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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媳妇”集体出逃，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表象，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比如即将或者已经来临的光棍危机，比如婚姻贫困，比如复杂的城市化进程，比如开始为计划生育政策买单的底层人。然而这些也不是原因所在，真正的“因”是我们习惯于一切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缺乏对人的尊重，我们不相信因果相依、积重难返。发生在冀南大地上的故事，是否能为你敲起警钟？
2014年年末，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发布在各大新闻网站头条：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广平县、肥乡县、馆陶县，116名“越南媳妇”集体出逃。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东界山东聊城，南临河南安阳，西连山西长治，北接邢台，处于晋冀鲁豫四省区域中心和环渤海经济区腹心位置。总面积12062平方公里，下辖除各区市外，还有14个县，共有96个镇，118个乡。
插图 杜凡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末邯郸市总人口达到1011.9万人。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50.32%，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邯郸市乡村人口大约在500万左右。
北方的寒冬，是一种干巴巴的冷。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乡村，安静地卧在广袤的冀南平原上，靠一条条狭窄而破烂的村村通公路，连缀在省际公路上。
曲周县安寨镇马连固村，42岁的屠夫老方，早年离异，一直未再娶。前些时听说村里有人从本镇赵庄村一个叫吴美玉的女人那里领了“越南媳妇”来，花钱少，女人还听话，便也动了心，去找吴美玉相媳妇。
吴美玉，“越南媳妇”逃跑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越南人。嫁到赵庄已有二十多年，生有两女，大女儿招赘了一个四川女婿，一起和吴美玉打理她的理发店。小女儿还未出阁。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2014年春天开始，吴美玉家便开始陆陆续续“进口”了许多“越南媳妇”。而大规模地引进“越南媳妇”，是在2014年农历八九月间。
2014年农历闰九月十六，老方来到吴美玉家去相亲。吴美玉家里挤了里三层外三层来相看媳妇的老乡。吴美玉说，都是越南女人，越南太穷了，咱们这儿条件好，她们都要在中国找老公，来过日子。放心，她们保证不会跑。我打保证，5年内跑了，包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又说，我这个越南人，在这里生活了27年，俩孩子都大了，大闺女都成家了，我又正盖新房，我总不会跑吧？她们跑了，就找我！况且，她们都有真实的身份证，要媳妇的人可以拿走的。吴美玉还特意嘱咐领走媳妇的人说，不用看她们，她们是自愿嫁过来的，不会跑，你越看，她越烦，她是人又不是猪狗。她们小姑娘家，刚离家，不习惯，想咋就咋，想去哪里玩就让她们玩。要好好待她们，等她们习惯了，就好了。邯郸人向来老实厚道，自然觉得她讲得有理。和“越南姑娘”见面一聊，双方同意，就迫不及待地领一个媳妇走了。
老方当天没领媳妇。倒是吴美玉主动打了电话过来，说，兄弟你咋走啦，还要媳妇不哩？你明天来吧，我给你领一个。第二天，在吴美玉家，老方就和一个30多岁的越南女人（吴美玉说是她的侄女）见了面。第三天，女人和她“嫁到”北口村的姐姐一起来老方家相看了宅子，表示很满意。之后，吴美玉又主动给老方打电话，谈价钱。老方问多少钱，吴美玉说7万，老方嫌贵。吴美玉说：“岁数小的更贵，这个岁数大，要的还算少的呢。这样，给你便宜5000元，65000。”仿佛在挑萝卜白菜。老方表示同意，一手交钱给吴美玉，一手把女人拉回了家。三天后，老方又按乡俗，花了200块钱和女人一起去她“姑姑”——吴美玉家“回门”。
冀南农村，再漂亮的房子也留不住媳妇
女人来家后，享受着好吃好喝随意花钱的待遇，每天睡到十来点，也不用干活，只是见天和她那帮越南姊妹们来往，有时候别的女人在老方家住一两天，有时候老方的女人住别人家一两天。吴美玉说了，不用看，她们是来过日子的，不会跑。果然，女人们在其姐妹家住上两天，迟早都各回各家。老方就渐渐放了心，还暗自高兴，这媳妇真的是想留在这里过日子的。
“前后就待了12天。”老方哼了一声，目光里一丝留恋。
闰九月二十八，在老方家住了几天、要找主儿的老方“媳妇”的“表妹”没人要，走了。闰九月二十九，女人说要去吴美玉家看她那个表妹。老方起来给她打了两个荷包蛋，女人要了100块钱，说去时要买只烧鸡带着，就像平日里出门那样，骑着给她新买的电动车走了。老方欢欢喜喜地送她出了门。下午三四点联系，说电动车充满电就回去。5点再打电话，里面就成了普通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老方心里咯噔一下：毁了，跑了！
老方立刻找到吴美玉家，不要说越南媳妇，连吴美玉本人都无影无踪了。吴美玉家挤了一院子人，比老方更早警觉丢失媳妇的乡亲们堵在吴美玉家，正纷纷围着吴美玉的大女儿要人。这是这些受害者唯一的一次集会，这时候他们彼此才得以沟通一些信息，才知道吴美玉原来有上百名“侄女”散布在他们周围的村庄！她们价格不等，低则6.5万，高则12万。她们大多称呼吴美玉为“姑姑”，而“嫁到”邻村的“越南媳妇”和她们互为姐妹或堂姐妹表姐妹。她们也负责介绍新来的“越南女人” 给当地人。而吴美玉给人们的保证都是上述那一套。“媳妇们”在“婆家”的这段时间，都喜欢不断地出门——赶集，或者到邻村的姐妹家走动，甚至留宿在人家家里，然后又安全返回，以使人们放松警惕。失踪前，她们都借口吴美玉给她们办签证，从家里索要了身份证交给了吴美玉。失踪则几乎是同时，大多数人都是在农历闰九月二十九早上或中午离家，个别则提前一两天。借口基本是“看姑姑”“妹妹典礼”“姐姐过生日”之类。走时，都骑着家里新给她们买的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大多把电动车随意遗弃在镇上，然后乘车出逃。后来，人们从不同的门店、胡同、单位、路边寻到了自家的电动车。当然，有的就丢了，有的被人索取一笔看护费才要回来。 人们到乡里报了案。几天后派出所才立了案。接着消息发布到了网上，震惊了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赶来。
老方肥胖的身体靠在沙发上，一脸沮丧。这个心直口快的男人，哇啦哇啦讲完后问我：“你说，你说，她们骗了这么多人，介绍了这么多‘越南媳妇’，闹这么大动静，国家咋不早管呢？”又说：“国家要是抓住了她们，还会不会叫她们回来过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又说：“她们要是不肯回来，国家会不会给俺退钱？我人财两空了，我还过个什么劲呀？”
老方领媳妇的6.5万元，全是借来的。现在，倒是有人给老方介绍新对象，可是他连借钱的地方也没有了。这基本等于宣布他的未来是个梦。
马连固村领越南媳妇的，还有三四户。其中一户，叫袁老大。袁老大家修盖得非常好，高门楼，大铁门，宽敞的院落，宽敞的五间大堂屋，都是瓷砖贴面装修好的。一见又有人来采访，袁老大非常抵触，连连挥着胳膊：“公安局也来，记者也来，来了一拨又一拨，到现在啥消息也没有，有啥用！别问了，你也别写了，啥用也没有！”
和老方一样，袁老大家房子虽好，屋子里却清冷得像寒窑，寒冬腊月，没一丝温气。娶“越南媳妇”的是大儿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盖着大红的新被子，不说话。“越南媳妇”一跑，大儿子就病倒了，整日卧床不起。二儿子则愣愣地坐在床边，也不说话。一个看起来光鲜精神的眼镜男站在屋里，是串门的邻居。
袁老大老婆年前出车祸死了，两个儿子早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却一直没媳妇可娶。吴美玉家来了“进口媳妇”后，袁老大带儿子也去相看了，后来也是吴美玉主动打电话联系他，讨价还价一番后，最终以 11.5万元成交，领回来一个。
同样，钱全部是借的。“老农民哪里有那么多钱？谁家有那么多钱？”袁老大皱着眉，情绪激动地指着院里高高堆起的玉米棒子说，“看见了没，这么一大堆玉米，到头来只能卖几千块，刨去下的本，刨去家里开销，还剩啥？本来地就少，一年下来地里就收入个万儿八千的，孩子们都打工去，无非挣个三两万的。今年两个打了一年工，一分钱也没拿回来，老板说明年开春才给钱。都是活物，哪个不吃不喝不穿啊！这一年下来，一家人也就落个两三万，修房盖屋的，你说老农民谁手里有这么多钱啊？都是借的！”袁老大用手指肚擦擦他浑浊而绝望的眼睛，长长地唉了一声。
“媳妇”来家后，一家人好吃好喝地伺候她。“媳妇”不吃白面馒头，就买个电饭锅，让她自己做大米饭，自己开小灶做菜;不喝本地的水，给她买矿泉水，存在冰箱里;不吃洋鸡蛋，专门给她买柴鸡蛋。每天啥活计不用干，不是在家好吃好喝招待她的那些姊妹，就是去别处找姊妹们玩，或者去她姑姑（吴美玉）家。她还殷切地嘱咐“老公”说，打工去吧，不打工咱咋来钱过日子。袁家大儿子看她在家挺本分，迫于大笔的外债，不几天就出去打工了。
闰九月二十七这天，她说一个妹妹要典礼，她要提前去，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叫上邻村一个“越南媳妇”一起去了。临走时还亲热地拽了拽爷爷的领子，说，冷，爷爷，系上扣。二十八，电话里说还在妹妹家。二十九再打，就联系不上了。接下来，就是跟老方一样的情节，袁老大在吴美玉家看到了无数自家故事的翻版。
本来就娶不上媳妇，如今又债台高筑，希望更渺茫了。大儿子找不到媳妇，二儿子更别想。老方说，袁老大的兄弟媳妇去年跑了，兄弟家俩儿子，都没媳妇。“两家六口人，六个光棍。这就算完了。”老方说，“戴眼镜的那个，媳妇也跑了。打工去了，一走没影了。他也完了。村里四五家领‘越南媳妇’的情况都差不离，都完了。”
“完了”，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而言，即指娶妻无望。
依庄乡寺头村有三户人家娶了越南媳妇，其中一户姓许的老太太说，她唯一的儿子的独子小刚，21岁，结过一次婚。现在的媳妇千金难求，到家后都仿佛祖亲姑奶奶。孙媳妇每次回娘家，都要钱给她娘买烧鸡买猪蹄的，回娘家住下不回来，得丈夫带着东西去请才回来。小刚忍受不了，便离了婚。谁知道散了就再也娶不上个媳妇——左右没有合适年龄的闺女！
迫于形势，当他们听说赵庄吴美玉家有“越南媳妇”时，便也去相看。吴美玉正在盖她的新房，二层楼。像对所有人说的那样，她家的新房、她27年的赵庄村生活史、“越南媳妇”们的身份证，都可以保证“五年内跑了包赔”的许诺。方圆多少里，找不到个闺女，外国的再错过了，孩子就打了光棍了。恐慌使他们无暇犹豫，许家将“高价款（高利贷）、低价款（借亲戚的）”凑来的12.2万元交给吴美玉，领回一个叫阿香的媳妇。
“越南媳妇”夹生的中国话连带着比画，每天跟小刚也是说说笑笑的，很甜蜜。许家人高兴，虽然一屁股债，一家人过得却有了劲头儿，拼命干活挣钱。小灶养着的阿香每天没事就在家打电脑。许老太太给阿香做饭之余，挤个空，开着电三轮出去拾破烂，一天拾上五块钱，花一块五给阿香买个泡泡糖、方便面。袋的方便面吃够了，给她买桶儿的。火腿、鸡蛋、米线、肉……一大家子都不吃，光给她一个人吃。闰九月二十九这天早上，阿香正要吃饭，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穿上200块钱给她买的新衣服，骑上那辆新电动自行车，匆匆就走，说有事去她“姑姑”（吴美玉）家。老太太出门撵她，已经跑老远了。赶紧打她电话，关机了！
后边，就是他们在吴美玉家，遇到了无数相同遭遇的人们。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受害者手里拿着一张阿香的照片。许老太太奇怪地问：“你怎么拿俺家这个媳妇的照片啊？”那人说：“她先去的俺家，不肯好好跟俺儿子过，俺去找吴美玉退了，吴美玉又给俺换了一个！”许老太太这才知道，原来自家的媳妇，是个二手的。更离奇的是，还有一户曾发生“二女争夫”的闹剧：第一个“越南媳妇”嫁过来之后不久就跑掉了，当事人去找吴美玉，吴美玉又给他家一个媳妇;不久第一个媳妇又回来了，说啥也不走了。两个媳妇相持不下，只好又找吴美玉。后来给其中一个又找了户人家嫁了，才算罢休。
在吴美玉那座新盖的二层小楼里，人们堵住了吴美玉的大女儿，逼着她联系她妈。电话里吴美玉说，她回越南给这些女的办护照了。人们不相信，不肯走。当晚在吴美玉家没走的人有十几个，都挤在沙发上地板上。许老太太和“留守者”们一直围着吴美玉的女儿们，和剩下的一个年龄很小还没来得及嫁出去的“越南”女孩——“毛毛虫”，要她们给大家一个交代。许老太太兜里只装了两块五毛钱，在吴家的三四天里，吃了吴家女儿剩下的一根油条顶了一天，又靠吴家的两个凉馒头维持了两天。后来吴美玉公公又寻机带走了他的孙女们，吴美玉再也联系不上了。第四天半夜，彻夜失望的许老太太决定步行回家。年老头昏，黑天半夜，老人家一直向西向北走到了曲周县城，天亮了才发现走错了方向，又折而东返，下午两点才走到家，鞋底子都走得没了踪影，飞掉了。 回家后，老太太躺倒在炕上不吃不喝，光哭。小刚在炕头下跪，劝奶奶：“奶奶，你不起，我也不起。你好好哩，起来吃饭。你起来吃饭，我去外面打工，我多挣钱，咱还上人家的！”
小刚收拾收拾，去北京打工了。患有肝病的小刚爹，面黄肌瘦，少气没力，靠替人拉土挣钱。他不让对外人说自己有病，外债一屁股，再说有病，孩子可就别找媳妇了！拉土时怕人看出自己有病，只有硬撑！
“还得过呀！妹子，你说这日子咋就过成个这了！俺那个孙儿，人高马大的，像个小老虎子，长得可大气，可就是找个媳妇太难！俺孙儿这还能不能找个媳妇哩？”老太太热切地盯着我，仿佛我能有一个安慰人心的保证。又抓住我的手说：“妹子，你回去，见了领导，给领导说说，这么多天了，咋还没个结果？给不了人，给俺退点钱，俺这日子也能过下去呀！”
老方则试图用道听途说的消息来安慰老人：“快了快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回访了，这就快了。中国台一来，当官的都害怕了，就快了。抓住几个了，在公安局里呢，打毁她们了。”回头却对我说：“看见了没？完了，这就叫完了！”
而真正完了的，是寺头村另一户姓许的人家。这家总共4口人，老许、儿子、儿媳、孙子。老许70多岁，儿子有病，孙子二十啷当岁，儿媳妇是全家的顶梁柱，最能吃苦干活。孙子娶的“越南媳妇”出走后，儿媳妇和许老太太及同村另外几个受害家属一起到吴美玉家去找。天黑时，她惦记家里，没和许老太太一起住在吴美玉家。就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死了。老许家不仅鸡飞蛋打，还家破人亡。正如老方所说：“家里塌了天了，这算是正儿八经完了！看见了没？败起来就这么快！”
我不忍心去采访这户人家，让那些经历巨大伤痛、从此再难振作的人再次细细地回味一遍痛苦，我也不忍心趴在他们的伤口上耐心钻研。告别许老太太时，老太太扒着车窗又嘱咐说：“妹子，当紧当紧，你给领导说说，给俺退回来点钱，可怜可怜俺这些老百姓。妹子，你是个好人，你当紧当紧说说。啊？俺都记着你的好。”后视镜里，她红着眼睛，抬起袖子擦了，一直目送我远去。
老太太不知道，我在了解情况的时候，在某村意外撞到一个镇干部。镇干部训斥我说：“你是干啥的？作家？你在哪个单位上班？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写这干啥？对你有啥好处？走走走走！”
我几乎是被赶出来的。我是一个作家，可是作家算个什么？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自然也有倾听别人诉说的权利。当我们遭遇镇干部的时候，你的言论自由权和我的倾听权就被顺利剥夺了。所以，如果人民群众算个屁的话，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个大点的屁，还更招人烦。
老方继续絮絮叨叨地说，完了完了。老方对每个家庭的总结，都只限于两个字：完了。这两个字挂在他嘴上，用来概括所有逃走了媳妇的家庭的悲剧。
依庄乡依庄村的任家，花了8万元钱领回的“越南媳妇”住了两个月就跑了。新人已去，为她装修一新的房子，为她买的一圈新家具、家电，为她建的洗澡间安的太阳能，失踪前几天又为她装上的暖气，都失去了它们的功能。一大排新式暖气片还静静地靠在里屋床边，屋子里却冷如寒窑。乡亲们都是这样，没有媳妇的屋子，任它数九寒天，根本就舍不得烧一点点煤来取暖。
