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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缘益智”智障学校不仅长期没有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身份，而且在2010年10月份之前连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
□ 3年半多的运行时间里，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姚希梅一直有一个梦——有一天学校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
“注册办下来了！注册办下来了！” 还没进“天缘益智”的校门，姚希梅就开始重复喊这句。
1月25日中午，学校里正是吃饭时间。
孩子的哭闹声、喊叫声把姚希梅的声音盖过去了。一直到姚希梅进教室，她重复的那句“注册办下来”才被听见。
“真的呀？证呢？证呢？”姚景涛忙不迭地问姚希梅要证。
“给！”姚希梅从塑料袋拿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指着上面写的“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给姚景涛看。
“大家庆祝一下吧！干一杯！”姚希梅提议，很快发现，没有酒，也没有杯。
“用碗吧，大家把碗举起来！干！”她改口。
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依旧继续之前的吵闹。姚希梅去锅里盛了碗花生粥，举得高高的，和姚景涛、韩艳艳两个老师的碗在空中相撞。
这所名为“天缘益智”的学校，等这张证已经等了3年半多了。姚希梅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
这学校不仅长期没有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身份，而且在2010年10月份之前连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
“有了证，以后再也不怕别人说我们非法办学、非法募捐了。”姚希梅喜形于色。
“要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
3年半多的运行时间里，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为了省钱，老师们自己种粮食和蔬菜。2008年学校经济紧张到老师工资都发不起的地步，老师们就自己商量把工资改成按需分配，单身的辛东阳、姚希梅、王金凤就自觉不拿工资。
学校请不起专业的会计、出纳、看护员、司机、网络维修工，老师们个个身兼多职，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加班做兼职。
我在的一周里，学校办公室里每天到夜里11、12点都是灯火通明，姚希梅一般是给基金会写项目申请邮件，韩艳艳不是在整理账单就是做学生评量，姚景涛在做学校网站、要不然就是修理学校那些老掉牙的电器……
因为工资太低，养活不起自己和家人，陆陆续续有老师离开，有的老师走了之后再也不回来，也有的老师走3次，又回来3次，“每次都是良心和生存需要的斗争”。走一个老师，别的老师就要把他的那份工作顶起来。姚希梅说，恨不得把一个人拆成两个、3个人用。
“要不我们散伙吧！”这句话在学校的例会上从不同的嘴巴里说出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有人说我们再坚持、坚持。
“还是舍不得那帮学生啊!”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好像又是什么都不缺。”姚希梅说，3年下来，机构一共服务了临沂市兰山区周边乡镇的32名智障孩子。
天缘益智学校不但没有倒闭，2010年10月6日，还在原先的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十字路村服务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枝——临沂市兰山区西苗庄服务点，而且注册也办下来了。
姚希梅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一直资金紧张，我们的服务一直入不敷出。或许三年五年之后，或许十年八年之后，我们还是会一直的资金短缺，但我想只要这个项目存在就是奇迹。”
天缘益智以教文化课内容为主。下课的时候，则是教小孩生活技能。
姚希梅说：“从最基本的洗脸、刷牙、吃饭、穿衣、上厕所教起。”
