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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中央医疗保健机构创建初期，力伯畏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她担任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自杀之际，她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医务工作者。
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开国元勋住在北京东城东交民巷，其中有一位曾是党内风头甚健的人物，他就是1953年趾高气扬地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
高岗来到北京后，他的医疗保健就归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管，我就直接负责过他的医疗保健工作，而且他自杀的时候，我是最早得知消息，也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医生。
我后来才知道高岗自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用手枪自杀未遂，第二次是吞安眠药。他第一次用手枪自杀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到现场是他吞食安眠药那次。此前他在党内受到批评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现场看到的情景，感到很意外。
高岗在党内受到批评，根源于他个人权力欲望的日趋膨胀，以及由他挑起的党内一系列纷争。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时希望他们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但高岗执迷不悟，于2月17日以自杀抗拒党的批判挽救。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奋力阻止，夺下了高岗手中的枪，使其自杀未遂，继而受到党内更深入的揭发批判。
1954年8月17日那一天，正好赶上我在中央保健局的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钟，办公室人员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急着要找傅连暲。但当时傅外出了，我就接听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并没有详细讲清楚高岗的情况，只是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可究竟怎么引起的，他们说不清楚，所以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我从电话中感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但我根本无法预料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从高岗受到党内批评到第一次自杀未遂，到这次来电话，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对高、饶的揭发批判，始终是在党内高层进行的，一点也未向广大中共普通党员及中、基层干部透露。
毕竟，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因此还是能先于一般干部和党员耳闻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高、饶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但不该问的不问，一直是我们必须恪守的规范，所以我们对高岗到底为什么受到批评，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具体情节，从未深问，也不清楚。而且只要我们没有接到关于把某某人从中央保健局保健对象名单上划掉的通知，就依然要像往常一样，为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正是基于得悉点滴风闻、又不全然清晰情势的状态，当我听到来自高岗身边工作人员的告急电话，第一反应是不能自己单独前往，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一起去现场。
我随即拨通了当时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说：“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您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苏华也听说了有关的情况，因此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
给计苏华打完电话，我又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要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及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后，我从卫生部要了一辆车，从弓弦胡同出发。我们的车先开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并把洗胃设备搬到车上。随后，就朝东交民巷8号院疾驶而去。
北京医院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很快就到了。我和计苏华下车就直奔高岗的卧室。到现场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已没有意义和必要了，所以尽管我们带来了洗胃设备，却没有派上用场。
很快，苏联专家也赶到了，我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我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现场的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按以往的规定，高岗的秘书随即通过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同时也向中央保健委员会的负责人做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我印象中，当时公安部保卫方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现场。
高岗虽于1954年8月17日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但中共中央直到1955年3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才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于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决议》。我也是到了那时，才比较清楚地知道高岗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责任编辑/亚闻)(电子邮箱：2003xyw@163.com)
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开国元勋住在北京东城东交民巷，其中有一位曾是党内风头甚健的人物，他就是1953年趾高气扬地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
高岗来到北京后，他的医疗保健就归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管，我就直接负责过他的医疗保健工作，而且他自杀的时候，我是最早得知消息，也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医生。
我后来才知道高岗自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用手枪自杀未遂，第二次是吞安眠药。他第一次用手枪自杀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到现场是他吞食安眠药那次。此前他在党内受到批评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现场看到的情景，感到很意外。
高岗在党内受到批评，根源于他个人权力欲望的日趋膨胀，以及由他挑起的党内一系列纷争。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饶漱石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时希望他们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但高岗执迷不悟，于2月17日以自杀抗拒党的批判挽救。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奋力阻止，夺下了高岗手中的枪，使其自杀未遂，继而受到党内更深入的揭发批判。
1954年8月17日那一天，正好赶上我在中央保健局的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钟，办公室人员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急着要找傅连暲。但当时傅外出了，我就接听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并没有详细讲清楚高岗的情况，只是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可究竟怎么引起的，他们说不清楚，所以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我从电话中感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但我根本无法预料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从高岗受到党内批评到第一次自杀未遂，到这次来电话，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对高、饶的揭发批判，始终是在党内高层进行的，一点也未向广大中共普通党员及中、基层干部透露。
毕竟，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因此还是能先于一般干部和党员耳闻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高、饶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但不该问的不问，一直是我们必须恪守的规范，所以我们对高岗到底为什么受到批评，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具体情节，从未深问，也不清楚。而且只要我们没有接到关于把某某人从中央保健局保健对象名单上划掉的通知，就依然要像往常一样，为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正是基于得悉点滴风闻、又不全然清晰情势的状态，当我听到来自高岗身边工作人员的告急电话，第一反应是不能自己单独前往，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一起去现场。
我随即拨通了当时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说：“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您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苏华也听说了有关的情况，因此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
给计苏华打完电话，我又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要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及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后，我从卫生部要了一辆车，从弓弦胡同出发。我们的车先开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并把洗胃设备搬到车上。随后，就朝东交民巷8号院疾驶而去。
北京医院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很快就到了。我和计苏华下车就直奔高岗的卧室。到现场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已没有意义和必要了，所以尽管我们带来了洗胃设备，却没有派上用场。
很快，苏联专家也赶到了，我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我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现场的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按以往的规定，高岗的秘书随即通过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同时也向中央保健委员会的负责人做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我印象中，当时公安部保卫方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现场。
高岗虽于1954年8月17日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但中共中央直到1955年3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才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于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决议》。我也是到了那时，才比较清楚地知道高岗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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