“越南媳妇”走后，任大娘再也没进过她住过的堂屋。一排崭新的衣柜里，摞满了五颜六色厚厚的新棉被。任家儿子拿出媳妇丢下的鞋子说：“鞋，还有衣服，都丢下了。”他回忆起那个女人来，浅浅地笑了，仿佛还有一丝留恋和憧憬。这个刚刚燃起生活的火焰又迅速被浇灭的男人，实在不情愿熄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可是不熄灭，他难道有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吗？人财两空后， 他们都大病了一场，连吃药的钱，都是借来的。
每一个来问情况的人，于他们而言，都仿佛钦差大臣，都仿佛是给他们无限希望的救世主。任家两个老人苦苦地哀求我：“回去千万千万给上面说说，想法子找到那些人，给我们退回钱，哪怕退一半。”夜幕四合，告别他们时，我分明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巴巴的眼神里对我的期待，以及无法还清欠款的迷茫和痛苦。而老方，继续用“完了”二字，来同这个故事告别。
像一粒遗落在广袤田野里的麦粒，静静地沐浴着冬日阳光的樊庄村，只有600人，却有两户受害者。
干瘦小巧的老樊一口假牙，布满沟壑核桃似的脸黑魆魆的，辨不出是肤色还是泥色。称呼他大爷之后，我才知道他刚刚47岁，和我算是同代人。他的工作是开着自家的大三马车在邻村的砖窑上拉土。妻子和21岁的儿子则常年在城市打工。一家人勤奋劳动，最近花了20万盖起一座二层楼的别墅式建筑，还没挣够装修的钱。这样的一座别墅，搬到北京，价值连城;放在这样一个小村里，连一个媳妇都招不来。
老樊对别的村来了三四个月、听话勤快会过日子的“越南媳妇”心生羡慕，就去找邻村一个“越南媳妇”给他儿子也从吴美玉那里介绍一个，最终他们花了10.5万接回了一个媳妇，又花了2000多元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这十多万元里，除了自家的5000元，其余全部是借款。
这个媳妇倒乖巧听话，婆婆在外地打工，她在家什么都干，还经常自掏腰包买菜，给她钱她也不要。她还给老樊500元零花钱，老樊说什么也不要，她才作罢。每天爸爸爸爸叫得不离口，普通话很快就变成了流利的本地方言。她还和她在外地打工的二姑姐频繁地短信来往，聊得甚为投机，还给她二姑姐发了自己的照片。案发后才发现，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广西的某一个广场。
不久，吴美玉借口办签证，索要媳妇们的身份证。老樊就亲自把“儿媳妇”的身份证交给了吴美玉。闰九月二十九这天早上9点，媳妇说她姑姑（吴美玉）给她买的那件袄她相不中，要找她姑姑换袄去，就骑了新电动摩托走了。临走还给他们父子蒸了一锅大米饭。下午3点发来短信说，电摩托放在镇里她买项链的那个金店里，就关机了。这个在樊家住了40多天的“越南媳妇”，还算是较有良心的一个。
而介绍人，那个在家从来没有早起过的邻村“越南媳妇”，出走那天天不亮就起床洗衣服，天亮后带着她的湿衣服连同她的一切用品，也走了。“连个毛也没给他家剩下，还挺节俭。”老樊说。也许，她的确节俭;也许，她久经沙场见多识广，已经成了铁石心肠。 老樊干涸的眼睛不时地泛起一阵潮红，一直吸溜鼻子，也许是天冷冻的，也许是淌下了涕泪。如今，“越南媳妇”云一样飘过他家的天空，只留下一片伤痛给他们父子。十多万欠款，需要一家人至少4年的劳动才能还上。儿子只好又出门打工了，每天晚上，他都要给老樊打个电话，问案子的进展。“孩子心里撂不下啊，这事堵着心窝子呢！”老樊长叹说。老樊说，最近有人给他家说媳妇，女方是个离婚带孩子的，要15万现大洋，一辆不低于8万的车。“娶不起了。”老樊说，眼里是绝望后的麻木和平静。老方则马上慷慨激昂地说：“看见了没？这就叫彻底完了！”他近乎得意，为老樊的话佐证了他的评判。
同村的小樊，则更为倒霉。他年过30，是家里的独生子，腿有残疾，以修家电为生，养活年近80的父母。借了8万领回的“越南媳妇”只住了两天就跑了。村里人笑话他说，一黑夜4万，还没叫挨身，这要找小姐能找800个，够半辈子了。
两个年近80的老人被气得一齐躺到了医院里。小樊拖着他的残腿，奔忙不休，用老方的话讲，“彻底不能过了，完了。”
广平县张大虎寨村，一所新建的漂亮房子，六间堂屋，装修一新，塑钢封的一溜阳台簇新亮堂。60多岁的男主人看起来像个80老翁，他一肚子的火气：“我42岁才有了这个儿子，那时候计划生育紧，为了能有个儿子，我啥都住过，住过派出所，住过计生站，搂过树，饿过肚。我添了这个儿子是把国家吃穷了还是吃光了？一个贪官的钱就得成汽车地拉，也没把国家吃穷！多少个大贪官国家都养得起！咋？就多俺家这个孩子？张艺谋咋就能生那么多？就俺不能多生？俺就多生个小儿，哦，到现在，孩子咋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他们一家人四处借钱，凑了11万从吴美玉那里给儿子领来一个媳妇。像大多数娶了“越南媳妇”的农户一样，他们又借钱倾尽全力装修了新房，直到媳妇满意，又像信天游里唱的那样，“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十几天后，即闰九月二十八，媳妇失踪了。
小伙子的姐姐嘱咐说：“千万别把我们的照片贴出去，俺们还准备着娶媳妇呢！”出门后，老方嗤之以鼻：“还想娶媳妇呢，都不相信完了！”
同村还有两个价值11万的“越南媳妇”。其中一个来的时候还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家里人为了讨媳妇欢心，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箱好奶粉供孩子喝。媳妇跑掉后，他们便想退掉奶粉，卖奶粉的说拆包了就不给退了。一家人只好天天看着那箱价值千元的奶粉生闷气。
现在，“买奶粉的”家里没人了，全家出动，打工走了。钱都是借的，得去挣回来补窟窿。
如果说，家境不好的人娶不上媳妇，需要进口外国人尚可以理解。那么，家境殷实的人家也得娶“越南媳妇”，就让人费解了。
依庄村任大娘的侄孙，家庭条件不错。房子建得很好，临大街，还开着一间门市，独子。只是离过一次婚，再找媳妇就很难。任大娘家的“越南媳妇”把她的“妹妹”介绍给了他，要了11万，结果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和她“姐姐”一道消失了。
肥乡县瓜精庄村有三户领了“越南媳妇”。其中一户，拥有两座周匝二层楼的新装修的房子，家具家电，一应俱全，一色全新。儿子还算个技术工人，在市里一家厂子里做电工。现在的女孩子太挑剔了，一个个都牛得不行，见来见去，挑来拣去，确切地说，儿子被挑来挑去，就是定不了亲。娘家陕西的女主人无奈，硬逼着儿子到吴美玉家去见“越南来的媳妇”。 吴美玉介绍了一个叫阿香的19岁“越南”女子给他们。阿香一见男孩，连连表示愿意，挽住他的胳膊老公长老公短地叫个不住。她普通话很好，甜言蜜语哄得男孩子开了心，掏了11万把她带回了家。阿香到家后，整天有些个“越南女孩”来家玩，托陕西女人给她们介绍对象。陕西女人还没来得及给她们介绍，闰九月二十九那天，阿香就没了，骑着给她新买的价值3000多元的电摩托。
陕西女人骂骂咧咧地说：“奶奶个×！要不是没女的，咱咋能上这个当！”
阿香走掉十多天后，还不断给“婆婆”打电话，不是说自己被控制了，需要家里打钱给她，她好回家，就是甜言蜜语说自己想家想爹想娘想老公，要家里给她打钱，她好回来。后来见“婆婆”死活不给钱，就再也不打了，用来联系的那两个手机号也随之停机了。
而同村另两个“越南媳妇”出走之后，也同样不停地给家里联系要钱。要不来钱，其中一个就告诉“丈夫”说，她怀的他的孩子已经做掉了。后来她们就再也不联系了。
前王庄村的小王找不到媳妇就更说不过去——家境很好，人也生得温文儒雅，英俊潇洒，因为常年在城市打工，所以颇有些见多识广，外面的事懂得很多，谈吐很有修养。结果转来转去愣是没有娶上媳妇。后来花了9万总算领来一个“越南媳妇”，和他相处得也很是卿卿我我，恩爱有加。然而，见过世面的小王也没想到，闰九月二十九这天，媳妇跑了。
“越南媳妇”走后，还不断地和小王联系，说自己目前是身不由己，并说她现在在保定，被迫重新嫁了人。小王好言稳住她，遂到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迅速出警，在保定抓住了她，押回了邯郸。小王这才知道，在嫁给他之前，她已经嫁过一次了，以“出去玩”为理由从前任家里出来后，嫁到了曲周。在小王家期间，还一直跟她的前任保持电话联系，以种种理由搪塞对方。现在，当她离开小王，又一次嫁出去后，她故伎重演，照样跟小王保持联系，同时还跟保定的前任联系着。
“越南媳妇”的所作所为，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实在是不成体统。除了小王和寺头村许老太太遭遇了二手的媳妇，侯村镇申屯村，娘家贵州的女人也遇到了不成体统的女人。
20年前，贵州女人跟随到贵州挖药材的丈夫嫁到了本地。孰料，不足10年，丈夫生病一命归西，留下她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独身的大伯哥（身高不足一米五的老人）、一个残疾的小叔子，相依为命。至今，他们一家人，还没有一个人吃上低保。女人哭干了眼泪，看着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的一家人，不忍心撇下丈夫身后的这一切弃之而去，便横下一条心，拒绝了娘家兄弟要她回去的请求，留了下来！11年来，她嘱咐兄弟们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她已经成为寡妇。怕见到父母后无法克制自己的悲伤而被老人惦念，11年来，她从未再回过娘家。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可以为了爱情远赴千里嫁人，可以为了爱情任劳任怨劳作，更可以为了责任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靠两个兄弟的帮衬，她终于给儿子盖起了一座临街的别墅式住房，却一个媳妇也娶不来，连说媒的都没有！ 当她听说吴美玉那里有越南女人要嫁到本地时，她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贷了10万元，用10.5万元领回来第一个“越南媳妇”。谁料，这个媳妇住了12天就跑掉了。走时偷了五六千元，还骑走了一辆电动车。她找到吴美玉，要求退款。吴美玉借口手头没钱，隔天又带着一个越南女人来了，软磨硬泡地说：“嫂子，人给你了，我有家有地的，我跑啥？你看看这个媳妇中不中？这个要再没了你再找我，这个要还不中就给你退钱。”这像是过日子的吗？女人的儿子哭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女人也哭了，劝儿子说：“咱连个说媳妇的人都没有，这个女人不疯不傻的，能跟你过就中了，你就中了吧！”孩子哭着答应了，留下了这个越南女人。
这个刚刚19岁的媳妇虽然不太能听懂中国话，更不会说中国话，却跟儿子处得很好。闰九月二十四，吴美玉骑着电动车来了，说她家盖新房，叫她这个“侄女”去给她帮忙收拾收拾，就带着这个小媳妇走了。这一走竟是永远，二十九这天，他们才听说，“越南媳妇”们全部撤退光了。
事后人们分析，大概是因为这个“越南媳妇”太小太雏，语言交流能力又太差，吴美玉怕她走漏了风声，才提前接走她。
贵州女人说：“贵州要是有女孩子，我早领去了！哪里会领越南的！”本地要能找到媳妇，他们怎么会领回家这些人伦道德都不懂的人做媳妇？
贵州女人连连仰天长叹，这似乎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为“越南媳妇”装修新房的钱，还欠着人家呢。她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还清贷款和欠款。她悲伤地望着天，看不到未来。连我也相信，她家，完了。
调查中发现，当地并不是所有的“越南媳妇”都与吴美玉有关。侯村镇东三塔村，一户临着省道的房子，高大宽敞，高门楼大铁门，巍峨气派。40来岁的女主人收拾得像个在城里工作的人。和陕西女人一样，女主人用一句粗话解释了她“这么好的地方”娶不来媳妇的原因：“有女孩咱还要‘越南媳妇’？有女孩谁要娘个×越南人！就说俺村，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没——有——！”她气鼓鼓的，不知道是生跑掉的“越南媳妇”的气，还是生本地没有女孩子的气。她家的媳妇，是从邻县——临漳县一个老板那里领过来的。“临漳也有许多光棍呀，也有专门负责介绍‘越南媳妇’的老板。媳妇跑后报了案，那个老板也跑了。”她简单说了两句就急着打麻将去了，也许麻将能暂时抚慰她内心的伤痛。
而同村的另一个“越南媳妇”，也不是吴美玉这条线上来的，她留在这里“好好过日子”了，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对此讳莫如深，不肯谈及。
安寨镇某村也有一户非吴美玉线上来的“越南媳妇”。据说这个媳妇快要生孩子了，而户主却不肯承认家里有媳妇。村民们说，他家的媳妇，不是从临漳县就是从成安县引进来的。
介绍“越南媳妇”的团伙，确实不止吴美玉这一个。
大部分领“越南媳妇”的人，家境都不优裕，钱不是贷的，就是借的。“越南媳妇”跑掉后，尽管临近年关，鸡飞蛋打的他们，凡是可以出门打工的，都远赴他乡打工走了。城市给他们的希望，是能挣钱还债，尽管这很遥远。还债，远远重于过年。2015年的春节，不知道这些身负重债、前途无望的人们是怎么度过的，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何时能回到原点，更不知道，他们新的希望，又什么时候才能燃起。
那些做了几天短暂的新郎的男青年，像《项链》里的玛蒂尔德一般，为了一夕的幸福而需要付出10年的代价。不同的是，玛蒂尔德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他们，仅仅是为了得到作为人最最基本的需求——成个家。他们对家庭和婚姻，已不再作任何质量上的要求。他们对妻子的要求仅限于：性别，女。但是，这，也是奢求。
广平、曲周交界，有两个村庄，郭庄和秦庄。
据说，传统戏曲《蝴蝶杯》唱的就是郭庄人的故事，《秦雪梅吊孝》的女主角秦雪梅则是秦庄人。
虽然这两出戏曲故事的来源已不可考，全国各地不止一处的人们认为故事出自自己的故乡，但曲周县秦庄人和郭庄人对此概不理会。自有这两出戏曲以来，他们就坚持认为戏曲里的主人公就是他们的先祖，郭庄人不许《蝴蝶杯》在郭庄上演，秦庄人则不许《秦雪梅吊孝》在秦庄上演。
《蝴蝶杯》是一出爱情故事。明代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强买娃娃鱼未遂，遂唆使家奴毒打渔翁胡彦，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卢世宽打死。卢世宽的那个当大官的爹卢林闻讯后，即令缉拿凶手。田玉川逃至江边，巧遇胡彦的女儿胡凤莲，胡凤莲遂将其藏入船中。患难生爱情，田玉川将蝴蝶杯作为定情之物赠与胡凤莲。经历一番曲折之后，田胡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秦雪梅吊孝》的爱情故事则更为忠贞。大明成化年间，当朝宰相秦国政之女秦雪梅与同朝宰相之子商林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结为伉俪。后商家受奸党所害，家道败落。商林无奈，寄读秦府 。秦雪梅与商林偶见，互表衷肠。秦国政早已嫌弃商家，借故赶走家道中落的商林。
商林离开秦府，一气之下病重，生命垂危。又因知道了前来冲喜的秦雪梅被秦父换成丫环秋莲，口吐鲜血，气绝而亡。秦雪梅闻讯后，遂至商家祭吊，并终留商家，终老不归。本地人极为崇敬的豫剧大师阎立品先生，其著名唱段里这样唱道：
“……呜呼，哀哉！君已去，妾何生？昔日钟情相爱，竟成万世永伤。从此君为鬼，妾作孤孀。恨皇天之无情，怨地恶之不良。呜呼，哀哉 … …心恍惚眼花乱肝肠欲破，我的商郎夫啊，咱不能同生也要鸳鸯同穴。”
像这样无门户之见只忠于爱情，不仰慕名利的有情有义的女子，现在还去哪里寻呢？
本地人都说，那个商林，就是老方村的——马连固村人。商林独子，早夭无后，商家早已门户断绝，只留了这段和忠贞爱情有关的故事在人间。
这样的爱情故事，如今听起来，颇觉如闻聊斋。
其实，“越南媳妇”这个群体，早已经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了。
比如吴美玉，她本人即是一个老版本的越南媳妇。吴美玉的身世，其实也很不幸。20多年前，吴美玉的公婆从邻村买回吴美玉，给他们年纪已大的大儿子做媳妇。吴美玉生下大女儿后，便闹着要回越南，还闹到了公安局。吴美玉回越南后没过几个月，家里人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她又被卖到广西了，想回家。公公借了钱带着亲戚，坐了几天的火车又把她接了回来。 河北省统计数据显示，本省六普的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63下降为102.84。
邯郸市统计数据显示，本市六普的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55下降为101.33。
