键问题,即预售客户1660万美元债票的去向,调查报告竟只字未提!
此时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决定将美金公债案迅速结案,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像想[想象]也。”这也就是说,在主计局和财政部尚未将此案的调查情形上报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决定了处置办法。于是,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仓促结案了。
美金公债舞弊案虽然在强权控制下一时得以遮掩,国家与家族的荣誉亦暂时得以保全,但这种后果却极大地助长了贪腐行为的扩张。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军政官僚贪赃枉法,豪门资本以权谋私,贪污与腐败已逐渐成为体制性的行为,就像恶性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到肌体的每一部分,最终导致国民党丧失大陆的政权。这也更加清楚地说明,一个腐败的政权是无法彻底根治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