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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左联”的一名得力干将，凭借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她之手，这首“春天里来百花香”，让关露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
遇到王炳南之前，关露有过两段感情。第一段，少女的旖旎梦，所遇非人，很快就梦碎了。第二段，是与“左联”里并肩战斗的战友，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又文思敏捷，才气过人，但他却希望关露回家做贤妻良母，关露无疑是失望的。她从小就不愿意一生成为男人的附庸，为此她逃过婚，吃尽苦头。她内心火热，并且要把这份火热传递给她身边的人，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写诗、写小说，鼓舞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站起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女性。
王炳南走进关露生活前，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那段婚姻，像一条不懂拐弯的河流，最终只能无奈地消失在荒漠中。
两颗在情感上受过伤的心，更容易产生共鸣。初次见面，是在潘汉年组织的一次聚会上。关露颀长玉立，秀眉隆鼻，华服高履，体态盈盈，让王炳南有眼前一亮的欢悦。她超拔的才情和革命的热情，王炳南也早有耳闻。聚会时，关露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眼神专注而坚定，让人情不自禁被吸引。王炳南眼风不自觉地飘向她，嘴角露出淡淡微笑。
而王炳南的声名，关露也早有耳闻，他的果敢坚强，他的沉着睿智，关露仰慕已久。王炳南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他周旋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之间，成功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演变。他是周恩来不可缺的左膀右臂。
高个子，板寸头，一袭黑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索。这个男人，简洁得连一根多余的线条都没有。关露心中的一根细弦被轻轻扯动，仿佛春日里的一树樱花，被风一吹，片片落英缤纷了心间的一亩花田。这样侠骨柔肠的男人，最让女人没有抵抗力了。
关露爱得没有丝毫犹疑。
那天，关露新搬了住处，王炳南忙里偷闲，过来帮忙。他边搬东西边哼唱着“春天里来百花香”，低沉磁性的男中音，像密集的鼓点，敲在关露的心头。关露每次听到别人唱她作词的《春天里》，都特别激动，更何况是自己心仪的王炳南！她掏出写作用的心爱的绿色派克笔，拿起准备送给王炳南的那本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翻到扉页，唰唰地写上：“赶走东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像是不经意地把派克笔夹在书里，递给了王炳南。王炳南接过来，专注于关露的题词，随手把她的派克笔别到了自己的兜里。一递一接间，关露触摸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她一下攥住他的手，说：“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冻的吧？快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不过是一句普通之极的话，却让这个在残酷的斗争中从不妥协的七尺男人如沐春风，怦然心动。他顺从地把手插进衣兜。“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他在心里暗暗许下誓言。
第二天，王炳南便孤身一人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不久，关露便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王炳南。
关露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那些灰暗的日子，这是她唯一的安慰。
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工作。因工作需要，她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走得很近，为不引起怀疑，她经常陪叶吉卿逛街，去商场、舞厅，或去游玩。这些举动，让她遭到“左联”好友的唾弃和辱骂。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许广平，她下意识地要上去和旧友说话，又忽然想起自己的特务身份会给她带来危险，只好忍痛转身走开。
担着“汉奸”之名，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说，她想回到革命根据地，过阳光下的生活，可组织要求她继续在敌方战斗。
1943年，“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东京召开，关露本不想去，她怕会引来更深的误会。这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这一去，关露的声名更臭了。她的照片被登载在报纸上，在许多人眼里，她正如《时事新报》所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她百口莫辩，“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她想哭却找不到地方，眼泪积蓄在胸腔里，把五脏六肺都泡咸了。
幸好，有王炳南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直保持通信。他们相约，日寇投降之后就结婚。她天真地以为，只要王炳南信任她，即便全世界都误会她，她也是不怕的。
关露最终等来的不是王炳南，而是他的绝交信。组织上考虑，关露做特工的经历，在社会上已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王炳南已经登上了与关露会合的飞机，却被组织上拦下了。万不得已的王炳南把组织的意见转达给了关露。关露的心碎了，多年来，王炳南一直是她漫漫长夜里的曙光，是她午夜噩梦后的温暖，可没想到，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她在王炳南的照片后凄然写下：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她崩溃了，得了精神分裂症。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更多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和王炳南在北京重逢。当时，王炳南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劝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关露淡然一笑，轻轻摇头。曾经沧海难为水，最深的爱，往往是最毒的药，伤到五脏六腑，只能默默地不求结果地爱着，像用更毒的药，治最深的毒。这些，他会懂吗？不管懂不懂，在她最艰难最痛苦最委屈的时候，不能陪伴她，总是最深的遗憾了。
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了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2年。“文革”爆发后，关露再次被捕，61岁的她，这一次被关了8年。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慨然写下诗句：“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在洪常青、吴清华的故事里，她看到了她与王炳南的爱情影子。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世事如何变迁，王炳南一直是她心头的朱砂痣。
1982年，关露终获平反，恢复了名誉，可这时的她，已近耄耋，苍苍白发诉不尽心中的悲凉和苦痛，半身不遂的身体，终日饱受病痛折磨。她不肯离去，就是要等这个世界给她一个说法吗？那一张她等了近半个世纪的纸，让她痛哭流涕。平反后没几天，她用一把安眠药，把自己送往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爱恨情仇，这个世界给予她的委屈、蹂躏和磨难，她都不计较了。
她平静地躺在只有10平方米的家中，衣着整洁，面容安详得像在一个春天的梦里。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个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信封。信封里装的，是那张王炳南的照片。