但这个数据需要考量。
网上有一篇质疑六普数据的文章（作者刘忠良）认为，六普有重报和地方官员“美化”数据的可能。文章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5～9岁女孩是4185万人，那时她们绝大多数在读小学，漏报可能性很低。但10年后的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5～19岁女孩竟然有4798万人，多了613万。也即是说，这五年出生的女孩一个不死还多了14.65%！考虑到每年的人口死亡，如果五普是准确的，则六普时15～19岁女孩重报率在15%以上。两次人口普查差别如此之大，显然这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五普”关于性别比，有这样的数据：
1～4岁，120.8;
5～9岁，115.4;
10～14岁 108.8。
你完全可以据此推算出目前10～24岁人口的性别比来。如今，这批孩子，在农村，至少半数已到找对象的年龄。仅按这个官方数字推算，就已经很严重了。
假使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我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分析考量。首先它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平均;其次，它受到了县城出生人口的平均;再其次，它无法反映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因为男性城镇化门槛过高、女性相对门槛较低而导致的流入城市的农村女性远多于男性，农村男性严重过剩的现实，它无法准确地反映出目前县城以下农村婚龄男女性别比。
毫无疑问，县城以下农村适婚男女性别比，绝对高过出生性别比。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没有“六普”详细到县级的数据。但“五普”的数据却可以查到各县的情况。统计表上，红色数据表示严重失调的情况。拉开那一串数据，红色数据像警灯一样醒目地挂着，而且连成了片。仅就1～4岁的人口统计数据而言，性别比超过140的县市，河北就有赵县、清河县、孟村回族自治县、黄骅市、大城县等县市。失调严重的江苏省，竟有比例高达204.1的一个县——赣榆县！
因此，单看官方数字，情况就已经相当严峻了。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采访中，引进“越南媳妇”的村民们表示，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也不是不担心这种风险。但是，没有办法。
老方说：“不娶这，娶啥？你看看周围还有女的没了？”老方的邻居则掰着指头说：“现在，我们村一共一千五六百口人，就俺家这一片，20来岁这茬年轻人，光算没娶上媳妇的，我知道的，至少50多个。小闺女才十几个，还都打工走了不回家。单说俺这条胡同，这一茬，只有小子，就没生出闺女。光俺家就俩光棍！”老方说：“别说没钱，有钱你又娶谁去？往年年关时，村里的喇叭早就唱红了，娶媳妇的一户接一户，帮忙你都帮不过来。有时候还重了，同一天娶，帮忙的都得分班子去。现在你听听，方圆几里，哪里有喇叭响？帮忙都帮不上！”
而命丧车轮之下的许家媳妇所在的寺头村，约有8000来口人，没娶上媳妇的适婚年龄男孩，村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六七百人”。
西三塔村，4000多口人，适婚年龄男孩400多个，女孩寥寥无几。
人少的小村庄，村民们则对此非常清楚。人口只有600人的小小樊庄村，适婚年龄的男孩有30人，女孩却只有3个，一个结婚了，两个打工不回来。
申屯村，300多口人，适婚年龄的男孩30人，女孩只有3个，女孩已全部考上大学。
东三塔村，那个从临漳引进“越南媳妇”的打麻将的女人则鼻子里哼出一肚子气地告诉我：“俺村，就没小闺女！光小小子！”
广平县张大虎寨村，400口人，适婚年龄男孩14个，女孩只有一个，也已远嫁衡水。
肥乡县瓜精庄，1000多口人，适婚年龄男孩50多人，女孩只有两三个，都在外打工不回家。
……
申屯村那个守寡的贵州女人说：“如果贵州那边有女孩，我早就从那里给孩子领来媳妇了！”
肥乡县瓜精庄村的陕西女人则说：“陕西俺娘家那边，也是这，没女的，都没有！”
看来，“没闺女”，不只是冀南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迫切想知道，全国范围内，“没闺女”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为此，我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一串问题：你是哪个村的？你村多少人？未婚者多少？男多少？女多少……
几乎所有的答案都一样：男太多，女太少。
不止身边的人如此回答。远方的朋友也是这样的答案：
河北，唐山、秦皇岛、邢台等地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安徽旌德县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山西介休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在福建泉州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在广西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在浙江杭州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山西临汾尧都区的同学说，她老家现在也是男多女少，男孩子娶媳妇非常难，很多男孩子找不到媳妇;
……
邯郸市成安县。一个农村大姐一听我问“村里男孩娶得上媳妇不”，大声嗨了一声说：“娶啥媳妇？没媳妇，都吵着说没有小闺女，这是咋回事？没小闺女，眼下眼睁睁地就看着这一茬小子打光棍啦，当爹妈的都愁得不得了！你再去问问别人吧，问更多的人，让别人再给你说说！看我给你说的假不假！都盼着你们问呢，这事太需要你们关心啦！可盼着上边给解决哩！”
“上面”怎么解决？小闺女能捏几个出来吗？
广平县南阳堡村，一个农村媒婆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这年头哪里还说得成媒？一年也说不成一个啦，现在的小闺女，都跟鲜蘑菇似的，根本就找不着！好容易找到一个，人家可拿劲（架子大）嘞！——我头几年还能挣点钱！现在，喝风！” 鲜蘑菇一样的农村女孩，那一年，你消失在哪里？
可见，老方所谓的“完了”，并不只是口头禅，他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农村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实下，上好的人家尚且千金难觅一妻，何况那些遭受“越南媳妇”重创的家庭？然而，假使他们没娶“越南媳妇”，没发生“越南媳妇” 携款出逃的事，他们就不会生活在忐忑焦虑甚至绝望之中了么？“越南媳妇”出逃，不过是给这些本就拮据、难觅媳妇的家庭雪上加了点雪，变成了暴雪，使他们的黑夜变得长了点，变成了极夜。逃走了“越南媳妇”的家庭，只不过比其他家庭早一天得到判决结果，早一天开启绝望模式而已。那些不曾经历这事件的家庭，并不比他们有希望，也难逃同样的结局。
不是吗？人们如今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越南媳妇”的问题，不只是100多个农民家庭的问题，更是农村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整个农村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观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属于全民族全社会的问题。
作家不是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英雄，连鲁迅都不是！作家没有能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没有力量去改变历史，改造现实。我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更无力阻挡人们走向群体性的悲剧宿命，只能在这里发出一些虚弱的声音，或许连空气的一丝震动都搅不起来，就悄然消逝而已。
在我陈述一个事实之前，我想先让读者阅读一下下文：
（原载2006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作者：汤兆云）
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并十分近似地在102～107之间。
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1980、1983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4、107.89，基本正常;1985、1989年分别上升为111.42、110.9;1995、2000、2005年分别高达115.6、116.9、118.58，严重偏离正常值域……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如果从19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已经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首先会对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形成挤压，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并有可能成为危及人口安全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人口后果和人口问题就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专家预测，如果目前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的纠正，二三十年以后，我国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当社会有一大批适婚人口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时，婚外恋、婚外性关系、非婚生育、第三者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对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其结果是破坏传统家庭的稳定，导致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和残损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女性数量绝对不足，女性物化和商品化现象——童婚交换、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封建丑恶婚姻现象将陈渣泛起，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将受到侵犯，对伦理道德的基本秩序、社会的和谐发展将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女性短缺，非婚性需求增加，卖淫嫖娼和性犯罪将难以消除，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和扩散，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将形成严峻挑战。
……
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家庭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对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婚姻迁移的经济推力和拉力，使贫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男性婚龄人群必然会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从而一种新的贫困形式——“婚姻贫困”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男女人数失衡所造成的大量终身未婚者的养老将面临缺乏养老主体的家庭问题，这无疑会增加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出生性别比升高成为破坏农村和偏远地区婚姻家庭的主要因素，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调控不力，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家庭数目的不够，人口负增长也是难免的。人口萎缩的后果不容低估，它不仅影响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我国人口安全、民族繁荣和社会稳定。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它不利于少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不利于巩固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曲周县侯村，越南媳妇走了，只剩下崭新的家具寂寞守候
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因此，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反映了基本人口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反映了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异常，其背后内含着深刻的、复杂的因素。 ……
汤兆云，社会学博士后，华侨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省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泉州市人口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汤博士200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所预言的一系列问题，如今已经提前出现。
“越南媳妇”现象，只是其一，而且只是次生现象。
现实，正生动地演绎着这位学者描述的景象，因为是现实，所以更加触目惊心。
娶“越南媳妇”虽然也要债台高筑倾家荡产，但比起娶本土媳妇来说，花费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2013年起，冀南一些县区的彩礼开始抬高，并呈突飞猛进的提高之势。如曲周县，2013年年底，彩礼尚不足10万，一进入2014年，距县城较远的地方就已经突破10万。到2014年年底，已突破25万。个别贫困地区，特殊情况的家庭，已超过30万，甚至据说有的地方正达40万。邯郸各县都是如此，如临漳，要15万以上，广平、成安、馆陶等县，10万以上。
这里所说的彩礼，只是定亲时给女方的现款，不包括房子、轿车、家具家电等。而对这些必需品的要求，也是自有规格。房子，离县城近的，要在县城买楼房;离县城远的，则要盖正房配房门房全套一圈。轿车，也从起初的五六万，发展到10万以上。加上办酒席，给女方送礼品，给媒人谢礼等种种开销，娶一个媳妇进家，非50万拿不下来。而无论花费多少，女方的条件是嫁过来后概不负责还债。