一天晚上，姚希梅和我在居住中心值夜班。她一再叮嘱我，带孩子睡觉的时候，要训练他们自己穿脱衣服。不能因为孩子自己穿得慢、脱不下来就去代劳，但可以辅助他。比如把衣服按照要穿的顺序给他叠好，把鞋子鞋带弄松，让小孩容易把脚蹬进去。
“我们是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她说。
她举例说，曲东银来的时候，每天都尿床。为了让他改掉尿床的毛病，她就让老师们每天夜里喊他起来上厕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喊他起来的次数。
一开始是4次，后来逐渐减到3次，从3次减到2次，从2次减到1次，到最后就是整夜都不喊他。
“这个过程中，多洗了好多次被子。特别是从1次降到0次的时候，刚开始他被子基本上早上起来都是湿的。那时候还是冬天，冷水里，洗完一次被子手上就多道裂口。”姚希梅回忆。“而且，要让他自己头脑里有个意识，知道不能尿床。他如果没有尿床，我就会表扬他，跟他说真乖，让老师和同学给他鼓掌。”
后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会自己摸被子，发现是干的，一天都很活跃，一摸是湿的，自己就不好意思，头耷拉着。
老师们训练了一年多时间，才把曲东银尿床的习惯给纠正过来。
不知不觉中，学生就有进步。
“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是智障”
姚希梅在自己所有的工作简历中，“爱好”一栏填的都是一句话：爱好服侍别人。
“我觉得通常我们是喜欢被别人服侍，而不是服侍别人,为什么你会反过来？”我好奇。
“一方面可能我骨子里就是喜欢照顾帮助别人，另一方面也跟我成长环境有关吧！”姚希梅说。
在她的印象中，妈妈经常收留乞丐到家里来，那时候她大概十几岁的样子。妈妈遇到上门讨饭的乞丐，不仅会给吃的，还会让他们住在家里，“家里人多，8个小孩，地方小，就把乞丐安置在厨房里。”那些乞丐有时候从别的地方要来的东西，自己吃不完放久了又会坏，还会把东西送到我家。妈妈就给那些乞丐钱，把那些吃的买下来。
我惊讶：“那乞丐拿来的吃的，你们会吃吗?”
“会啊，印象中都是煎饼地瓜干之类。”她答得很坦然，“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她说，在她还是小孩但是已经记事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爸爸常年在外工作，一个月有25元工资。妈妈在生产队里干活，干一天才记5分工，也就是得5斤粮食。家里有8个小孩。
“我妈一个小女人根本养不活我们姊妹8个，不太忙的时候妈妈晚上就出去要饭。她会等到天黑下来了就出门，会走得远一点，去别的庄子里要饭，要回来给我们吃。”
她说她妈妈妈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一直都记得，“白白得来的，就要白白给出去。你知道吗？整本《圣经》里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施比受有福。”
“为什么会选择服务农村智障孩子这个群体？”
“我花了20年的时间在筛选，究竟哪种人最需要帮助。我觉得这群人最需要我们对他们付出。”她举例说，很老的老人，即使没有自理能力，但只要不是老年痴呆，他就会告诉别人他的需要，让别人帮助他。
而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者，如果脑袋是好的话，也可以向别人求助，可以自己谋生。
但是这样的智障孩子就表达不出来，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说有一个智障孩子喜欢帮别人做事情，经常帮老师晾晒被子。但是有一天下雨了，他也把被子拿出去晒，他不知道晴天阴天。对他来说，他是给老师帮忙在做好事情。但是不知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孩子捣蛋，会打他骂他。
“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他们会被误解、被忽略，而这种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我想起挂在她办公室里的一幅字：“世界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接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话。
“所以要真正明白这些孩子的想法和需要。”她说。
“现在大家说这些孩子是智障，但智障是什么呀？”她突然问我。
接着她给我说了个故事：“曾经一个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脖子上都长疙瘩。有一天，有一个脖子上没有东西的健康人进了村子，全村的人都笑话他说，那个人挺特别。”
