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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屈原之后，那么多的谪诗人，那么多的落魄文人，都在不知不觉地续写《离骚》。《离骚》也是一种乡愁啊，既是对天水相隔的故国的乡愁，更是对心目中的理想国的乡愁。屈原一步一回头，在他忧伤的回眸中，故国已被大大地美化了、诗意化了，变成了理想国，遥不可及，而又牵肠挂肚。唉，他不仅被国王贬谪到远方，成为一个边缘化的人，同时也被理想国驱逐出境。他所谓的美政理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他承受着双重打击：故乡的远离和理想的破灭。
谪诗人都是谪仙人，都是梦碎了的人啊。屈原与李白谁更伟大？谁更能代表中国？
如果说李白是谪仙人，屈原则是谪仙人之父，是中国谪诗人的祖师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屈原早就这么想这么做了。这两句话简直是屈原的写照，同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屈原最早使苦难成为诗的花边，使诗在层出不穷的苦难中获得超越。是的，苦难可以导致诗人一蹶不振，甚至毁灭，诗却是不死的。不朽的诗可以使死了的诗人复活，乃至永生。
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前，屈原就驾着飞龙游天了，驱云役神，《离骚》最早展示了诗人的梦游。梦游的诗人才能写得出上天入地的神曲。屈原打开了中国诗人超常想象力的瓶塞，把飘飘欲仙的灵魂给释放出来了，吸风饮露，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个意义上，屈原绝对是李白的先驱。
屈原与李白都是多愁善感的，为了忘忧而寄情天地、浮想联翩。说到想入非非，李白并不比屈原逊色，但在发愁的质量上，李白还是稍逊一筹，因而无法超越屈原思想的高度。屈原和李白的诗篇都带有自画像的性质，屈原塑造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李白的愁思虽然翻江倒海，大抵还是为个人遭际的不平而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仅凭屈原的这一把眼泪，就使李白的情天恨海变得轻飘飘了。一个是大我的忧愁，一个是小我的忧愁，屈原心里装的东西肯定比李白要多一些，虽然屈原的泪、李白的酒，一样能醉人。
幸好苍天不负诗歌，屈原忧国忧民的泪腺，后来在杜甫身上获得了遗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形中在继承屈原的精神遗产。杜甫也在为众生而流泪，后世的很多诗人都在为众生而流泪，这种眼泪的源头是屈原。屈原最早奠定了诗人作为“天、地、人”代言人的位置，以博大的同情心而获得无冕之王般的崇高感与神圣使命，不仅为天地立言，更要为众生代言。
哪怕是一个谪诗人，一个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贫困诗人或落难诗人，只要放眼天下、情系苍生，就能够写出感动人心的好诗，并以此捍卫自己作为诗人的特殊话语权。我说这些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是，无论李白还是杜甫，身上都有屈原的影子，把李白与杜甫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屈原。屈原既出世又入世，既有李白的仙气，又有杜甫的人性。屈原把理想與现实揉到一起了，而又天衣无缝。你可以把他的正面、侧面或背面，把他的某一方面发挥到极致，这已是莫大的成功，却很难企及他的全部。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诗人，他一出现，就塑造出一个全面而完美的诗人形象，那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最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仰望着他，就可以让我们长高。屈原，中国诗歌史的原动力。不管李白还是杜甫，乃至后世的诗人们，或多或少都从屈原那儿汲取了力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中国诗人的形象，屈原是第一版。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属于再版或重印，不过是强化屈原留给世人的印象，很难突破他的精神海拔，很难刷新他的纪录。
屈原的大境界来自他的大情怀，屈原的想象力来自他的生命力，他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以烈火煎熬般的生命为推动为代价，登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顶峰。理想与现实，在屈原的人生与诗篇中，呈现为酷暑与严寒，都非常人所能忍耐。没下过地狱，没上过天堂，就不知道神曲是怎样炼成的。而屈原，把天堂与地狱打通了，打成一片了。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是李白在《江上吟》中对屈原的评价。能让狂傲的李白佩服到这种程度，恐怕只有屈原了。这个李白，即使面对孔子，都不会如此肃然起敬：“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屈原的诗是让李白服气的。而孔子不是诗人，与诗的缘分是编了《诗经》，属于诗歌编辑一类。在孔子与屈原之间，李白自然觉得跟屈原更亲近，他希望自己的诗也能步屈原之后尘，与日月共争光。还有一位谪诗人苏东坡，更是声明自己只崇拜一个偶像：“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近代的苏曼殊说得更极端：“一个人在三十年前不读《离骚》是应该死的，没活气了。三十岁以后读了《离骚》不能替国家死，也是没有活气的。”
