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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在北京那条最著名的大街的一处过街天桥上，记者第一次见到这个卖糖葫芦的小男孩。
他的衣服很旧，且有点脏，脚上穿的是一双补过的迷彩解放鞋；尽管双颊的绯红透出一股稚气，但是粗糙的皮肤难掩日晒风吹的痕迹；他脸大眼睛小，眼神中盛满忧郁。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六，记者第二次看到他，还是那身打扮，还是那种忧郁的目光。这一次，从买他的糖葫芦起，记者决定走进他的生活。
他叫闫顺杰，今年13岁。
天桥
第二天早上9点半左右，闫顺杰又来到天桥。天桥的引桥坡度很大，他推着装满糖葫芦的自行车一步一步往上爬，显得异常吃力。
闫顺杰在天桥中间的位置把车停好。由于自行车的撑子坏了，他把前轮卡在天桥的栅栏中间，自行车也就稳当了。这样，一天的买卖开始了。
天桥上人来人往，会停下来买串糖葫芦的只是极少数。偶有“生意繁忙”的时候，闫顺杰显得特别高兴。
糖葫芦卖一块钱一串，顾客一般都比较爽快，但也有人斤斤计较。一位衣着光鲜的青年女子一定要一块钱买两串，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两串她给了一块五毛钱。
闫顺杰说，他很怕城管，因为他们会把东西操走，而且很凶，连车带糖葫芦都扔到车上去。他说一个月里他被操了两次，然后他就走着回家，走快点一个半小时能到。
在他的糖葫芦旁边，有两个大娘在那摆地摊，一个卖爆米花，一个卖菱角。闫顺杰和她们很熟悉，在都没有买卖的时候，便会“串门”，一起说说话打发无聊的时光。
但更多的时候，闫顺杰就那样默默地站着，望着远方，一脸迷茫。
闫顺杰从家里来一瓶水，中饭一般是花一块钱到桥下买一块鸡蛋饼。有时候就吃一二串糖葫芦，再跟“邻居”交换点菱角和爆米花，“鸡蛋饼”午饭也就免了。
将近5点，天色渐暗，他要收摊了。糖葫芦并没卖完，但闫顺杰告诉记者，他妈妈还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卖糖葫芦，他要到那儿去把妈妈卖剩下的并过来接着卖，换妈妈先回家。尽管自行车比来时轻了很多，但由于没有刹车，推车向下走的时候，他得一步一步地拽住自行车，也很费劲。
记者跟闫顺杰来到他妈妈卖糖葫芦的地方，但是他没找到妈妈。他说可能已经卖完回家了，他还要在那个地方再卖一会儿。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近处远处都亮起了灯。
闫顺杰说，他又要得到下周末才来，因为他要上学。
骑自行车跟在他后面的时候，记者注意到他骑车每蹬两圈左脚就要很别扭地往里拧一下，后来才发现，他的自行车的踏脚板坏了，只有那样他才能防止踏脚板脱落。
学校
从家到学校骑自行车要走10分钟，一路上要横穿一条大马路，要穿过一片小树林，要穿过一条路面崎岖不平泥泞不堪的很深的巷子。闫顺杰每天7点不到就要动身去赶早读课。
闫顺杰就读的学校名叫北京市石景山黄庄小学。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全校有2500多名学生，这规模在北京市的同类学校中已是最大的了。闫顺杰说，这个学期他交了380元学费和书本费、40元校服费、40元暖气费和每月5元的水电费。这些费用常常使父母感到苦恼。
闫顺杰所在的5年级4班共有59名学生，可是教室面积很小，按一般标准只能容纳30人，因此必须3个学生挤2个人的座位。由于上学较晚，13岁的闫顺杰在班上属于大孩子，而且个子也较高，他坐在倒数第二排。
听说记者要给他们照相，同学们异常兴奋，大家围着闫顺杰努力地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有的作出“V”的手势，有的大喊“茄子”。
家
闫顺杰答应带记者到他家里去，但是记者连续两天在他放学回家的必经之地没有等到他。于是记者去学校打听到他住址后，决定自己找上门去了。
在一个由低矮的平房围成的大院里，记者找到了闫顺杰的家，他吃惊地为记者开了门。
闫顺杰已经2天没上学了，因为父亲生病了。买山楂、做糖葫芦、卖糖葫芦，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闫顺杰就留在家里帮忙。
闫顺杰的家只有9平米，这里既是他们全家的卧室，又是厨房和饭厅，而且还要不定时地充当作坊和书房。他们全家只用一个单人架子床，闫顺杰睡上铺，父母睡下铺。
天已黄昏，记者转身离开。与这个平房大院一墙之隔的一幢楼房，已经灯火阑珊。
采访感言：
虽然闫顺杰过早地体味了人生艰辛,但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始终表现得很活泼、很乐观。“穷人孩子早当家”，但愿这种磨砺能使他更加坚强，并早日走出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