“智障孩子之所以智障，并不是这些孩子障碍有多大，而是周围人比他稍微聪明一点罢了。我们说他们有障碍，是我们以自己的情况去衡量，而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生活罢了。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这些人是智障。”
“前提是自己生活没问题”
姚景涛，大班班主任。本来他带的班还有一个老师，但是10月份的时候辞职了，他就一个人负责一个大班了。
他告诉我，他跟姚希梅是在临沂一个爱心QQ群上认识的。9月中下旬，他来学校开始试用期的工作。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和这样孩子的他，发愁的是“怎么教”。他说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确定下来要教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东西。“教这些小孩要不断提醒、不断重复，就算这样也不是都能教会。”他说班上一个30岁的智障学生刘世栋，教“12”教了一个学期，从来没有写对过，“会给你写 22，我说不对他就写20，我说还不对，他就写02。”
“经常会觉得烦，”他说自己当特教老师以来变化最大的是“脾气变大了，在这边一星期发的火能抵上过去一年的”。
“为什么还做呢？因为喜欢这些小孩吗？”
“谈不上多喜欢，是工作。”他坦白地说。
那为什么不做别的呢？
他沉默了下，当时没有回答。后来我回北京的那天，周六下午，我们去附近广场上散步。他说，他性格里面也还有想帮人的成分，这部分跟现在做的事情理念是一样的。“但是前提是自己生活没问题。”
他让我猜他这个月发多少钱。
没等我开口，他说：“710元。”
他给我算了下账：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每个月房租加水电费200元。他中饭在学校吃，这顿不要钱，但早饭通常不在学校吃，晚饭偶尔不在学校吃，早晚饭加起来大概一个月饭钱300左右，就只剩下来两百多块钱。“现在两百多块钱能干什么呀，换季还要买件把衣服吧？”
他说，3个星期前，家里爸妈给他打电话让他买房子，一套房子30万，他们给他付首付10万，剩下来的10年还清，一个月也要两千多，“我不吃不喝两个月工资都不够还房贷。”他没跟家里说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每次家里人问，他都支吾搪塞。
比起买房，家里催得更紧的是结婚，家族里跟他年纪相仿的都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都一岁多了，“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上哪结婚？”
“如果学校给的工资一直是一月七八百元，你还能在这里呆多久？一年？”
“顶多3个月吧。”他纠正我的猜测。
“如果你离开，学校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会怀念什么？”
“现在说这个还早吧！”他指了指广场上一个低飞的风筝，说，“下次你春天过来，我们可以带班上小孩一起到这边来放风筝，我放可以飞很高的。”他说，那时，他应该还在这学校。
“娶我是桩赔本买卖”
在我这次去天缘之前，姚希梅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学校最近把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给申请下来了。有了教育局这个业务主管单位，学校离民政正式注册近了。
然而，姚希梅没有告诉我的另一个好消息是，她在前不久开始恋爱了。
姚希梅今年43岁，未婚。这次恋爱是她的初恋。
第一次见她是她在火车站，她去接我，一头蓬蓬的短发，穿个黑色旧袄子，蹲在地上，像一个蘑菇。
但是她也有讲究点的时候，那是要出门办事，比如去当地残联、教育局问注册的事情，或是找当地企业老板，问能不能给学校捐钱。
有一次我跟她去见一个当地文化传播企业的老板，出发前，她找了双运动鞋穿上。难得看她穿比较新的鞋，我夸了句：鞋子不错。她说这是男式的，因为断码，卖得便宜，才40，她就买了。
不仅穿衣不讲究，吃饭也不讲究，吃什么都行。一定要让她说最爱吃的东西的话，她会答，煎饼馒头。
一次闲聊中，她自嘲，自己不像一个女人。
“岂止不像一个女人，简直不像一个人，吃的、穿的、用的，甚至感情。这些一般人在意的东西你都不在意，是不是你对这些压根就没有心理需求啊？”我脱口而出。
“不是我不想，而是我没有时间在吃的穿的那些上面耗费精力。我总觉得生命就这么点长，要去做更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满足那些孩子那些家长的需要啊，这比满足我自己的需要重要得多。”