彩礼的名目，越发地戏剧化起来。冀南一带，最初有所谓“三斤三两”的说法。“三斤三两”，是从“三金”讹化出来的，指三斤三两百元人民币（约十三四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百姓面对水涨船高的彩礼，想出了努力缺斤少两的办法，即秤钱时，把票子泡水里湿湿。后来涨为“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即车子;“不动”，即房子;“万紫”，即万张紫色票子——五元面值的;“千红”，即千张红色票子——面值百元的;“一片绿”，即无数绿色票子——面值五十的。有的县则是“三斤一响”，“斤”还是三斤百元钞票，“响”则是汽车。现在，“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之类也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彩礼提升进入快车道，旧名目迅速被时代淘汰，新名字已经来不及起，故而现在已经没有了具体名目。
女方不只是要彩礼，对男方家庭人员也要挑三拣四。如邯郸魏县盛传“三小”，即“小楼小车小婆婆”，婆婆年轻，才可以为媳妇继续当牛做马拉磨养家。馆陶则直来直去地名之曰，“一辆车一栋楼，家里两头老黄牛”。 曲周县部分地区则把此“小”准确化，要求“公婆不超过45岁”，并且还要“弟兄一个，有闺女”（没有弟兄，无人分财产，有闺女，则可有人照顾公婆）。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馆陶有一个男青年去相亲，女方见他各方面条件都合格，便进一步谈好了彩礼。最后女方问：“你有奶奶没有？”男方说有。女方便要求再加3万元。男方问为什么？女方说：“你奶奶死的时候，我娘家还要送礼哩。”男青年一气之下与之吹了。奶奶知道后急得说，以后再跟谁见面相亲，人家问你还有没有奶奶，你就说我死了，你没奶奶了！
2014年年底，曲周县侯村镇某村，有一户人家的彩礼钱出到35万（除去房子车子）。而安寨镇某村，有一户彩礼则达到36万（除去房子车子），女方明确表示，这是给自家兄弟娶媳妇用的。
曲周县河南疃镇某村，一女青年在外地打工，父母要她回家定亲。女孩不太满意，但还是和对方订了婚。结婚前要求男方买车，男方因为经济紧张，打算买5万元的车，女孩不同意，遂要求贷款买。男方只好首付5万，贷款10万，买了一辆10万以上的车，而车子的署名则是女方。结婚不几天，女方就离家出走，终止了婚姻。当然她是开着车走的。
依庄乡一户人家，女儿定亲后收彩礼，男方送来20万，女方家长很慈悲，收下16万，说，不留那么多了，剩下的拿回去吧。但是——但是这一转折，女方家长说，剩下的你们买辆车吧！——一辆车，10万以上！
作为农民，何来巨款！基本上都是借款娶妻。媳妇们都很清楚，所以谈判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外债，一律不负担。这就是说，人到中年的农民父母，需要继续出卖体力去偿还巨额外债。
能花上这么多“现大洋”娶来一个媳妇，也是福分，更多的人，则是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农村媒人们踏破铁鞋无觅处，根本“踅摸不着小闺女”， 常常是徒劳无功，说媒的成功率较往年大大降低。“小闺女”们稀缺无比，男孩子需要排号跟女孩见面，有时一个女孩面前要排几十名男孩，最后她还会奇货可居地一个也相不中。这又助长了媒人们的盘剥心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形成了这样的规矩：男女双方见面时，无论成败，男方先出50～100元给媒人，名之曰“电话费”;出50元给女方，谓之“见面费”。有的地方一见面就需要给女方送礼物，甚至有用手机做礼物的。如果介绍成功，男方给媒人的谢礼，除了1000到5000元现款，还要摆酒席，另有烟酒点心数箱。侯村依庄部分乡村，媒人对酒席的要求是必须到“县城高档酒店”去。2015年春节前，又出现媒人们抱团说媒的现象。即不同村子的几个媒人（多则六七人，少则三四人）互相联手，其中一个说媒成功，就会告诉男方说，这是几个媒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媒礼需每人一份。按上述标准计算，则男方需要拿六七千元甚至上万元给媒人。事实上，媒人吃酒席和收礼物是平均的，钱则是做实际工作的媒人得到大头，小部分分给那些挂名者。他们互惠互利，互相惦记。谁吃肉谁喝汤，他们互相照顾，主次分明。而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因为女孩极少，又奇货可居，职业媒人已经无力说成亲事，除了最初环节介绍见面的“电话费”，他们已无法获取可观的利益。因此，很多媒人已经歇业。
从见面到结婚，一个农村男青年除了源源不断地为此输出金钱外，别无选择。他们感慨说，一年打工的工资再涨，也赶不上彩礼的涨！女方条件无节制地提高着，男方的条件却只有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要求：性别，女。 人生真是一场残酷激烈的竞争——自始至终！在萌芽之前，就经历了过关斩将的淘汰赛，把姐姐们的胚胎踢出母腹争取到了机会;萌芽时，在众多的小蝌蚪中拼命冲杀，总算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夺取了那个小细胞，霸占了母腹;过五关、斩六将，踩着尸体，冲出母腹，走向人世，又历尽了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可以为父母传宗接代的青春。这时候，又一轮更为激烈和残酷的淘汰赛开始了——为娶媳妇而继续拼命过关斩将杀出重围。结局，恰和生命形成的那一刻相同，一个小蝌蚪的胜利意味着无数小蝌蚪的死亡，一个男人的顺利结婚意味着一个甚至更多的光棍诞生。数量巨大的失败者，只能迎接孤独寂寞无依无靠的晚年。
连经济学专家都要把女性物化，提出光棍男合娶一个妻子，你还如何阻止凡夫俗子不把女性物化和商品化？
女孩奇缺，彩礼要命，竞争就白热化。
四疃乡某村，曾有一个女孩相亲时要价16万，男方手里现时没有这么多钱，说回家准备一下。结果男方凑钱还没回来，女孩已被别人以20万抢先拍下了。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即便是离异的女性，也毫不逊色，往往还没和前夫解除关系，刚刚住回娘家，就求者云集，纷至沓来，互攀彩礼，争相求购。如果带着孩子，就连孩子也要再索一份数万元的礼金。许多离异再嫁的女性，找的新丈夫不仅未婚，而且还要小上好几岁。孩子带到新家后，全家人不仅恭敬供奉新媳妇，对孩子也是百依百顺，唯恐得罪。
无论什么条件的女孩，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父母们除了拼命打听哪个村又有一个刚刚打工回来的女孩或者刚刚离异的女人之外，还早早就给儿子买好车放着，哪怕家里一个会开车的也没有。买好车子，不放在院子里，而是放在门洞里，甚至干脆放在门外的大街上，权作酒旗，抑或招牌，以此来招揽媳妇，仿佛求偶期的动物身上释放各种体味。呈孟乡某村一户人家，两年前就买好了车，一直在家门口放着，却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不幸的是，他们买的是吉利金刚，两年前它还是潮流中的车，现在它早已被大潮甩到了岸边，这样的车子放在门口，不仅不能招来媳妇，反而会让人家嗤之以鼻！河南某村一户人家，早早买了一辆车，儿子却没有驾照，开了两回，车毁人伤了，还没娶上媳妇。
四疃乡某村，一个男青年在本地娶不上媳妇，后来打工期间带回一个外县的媳妇。女方娘家的彩礼价格稍低，故而男青年只给了女方14万就把她娶回了家。相比较本地20万现大洋外加房子车子三金等开销，这媳妇娶得让本村人羡慕至极！当人们发现打工带回的媳妇实在便宜时，打工便不是挣钱的需要而成了找对象的捷径。四疃乡某村一个男青年，年届23虚岁，仍然没娶上媳妇，家里一片恐慌。其堂哥教导他说，打工去，打工一年所挣的钱，一分钱别往家拿，全用来搞对象。钱不够给我打电话，我随时给你打钱！堂弟说，钱花出去了人家还不同意嫁咱咋办？堂哥说：“你叫她怀孕！”
后来，果然带了一个媳妇回家——他已成功地让她怀孕5个月，并且花费要远低于本地媳妇。
呈孟乡一个父亲，儿子已经上了23虚岁，为了能不被“逛过去”，父子俩拼命挣钱。父亲见谁给谁说：“我儿子可能挣了，一天能挣200块钱！”熟悉的人都知道，儿子的确能一天挣200块，可是这200块，完全是血汗钱——他在砖窑上出砖，出一块砖挣5厘，搬4万块砖才能挣够200元。每块砖约重5斤，搬起、放下，两道程序，就是10斤。4万块砖，意味着他每天需要挪动40万斤的重量！
还有一位父亲，他儿子年纪大了却一直没媳妇，这位父亲一直不爱跟人说话，见人就躲，见别人家娶媳妇就心事重重无颜见人的样子。近来突然变得爱见人，爱串门，开口只说这几句话：“儿子前一段学了技术，在北京找了个活计，打烧饼，每天挣好几百！”
呈孟乡某村，因为村里没有修路铺街，出行不便，村里的男孩娶媳妇尤其犯难。有的青年迫于形势，到美国打工挣钱去了。
河南疃镇罗官营村包某，与妻子离异后，好不容易再娶一妻。后妻和前妻留下的儿子相处不洽，而后妻还要在经济上顾惜她原来的孩子，家庭矛盾渐渐增大，后妻遂要求离婚。包某苦苦哀求，妻子不为所动。2014年大年三十晚上，包某终于把久住娘家的妻子接了回来，两个人就家庭问题谈到半夜。为留住妻子，包某独自喝了几杯酒后，拎着菜刀，到儿子房中杀死了正在熟睡的亲子。这里有其夫妻个性原因，有家庭关系复杂的原因，但不可排除，也有娶妻太难，婚姻贫困的原因。
2015年6月，大名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拐卖儿童案。被告人秦某离婚后，独自抚养年幼的女儿。2014年，为了娶上新媳妇，他经人介绍，和其父收取了65000元“抚养费”，把孩子送人抚养。65000元用来买车和订婚花费。法院判决结果是对“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新闻是这样陈述的：“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25条第一款、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本案二被告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秦某甲、秦某乙已将赃款、赃物全部退缴，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对二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这个大倒霉蛋，当他只有卖女才能避免光棍结局的时候经历了怎样难言的痛苦挣扎;他权衡是把女儿送给一个完整的家庭抚养（虽然他收了钱），还是在自己这个光棍汉手里一辈子没娘，他也终身难娶的时候，他会不会痛苦地掂量再三，到底怎样做更人性，怎样做更无情？当法院对他作出罚款又判刑5年的判决时，他有没有焦灼年幼的女儿在他入狱后怎样度过无父无母的这漫漫5年？——这个倒霉的人，出狱后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孩子呢？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可是谁能更人性地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生活？
面对“婚姻贫困”，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那部分农民父母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面对整个家庭迷茫的未来一筹莫展。白天和别人一样劳作说笑，夜里辗转难眠的人，无法计数。他们除了焦虑、无望之外，还有自卑。他们变得索然离群，沉默寡言，敏感自卑。他们不肯参加乡亲们的婚礼，不愿听别人谈论儿子媳妇，甚至看见人家抱着孙子孙女都远远走开……他们只剩下了沉重的白天和不眠的夜晚…… 里岳乡某村，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母亲，大儿子虚岁25岁，二儿子虚岁23岁，都还没媳妇，这个年龄也意味着娶妻无望。这位母亲愁闷不堪，很快患上了淋巴癌。现在，她已是癌症晚期，很快将与世长辞，只有每天泪水长流。这个母亲，痛苦的不只是自己的不久于人世，更是儿子们的无望未来。
当初失算，不幸生了两个儿子的人，大都如她一样，希望渺茫。多一个儿子多一份分家产的，女方挑选对象的时候，他们最容易遭到排除。即使长子未被排除，他们也往往无力担负次子的负担，除非百万富翁！
一个男青年告诉我，村里跟他一茬的男青年，未结婚的占到一半。当年的发小，如今再凑到一起吃个饭喝个酒，那些单身的人都变得无话可说了，尤其提到已婚者的老婆孩子，他们更是一言不发，光喝闷酒。常常三言两语就情绪激动动手打架，爆发一场恶战。大家已经不太愿意凑在一起喝酒了。要知道，这可是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好朋友啊！那些未婚者平时也不怎么着，可一到酒场上，他们的苦闷就流露无遗。酒后结伙到县城KTV彻夜吼叫、打群架的事，比以前多多了。而那些同龄离异的男孩子，则一点生活下去的动力也没有了。打工也没了劲头，凑合似的，挣几个钱就喝酒喝掉，无精打采地度着时光。“婚姻贫困”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这一点，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可见的事实。
巨大的生活压力下，贫困的人，脆弱的人，往往选择逃避。逃避的方式，令人唏嘘。
曲周县白寨乡某村，一户人家贷了一笔巨款，终于在2015年农历十一月把媳妇娶到了家。年三十那天，公公去交电费，一共交了800元。一个半月，电费800，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说他被巨额贷款压得透不过气的话，那么这800元电费带来的无望感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原来把媳妇娶到家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这个公公绝望之际，大年初一离家出走了，截至本文成稿时，尚无音讯。这是一户做着馒头生意的人家，原来经济条件还算不错的，竟也无力承受重压，陷于无望之中了。
2015年春，大名县一男青年投河自尽。警方调查的结果是，男青年是在与其女友及女友家人一起吃饭后投河的。因双方家属已妥善解决，故未就投河原因公开解释。但有网友说，是因为女方家要的彩礼太高，男青年拿不起，一气之下跳河的。有网友还为此赋诗曰：
大名惊现跳河哥，只怨彩礼要太多！
父母高堂抛脑后，只为伊人见阎罗！
白发苍苍葬青丝，可悲可叹亦奈何！
冀南歪风人惊惧，人肉太贵难下锅！
五十万元买妻子，一斤就是五千多！
一年半载闹离婚，三天两头起风波！
寄言为人父母者，钱财不是幸福窝！
尊重子女寻真爱，棒打鸳鸯飞横祸！
而依庄乡某村，一个喜爱攀比、虚荣的媳妇，喜爱城市生活。她自己带着孩子，租房住在县城，享受着优越的城市生活。她的一切用度，都来源于全家人打工的收入。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家庭是否和美，礼节是否周全，全在这一天体现。但是这个媳妇，无论丈夫如何做工作，也不肯回家过个团圆年。一气之下，这个可怜的丈夫自杀了。
媳妇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命的大事！
女孩奇缺，彩礼要命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娶个“越南媳妇”，赌上一回，真不奇怪！事实上，人们对越南媳妇的要求已经突破了底线。不管她们道德观念人品性格如何，人们并不敢奢望她们能老于门户。她们能在家里过上个三年五载，给家里留个后，人们也就知足了！谁知道，连这个愿望也落空了。鸡飞了蛋打了，把以后的机会也敲碎了。
“越南媳妇”的出现，彩礼价格的高涨，无疑是买卖婚姻的变种。只是现在的买卖，更多的是女方自卖自身而已。
“越南媳妇”之类的骗术，本地也开始出现，只是略有不同。有少数女性，和一些媒人勾结，分别收下彩礼钱和媒礼钱，和男方完成结婚仪式不久，就闹着离婚。离婚后再重新嫁人，反复嫁人，从中捞取利益。这种生意，比做娼妓的收入高多了，安全系数也高得多。你总不能因为人家离婚次数多，就判刑吧？
而童婚，也逐渐呈发展之势。女方求远远大于供的市场形势，使男方纷纷先下手为强。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大家只好纷纷抢着赶早。男方很小就急着定亲，定了亲便急着结婚，于是结婚年龄逐渐提前。目前，当地农村男青年，一过23虚岁，基本就惨被淘汰，娶妻无望了。
为了调查农村婚姻问题，笔者利用自己当教师的优势，发动学生假期在家作了一个社会调查。参与调查的学生，共涉及30个村子（除邯郸市曲周县，还有广平县两个村、魏县两个村、邱县一个村）。30个村子里，结婚年龄最小的是16岁，有8人;其次是17岁，有6人;18岁有10人。大多数在19到23虚岁左右结婚，23虚岁左右之后未婚的，基本已处于难以找到媳妇的境地了。
曲周县里岳乡某村，女方17虚岁，男方是同村人，强烈要求结婚，女方家长虽不乐意，但拉不下面子，只好让孩子结了婚。
广平县张大虎寨村一村民家，买来棉花，还没做好被子，媳妇已经没了