跟屈原相比，我们这些人真像白活了，披着诗人的外衣招摇过市，纯粹沾了屈原巨人时代的光。唯一庆幸的是心中还有屈原在，才不至于无限地渺小下去。
（编辑/张金余）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屈原之后，那么多的谪诗人，那么多的落魄文人，都在不知不觉地续写《离骚》。《离骚》也是一种乡愁啊，既是对天水相隔的故国的乡愁，更是对心目中的理想国的乡愁。屈原一步一回头，在他忧伤的回眸中，故国已被大大地美化了、诗意化了，变成了理想国，遥不可及，而又牵肠挂肚。唉，他不仅被国王贬谪到远方，成为一个边缘化的人，同时也被理想国驱逐出境。他所谓的美政理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他承受着双重打击：故乡的远离和理想的破灭。
谪诗人都是谪仙人，都是梦碎了的人啊。屈原与李白谁更伟大？谁更能代表中国？
如果说李白是谪仙人，屈原则是谪仙人之父，是中国谪诗人的祖师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屈原早就这么想这么做了。这两句话简直是屈原的写照，同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屈原最早使苦难成为诗的花边，使诗在层出不穷的苦难中获得超越。是的，苦难可以导致诗人一蹶不振，甚至毁灭，诗却是不死的。不朽的诗可以使死了的诗人复活，乃至永生。
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前，屈原就驾着飞龙游天了，驱云役神，《离骚》最早展示了诗人的梦游。梦游的诗人才能写得出上天入地的神曲。屈原打开了中国诗人超常想象力的瓶塞，把飘飘欲仙的灵魂给释放出来了，吸风饮露，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个意义上，屈原绝对是李白的先驱。
屈原与李白都是多愁善感的，为了忘忧而寄情天地、浮想联翩。说到想入非非，李白并不比屈原逊色，但在发愁的质量上，李白还是稍逊一筹，因而无法超越屈原思想的高度。屈原和李白的诗篇都带有自画像的性质，屈原塑造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李白的愁思虽然翻江倒海，大抵还是为个人遭际的不平而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仅凭屈原的这一把眼泪，就使李白的情天恨海变得轻飘飘了。一个是大我的忧愁，一个是小我的忧愁，屈原心里装的东西肯定比李白要多一些，虽然屈原的泪、李白的酒，一样能醉人。
幸好苍天不负诗歌，屈原忧国忧民的泪腺，后来在杜甫身上获得了遗传。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形中在继承屈原的精神遗产。杜甫也在为众生而流泪，后世的很多诗人都在为众生而流泪，这种眼泪的源头是屈原。屈原最早奠定了诗人作为“天、地、人”代言人的位置，以博大的同情心而获得无冕之王般的崇高感与神圣使命，不仅为天地立言，更要为众生代言。
哪怕是一个谪诗人，一个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贫困诗人或落难诗人，只要放眼天下、情系苍生，就能够写出感动人心的好诗，并以此捍卫自己作为诗人的特殊话语权。我说这些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是，无论李白还是杜甫，身上都有屈原的影子，把李白与杜甫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屈原。屈原既出世又入世，既有李白的仙气，又有杜甫的人性。屈原把理想與现实揉到一起了，而又天衣无缝。你可以把他的正面、侧面或背面，把他的某一方面发挥到极致，这已是莫大的成功，却很难企及他的全部。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诗人，他一出现，就塑造出一个全面而完美的诗人形象，那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最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仰望着他，就可以让我们长高。屈原，中国诗歌史的原动力。不管李白还是杜甫，乃至后世的诗人们，或多或少都从屈原那儿汲取了力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中国诗人的形象，屈原是第一版。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属于再版或重印，不过是强化屈原留给世人的印象，很难突破他的精神海拔，很难刷新他的纪录。
屈原的大境界来自他的大情怀，屈原的想象力来自他的生命力，他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以烈火煎熬般的生命为推动为代价，登上了高处不胜寒的顶峰。理想与现实，在屈原的人生与诗篇中，呈现为酷暑与严寒，都非常人所能忍耐。没下过地狱，没上过天堂，就不知道神曲是怎样炼成的。而屈原，把天堂与地狱打通了，打成一片了。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是李白在《江上吟》中对屈原的评价。能让狂傲的李白佩服到这种程度，恐怕只有屈原了。这个李白，即使面对孔子，都不会如此肃然起敬：“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屈原的诗是让李白服气的。而孔子不是诗人，与诗的缘分是编了《诗经》，属于诗歌编辑一类。在孔子与屈原之间，李白自然觉得跟屈原更亲近，他希望自己的诗也能步屈原之后尘，与日月共争光。还有一位谪诗人苏东坡，更是声明自己只崇拜一个偶像：“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近代的苏曼殊说得更极端：“一个人在三十年前不读《离骚》是应该死的，没活气了。三十岁以后读了《离骚》不能替国家死，也是没有活气的。”
跟屈原相比，我们这些人真像白活了，披着诗人的外衣招摇过市，纯粹沾了屈原巨人时代的光。唯一庆幸的是心中还有屈原在，才不至于无限地渺小下去。
（编辑/张金余）