因为知道她是这样的人，所以当她羞涩又开心地告诉我说她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傻了3秒，才回过头追问，那人是谁。
“八字没有一撇，”她不肯说，让我自己猜。
我跟姚希梅回校的时候，在公交站有个人接我们，个子不高，瘦瘦的，娃娃脸。
“让他不要接，他还是来了。”姚希梅笑。
接我们的人就是姚希梅的男友付利，1976年出生，比姚希梅小8岁。他现在学校里做志愿者。
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们恋爱的经过。
付利的姐姐付菊在南京方舟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工作，和姚希梅是好朋友，就把付利介绍给她。他们最早就是打电话发短信联系。
我软磨硬泡终于在付利手机上看到了这条“定情”短信。
“我和付菊说过，无论对方贫富贵贱年龄大小高矮胖瘦美丑，我都不介意，只要不论在何时都不拖我后腿，支持我的工作就行。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多的时间顾家的。学校的需要、老师学生家长的需要好像都比我的需要有分量。”
付利说，自己收到这短信“挺感动，也挺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
“你为什么会喜欢姚希梅呢？”
付利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新校开学典礼那天来了好多人，当时有一个智障孩子的家长上台说话，把他说哭了。“真挺感动的。我之前根本不相信一个女的这么多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
周五办完注册手续回来，姚希梅心情很好，跟我说，她和付利准备腊月二十六订婚。
当时建新校的时候，为了给学校买硬件设备，她从朋友和家里的侄女和姐姐那一共借了3万元。
“订婚的话，我想让付利帮我把学校这3万元钱还了。上次付利说要出去打工，是去做房屋拆迁，虽然能赚到点钱，但是这么冷的在工地上，太苦了，我没让他去。我现在又问他要钱，是不是不好啊？”她问我。
“付利是娶你还是娶学校啊？”
“我有言在先，娶我是桩赔本买卖。”她笑。
梦想中的政府购买服务
天缘益智学校章程里写道：为贫困的、为最需要的、生活在农村最低层、最边缘的智障者及其家庭服务，是整个服务团体存在的最终目的与使命。
姚希梅介绍说，天缘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来源于临沂市兰山区的周边村落。
在服务开始前，他们曾做过一次简单的社会调查。调查显示，目前兰山区大约有2400名智障人士，天缘成立3年来先后只服务了32名学员。
这32名学员多半家庭经济贫困，走读生月平均收费280元，寄宿生月平均收费500元。她算过一笔账，每位学员的服务成本是800至1500（学员分走读和住宿两种类型），学员的收费标准平均每月为200至500元，为此每服务一名学员就要超支600至1000元。
“学校入不敷出，苦了老师。”姚希梅介绍说，2007、2008两年中，除了学校为照顾成家的白晶华和葛红霞，给他们两个人定的是400元一月之外，其他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元。但即便这样，学校还经常面临着发放不起200元工资的困难。
后来为了解决学校资金一直紧张、老师工资太低的状况，工资的分配原则一度从“按劳分配”改成“按需分配”。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2010年7月中旬姚希梅在参加社会企业家的培训之后，决定尝试以社会企业的发展思路在临沂市里开设一个新点，服务与收费起点都高出原来3倍，期望服务收入达到月有盈余的效果，把所得盈余用于农村的服务项目。
2010年10月，新校在临沂市兰山区西苗庄落成，目前定的最高收费计划是每月1000元。
还没有建新校之前，北京慧灵来天缘考察的老师给姚希梅写信说“以你的风格是不会多收费用的”，这句话被验证了。
姚希梅后来在回信中说：“以我的软弱心态，面对家长的需要，我们是收不了高学费的，学费收不上去，是做不了所谓的什么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的。那位老师所讲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无非是以营利为主，把盈余再用于公益服务。我之所以说自己在走社会企业的路子，其实只不过是在催促自己狠心一些多收些费用，好保证服务能收支平衡罢了。然而，在学校里新收的学生中已经有两个因为家境贫寒，我只收300元一月，还有一个收500元一月。”
“工资是必须要涨的，”姚希梅不止一次说，工资不涨留不住人，但是涨的话，必须要提高学校筹款能力。