要求结婚而女方不同意时，男方家长的脑筋也能来个急转弯。曲周县呈孟乡某村，男方18虚岁，女方16虚岁，订亲后男方要求赶紧结婚。女方家长不同意，嫌孩子太小。男方便要求说，先给女方14万元现金，把女孩接到家住，让男孩出去打工，不让他在家，一直等女方年龄许可了，再给他们圆房。
有的，则是女方怀了孕，家长不得不让孩子嫁过去。这些孩子，往往只有十六七虚岁。
童婚现象，会不可避免地蔓延开去。
2014年年末，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发布在各大新闻网站头条：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广平县、肥乡县、馆陶县，116名“越南媳妇”集体出逃。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东界山东聊城，南临河南安阳，西连山西长治，北接邢台，处于晋冀鲁豫四省区域中心和环渤海经济区腹心位置。总面积12062平方公里，下辖除各区市外，还有14个县，共有96个镇，118个乡。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末邯郸市总人口达到1011.9万人。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50.32%，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邯郸市乡村人口大约在500万左右。
一、“越南媳妇”逃离后：承受巨痛的农民家庭
北方的寒冬，是一种干巴巴的冷。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乡村，安静地卧在广袤的冀南平原上，靠一条条狭窄而破烂的村村通公路，连缀在省际公路上。
曲周县安寨镇马连固村，42岁的屠夫老方，早年离异，一直未再娶。前些时听说村里有人从本镇赵庄村一个叫吴美玉的女人那里领了“越南媳妇”来，花钱少，女人还听话，便也动了心，去找吴美玉相媳妇。
吴美玉，“越南媳妇”逃跑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越南人。嫁到赵庄已有二十多年，生有两女，大女儿招赘了一个四川女婿，一起和吴美玉打理她的理发店。小女儿还未出阁。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2014年春天开始，吴美玉家便开始陆陆续续“进口”了许多“越南媳妇”。而大规模地引进“越南媳妇”，是在2014年农历八九月间。
2014年农历闰九月十六，老方来到吴美玉家去相亲。吴美玉家里挤了里三层外三层来相看媳妇的老乡。吴美玉说，都是越南女人，越南太穷了，咱们这儿条件好，她们都要在中国找老公，来过日子。放心，她们保证不会跑。我打保证，5年内跑了，包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又说，我这个越南人，在这里生活了27年，俩孩子都大了，大闺女都成家了，我又正盖新房，我总不会跑吧？她们跑了，就找我！况且，她们都有真实的身份证，要媳妇的人可以拿走的。吴美玉还特意嘱咐领走媳妇的人说，不用看她们，她们是自愿嫁过来的，不会跑，你越看，她越烦，她是人又不是猪狗。她们小姑娘家，刚离家，不习惯，想咋就咋，想去哪里玩就让她们玩。要好好待她们，等她们习惯了，就好了。邯郸人向来老实厚道，自然觉得她讲得有理。和“越南姑娘”见面一聊，双方同意，就迫不及待地领一个媳妇走了。
老方当天没领媳妇。倒是吴美玉主动打了电话过来，说，兄弟你咋走啦，还要媳妇不哩？你明天来吧，我给你领一个。第二天，在吴美玉家，老方就和一个30多岁的越南女人（吴美玉说是她的侄女）见了面。第三天，女人和她“嫁到”北口村的姐姐一起来老方家相看了宅子，表示很满意。之后，吴美玉又主动给老方打电话，谈价钱。老方问多少钱，吴美玉说7万，老方嫌贵。吴美玉说：“岁数小的更贵，这个岁数大，要的还算少的呢。这样，给你便宜5000元，65000。”仿佛在挑萝卜白菜。老方表示同意，一手交钱给吴美玉，一手把女人拉回了家。三天后，老方又按乡俗，花了200块钱和女人一起去她“姑姑”——吴美玉家“回门”。
女人来家后，享受着好吃好喝随意花钱的待遇，每天睡到十来点，也不用干活，只是见天和她那帮越南姊妹们来往，有时候别的女人在老方家住一两天，有时候老方的女人住别人家一两天。吴美玉说了，不用看，她们是来过日子的，不会跑。果然，女人们在其姐妹家住上两天，迟早都各回各家。老方就渐渐放了心，还暗自高兴，这媳妇真的是想留在这里过日子的。
“前后就待了12天。”老方哼了一声，目光里一丝留恋。
闰九月二十八，在老方家住了几天、要找主儿的老方“媳妇”的“表妹”没人要，走了。闰九月二十九，女人说要去吴美玉家看她那个表妹。老方起来给她打了两个荷包蛋，女人要了100块钱，说去时要买只烧鸡带着，就像平日里出门那样，骑着给她新买的电动车走了。老方欢欢喜喜地送她出了门。下午三四点联系，说电动车充满电就回去。5点再打电话，里面就成了普通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老方心里咯噔一下：毁了，跑了！
老方立刻找到吴美玉家，不要说越南媳妇，连吴美玉本人都无影无踪了。吴美玉家挤了一院子人，比老方更早警觉丢失媳妇的乡亲们堵在吴美玉家，正纷纷围着吴美玉的大女儿要人。这是这些受害者唯一的一次集会，这时候他们彼此才得以沟通一些信息，才知道吴美玉原来有上百名“侄女”散布在他们周围的村庄！她们价格不等，低则6.5万，高则12万。她们大多称呼吴美玉为“姑姑”，而“嫁到”邻村的“越南媳妇”和她们互为姐妹或堂姐妹表姐妹。她们也负责介绍新来的“越南女人” 给当地人。而吴美玉给人们的保证都是上述那一套。“媳妇们”在“婆家”的这段时间，都喜欢不断地出门——赶集，或者到邻村的姐妹家走动，甚至留宿在人家家里，然后又安全返回，以使人们放松警惕。失踪前，她们都借口吴美玉给她们办签证，从家里索要了身份证交给了吴美玉。失踪则几乎是同时，大多数人都是在农历闰九月二十九早上或中午离家，个别则提前一两天。借口基本是“看姑姑”“妹妹典礼”“姐姐过生日”之类。走时，都骑着家里新给她们买的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大多把电动车随意遗弃在镇上，然后乘车出逃。后来，人们从不同的门店、胡同、单位、路边寻到了自家的电动车。当然，有的就丢了，有的被人索取一笔看护费才要回来。 人们到乡里报了案。几天后派出所才立了案。接着消息发布到了网上，震惊了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赶来。
老方肥胖的身体靠在沙发上，一脸沮丧。这个心直口快的男人，哇啦哇啦讲完后问我：“你说，你说，她们骗了这么多人，介绍了这么多‘越南媳妇’，闹这么大动静，国家咋不早管呢？”又说：“国家要是抓住了她们，还会不会叫她们回来过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又说：“她们要是不肯回来，国家会不会给俺退钱？我人财两空了，我还过个什么劲呀？”
老方领媳妇的6.5万元，全是借来的。现在，倒是有人给老方介绍新对象，可是他连借钱的地方也没有了。这基本等于宣布他的未来是个梦。
马连固村领越南媳妇的，还有三四户。其中一户，叫袁老大。袁老大家修盖得非常好，高门楼，大铁门，宽敞的院落，宽敞的五间大堂屋，都是瓷砖贴面装修好的。一见又有人来采访，袁老大非常抵触，连连挥着胳膊：“公安局也来，记者也来，来了一拨又一拨，到现在啥消息也没有，有啥用！别问了，你也别写了，啥用也没有！”
和老方一样，袁老大家房子虽好，屋子里却清冷得像寒窑，寒冬腊月，没一丝温气。娶“越南媳妇”的是大儿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盖着大红的新被子，不说话。“越南媳妇”一跑，大儿子就病倒了，整日卧床不起。二儿子则愣愣地坐在床边，也不说话。一个看起来光鲜精神的眼镜男站在屋里，是串门的邻居。
袁老大老婆年前出车祸死了，两个儿子早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却一直没媳妇可娶。吴美玉家来了“进口媳妇”后，袁老大带儿子也去相看了，后来也是吴美玉主动打电话联系他，讨价还价一番后，最终以 11.5万元成交，领回来一个。
同样，钱全部是借的。“老农民哪里有那么多钱？谁家有那么多钱？”袁老大皱着眉，情绪激动地指着院里高高堆起的玉米棒子说，“看见了没，这么一大堆玉米，到头来只能卖几千块，刨去下的本，刨去家里开销，还剩啥？本来地就少，一年下来地里就收入个万儿八千的，孩子们都打工去，无非挣个三两万的。今年两个打了一年工，一分钱也没拿回来，老板说明年开春才给钱。都是活物，哪个不吃不喝不穿啊！这一年下来，一家人也就落个两三万，修房盖屋的，你说老农民谁手里有这么多钱啊？都是借的！”袁老大用手指肚擦擦他浑浊而绝望的眼睛，长长地唉了一声。
“媳妇”来家后，一家人好吃好喝地伺候她。“媳妇”不吃白面馒头，就买个电饭锅，让她自己做大米饭，自己开小灶做菜;不喝本地的水，给她买矿泉水，存在冰箱里;不吃洋鸡蛋，专门给她买柴鸡蛋。每天啥活计不用干，不是在家好吃好喝招待她的那些姊妹，就是去别处找姊妹们玩，或者去她姑姑（吴美玉）家。她还殷切地嘱咐“老公”说，打工去吧，不打工咱咋来钱过日子。袁家大儿子看她在家挺本分，迫于大笔的外债，不几天就出去打工了。
闰九月二十七这天，她说一个妹妹要典礼，她要提前去，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叫上邻村一个“越南媳妇”一起去了。临走时还亲热地拽了拽爷爷的领子，说，冷，爷爷，系上扣。二十八，电话里说还在妹妹家。二十九再打，就联系不上了。接下来，就是跟老方一样的情节，袁老大在吴美玉家看到了无数自家故事的翻版。
本来就娶不上媳妇，如今又债台高筑，希望更渺茫了。大儿子找不到媳妇，二儿子更别想。老方说，袁老大的兄弟媳妇去年跑了，兄弟家俩儿子，都没媳妇。“两家六口人，六个光棍。这就算完了。”老方说，“戴眼镜的那个，媳妇也跑了。打工去了，一走没影了。他也完了。村里四五家领‘越南媳妇’的情况都差不离，都完了。”
“完了”，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而言，即指娶妻无望。
依庄乡寺头村有三户人家娶了越南媳妇，其中一户姓许的老太太说，她唯一的儿子的独子小刚，21岁，结过一次婚。现在的媳妇千金难求，到家后都仿佛祖亲姑奶奶。孙媳妇每次回娘家，都要钱给她娘买烧鸡买猪蹄的，回娘家住下不回来，得丈夫带着东西去请才回来。小刚忍受不了，便离了婚。谁知道散了就再也娶不上个媳妇——左右没有合适年龄的闺女！
迫于形势，当他们听说赵庄吴美玉家有“越南媳妇”时，便也去相看。吴美玉正在盖她的新房，二层楼。像对所有人说的那样，她家的新房、她27年的赵庄村生活史、“越南媳妇”们的身份证，都可以保证“五年内跑了包赔”的许诺。方圆多少里，找不到个闺女，外国的再错过了，孩子就打了光棍了。恐慌使他们无暇犹豫，许家将“高价款（高利贷）、低价款（借亲戚的）”凑来的12.2万元交给吴美玉，领回一个叫阿香的媳妇。
“越南媳妇”夹生的中国话连带着比画，每天跟小刚也是说说笑笑的，很甜蜜。许家人高兴，虽然一屁股债，一家人过得却有了劲头儿，拼命干活挣钱。小灶养着的阿香每天没事就在家打电脑。许老太太给阿香做饭之余，挤个空，开着电三轮出去拾破烂，一天拾上五块钱，花一块五给阿香买个泡泡糖、方便面。袋的方便面吃够了，给她买桶儿的。火腿、鸡蛋、米线、肉……一大家子都不吃，光给她一个人吃。闰九月二十九这天早上，阿香正要吃饭，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穿上200块钱给她买的新衣服，骑上那辆新电动自行车，匆匆就走，说有事去她“姑姑”（吴美玉）家。老太太出门撵她，已经跑老远了。赶紧打她电话，关机了！
后边，就是他们在吴美玉家，遇到了无数相同遭遇的人们。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受害者手里拿着一张阿香的照片。许老太太奇怪地问：“你怎么拿俺家这个媳妇的照片啊？”那人说：“她先去的俺家，不肯好好跟俺儿子过，俺去找吴美玉退了，吴美玉又给俺换了一个！”许老太太这才知道，原来自家的媳妇，是个二手的。更离奇的是，还有一户曾发生“二女争夫”的闹剧：第一个“越南媳妇”嫁过来之后不久就跑掉了，当事人去找吴美玉，吴美玉又给他家一个媳妇;不久第一个媳妇又回来了，说啥也不走了。两个媳妇相持不下，只好又找吴美玉。后来给其中一个又找了户人家嫁了，才算罢休。
在吴美玉那座新盖的二层小楼里，人们堵住了吴美玉的大女儿，逼着她联系她妈。电话里吴美玉说，她回越南给这些女的办护照了。人们不相信，不肯走。当晚在吴美玉家没走的人有十几个，都挤在沙发上地板上。许老太太和“留守者”们一直围着吴美玉的女儿们，和剩下的一个年龄很小还没来得及嫁出去的“越南”女孩——“毛毛虫”，要她们给大家一个交代。许老太太兜里只装了两块五毛钱，在吴家的三四天里，吃了吴家女儿剩下的一根油条顶了一天，又靠吴家的两个凉馒头维持了两天。后来吴美玉公公又寻机带走了他的孙女们，吴美玉再也联系不上了。第四天半夜，彻夜失望的许老太太决定步行回家。年老头昏，黑天半夜，老人家一直向西向北走到了曲周县城，天亮了才发现走错了方向，又折而东返，下午两点才走到家，鞋底子都走得没了踪影，飞掉了。 回家后，老太太躺倒在炕上不吃不喝，光哭。小刚在炕头下跪，劝奶奶：“奶奶，你不起，我也不起。你好好哩，起来吃饭。你起来吃饭，我去外面打工，我多挣钱，咱还上人家的！”
小刚收拾收拾，去北京打工了。患有肝病的小刚爹，面黄肌瘦，少气没力，靠替人拉土挣钱。他不让对外人说自己有病，外债一屁股，再说有病，孩子可就别找媳妇了！拉土时怕人看出自己有病，只有硬撑！
“还得过呀！妹子，你说这日子咋就过成个这了！俺那个孙儿，人高马大的，像个小老虎子，长得可大气，可就是找个媳妇太难！俺孙儿这还能不能找个媳妇哩？”老太太热切地盯着我，仿佛我能有一个安慰人心的保证。又抓住我的手说：“妹子，你回去，见了领导，给领导说说，这么多天了，咋还没个结果？给不了人，给俺退点钱，俺这日子也能过下去呀！”
老方则试图用道听途说的消息来安慰老人：“快了快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回访了，这就快了。中国台一来，当官的都害怕了，就快了。抓住几个了，在公安局里呢，打毁她们了。”回头却对我说：“看见了没？完了，这就叫完了！”
而真正完了的，是寺头村另一户姓许的人家。这家总共4口人，老许、儿子、儿媳、孙子。老许70多岁，儿子有病，孙子二十啷当岁，儿媳妇是全家的顶梁柱，最能吃苦干活。孙子娶的“越南媳妇”出走后，儿媳妇和许老太太及同村另外几个受害家属一起到吴美玉家去找。天黑时，她惦记家里，没和许老太太一起住在吴美玉家。就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死了。老许家不仅鸡飞蛋打，还家破人亡。正如老方所说：“家里塌了天了，这算是正儿八经完了！看见了没？败起来就这么快！”
我不忍心去采访这户人家，让那些经历巨大伤痛、从此再难振作的人再次细细地回味一遍痛苦，我也不忍心趴在他们的伤口上耐心钻研。告别许老太太时，老太太扒着车窗又嘱咐说：“妹子，当紧当紧，你给领导说说，给俺退回来点钱，可怜可怜俺这些老百姓。妹子，你是个好人，你当紧当紧说说。啊？俺都记着你的好。”后视镜里，她红着眼睛，抬起袖子擦了，一直目送我远去。
老太太不知道，我在了解情况的时候，在某村意外撞到一个镇干部。镇干部训斥我说：“你是干啥的？作家？你在哪个单位上班？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写这干啥？对你有啥好处？走走走走！”
我几乎是被赶出来的。我是一个作家，可是作家算个什么？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自然也有倾听别人诉说的权利。当我们遭遇镇干部的时候，你的言论自由权和我的倾听权就被顺利剥夺了。所以，如果人民群众算个屁的话，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个大点的屁，还更招人烦。
老方继续絮絮叨叨地说，完了完了。老方对每个家庭的总结，都只限于两个字：完了。这两个字挂在他嘴上，用来概括所有逃走了媳妇的家庭的悲剧。
依庄乡依庄村的任家，花了8万元钱领回的“越南媳妇”住了两个月就跑了。新人已去，为她装修一新的房子，为她买的一圈新家具、家电，为她建的洗澡间安的太阳能，失踪前几天又为她装上的暖气，都失去了它们的功能。一大排新式暖气片还静静地靠在里屋床边，屋子里却冷如寒窑。乡亲们都是这样，没有媳妇的屋子，任它数九寒天，根本就舍不得烧一点点煤来取暖。
“越南媳妇”走后，任大娘再也没进过她住过的堂屋。一排崭新的衣柜里，摞满了五颜六色厚厚的新棉被。任家儿子拿出媳妇丢下的鞋子说：“鞋，还有衣服，都丢下了。”他回忆起那个女人来，浅浅地笑了，仿佛还有一丝留恋和憧憬。这个刚刚燃起生活的火焰又迅速被浇灭的男人，实在不情愿熄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可是不熄灭，他难道有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吗？人财两空后， 他们都大病了一场，连吃药的钱，都是借来的。