在她的追悼会上，满头银发的王炳南老泪纵横，在遗像前深深鞠了三躬。
遇到王炳南之前，关露有过两段感情。第一段，少女的旖旎梦，所遇非人，很快就梦碎了。第二段，是与“左联”里并肩战斗的战友，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又文思敏捷，才气过人，但他却希望关露回家做贤妻良母，关露无疑是失望的。她从小就不愿意一生成为男人的附庸，为此她逃过婚，吃尽苦头。她内心火热，并且要把这份火热传递给她身边的人，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写诗、写小说，鼓舞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站起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女性。
王炳南走进关露生活前，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那段婚姻，像一条不懂拐弯的河流，最终只能无奈地消失在荒漠中。
两颗在情感上受过伤的心，更容易产生共鸣。初次见面，是在潘汉年组织的一次聚会上。关露颀长玉立，秀眉隆鼻，华服高履，体态盈盈，让王炳南有眼前一亮的欢悦。她超拔的才情和革命的热情，王炳南也早有耳闻。聚会时，关露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眼神专注而坚定，让人情不自禁被吸引。王炳南眼风不自觉地飘向她，嘴角露出淡淡微笑。
而王炳南的声名，关露也早有耳闻，他的果敢坚强，他的沉着睿智，关露仰慕已久。王炳南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他周旋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之间，成功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演变。他是周恩来不可缺的左膀右臂。
高个子，板寸头，一袭黑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索。这个男人，简洁得连一根多余的线条都没有。关露心中的一根细弦被轻轻扯动，仿佛春日里的一树樱花，被风一吹，片片落英缤纷了心间的一亩花田。这样侠骨柔肠的男人，最让女人没有抵抗力了。
关露爱得没有丝毫犹疑。
那天，关露新搬了住处，王炳南忙里偷闲，过来帮忙。他边搬东西边哼唱着“春天里来百花香”，低沉磁性的男中音，像密集的鼓点，敲在关露的心头。关露每次听到别人唱她作词的《春天里》，都特别激动，更何况是自己心仪的王炳南！她掏出写作用的心爱的绿色派克笔，拿起准备送给王炳南的那本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翻到扉页，唰唰地写上：“赶走东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像是不经意地把派克笔夹在书里，递给了王炳南。王炳南接过来，专注于关露的题词，随手把她的派克笔别到了自己的兜里。一递一接间，关露触摸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她一下攥住他的手，说：“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冻的吧？快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不过是一句普通之极的话，却让这个在残酷的斗争中从不妥协的七尺男人如沐春风，怦然心动。他顺从地把手插进衣兜。“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他在心里暗暗许下誓言。
第二天，王炳南便孤身一人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不久，关露便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王炳南。
关露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那些灰暗的日子，这是她唯一的安慰。
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工作。因工作需要，她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走得很近，为不引起怀疑，她经常陪叶吉卿逛街，去商场、舞厅，或去游玩。这些举动，让她遭到“左联”好友的唾弃和辱骂。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许广平，她下意识地要上去和旧友说话，又忽然想起自己的特务身份会给她带来危险，只好忍痛转身走开。
担着“汉奸”之名，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说，她想回到革命根据地，过阳光下的生活，可组织要求她继续在敌方战斗。
1943年，“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在东京召开，关露本不想去，她怕会引来更深的误会。这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这一去，关露的声名更臭了。她的照片被登载在报纸上，在许多人眼里，她正如《时事新报》所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她百口莫辩，“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她想哭却找不到地方，眼泪积蓄在胸腔里，把五脏六肺都泡咸了。
幸好，有王炳南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直保持通信。他们相约，日寇投降之后就结婚。她天真地以为，只要王炳南信任她，即便全世界都误会她，她也是不怕的。
关露最终等来的不是王炳南，而是他的绝交信。组织上考虑，关露做特工的经历，在社会上已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王炳南已经登上了与关露会合的飞机，却被组织上拦下了。万不得已的王炳南把组织的意见转达给了关露。关露的心碎了，多年来，王炳南一直是她漫漫长夜里的曙光，是她午夜噩梦后的温暖，可没想到，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她在王炳南的照片后凄然写下：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她崩溃了，得了精神分裂症。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更多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和王炳南在北京重逢。当时，王炳南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劝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关露淡然一笑，轻轻摇头。曾经沧海难为水，最深的爱，往往是最毒的药，伤到五脏六腑，只能默默地不求结果地爱着，像用更毒的药，治最深的毒。这些，他会懂吗？不管懂不懂，在她最艰难最痛苦最委屈的时候，不能陪伴她，总是最深的遗憾了。
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了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2年。“文革”爆发后，关露再次被捕，61岁的她，这一次被关了8年。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慨然写下诗句：“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在洪常青、吴清华的故事里，她看到了她与王炳南的爱情影子。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世事如何变迁，王炳南一直是她心头的朱砂痣。
1982年，关露终获平反，恢复了名誉，可这时的她，已近耄耋，苍苍白发诉不尽心中的悲凉和苦痛，半身不遂的身体，终日饱受病痛折磨。她不肯离去，就是要等这个世界给她一个说法吗？那一张她等了近半个世纪的纸，让她痛哭流涕。平反后没几天，她用一把安眠药，把自己送往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爱恨情仇，这个世界给予她的委屈、蹂躏和磨难，她都不计较了。
她平静地躺在只有10平方米的家中，衣着整洁，面容安详得像在一个春天的梦里。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个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信封。信封里装的，是那张王炳南的照片。
在她的追悼会上，满头银发的王炳南老泪纵横，在遗像前深深鞠了三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