“如果政府能够给我一些持续性的资助，或是给智障孩子家庭以补助就好了。”
她说，她一直有一个梦——期望天缘的服务质量在临沂做得最优，有一天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被设为公立的启智学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
□ 3年半多的运行时间里，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姚希梅一直有一个梦——有一天学校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
“注册办下来了！注册办下来了！” 还没进“天缘益智”的校门，姚希梅就开始重复喊这句。
1月25日中午，学校里正是吃饭时间。
孩子的哭闹声、喊叫声把姚希梅的声音盖过去了。一直到姚希梅进教室，她重复的那句“注册办下来”才被听见。
“真的呀？证呢？证呢？”姚景涛忙不迭地问姚希梅要证。
“给！”姚希梅从塑料袋拿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指着上面写的“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给姚景涛看。
“大家庆祝一下吧！干一杯！”姚希梅提议，很快发现，没有酒，也没有杯。
“用碗吧，大家把碗举起来！干！”她改口。
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依旧继续之前的吵闹。姚希梅去锅里盛了碗花生粥，举得高高的，和姚景涛、韩艳艳两个老师的碗在空中相撞。
这所名为“天缘益智”的学校，等这张证已经等了3年半多了。姚希梅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
这学校不仅长期没有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身份，而且在2010年10月份之前连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
“有了证，以后再也不怕别人说我们非法办学、非法募捐了。”姚希梅喜形于色。
“要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
3年半多的运行时间里，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为了省钱，老师们自己种粮食和蔬菜。2008年学校经济紧张到老师工资都发不起的地步，老师们就自己商量把工资改成按需分配，单身的辛东阳、姚希梅、王金凤就自觉不拿工资。
学校请不起专业的会计、出纳、看护员、司机、网络维修工，老师们个个身兼多职，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加班做兼职。
我在的一周里，学校办公室里每天到夜里11、12点都是灯火通明，姚希梅一般是给基金会写项目申请邮件，韩艳艳不是在整理账单就是做学生评量，姚景涛在做学校网站、要不然就是修理学校那些老掉牙的电器……
因为工资太低，养活不起自己和家人，陆陆续续有老师离开，有的老师走了之后再也不回来，也有的老师走3次，又回来3次，“每次都是良心和生存需要的斗争”。走一个老师，别的老师就要把他的那份工作顶起来。姚希梅说，恨不得把一个人拆成两个、3个人用。
“要不我们散伙吧！”这句话在学校的例会上从不同的嘴巴里说出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有人说我们再坚持、坚持。
“还是舍不得那帮学生啊!”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好像又是什么都不缺。”姚希梅说，3年下来，机构一共服务了临沂市兰山区周边乡镇的32名智障孩子。
天缘益智学校不但没有倒闭，2010年10月6日，还在原先的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十字路村服务点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枝——临沂市兰山区西苗庄服务点，而且注册也办下来了。
姚希梅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一直资金紧张，我们的服务一直入不敷出。或许三年五年之后，或许十年八年之后，我们还是会一直的资金短缺，但我想只要这个项目存在就是奇迹。”
天缘益智以教文化课内容为主。下课的时候，则是教小孩生活技能。
姚希梅说：“从最基本的洗脸、刷牙、吃饭、穿衣、上厕所教起。”
一天晚上，姚希梅和我在居住中心值夜班。她一再叮嘱我，带孩子睡觉的时候，要训练他们自己穿脱衣服。不能因为孩子自己穿得慢、脱不下来就去代劳，但可以辅助他。比如把衣服按照要穿的顺序给他叠好，把鞋子鞋带弄松，让小孩容易把脚蹬进去。
