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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高层领导不断将“左”倾错误推向高潮，为陈独秀理顺思路、反思错误，寻找属于中共自己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以学术政治家的敏感与思维习惯，密切关注着“八七会议”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变化，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对当时时局的变化的反思，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陈独秀 “左”倾错误 民主 反思
1 陈独秀反思中共“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
1.1 领导干部变动非正常化——共产国际的主导
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以直属上司的身份，全面影响中共在革命战争中的各项决策和行动，为此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陈独秀能够在中共三大至五大期间坚持和例行中央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大力影响，同样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中央核心层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要意见。经维斯基说的很明白：“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1]。共产国际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执行共产国际决议。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在陈独秀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前提下，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会后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8月4日，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到达长沙，在俄领事馆召集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割除“陈不执行第三国际决议”的影响。代理书记易礼荣表示中国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情况下，仍有继续保持陈独秀在党内地位的必要性。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也有份。为了继续保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决议和行动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促使中共中央解除了易礼荣的书记职务。[1]这足以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共决策中的巨大的作用。
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的决定深刻影响中共的决策，致使中共在处理面临国共分裂危机事件时，难以有明确鉴定的政策，其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求我们执行自己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不许我们推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
我们分析大革命失败的过程，会发现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固然在革命过程中犯了错，但是并不应该有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领导集体来共同承担责任。邓小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建议，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2]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陈独秀的功过是非，而不是采用共产国际对于犯有右倾错误的人采用的全盘否定的模式。
1.2 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化——反知识分子倾向日益蔓延
1927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致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愤怒和理性相互挣扎的复杂心情，掀起一个巨大的反知识分子历史的漩涡，即把是否为工人身份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唯一尺度。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错综复杂的大革命面前被悲痛和愤怒情绪所左右，在处理是非得失的问题上倾向于把党在年轻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因于知识分子本身，逐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
革命者的复仇主义和反知识分子倾向，从整体上激发党内“左”倾的爆发，深刻的影响了年轻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在组织程序上已经烙上了反知识分子倾向的烙印。全体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都接到与会通知，唯独在汉口的陈独秀没有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临时中央有人鉴于陈独秀还是党的总书记的原因而主张邀请陈独秀参加会议，却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从政治上、组织上、口头上或书面上，抹掉了陈独秀的名字。此次会议尽管根据时势，适宜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同程度上助长了家长专制作风和排斥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部分干部和群众把愤怒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头上，把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知识分子把持领导机关”。尽管这一看法受到中央的批评，但中央领导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倾向，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只有依靠工农干部。”[3]
在批判和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如何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时，坚决按照政治出身来衡量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1.3 国共两党的斗争和中日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共两党关系进入了激烈的十年对抗时期，同时，日本积极向中国扩张其殖民势力，欲变中国为殖民地致使国内局势日益复杂：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步的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大地主大官僚势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而成为次要矛盾。国共两党根据自身党派的利益和民族矛盾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党内政策，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
陈独秀从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认真反思中共在十年内战时期“左”的政策，开始主张中共政策以团结国民党为途径达到全民抗战的目的，自觉抵制左倾情绪对国民党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就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4]
1.4 中苏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由合作走向对抗，前途扑朔迷离。从1924年到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不断的给予国民党巨额的财力支持，直至蒋介石彻底和中共决裂。1927年4月5日，斯大林作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形势的讲话时，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支持，他说：“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蒋介石没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取多少就榨取多少，然后将他们像榨干了柠檬一样扔掉。”[5]1929年7月10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彻底打破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这种幻想，双方走向了激烈的对抗的道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显示军事威力，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错变化，国际国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陈独秀根据矛盾的变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为了维护沙皇时期在中国谋取的特权，不惜用武力解决两国争端，并且把战火烧到中国领土，强迫南京政府按照苏联的意志处理中东路问题，无疑有损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宗旨，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利益观的具体表现。
2 陈独秀反思的主要内容
2.1 中东路事件的启示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当作党的中心任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仅是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行动，而且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号召全党和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6]
陈独秀认为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只有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共产党拿了苏联的卢布，而不顾民族利益。他强调从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即：从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做战场和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联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的角度出发，打破国民党虚假民族利益面具，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
2.2 对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面对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犯了把国民党内中间势力列入中国革命最危险的分子行列的关门主义的错误。
陈独秀声称，任何党派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场战争，完成国家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谁便能够掌握政权，建设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
他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任何党派都要搁置党派利益之争，承认国民党战争中之军事最高统帅权，拥护政府全民抗战。强烈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
面对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时，强调必须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在野党的合法身份，允许其他党派对政府政党政治的言论批评。
2.3 对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反思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体制的反思是伴随着对斯大林的认识逐步加深的。从大革命失败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他对斯大林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恩怨，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阶段。1934年5月15日，陈独秀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曾这样说：“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还必须反对以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7]
陈独秀获悉苏联开展“大清洗”事件时，指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极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但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8]陈独秀认为那种把斯大林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是一种制度的偏见，希望中共能够吸取教训，防止专职独裁体制的出现。
陈独秀的观点或许还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但是可以为我们党彻底抛弃“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提供了某些理论历史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07月第1版.
[2]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62.
[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5]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365.
[6]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474.
[7]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344-345.