每一个来问情况的人，于他们而言，都仿佛钦差大臣，都仿佛是给他们无限希望的救世主。任家两个老人苦苦地哀求我：“回去千万千万给上面说说，想法子找到那些人，给我们退回钱，哪怕退一半。”夜幕四合，告别他们时，我分明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巴巴的眼神里对我的期待，以及无法还清欠款的迷茫和痛苦。而老方，继续用“完了”二字，来同这个故事告别。
像一粒遗落在广袤田野里的麦粒，静静地沐浴着冬日阳光的樊庄村，只有600人，却有两户受害者。
干瘦小巧的老樊一口假牙，布满沟壑核桃似的脸黑魆魆的，辨不出是肤色还是泥色。称呼他大爷之后，我才知道他刚刚47岁，和我算是同代人。他的工作是开着自家的大三马车在邻村的砖窑上拉土。妻子和21岁的儿子则常年在城市打工。一家人勤奋劳动，最近花了20万盖起一座二层楼的别墅式建筑，还没挣够装修的钱。这样的一座别墅，搬到北京，价值连城;放在这样一个小村里，连一个媳妇都招不来。
老樊对别的村来了三四个月、听话勤快会过日子的“越南媳妇”心生羡慕，就去找邻村一个“越南媳妇”给他儿子也从吴美玉那里介绍一个，最终他们花了10.5万接回了一个媳妇，又花了2000多元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这十多万元里，除了自家的5000元，其余全部是借款。
这个媳妇倒乖巧听话，婆婆在外地打工，她在家什么都干，还经常自掏腰包买菜，给她钱她也不要。她还给老樊500元零花钱，老樊说什么也不要，她才作罢。每天爸爸爸爸叫得不离口，普通话很快就变成了流利的本地方言。她还和她在外地打工的二姑姐频繁地短信来往，聊得甚为投机，还给她二姑姐发了自己的照片。案发后才发现，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广西的某一个广场。
不久，吴美玉借口办签证，索要媳妇们的身份证。老樊就亲自把“儿媳妇”的身份证交给了吴美玉。闰九月二十九这天早上9点，媳妇说她姑姑（吴美玉）给她买的那件袄她相不中，要找她姑姑换袄去，就骑了新电动摩托走了。临走还给他们父子蒸了一锅大米饭。下午3点发来短信说，电摩托放在镇里她买项链的那个金店里，就关机了。这个在樊家住了40多天的“越南媳妇”，还算是较有良心的一个。
而介绍人，那个在家从来没有早起过的邻村“越南媳妇”，出走那天天不亮就起床洗衣服，天亮后带着她的湿衣服连同她的一切用品，也走了。“连个毛也没给他家剩下，还挺节俭。”老樊说。也许，她的确节俭;也许，她久经沙场见多识广，已经成了铁石心肠。 老樊干涸的眼睛不时地泛起一阵潮红，一直吸溜鼻子，也许是天冷冻的，也许是淌下了涕泪。如今，“越南媳妇”云一样飘过他家的天空，只留下一片伤痛给他们父子。十多万欠款，需要一家人至少4年的劳动才能还上。儿子只好又出门打工了，每天晚上，他都要给老樊打个电话，问案子的进展。“孩子心里撂不下啊，这事堵着心窝子呢！”老樊长叹说。老樊说，最近有人给他家说媳妇，女方是个离婚带孩子的，要15万现大洋，一辆不低于8万的车。“娶不起了。”老樊说，眼里是绝望后的麻木和平静。老方则马上慷慨激昂地说：“看见了没？这就叫彻底完了！”他近乎得意，为老樊的话佐证了他的评判。
同村的小樊，则更为倒霉。他年过30，是家里的独生子，腿有残疾，以修家电为生，养活年近80的父母。借了8万领回的“越南媳妇”只住了两天就跑了。村里人笑话他说，一黑夜4万，还没叫挨身，这要找小姐能找800个，够半辈子了。
两个年近80的老人被气得一齐躺到了医院里。小樊拖着他的残腿，奔忙不休，用老方的话讲，“彻底不能过了，完了。”
广平县张大虎寨村，一所新建的漂亮房子，六间堂屋，装修一新，塑钢封的一溜阳台簇新亮堂。60多岁的男主人看起来像个80老翁，他一肚子的火气：“我42岁才有了这个儿子，那时候计划生育紧，为了能有个儿子，我啥都住过，住过派出所，住过计生站，搂过树，饿过肚。我添了这个儿子是把国家吃穷了还是吃光了？一个贪官的钱就得成汽车地拉，也没把国家吃穷！多少个大贪官国家都养得起！咋？就多俺家这个孩子？张艺谋咋就能生那么多？就俺不能多生？俺就多生个小儿，哦，到现在，孩子咋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他们一家人四处借钱，凑了11万从吴美玉那里给儿子领来一个媳妇。像大多数娶了“越南媳妇”的农户一样，他们又借钱倾尽全力装修了新房，直到媳妇满意，又像信天游里唱的那样，“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十几天后，即闰九月二十八，媳妇失踪了。
小伙子的姐姐嘱咐说：“千万别把我们的照片贴出去，俺们还准备着娶媳妇呢！”出门后，老方嗤之以鼻：“还想娶媳妇呢，都不相信完了！”
同村还有两个价值11万的“越南媳妇”。其中一个来的时候还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家里人为了讨媳妇欢心，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箱好奶粉供孩子喝。媳妇跑掉后，他们便想退掉奶粉，卖奶粉的说拆包了就不给退了。一家人只好天天看着那箱价值千元的奶粉生闷气。
现在，“买奶粉的”家里没人了，全家出动，打工走了。钱都是借的，得去挣回来补窟窿。
如果说，家境不好的人娶不上媳妇，需要进口外国人尚可以理解。那么，家境殷实的人家也得娶“越南媳妇”，就让人费解了。
依庄村任大娘的侄孙，家庭条件不错。房子建得很好，临大街，还开着一间门市，独子。只是离过一次婚，再找媳妇就很难。任大娘家的“越南媳妇”把她的“妹妹”介绍给了他，要了11万，结果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和她“姐姐”一道消失了。
肥乡县瓜精庄村有三户领了“越南媳妇”。其中一户，拥有两座周匝二层楼的新装修的房子，家具家电，一应俱全，一色全新。儿子还算个技术工人，在市里一家厂子里做电工。现在的女孩子太挑剔了，一个个都牛得不行，见来见去，挑来拣去，确切地说，儿子被挑来挑去，就是定不了亲。娘家陕西的女主人无奈，硬逼着儿子到吴美玉家去见“越南来的媳妇”。 吴美玉介绍了一个叫阿香的19岁“越南”女子给他们。阿香一见男孩，连连表示愿意，挽住他的胳膊老公长老公短地叫个不住。她普通话很好，甜言蜜语哄得男孩子开了心，掏了11万把她带回了家。阿香到家后，整天有些个“越南女孩”来家玩，托陕西女人给她们介绍对象。陕西女人还没来得及给她们介绍，闰九月二十九那天，阿香就没了，骑着给她新买的价值3000多元的电摩托。
陕西女人骂骂咧咧地说：“奶奶个×！要不是没女的，咱咋能上这个当！”
阿香走掉十多天后，还不断给“婆婆”打电话，不是说自己被控制了，需要家里打钱给她，她好回家，就是甜言蜜语说自己想家想爹想娘想老公，要家里给她打钱，她好回来。后来见“婆婆”死活不给钱，就再也不打了，用来联系的那两个手机号也随之停机了。
而同村另两个“越南媳妇”出走之后，也同样不停地给家里联系要钱。要不来钱，其中一个就告诉“丈夫”说，她怀的他的孩子已经做掉了。后来她们就再也不联系了。
前王庄村的小王找不到媳妇就更说不过去——家境很好，人也生得温文儒雅，英俊潇洒，因为常年在城市打工，所以颇有些见多识广，外面的事懂得很多，谈吐很有修养。结果转来转去愣是没有娶上媳妇。后来花了9万总算领来一个“越南媳妇”，和他相处得也很是卿卿我我，恩爱有加。然而，见过世面的小王也没想到，闰九月二十九这天，媳妇跑了。
“越南媳妇”走后，还不断地和小王联系，说自己目前是身不由己，并说她现在在保定，被迫重新嫁了人。小王好言稳住她，遂到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迅速出警，在保定抓住了她，押回了邯郸。小王这才知道，在嫁给他之前，她已经嫁过一次了，以“出去玩”为理由从前任家里出来后，嫁到了曲周。在小王家期间，还一直跟她的前任保持电话联系，以种种理由搪塞对方。现在，当她离开小王，又一次嫁出去后，她故伎重演，照样跟小王保持联系，同时还跟保定的前任联系着。
“越南媳妇”的所作所为，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实在是不成体统。除了小王和寺头村许老太太遭遇了二手的媳妇，侯村镇申屯村，娘家贵州的女人也遇到了不成体统的女人。
20年前，贵州女人跟随到贵州挖药材的丈夫嫁到了本地。孰料，不足10年，丈夫生病一命归西，留下她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独身的大伯哥（身高不足一米五的老人）、一个残疾的小叔子，相依为命。至今，他们一家人，还没有一个人吃上低保。女人哭干了眼泪，看着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的一家人，不忍心撇下丈夫身后的这一切弃之而去，便横下一条心，拒绝了娘家兄弟要她回去的请求，留了下来！11年来，她嘱咐兄弟们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她已经成为寡妇。怕见到父母后无法克制自己的悲伤而被老人惦念，11年来，她从未再回过娘家。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可以为了爱情远赴千里嫁人，可以为了爱情任劳任怨劳作，更可以为了责任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靠两个兄弟的帮衬，她终于给儿子盖起了一座临街的别墅式住房，却一个媳妇也娶不来，连说媒的都没有！ 当她听说吴美玉那里有越南女人要嫁到本地时，她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贷了10万元，用10.5万元领回来第一个“越南媳妇”。谁料，这个媳妇住了12天就跑掉了。走时偷了五六千元，还骑走了一辆电动车。她找到吴美玉，要求退款。吴美玉借口手头没钱，隔天又带着一个越南女人来了，软磨硬泡地说：“嫂子，人给你了，我有家有地的，我跑啥？你看看这个媳妇中不中？这个要再没了你再找我，这个要还不中就给你退钱。”这像是过日子的吗？女人的儿子哭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女人也哭了，劝儿子说：“咱连个说媳妇的人都没有，这个女人不疯不傻的，能跟你过就中了，你就中了吧！”孩子哭着答应了，留下了这个越南女人。
这个刚刚19岁的媳妇虽然不太能听懂中国话，更不会说中国话，却跟儿子处得很好。闰九月二十四，吴美玉骑着电动车来了，说她家盖新房，叫她这个“侄女”去给她帮忙收拾收拾，就带着这个小媳妇走了。这一走竟是永远，二十九这天，他们才听说，“越南媳妇”们全部撤退光了。
事后人们分析，大概是因为这个“越南媳妇”太小太雏，语言交流能力又太差，吴美玉怕她走漏了风声，才提前接走她。
贵州女人说：“贵州要是有女孩子，我早领去了！哪里会领越南的！”本地要能找到媳妇，他们怎么会领回家这些人伦道德都不懂的人做媳妇？
贵州女人连连仰天长叹，这似乎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为“越南媳妇”装修新房的钱，还欠着人家呢。她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还清贷款和欠款。她悲伤地望着天，看不到未来。连我也相信，她家，完了。
调查中发现，当地并不是所有的“越南媳妇”都与吴美玉有关。侯村镇东三塔村，一户临着省道的房子，高大宽敞，高门楼大铁门，巍峨气派。40来岁的女主人收拾得像个在城里工作的人。和陕西女人一样，女主人用一句粗话解释了她“这么好的地方”娶不来媳妇的原因：“有女孩咱还要‘越南媳妇’？有女孩谁要娘个×越南人！就说俺村，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没——有——！”她气鼓鼓的，不知道是生跑掉的“越南媳妇”的气，还是生本地没有女孩子的气。她家的媳妇，是从邻县——临漳县一个老板那里领过来的。“临漳也有许多光棍呀，也有专门负责介绍‘越南媳妇’的老板。媳妇跑后报了案，那个老板也跑了。”她简单说了两句就急着打麻将去了，也许麻将能暂时抚慰她内心的伤痛。
而同村的另一个“越南媳妇”，也不是吴美玉这条线上来的，她留在这里“好好过日子”了，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对此讳莫如深，不肯谈及。
安寨镇某村也有一户非吴美玉线上来的“越南媳妇”。据说这个媳妇快要生孩子了，而户主却不肯承认家里有媳妇。村民们说，他家的媳妇，不是从临漳县就是从成安县引进来的。
介绍“越南媳妇”的团伙，确实不止吴美玉这一个。
大部分领“越南媳妇”的人，家境都不优裕，钱不是贷的，就是借的。“越南媳妇”跑掉后，尽管临近年关，鸡飞蛋打的他们，凡是可以出门打工的，都远赴他乡打工走了。城市给他们的希望，是能挣钱还债，尽管这很遥远。还债，远远重于过年。2015年的春节，不知道这些身负重债、前途无望的人们是怎么度过的，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何时能回到原点，更不知道，他们新的希望，又什么时候才能燃起。
那些做了几天短暂的新郎的男青年，像《项链》里的玛蒂尔德一般，为了一夕的幸福而需要付出10年的代价。不同的是，玛蒂尔德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他们，仅仅是为了得到作为人最最基本的需求——成个家。他们对家庭和婚姻，已不再作任何质量上的要求。他们对妻子的要求仅限于：性别，女。但是，这，也是奢求。
广平、曲周交界，有两个村庄，郭庄和秦庄。
据说，传统戏曲《蝴蝶杯》唱的就是郭庄人的故事，《秦雪梅吊孝》的女主角秦雪梅则是秦庄人。
虽然这两出戏曲故事的来源已不可考，全国各地不止一处的人们认为故事出自自己的故乡，但曲周县秦庄人和郭庄人对此概不理会。自有这两出戏曲以来，他们就坚持认为戏曲里的主人公就是他们的先祖，郭庄人不许《蝴蝶杯》在郭庄上演，秦庄人则不许《秦雪梅吊孝》在秦庄上演。
《蝴蝶杯》是一出爱情故事。明代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强买娃娃鱼未遂，遂唆使家奴毒打渔翁胡彦，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卢世宽打死。卢世宽的那个当大官的爹卢林闻讯后，即令缉拿凶手。田玉川逃至江边，巧遇胡彦的女儿胡凤莲，胡凤莲遂将其藏入船中。患难生爱情，田玉川将蝴蝶杯作为定情之物赠与胡凤莲。经历一番曲折之后，田胡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秦雪梅吊孝》的爱情故事则更为忠贞。大明成化年间，当朝宰相秦国政之女秦雪梅与同朝宰相之子商林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结为伉俪。后商家受奸党所害，家道败落。商林无奈，寄读秦府 。秦雪梅与商林偶见，互表衷肠。秦国政早已嫌弃商家，借故赶走家道中落的商林。
商林离开秦府，一气之下病重，生命垂危。又因知道了前来冲喜的秦雪梅被秦父换成丫环秋莲，口吐鲜血，气绝而亡。秦雪梅闻讯后，遂至商家祭吊，并终留商家，终老不归。本地人极为崇敬的豫剧大师阎立品先生，其著名唱段里这样唱道：
“……呜呼，哀哉！君已去，妾何生？昔日钟情相爱，竟成万世永伤。从此君为鬼，妾作孤孀。恨皇天之无情，怨地恶之不良。呜呼，哀哉 … …心恍惚眼花乱肝肠欲破，我的商郎夫啊，咱不能同生也要鸳鸯同穴。”
像这样无门户之见只忠于爱情，不仰慕名利的有情有义的女子，现在还去哪里寻呢？
本地人都说，那个商林，就是老方村的——马连固村人。商林独子，早夭无后，商家早已门户断绝，只留了这段和忠贞爱情有关的故事在人间。
这样的爱情故事，如今听起来，颇觉如闻聊斋。
二、关于“越南媳妇”
其实，“越南媳妇”这个群体，早已经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了。
比如吴美玉，她本人即是一个老版本的越南媳妇。吴美玉的身世，其实也很不幸。20多年前，吴美玉的公婆从邻村买回吴美玉，给他们年纪已大的大儿子做媳妇。吴美玉生下大女儿后，便闹着要回越南，还闹到了公安局。吴美玉回越南后没过几个月，家里人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她又被卖到广西了，想回家。公公借了钱带着亲戚，坐了几天的火车又把她接了回来。 河北省统计数据显示，本省六普的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63下降为102.84。
邯郸市统计数据显示，本市六普的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3.55下降为101.33。
但这个数据需要考量。
网上有一篇质疑六普数据的文章（作者刘忠良）认为，六普有重报和地方官员“美化”数据的可能。文章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5～9岁女孩是4185万人，那时她们绝大多数在读小学，漏报可能性很低。但10年后的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5～19岁女孩竟然有4798万人，多了613万。也即是说，这五年出生的女孩一个不死还多了14.65%！考虑到每年的人口死亡，如果五普是准确的，则六普时15～19岁女孩重报率在15%以上。两次人口普查差别如此之大，显然这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五普”关于性别比，有这样的数据：
