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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性加入高管团队的公司，无论是客户的满意度、员工的表现，还是社会责任方面，都会做得比同行要好很多。其实女性领导人不管在任何地点、任何文化中，都可以担任更好的领袖角色，而且可以把女性彼此支持的效果不断地扩散出去。
新的时代，中国女性对性别平等的现状满意吗？
上海市妇联去年开展的一项主题为“上海女性人才贡献率研究”显示，如果分别以中专（高中）和大专毕业为人才划分标准，上海1987-2013年的人才贡献率为46.87%和47.84%。其中，女性人才的贡献率分别是19.62%和23.65%，而同期男性人才贡献率为27.25%和24.19%。上海从2005年起高等院校的女性入学比例超越50%。
中外嘉宾讨论创新创业中女性的角色和信用。
由此可见，女性在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各领域，她们越来越成为如今促进企业发展、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重要的力量。企业要提高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经营管理人员、所有女性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一个前置条件，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纳入性别平等视角，从录用、培训、晋升、收入、生育、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给与女性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消除性别歧视。
近日，由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2016上海妇女发展国际论坛在沪举行。围绕“如何推进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主题，来自国内外的各界知名学者、艺术家、企业家、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分享了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战略及项目的最佳实践案例和国际经验。
性别平等应成主流
“影响企业践行性别平等社会责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论坛上，有嘉宾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对此，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认为，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也还会有效率方面的考虑，“比如说你要用女性职员的话，肯定要考虑到她有结婚、生孩子的情况，会有类似实际的考量。”
早前就曾有人大代表提出，女性产假应该延长至3年，但女性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当时，这条看似为女性着想的建议，在很多人眼中被看作是变相敦促女性回家。
回家与否，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的实质是：女人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怎样的我才是幸福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还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但是，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因为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博士费莎认为，推进性别平等，对于公司来说，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个考量。她分享了德国曾做过的一个实验，结果表明，女性在休完产假回到公司之后，她们五年之内所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她们因产假而带来的损失，“女性努力所遇到的天花板，现在相对容易打破了。一个国家性别平等不平等，要看不同的职业，还要看城乡差异。我们一直在推进性别平等，现在需要让这个观念成为主流的观念，要经常对自己的子女宣教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作为男性领导，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创始人袁岳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企业认为女性一生孩子就麻烦了，但在他看来，生不生孩子并非是关键，关键是善待，他准备发起一个女性员工可持续成长计划的联盟，让企业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
“女孩子最重要的特点是回报心比男孩子强很多。我们会针对孕期女员工，制定职业持续发展计划，在重返工作时，因为知识信息没有脱离群体，回到岗位其实还是中坚骨干。”袁岳发现，回到职场的女性在岗位上的服务时间，会明显长于没有结婚的女员工和男员工，“如果站在老板的角度来说，是很‘划算’的。”
费莎则补充道，人们常常把性别平等方面的促进作为附加值，实际上，应该把性别平等推到机构的核心位置，“让更多的女性在女性领导的企业当中承担更重要角色，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女性正改变各领域生态
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上海市浙江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周晓光用自己的经历说明，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女人开始在外“抛头露面”——打工、创业、甚至当领导，不断创造了不起的业绩，在每个领域都深刻改变着原来的生态。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和村里的大男人们一起修水库、干农活了，我干得比他们更多、更卖力，得到的收入却只有他们的一半。那时候，女性要获得成功是多么艰难。”在周晓光看来，改革开放后，时代就为女人打开了一扇门：女人也可以有机会和男人一样去努力、去拼搏、去主宰自己的命运。
周晓光强调，尤其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女性创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前景，互联网给女性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低的门槛和更加平等的机会，“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平等，可以说性别差异也变得越来越淡化。今天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让女性与男性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同台竞技的时代。”
谈及女性创业，袁岳表示，要鼓励更多人去寻找自己热爱做的事情，“尤其对于女性，创业更应该鼓励。”
数据显示，有女性加入高管团队的公司，无论是客户的满意度、员工的表现，还是社会责任方面，都会做得比同行要好很多。其实女性领导人不管在任何地点、任何文化中，都可以担任更好的领袖角色，而且可以把女性彼此支持的效果不断地扩散出去。
美国阿森纳国际基金会主席、世界女性未来发展学院驻中国代表处主任安德莉·科娜表示，“作为女性，要认识到我们的潜能对于社会有好处，对于企业有好处。”
