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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生的南京大学师生反对“四人帮”的“三·二九”运动，曾经先后得到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充分肯定。这场群众运动的价值是什么？它的政治合法性体现在哪里？当事者所保留的私人信件又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一种怎样的心态？本文作者的回忆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