“我们是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她说。
她举例说，曲东银来的时候，每天都尿床。为了让他改掉尿床的毛病，她就让老师们每天夜里喊他起来上厕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喊他起来的次数。
一开始是4次，后来逐渐减到3次，从3次减到2次，从2次减到1次，到最后就是整夜都不喊他。
“这个过程中，多洗了好多次被子。特别是从1次降到0次的时候，刚开始他被子基本上早上起来都是湿的。那时候还是冬天，冷水里，洗完一次被子手上就多道裂口。”姚希梅回忆。“而且，要让他自己头脑里有个意识，知道不能尿床。他如果没有尿床，我就会表扬他，跟他说真乖，让老师和同学给他鼓掌。”
后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会自己摸被子，发现是干的，一天都很活跃，一摸是湿的，自己就不好意思，头耷拉着。
老师们训练了一年多时间，才把曲东银尿床的习惯给纠正过来。
不知不觉中，学生就有进步。
“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是智障”
姚希梅在自己所有的工作简历中，“爱好”一栏填的都是一句话：爱好服侍别人。
“我觉得通常我们是喜欢被别人服侍，而不是服侍别人,为什么你会反过来？”我好奇。
“一方面可能我骨子里就是喜欢照顾帮助别人，另一方面也跟我成长环境有关吧！”姚希梅说。
在她的印象中，妈妈经常收留乞丐到家里来，那时候她大概十几岁的样子。妈妈遇到上门讨饭的乞丐，不仅会给吃的，还会让他们住在家里，“家里人多，8个小孩，地方小，就把乞丐安置在厨房里。”那些乞丐有时候从别的地方要来的东西，自己吃不完放久了又会坏，还会把东西送到我家。妈妈就给那些乞丐钱，把那些吃的买下来。
我惊讶：“那乞丐拿来的吃的，你们会吃吗?”
“会啊，印象中都是煎饼地瓜干之类。”她答得很坦然，“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她说，在她还是小孩但是已经记事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爸爸常年在外工作，一个月有25元工资。妈妈在生产队里干活，干一天才记5分工，也就是得5斤粮食。家里有8个小孩。
“我妈一个小女人根本养不活我们姊妹8个，不太忙的时候妈妈晚上就出去要饭。她会等到天黑下来了就出门，会走得远一点，去别的庄子里要饭，要回来给我们吃。”
她说她妈妈妈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一直都记得，“白白得来的，就要白白给出去。你知道吗？整本《圣经》里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施比受有福。”
“为什么会选择服务农村智障孩子这个群体？”
“我花了20年的时间在筛选，究竟哪种人最需要帮助。我觉得这群人最需要我们对他们付出。”她举例说，很老的老人，即使没有自理能力，但只要不是老年痴呆，他就会告诉别人他的需要，让别人帮助他。
而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者，如果脑袋是好的话，也可以向别人求助，可以自己谋生。
但是这样的智障孩子就表达不出来，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说有一个智障孩子喜欢帮别人做事情，经常帮老师晾晒被子。但是有一天下雨了，他也把被子拿出去晒，他不知道晴天阴天。对他来说，他是给老师帮忙在做好事情。但是不知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孩子捣蛋，会打他骂他。
“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他们会被误解、被忽略，而这种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我想起挂在她办公室里的一幅字：“世界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接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话。
“所以要真正明白这些孩子的想法和需要。”她说。
“现在大家说这些孩子是智障，但智障是什么呀？”她突然问我。
接着她给我说了个故事：“曾经一个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脖子上都长疙瘩。有一天，有一个脖子上没有东西的健康人进了村子，全村的人都笑话他说，那个人挺特别。”