科娜认为，要促进性别平等就要放大彼此的声音，给予女性更多的支持，技能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学习，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并且要了解需求在哪里，压力在哪里，我们彼此支持。” 政府与企业的支持
陆晓禾说，现在社会提供了很多渠道，帮助女性完善自己、提高能力。在她看来，妇联在性别平等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从1910年美国芝加哥妇女的呐喊到2015年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性别平等之路历经百年。1995年，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至今也已经21年。近年，最具市场活力的企业纷纷加快推进履行社会责任，无疑为推进性别平等注入了新的力量。
论坛上，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介绍了上海市妇联近年来在参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进程中并行推进性别平等的认识、项目和举措。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评估结果显示，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为39.8%;应届毕业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为96.7%，与男大学生持平;新增女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7年，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为11.1：10.4;男女收入比为100：83;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合同签订率为95.87%;国有企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为20.1%，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女性比为16.6%。
出席论坛的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
妇联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看到来自两个层面的挑战。徐枫介绍道，一是在企业层面，最为突出的是极少有企业认识到性别平等在企业发展中的内涵和作用，往往以对女性的劳动保护等替代，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到性别平等能够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二是在社会层面，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仍然存在，以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隐性的就业歧视、职业发展的缺席、男女职业隔离和收入差距、事业和家庭冲突等仍然不同程度地横亘在女性发展的路上。
“我们深知以性别平等视角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是一项十分重要且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将持之以恒，联合有关方面，通过培训引导，破除企业和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狭隘认知;通过建言献策，推进完善保障妇女发展的合法权益;通过协调解决重点案例，促进企业增进性别平等意识和相关工作机制;通过学习借鉴和培育宣传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性别平等的企业典型，引导和激励企业积聚起积极、全面、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徐枫总结道。
新的时代，中国女性对性别平等的现状满意吗？
上海市妇联去年开展的一项主题为“上海女性人才贡献率研究”显示，如果分别以中专（高中）和大专毕业为人才划分标准，上海1987-2013年的人才贡献率为46.87%和47.84%。其中，女性人才的贡献率分别是19.62%和23.65%，而同期男性人才贡献率为27.25%和24.19%。上海从2005年起高等院校的女性入学比例超越50%。
由此可见，女性在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各领域，她们越来越成为如今促进企业发展、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重要的力量。企业要提高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经营管理人员、所有女性人才对企业的贡献率，一个前置条件，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纳入性别平等视角，从录用、培训、晋升、收入、生育、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给与女性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消除性别歧视。
近日，由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2016上海妇女发展国际论坛在沪举行。围绕“如何推进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主题，来自国内外的各界知名学者、艺术家、企业家、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分享了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战略及项目的最佳实践案例和国际经验。
性别平等应成主流
“影响企业践行性别平等社会责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论坛上，有嘉宾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对此，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认为，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也还会有效率方面的考虑，“比如说你要用女性职员的话，肯定要考虑到她有结婚、生孩子的情况，会有类似实际的考量。”
早前就曾有人大代表提出，女性产假应该延长至3年，但女性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当时，这条看似为女性着想的建议，在很多人眼中被看作是变相敦促女性回家。