1～4岁，120.8;
5～9岁，115.4;
10～14岁 108.8。
你完全可以据此推算出目前10～24岁人口的性别比来。如今，这批孩子，在农村，至少半数已到找对象的年龄。仅按这个官方数字推算，就已经很严重了。
假使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我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分析考量。首先它受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平均;其次，它受到了县城出生人口的平均;再其次，它无法反映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因为男性城镇化门槛过高、女性相对门槛较低而导致的流入城市的农村女性远多于男性，农村男性严重过剩的现实，它无法准确地反映出目前县城以下农村婚龄男女性别比。
毫无疑问，县城以下农村适婚男女性别比，绝对高过出生性别比。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没有“六普”详细到县级的数据。但“五普”的数据却可以查到各县的情况。统计表上，红色数据表示严重失调的情况。拉开那一串数据，红色数据像警灯一样醒目地挂着，而且连成了片。仅就1～4岁的人口统计数据而言，性别比超过140的县市，河北就有赵县、清河县、孟村回族自治县、黄骅市、大城县等县市。失调严重的江苏省，竟有比例高达204.1的一个县——赣榆县！
因此，单看官方数字，情况就已经相当严峻了。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鲜蘑菇一样的农村女孩
采访中，引进“越南媳妇”的村民们表示，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也不是不担心这种风险。但是，没有办法。
老方说：“不娶这，娶啥？你看看周围还有女的没了？”老方的邻居则掰着指头说：“现在，我们村一共一千五六百口人，就俺家这一片，20来岁这茬年轻人，光算没娶上媳妇的，我知道的，至少50多个。小闺女才十几个，还都打工走了不回家。单说俺这条胡同，这一茬，只有小子，就没生出闺女。光俺家就俩光棍！”老方说：“别说没钱，有钱你又娶谁去？往年年关时，村里的喇叭早就唱红了，娶媳妇的一户接一户，帮忙你都帮不过来。有时候还重了，同一天娶，帮忙的都得分班子去。现在你听听，方圆几里，哪里有喇叭响？帮忙都帮不上！”
而命丧车轮之下的许家媳妇所在的寺头村，约有8000来口人，没娶上媳妇的适婚年龄男孩，村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六七百人”。
西三塔村，4000多口人，适婚年龄男孩400多个，女孩寥寥无几。
人少的小村庄，村民们则对此非常清楚。人口只有600人的小小樊庄村，适婚年龄的男孩有30人，女孩却只有3个，一个结婚了，两个打工不回来。
申屯村，300多口人，适婚年龄的男孩30人，女孩只有3个，女孩已全部考上大学。
东三塔村，那个从临漳引进“越南媳妇”的打麻将的女人则鼻子里哼出一肚子气地告诉我：“俺村，就没小闺女！光小小子！”
广平县张大虎寨村，400口人，适婚年龄男孩14个，女孩只有一个，也已远嫁衡水。
肥乡县瓜精庄，1000多口人，适婚年龄男孩50多人，女孩只有两三个，都在外打工不回家。
……
申屯村那个守寡的贵州女人说：“如果贵州那边有女孩，我早就从那里给孩子领来媳妇了！”
肥乡县瓜精庄村的陕西女人则说：“陕西俺娘家那边，也是这，没女的，都没有！”
看来，“没闺女”，不只是冀南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迫切想知道，全国范围内，“没闺女”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为此，我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一串问题：你是哪个村的？你村多少人？未婚者多少？男多少？女多少……
几乎所有的答案都一样：男太多，女太少。
不止身边的人如此回答。远方的朋友也是这样的答案：
河北，唐山、秦皇岛、邢台等地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安徽旌德县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山西介休的朋友说，农村男多女少;
在福建泉州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在广西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在浙江杭州做生意的老乡说，此地农村男多女少;
山西临汾尧都区的同学说，她老家现在也是男多女少，男孩子娶媳妇非常难，很多男孩子找不到媳妇;
……
邯郸市成安县。一个农村大姐一听我问“村里男孩娶得上媳妇不”，大声嗨了一声说：“娶啥媳妇？没媳妇，都吵着说没有小闺女，这是咋回事？没小闺女，眼下眼睁睁地就看着这一茬小子打光棍啦，当爹妈的都愁得不得了！你再去问问别人吧，问更多的人，让别人再给你说说！看我给你说的假不假！都盼着你们问呢，这事太需要你们关心啦！可盼着上边给解决哩！”
“上面”怎么解决？小闺女能捏几个出来吗？
广平县南阳堡村，一个农村媒婆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这年头哪里还说得成媒？一年也说不成一个啦，现在的小闺女，都跟鲜蘑菇似的，根本就找不着！好容易找到一个，人家可拿劲（架子大）嘞！——我头几年还能挣点钱！现在，喝风！” 鲜蘑菇一样的农村女孩，那一年，你消失在哪里？
“完了”是一个事实
可见，老方所谓的“完了”，并不只是口头禅，他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农村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实下，上好的人家尚且千金难觅一妻，何况那些遭受“越南媳妇”重创的家庭？然而，假使他们没娶“越南媳妇”，没发生“越南媳妇” 携款出逃的事，他们就不会生活在忐忑焦虑甚至绝望之中了么？“越南媳妇”出逃，不过是给这些本就拮据、难觅媳妇的家庭雪上加了点雪，变成了暴雪，使他们的黑夜变得长了点，变成了极夜。逃走了“越南媳妇”的家庭，只不过比其他家庭早一天得到判决结果，早一天开启绝望模式而已。那些不曾经历这事件的家庭，并不比他们有希望，也难逃同样的结局。
不是吗？人们如今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越南媳妇”的问题，不只是100多个农民家庭的问题，更是农村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整个农村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观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属于全民族全社会的问题。
作家不是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英雄，连鲁迅都不是！作家没有能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没有力量去改变历史，改造现实。我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更无力阻挡人们走向群体性的悲剧宿命，只能在这里发出一些虚弱的声音，或许连空气的一丝震动都搅不起来，就悄然消逝而已。
四、严重性别比失调下的农村：谁能懂得我的痛
一篇2006年的文章
在我陈述一个事实之前，我想先让读者阅读一下下文：
出生性别比失衡挑战我国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原载2006年9月14日《光明日报》，作者：汤兆云）
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并十分近似地在102～107之间。
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1980、1983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4、107.89，基本正常;1985、1989年分别上升为111.42、110.9;1995、2000、2005年分别高达115.6、116.9、118.58，严重偏离正常值域……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如果从19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已经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男性过剩使婚姻家庭关系的维系面临挑战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首先会对男性过剩的婚姻市场形成挤压，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并有可能成为危及人口安全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人口后果和人口问题就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专家预测，如果目前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的纠正，二三十年以后，我国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当社会有一大批适婚人口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时，婚外恋、婚外性关系、非婚生育、第三者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对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其结果是破坏传统家庭的稳定，导致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和残损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女性数量绝对不足，女性物化和商品化现象——童婚交换、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封建丑恶婚姻现象将陈渣泛起，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将受到侵犯，对伦理道德的基本秩序、社会的和谐发展将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女性短缺，非婚性需求增加，卖淫嫖娼和性犯罪将难以消除，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和扩散，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将形成严峻挑战。
……
“婚姻贫困”使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面临挑战
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家庭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对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婚姻迁移的经济推力和拉力，使贫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男性婚龄人群必然会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从而一种新的贫困形式——“婚姻贫困”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男女人数失衡所造成的大量终身未婚者的养老将面临缺乏养老主体的家庭问题，这无疑会增加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出生性别比升高成为破坏农村和偏远地区婚姻家庭的主要因素，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调控不力，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使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由于家庭数目的不够，人口负增长也是难免的。人口萎缩的后果不容低估，它不仅影响到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我国人口安全、民族繁荣和社会稳定。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它不利于少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不利于巩固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因此，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反映了基本人口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反映了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异常，其背后内含着深刻的、复杂的因素。 ……
汤兆云，社会学博士后，华侨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省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泉州市人口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汤博士200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所预言的一系列问题，如今已经提前出现。
“越南媳妇”现象，只是其一，而且只是次生现象。
现实，正生动地演绎着这位学者描述的景象，因为是现实，所以更加触目惊心。
女性物化和商品化
娶“越南媳妇”虽然也要债台高筑倾家荡产，但比起娶本土媳妇来说，花费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2013年起，冀南一些县区的彩礼开始抬高，并呈突飞猛进的提高之势。如曲周县，2013年年底，彩礼尚不足10万，一进入2014年，距县城较远的地方就已经突破10万。到2014年年底，已突破25万。个别贫困地区，特殊情况的家庭，已超过30万，甚至据说有的地方正达40万。邯郸各县都是如此，如临漳，要15万以上，广平、成安、馆陶等县，10万以上。
这里所说的彩礼，只是定亲时给女方的现款，不包括房子、轿车、家具家电等。而对这些必需品的要求，也是自有规格。房子，离县城近的，要在县城买楼房;离县城远的，则要盖正房配房门房全套一圈。轿车，也从起初的五六万，发展到10万以上。加上办酒席，给女方送礼品，给媒人谢礼等种种开销，娶一个媳妇进家，非50万拿不下来。而无论花费多少，女方的条件是嫁过来后概不负责还债。
彩礼的名目，越发地戏剧化起来。冀南一带，最初有所谓“三斤三两”的说法。“三斤三两”，是从“三金”讹化出来的，指三斤三两百元人民币（约十三四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百姓面对水涨船高的彩礼，想出了努力缺斤少两的办法，即秤钱时，把票子泡水里湿湿。后来涨为“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即车子;“不动”，即房子;“万紫”，即万张紫色票子——五元面值的;“千红”，即千张红色票子——面值百元的;“一片绿”，即无数绿色票子——面值五十的。有的县则是“三斤一响”，“斤”还是三斤百元钞票，“响”则是汽车。现在，“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之类也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彩礼提升进入快车道，旧名目迅速被时代淘汰，新名字已经来不及起，故而现在已经没有了具体名目。