“智障孩子之所以智障，并不是这些孩子障碍有多大，而是周围人比他稍微聪明一点罢了。我们说他们有障碍，是我们以自己的情况去衡量，而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生活罢了。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这些人是智障。”
“前提是自己生活没问题”
姚景涛，大班班主任。本来他带的班还有一个老师，但是10月份的时候辞职了，他就一个人负责一个大班了。
他告诉我，他跟姚希梅是在临沂一个爱心QQ群上认识的。9月中下旬，他来学校开始试用期的工作。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和这样孩子的他，发愁的是“怎么教”。他说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确定下来要教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东西。“教这些小孩要不断提醒、不断重复，就算这样也不是都能教会。”他说班上一个30岁的智障学生刘世栋，教“12”教了一个学期，从来没有写对过，“会给你写 22，我说不对他就写20，我说还不对，他就写02。”
“经常会觉得烦，”他说自己当特教老师以来变化最大的是“脾气变大了，在这边一星期发的火能抵上过去一年的”。
“为什么还做呢？因为喜欢这些小孩吗？”
“谈不上多喜欢，是工作。”他坦白地说。
那为什么不做别的呢？
他沉默了下，当时没有回答。后来我回北京的那天，周六下午，我们去附近广场上散步。他说，他性格里面也还有想帮人的成分，这部分跟现在做的事情理念是一样的。“但是前提是自己生活没问题。”
他让我猜他这个月发多少钱。
没等我开口，他说：“710元。”
他给我算了下账：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每个月房租加水电费200元。他中饭在学校吃，这顿不要钱，但早饭通常不在学校吃，晚饭偶尔不在学校吃，早晚饭加起来大概一个月饭钱300左右，就只剩下来两百多块钱。“现在两百多块钱能干什么呀，换季还要买件把衣服吧？”
他说，3个星期前，家里爸妈给他打电话让他买房子，一套房子30万，他们给他付首付10万，剩下来的10年还清，一个月也要两千多，“我不吃不喝两个月工资都不够还房贷。”他没跟家里说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每次家里人问，他都支吾搪塞。
比起买房，家里催得更紧的是结婚，家族里跟他年纪相仿的都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都一岁多了，“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上哪结婚？”
“如果学校给的工资一直是一月七八百元，你还能在这里呆多久？一年？”
“顶多3个月吧。”他纠正我的猜测。
“如果你离开，学校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会怀念什么？”
“现在说这个还早吧！”他指了指广场上一个低飞的风筝，说，“下次你春天过来，我们可以带班上小孩一起到这边来放风筝，我放可以飞很高的。”他说，那时，他应该还在这学校。
“娶我是桩赔本买卖”
在我这次去天缘之前，姚希梅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学校最近把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给申请下来了。有了教育局这个业务主管单位，学校离民政正式注册近了。
然而，姚希梅没有告诉我的另一个好消息是，她在前不久开始恋爱了。
姚希梅今年43岁，未婚。这次恋爱是她的初恋。
第一次见她是她在火车站，她去接我，一头蓬蓬的短发，穿个黑色旧袄子，蹲在地上，像一个蘑菇。
但是她也有讲究点的时候，那是要出门办事，比如去当地残联、教育局问注册的事情，或是找当地企业老板，问能不能给学校捐钱。
有一次我跟她去见一个当地文化传播企业的老板，出发前，她找了双运动鞋穿上。难得看她穿比较新的鞋，我夸了句：鞋子不错。她说这是男式的，因为断码，卖得便宜，才40，她就买了。
不仅穿衣不讲究，吃饭也不讲究，吃什么都行。一定要让她说最爱吃的东西的话，她会答，煎饼馒头。
一次闲聊中，她自嘲，自己不像一个女人。
“岂止不像一个女人，简直不像一个人，吃的、穿的、用的，甚至感情。这些一般人在意的东西你都不在意，是不是你对这些压根就没有心理需求啊？”我脱口而出。
“不是我不想，而是我没有时间在吃的穿的那些上面耗费精力。我总觉得生命就这么点长，要去做更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满足那些孩子那些家长的需要啊，这比满足我自己的需要重要得多。”
因为知道她是这样的人，所以当她羞涩又开心地告诉我说她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傻了3秒，才回过头追问，那人是谁。