[8]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477.
作者简介：李玉伟（1983-），男，山东新泰人，研究方向：近现代史。
关键词：陈独秀 “左”倾错误 民主 反思
1 陈独秀反思中共“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
1.1 领导干部变动非正常化——共产国际的主导
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以直属上司的身份，全面影响中共在革命战争中的各项决策和行动，为此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陈独秀能够在中共三大至五大期间坚持和例行中央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大力影响，同样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中央核心层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要意见。经维斯基说的很明白：“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1]。共产国际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执行共产国际决议。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在陈独秀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前提下，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会后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8月4日，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到达长沙，在俄领事馆召集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割除“陈不执行第三国际决议”的影响。代理书记易礼荣表示中国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情况下，仍有继续保持陈独秀在党内地位的必要性。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也有份。为了继续保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决议和行动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促使中共中央解除了易礼荣的书记职务。[1]这足以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共决策中的巨大的作用。
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的决定深刻影响中共的决策，致使中共在处理面临国共分裂危机事件时，难以有明确鉴定的政策，其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求我们执行自己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不许我们推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
我们分析大革命失败的过程，会发现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固然在革命过程中犯了错，但是并不应该有陈独秀一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领导集体来共同承担责任。邓小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建议，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2]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陈独秀的功过是非，而不是采用共产国际对于犯有右倾错误的人采用的全盘否定的模式。
1.2 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化——反知识分子倾向日益蔓延
1927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致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愤怒和理性相互挣扎的复杂心情，掀起一个巨大的反知识分子历史的漩涡，即把是否为工人身份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唯一尺度。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错综复杂的大革命面前被悲痛和愤怒情绪所左右，在处理是非得失的问题上倾向于把党在年轻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因于知识分子本身，逐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
革命者的复仇主义和反知识分子倾向，从整体上激发党内“左”倾的爆发，深刻的影响了年轻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在组织程序上已经烙上了反知识分子倾向的烙印。全体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都接到与会通知，唯独在汉口的陈独秀没有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临时中央有人鉴于陈独秀还是党的总书记的原因而主张邀请陈独秀参加会议，却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从政治上、组织上、口头上或书面上，抹掉了陈独秀的名字。此次会议尽管根据时势，适宜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同程度上助长了家长专制作风和排斥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部分干部和群众把愤怒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头上，把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知识分子把持领导机关”。尽管这一看法受到中央的批评，但中央领导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倾向，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只有依靠工农干部。”[3]
在批判和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如何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时，坚决按照政治出身来衡量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
1.3 国共两党的斗争和中日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共两党关系进入了激烈的十年对抗时期，同时，日本积极向中国扩张其殖民势力，欲变中国为殖民地致使国内局势日益复杂：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步的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大地主大官僚势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而成为次要矛盾。国共两党根据自身党派的利益和民族矛盾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党内政策，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内局势。
陈独秀从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认真反思中共在十年内战时期“左”的政策，开始主张中共政策以团结国民党为途径达到全民抗战的目的，自觉抵制左倾情绪对国民党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就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4]
1.4 中苏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由合作走向对抗，前途扑朔迷离。从1924年到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不断的给予国民党巨额的财力支持，直至蒋介石彻底和中共决裂。1927年4月5日，斯大林作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形势的讲话时，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支持，他说：“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蒋介石没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取多少就榨取多少，然后将他们像榨干了柠檬一样扔掉。”[5]1929年7月10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彻底打破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这种幻想，双方走向了激烈的对抗的道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显示军事威力，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错变化，国际国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陈独秀根据矛盾的变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为了维护沙皇时期在中国谋取的特权，不惜用武力解决两国争端，并且把战火烧到中国领土，强迫南京政府按照苏联的意志处理中东路问题，无疑有损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宗旨，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利益观的具体表现。
2 陈独秀反思的主要内容
2.1 中东路事件的启示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当作党的中心任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仅是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行动，而且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号召全党和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6]
陈独秀认为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只有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共产党拿了苏联的卢布，而不顾民族利益。他强调从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即：从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做战场和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联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的角度出发，打破国民党虚假民族利益面具，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
2.2 对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面对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犯了把国民党内中间势力列入中国革命最危险的分子行列的关门主义的错误。
陈独秀声称，任何党派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场战争，完成国家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谁便能够掌握政权，建设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
他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任何党派都要搁置党派利益之争，承认国民党战争中之军事最高统帅权，拥护政府全民抗战。强烈要求改变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
面对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时，强调必须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在野党的合法身份，允许其他党派对政府政党政治的言论批评。
2.3 对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反思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体制的反思是伴随着对斯大林的认识逐步加深的。从大革命失败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他对斯大林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恩怨，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阶段。1934年5月15日，陈独秀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曾这样说：“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还必须反对以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7]
陈独秀获悉苏联开展“大清洗”事件时，指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极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但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8]陈独秀认为那种把斯大林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是一种制度的偏见，希望中共能够吸取教训，防止专职独裁体制的出现。
陈独秀的观点或许还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但是可以为我们党彻底抛弃“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提供了某些理论历史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07月第1版.
[2]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62.
[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5]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365.
[6]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474.
[7]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344-345.
[8]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477.
作者简介：李玉伟（1983-），男，山东新泰人，研究方向：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