回家与否，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的实质是：女人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怎样的我才是幸福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还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但是，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因为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博士费莎认为，推进性别平等，对于公司来说，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个考量。她分享了德国曾做过的一个实验，结果表明，女性在休完产假回到公司之后，她们五年之内所创造的利润，远远超过她们因产假而带来的损失，“女性努力所遇到的天花板，现在相对容易打破了。一个国家性别平等不平等，要看不同的职业，还要看城乡差异。我们一直在推进性别平等，现在需要让这个观念成为主流的观念，要经常对自己的子女宣教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作为男性领导，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创始人袁岳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企业认为女性一生孩子就麻烦了，但在他看来，生不生孩子并非是关键，关键是善待，他准备发起一个女性员工可持续成长计划的联盟，让企业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
“女孩子最重要的特点是回报心比男孩子强很多。我们会针对孕期女员工，制定职业持续发展计划，在重返工作时，因为知识信息没有脱离群体，回到岗位其实还是中坚骨干。”袁岳发现，回到职场的女性在岗位上的服务时间，会明显长于没有结婚的女员工和男员工，“如果站在老板的角度来说，是很‘划算’的。”
费莎则补充道，人们常常把性别平等方面的促进作为附加值，实际上，应该把性别平等推到机构的核心位置，“让更多的女性在女性领导的企业当中承担更重要角色，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女性正改变各领域生态
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上海市浙江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周晓光用自己的经历说明，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女人开始在外“抛头露面”——打工、创业、甚至当领导，不断创造了不起的业绩，在每个领域都深刻改变着原来的生态。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和村里的大男人们一起修水库、干农活了，我干得比他们更多、更卖力，得到的收入却只有他们的一半。那时候，女性要获得成功是多么艰难。”在周晓光看来，改革开放后，时代就为女人打开了一扇门：女人也可以有机会和男人一样去努力、去拼搏、去主宰自己的命运。
周晓光强调，尤其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女性创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前景，互联网给女性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低的门槛和更加平等的机会，“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平等，可以说性别差异也变得越来越淡化。今天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让女性与男性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同台竞技的时代。”
谈及女性创业，袁岳表示，要鼓励更多人去寻找自己热爱做的事情，“尤其对于女性，创业更应该鼓励。”
数据显示，有女性加入高管团队的公司，无论是客户的满意度、员工的表现，还是社会责任方面，都会做得比同行要好很多。其实女性领导人不管在任何地点、任何文化中，都可以担任更好的领袖角色，而且可以把女性彼此支持的效果不断地扩散出去。
美国阿森纳国际基金会主席、世界女性未来发展学院驻中国代表处主任安德莉·科娜表示，“作为女性，要认识到我们的潜能对于社会有好处，对于企业有好处。”
科娜认为，要促进性别平等就要放大彼此的声音，给予女性更多的支持，技能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学习，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并且要了解需求在哪里，压力在哪里，我们彼此支持。” 政府与企业的支持
陆晓禾说，现在社会提供了很多渠道，帮助女性完善自己、提高能力。在她看来，妇联在性别平等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从1910年美国芝加哥妇女的呐喊到2015年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性别平等之路历经百年。1995年，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至今也已经21年。近年，最具市场活力的企业纷纷加快推进履行社会责任，无疑为推进性别平等注入了新的力量。
论坛上，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介绍了上海市妇联近年来在参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进程中并行推进性别平等的认识、项目和举措。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评估结果显示，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为39.8%;应届毕业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为96.7%，与男大学生持平;新增女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7年，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为11.1：10.4;男女收入比为100：83;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合同签订率为95.87%;国有企业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为20.1%，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女性比为16.6%。
妇联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看到来自两个层面的挑战。徐枫介绍道，一是在企业层面，最为突出的是极少有企业认识到性别平等在企业发展中的内涵和作用，往往以对女性的劳动保护等替代，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到性别平等能够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二是在社会层面，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仍然存在，以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隐性的就业歧视、职业发展的缺席、男女职业隔离和收入差距、事业和家庭冲突等仍然不同程度地横亘在女性发展的路上。
“我们深知以性别平等视角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是一项十分重要且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将持之以恒，联合有关方面，通过培训引导，破除企业和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狭隘认知;通过建言献策，推进完善保障妇女发展的合法权益;通过协调解决重点案例，促进企业增进性别平等意识和相关工作机制;通过学习借鉴和培育宣传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性别平等的企业典型，引导和激励企业积聚起积极、全面、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徐枫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