“八字没有一撇，”她不肯说，让我自己猜。
我跟姚希梅回校的时候，在公交站有个人接我们，个子不高，瘦瘦的，娃娃脸。
“让他不要接，他还是来了。”姚希梅笑。
接我们的人就是姚希梅的男友付利，1976年出生，比姚希梅小8岁。他现在学校里做志愿者。
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们恋爱的经过。
付利的姐姐付菊在南京方舟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工作，和姚希梅是好朋友，就把付利介绍给她。他们最早就是打电话发短信联系。
我软磨硬泡终于在付利手机上看到了这条“定情”短信。
“我和付菊说过，无论对方贫富贵贱年龄大小高矮胖瘦美丑，我都不介意，只要不论在何时都不拖我后腿，支持我的工作就行。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多的时间顾家的。学校的需要、老师学生家长的需要好像都比我的需要有分量。”
付利说，自己收到这短信“挺感动，也挺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
“你为什么会喜欢姚希梅呢？”
付利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新校开学典礼那天来了好多人，当时有一个智障孩子的家长上台说话，把他说哭了。“真挺感动的。我之前根本不相信一个女的这么多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
周五办完注册手续回来，姚希梅心情很好，跟我说，她和付利准备腊月二十六订婚。
当时建新校的时候，为了给学校买硬件设备，她从朋友和家里的侄女和姐姐那一共借了3万元。
“订婚的话，我想让付利帮我把学校这3万元钱还了。上次付利说要出去打工，是去做房屋拆迁，虽然能赚到点钱，但是这么冷的在工地上，太苦了，我没让他去。我现在又问他要钱，是不是不好啊？”她问我。
“付利是娶你还是娶学校啊？”
“我有言在先，娶我是桩赔本买卖。”她笑。
梦想中的政府购买服务
天缘益智学校章程里写道：为贫困的、为最需要的、生活在农村最低层、最边缘的智障者及其家庭服务，是整个服务团体存在的最终目的与使命。
姚希梅介绍说，天缘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来源于临沂市兰山区的周边村落。
在服务开始前，他们曾做过一次简单的社会调查。调查显示，目前兰山区大约有2400名智障人士，天缘成立3年来先后只服务了32名学员。
这32名学员多半家庭经济贫困，走读生月平均收费280元，寄宿生月平均收费500元。她算过一笔账，每位学员的服务成本是800至1500（学员分走读和住宿两种类型），学员的收费标准平均每月为200至500元，为此每服务一名学员就要超支600至1000元。
“学校入不敷出，苦了老师。”姚希梅介绍说，2007、2008两年中，除了学校为照顾成家的白晶华和葛红霞，给他们两个人定的是400元一月之外，其他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元。但即便这样，学校还经常面临着发放不起200元工资的困难。
后来为了解决学校资金一直紧张、老师工资太低的状况，工资的分配原则一度从“按劳分配”改成“按需分配”。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2010年7月中旬姚希梅在参加社会企业家的培训之后，决定尝试以社会企业的发展思路在临沂市里开设一个新点，服务与收费起点都高出原来3倍，期望服务收入达到月有盈余的效果，把所得盈余用于农村的服务项目。
2010年10月，新校在临沂市兰山区西苗庄落成，目前定的最高收费计划是每月1000元。
还没有建新校之前，北京慧灵来天缘考察的老师给姚希梅写信说“以你的风格是不会多收费用的”，这句话被验证了。
姚希梅后来在回信中说：“以我的软弱心态，面对家长的需要，我们是收不了高学费的，学费收不上去，是做不了所谓的什么社会企业服务模式的。那位老师所讲的社会企业服务模式无非是以营利为主，把盈余再用于公益服务。我之所以说自己在走社会企业的路子，其实只不过是在催促自己狠心一些多收些费用，好保证服务能收支平衡罢了。然而，在学校里新收的学生中已经有两个因为家境贫寒，我只收300元一月，还有一个收500元一月。”
“工资是必须要涨的，”姚希梅不止一次说，工资不涨留不住人，但是涨的话，必须要提高学校筹款能力。
“如果政府能够给我一些持续性的资助，或是给智障孩子家庭以补助就好了。”
她说，她一直有一个梦——期望天缘的服务质量在临沂做得最优，有一天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被设为公立的启智学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