女方不只是要彩礼，对男方家庭人员也要挑三拣四。如邯郸魏县盛传“三小”，即“小楼小车小婆婆”，婆婆年轻，才可以为媳妇继续当牛做马拉磨养家。馆陶则直来直去地名之曰，“一辆车一栋楼，家里两头老黄牛”。 曲周县部分地区则把此“小”准确化，要求“公婆不超过45岁”，并且还要“弟兄一个，有闺女”（没有弟兄，无人分财产，有闺女，则可有人照顾公婆）。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馆陶有一个男青年去相亲，女方见他各方面条件都合格，便进一步谈好了彩礼。最后女方问：“你有奶奶没有？”男方说有。女方便要求再加3万元。男方问为什么？女方说：“你奶奶死的时候，我娘家还要送礼哩。”男青年一气之下与之吹了。奶奶知道后急得说，以后再跟谁见面相亲，人家问你还有没有奶奶，你就说我死了，你没奶奶了！
2014年年底，曲周县侯村镇某村，有一户人家的彩礼钱出到35万（除去房子车子）。而安寨镇某村，有一户彩礼则达到36万（除去房子车子），女方明确表示，这是给自家兄弟娶媳妇用的。
曲周县河南疃镇某村，一女青年在外地打工，父母要她回家定亲。女孩不太满意，但还是和对方订了婚。结婚前要求男方买车，男方因为经济紧张，打算买5万元的车，女孩不同意，遂要求贷款买。男方只好首付5万，贷款10万，买了一辆10万以上的车，而车子的署名则是女方。结婚不几天，女方就离家出走，终止了婚姻。当然她是开着车走的。
依庄乡一户人家，女儿定亲后收彩礼，男方送来20万，女方家长很慈悲，收下16万，说，不留那么多了，剩下的拿回去吧。但是——但是这一转折，女方家长说，剩下的你们买辆车吧！——一辆车，10万以上！
作为农民，何来巨款！基本上都是借款娶妻。媳妇们都很清楚，所以谈判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外债，一律不负担。这就是说，人到中年的农民父母，需要继续出卖体力去偿还巨额外债。
能花上这么多“现大洋”娶来一个媳妇，也是福分，更多的人，则是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农村媒人们踏破铁鞋无觅处，根本“踅摸不着小闺女”， 常常是徒劳无功，说媒的成功率较往年大大降低。“小闺女”们稀缺无比，男孩子需要排号跟女孩见面，有时一个女孩面前要排几十名男孩，最后她还会奇货可居地一个也相不中。这又助长了媒人们的盘剥心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形成了这样的规矩：男女双方见面时，无论成败，男方先出50～100元给媒人，名之曰“电话费”;出50元给女方，谓之“见面费”。有的地方一见面就需要给女方送礼物，甚至有用手机做礼物的。如果介绍成功，男方给媒人的谢礼，除了1000到5000元现款，还要摆酒席，另有烟酒点心数箱。侯村依庄部分乡村，媒人对酒席的要求是必须到“县城高档酒店”去。2015年春节前，又出现媒人们抱团说媒的现象。即不同村子的几个媒人（多则六七人，少则三四人）互相联手，其中一个说媒成功，就会告诉男方说，这是几个媒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媒礼需每人一份。按上述标准计算，则男方需要拿六七千元甚至上万元给媒人。事实上，媒人吃酒席和收礼物是平均的，钱则是做实际工作的媒人得到大头，小部分分给那些挂名者。他们互惠互利，互相惦记。谁吃肉谁喝汤，他们互相照顾，主次分明。而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因为女孩极少，又奇货可居，职业媒人已经无力说成亲事，除了最初环节介绍见面的“电话费”，他们已无法获取可观的利益。因此，很多媒人已经歇业。
从见面到结婚，一个农村男青年除了源源不断地为此输出金钱外，别无选择。他们感慨说，一年打工的工资再涨，也赶不上彩礼的涨！女方条件无节制地提高着，男方的条件却只有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要求：性别，女。 人生真是一场残酷激烈的竞争——自始至终！在萌芽之前，就经历了过关斩将的淘汰赛，把姐姐们的胚胎踢出母腹争取到了机会;萌芽时，在众多的小蝌蚪中拼命冲杀，总算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夺取了那个小细胞，霸占了母腹;过五关、斩六将，踩着尸体，冲出母腹，走向人世，又历尽了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可以为父母传宗接代的青春。这时候，又一轮更为激烈和残酷的淘汰赛开始了——为娶媳妇而继续拼命过关斩将杀出重围。结局，恰和生命形成的那一刻相同，一个小蝌蚪的胜利意味着无数小蝌蚪的死亡，一个男人的顺利结婚意味着一个甚至更多的光棍诞生。数量巨大的失败者，只能迎接孤独寂寞无依无靠的晚年。
连经济学专家都要把女性物化，提出光棍男合娶一个妻子，你还如何阻止凡夫俗子不把女性物化和商品化？
婚姻贫困：痛在心里口难开
女孩奇缺，彩礼要命，竞争就白热化。
四疃乡某村，曾有一个女孩相亲时要价16万，男方手里现时没有这么多钱，说回家准备一下。结果男方凑钱还没回来，女孩已被别人以20万抢先拍下了。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即便是离异的女性，也毫不逊色，往往还没和前夫解除关系，刚刚住回娘家，就求者云集，纷至沓来，互攀彩礼，争相求购。如果带着孩子，就连孩子也要再索一份数万元的礼金。许多离异再嫁的女性，找的新丈夫不仅未婚，而且还要小上好几岁。孩子带到新家后，全家人不仅恭敬供奉新媳妇，对孩子也是百依百顺，唯恐得罪。
无论什么条件的女孩，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父母们除了拼命打听哪个村又有一个刚刚打工回来的女孩或者刚刚离异的女人之外，还早早就给儿子买好车放着，哪怕家里一个会开车的也没有。买好车子，不放在院子里，而是放在门洞里，甚至干脆放在门外的大街上，权作酒旗，抑或招牌，以此来招揽媳妇，仿佛求偶期的动物身上释放各种体味。呈孟乡某村一户人家，两年前就买好了车，一直在家门口放着，却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不幸的是，他们买的是吉利金刚，两年前它还是潮流中的车，现在它早已被大潮甩到了岸边，这样的车子放在门口，不仅不能招来媳妇，反而会让人家嗤之以鼻！河南某村一户人家，早早买了一辆车，儿子却没有驾照，开了两回，车毁人伤了，还没娶上媳妇。
四疃乡某村，一个男青年在本地娶不上媳妇，后来打工期间带回一个外县的媳妇。女方娘家的彩礼价格稍低，故而男青年只给了女方14万就把她娶回了家。相比较本地20万现大洋外加房子车子三金等开销，这媳妇娶得让本村人羡慕至极！当人们发现打工带回的媳妇实在便宜时，打工便不是挣钱的需要而成了找对象的捷径。四疃乡某村一个男青年，年届23虚岁，仍然没娶上媳妇，家里一片恐慌。其堂哥教导他说，打工去，打工一年所挣的钱，一分钱别往家拿，全用来搞对象。钱不够给我打电话，我随时给你打钱！堂弟说，钱花出去了人家还不同意嫁咱咋办？堂哥说：“你叫她怀孕！”
后来，果然带了一个媳妇回家——他已成功地让她怀孕5个月，并且花费要远低于本地媳妇。
呈孟乡一个父亲，儿子已经上了23虚岁，为了能不被“逛过去”，父子俩拼命挣钱。父亲见谁给谁说：“我儿子可能挣了，一天能挣200块钱！”熟悉的人都知道，儿子的确能一天挣200块，可是这200块，完全是血汗钱——他在砖窑上出砖，出一块砖挣5厘，搬4万块砖才能挣够200元。每块砖约重5斤，搬起、放下，两道程序，就是10斤。4万块砖，意味着他每天需要挪动40万斤的重量！
还有一位父亲，他儿子年纪大了却一直没媳妇，这位父亲一直不爱跟人说话，见人就躲，见别人家娶媳妇就心事重重无颜见人的样子。近来突然变得爱见人，爱串门，开口只说这几句话：“儿子前一段学了技术，在北京找了个活计，打烧饼，每天挣好几百！”
呈孟乡某村，因为村里没有修路铺街，出行不便，村里的男孩娶媳妇尤其犯难。有的青年迫于形势，到美国打工挣钱去了。
河南疃镇罗官营村包某，与妻子离异后，好不容易再娶一妻。后妻和前妻留下的儿子相处不洽，而后妻还要在经济上顾惜她原来的孩子，家庭矛盾渐渐增大，后妻遂要求离婚。包某苦苦哀求，妻子不为所动。2014年大年三十晚上，包某终于把久住娘家的妻子接了回来，两个人就家庭问题谈到半夜。为留住妻子，包某独自喝了几杯酒后，拎着菜刀，到儿子房中杀死了正在熟睡的亲子。这里有其夫妻个性原因，有家庭关系复杂的原因，但不可排除，也有娶妻太难，婚姻贫困的原因。
2015年6月，大名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拐卖儿童案。被告人秦某离婚后，独自抚养年幼的女儿。2014年，为了娶上新媳妇，他经人介绍，和其父收取了65000元“抚养费”，把孩子送人抚养。65000元用来买车和订婚花费。法院判决结果是对“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新闻是这样陈述的：“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25条第一款、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本案二被告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秦某甲、秦某乙已将赃款、赃物全部退缴，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对二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这个大倒霉蛋，当他只有卖女才能避免光棍结局的时候经历了怎样难言的痛苦挣扎;他权衡是把女儿送给一个完整的家庭抚养（虽然他收了钱），还是在自己这个光棍汉手里一辈子没娘，他也终身难娶的时候，他会不会痛苦地掂量再三，到底怎样做更人性，怎样做更无情？当法院对他作出罚款又判刑5年的判决时，他有没有焦灼年幼的女儿在他入狱后怎样度过无父无母的这漫漫5年？——这个倒霉的人，出狱后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孩子呢？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可是谁能更人性地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生活？
面对“婚姻贫困”，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那部分农民父母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面对整个家庭迷茫的未来一筹莫展。白天和别人一样劳作说笑，夜里辗转难眠的人，无法计数。他们除了焦虑、无望之外，还有自卑。他们变得索然离群，沉默寡言，敏感自卑。他们不肯参加乡亲们的婚礼，不愿听别人谈论儿子媳妇，甚至看见人家抱着孙子孙女都远远走开……他们只剩下了沉重的白天和不眠的夜晚…… 里岳乡某村，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母亲，大儿子虚岁25岁，二儿子虚岁23岁，都还没媳妇，这个年龄也意味着娶妻无望。这位母亲愁闷不堪，很快患上了淋巴癌。现在，她已是癌症晚期，很快将与世长辞，只有每天泪水长流。这个母亲，痛苦的不只是自己的不久于人世，更是儿子们的无望未来。
当初失算，不幸生了两个儿子的人，大都如她一样，希望渺茫。多一个儿子多一份分家产的，女方挑选对象的时候，他们最容易遭到排除。即使长子未被排除，他们也往往无力担负次子的负担，除非百万富翁！
一个男青年告诉我，村里跟他一茬的男青年，未结婚的占到一半。当年的发小，如今再凑到一起吃个饭喝个酒，那些单身的人都变得无话可说了，尤其提到已婚者的老婆孩子，他们更是一言不发，光喝闷酒。常常三言两语就情绪激动动手打架，爆发一场恶战。大家已经不太愿意凑在一起喝酒了。要知道，这可是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好朋友啊！那些未婚者平时也不怎么着，可一到酒场上，他们的苦闷就流露无遗。酒后结伙到县城KTV彻夜吼叫、打群架的事，比以前多多了。而那些同龄离异的男孩子，则一点生活下去的动力也没有了。打工也没了劲头，凑合似的，挣几个钱就喝酒喝掉，无精打采地度着时光。“婚姻贫困”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这一点，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可见的事实。
巨大的生活压力下，贫困的人，脆弱的人，往往选择逃避。逃避的方式，令人唏嘘。
曲周县白寨乡某村，一户人家贷了一笔巨款，终于在2015年农历十一月把媳妇娶到了家。年三十那天，公公去交电费，一共交了800元。一个半月，电费800，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说他被巨额贷款压得透不过气的话，那么这800元电费带来的无望感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原来把媳妇娶到家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这个公公绝望之际，大年初一离家出走了，截至本文成稿时，尚无音讯。这是一户做着馒头生意的人家，原来经济条件还算不错的，竟也无力承受重压，陷于无望之中了。
2015年春，大名县一男青年投河自尽。警方调查的结果是，男青年是在与其女友及女友家人一起吃饭后投河的。因双方家属已妥善解决，故未就投河原因公开解释。但有网友说，是因为女方家要的彩礼太高，男青年拿不起，一气之下跳河的。有网友还为此赋诗曰：
大名惊现跳河哥，只怨彩礼要太多！
父母高堂抛脑后，只为伊人见阎罗！
白发苍苍葬青丝，可悲可叹亦奈何！
冀南歪风人惊惧，人肉太贵难下锅！
五十万元买妻子，一斤就是五千多！
一年半载闹离婚，三天两头起风波！
寄言为人父母者，钱财不是幸福窝！
尊重子女寻真爱，棒打鸳鸯飞横祸！
而依庄乡某村，一个喜爱攀比、虚荣的媳妇，喜爱城市生活。她自己带着孩子，租房住在县城，享受着优越的城市生活。她的一切用度，都来源于全家人打工的收入。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家庭是否和美，礼节是否周全，全在这一天体现。但是这个媳妇，无论丈夫如何做工作，也不肯回家过个团圆年。一气之下，这个可怜的丈夫自杀了。
媳妇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人命的大事！
女孩奇缺，彩礼要命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娶个“越南媳妇”，赌上一回，真不奇怪！事实上，人们对越南媳妇的要求已经突破了底线。不管她们道德观念人品性格如何，人们并不敢奢望她们能老于门户。她们能在家里过上个三年五载，给家里留个后，人们也就知足了！谁知道，连这个愿望也落空了。鸡飞了蛋打了，把以后的机会也敲碎了。
买卖婚姻、童婚开始出现
“越南媳妇”的出现，彩礼价格的高涨，无疑是买卖婚姻的变种。只是现在的买卖，更多的是女方自卖自身而已。
“越南媳妇”之类的骗术，本地也开始出现，只是略有不同。有少数女性，和一些媒人勾结，分别收下彩礼钱和媒礼钱，和男方完成结婚仪式不久，就闹着离婚。离婚后再重新嫁人，反复嫁人，从中捞取利益。这种生意，比做娼妓的收入高多了，安全系数也高得多。你总不能因为人家离婚次数多，就判刑吧？
而童婚，也逐渐呈发展之势。女方求远远大于供的市场形势，使男方纷纷先下手为强。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大家只好纷纷抢着赶早。男方很小就急着定亲，定了亲便急着结婚，于是结婚年龄逐渐提前。目前，当地农村男青年，一过23虚岁，基本就惨被淘汰，娶妻无望了。
为了调查农村婚姻问题，笔者利用自己当教师的优势，发动学生假期在家作了一个社会调查。参与调查的学生，共涉及30个村子（除邯郸市曲周县，还有广平县两个村、魏县两个村、邱县一个村）。30个村子里，结婚年龄最小的是16岁，有8人;其次是17岁，有6人;18岁有10人。大多数在19到23虚岁左右结婚，23虚岁左右之后未婚的，基本已处于难以找到媳妇的境地了。
曲周县里岳乡某村，女方17虚岁，男方是同村人，强烈要求结婚，女方家长虽不乐意，但拉不下面子，只好让孩子结了婚。
要求结婚而女方不同意时，男方家长的脑筋也能来个急转弯。曲周县呈孟乡某村，男方18虚岁，女方16虚岁，订亲后男方要求赶紧结婚。女方家长不同意，嫌孩子太小。男方便要求说，先给女方14万元现金，把女孩接到家住，让男孩出去打工，不让他在家，一直等女方年龄许可了，再给他们圆房。
有的，则是女方怀了孕，家长不得不让孩子嫁过去。这些孩子，往往只有十六七虚岁。
童婚现象，会不可避免地蔓延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